张宏杰

　　一

　　湘军的意外堀起，使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能够呼风唤雨、赢得八面逢源了，但实际上他的日子仍不好过。

　　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湘潭大胜之后仅仅九天，曾国藩在长沙给弟弟们写的信中就沮丧地说：“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又说：“余近来因肝气太爆，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也就是说，湘军筹饷的困难一如既往。曾国藩仍然经常和他人发生冲突，以致肝气上升，时常处于焦灼、愤懑之中。

　　问题的焦点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

　　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唯命是从。曾国藩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但在地方官员眼里却被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只是虚衔，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军事离不开民事，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却往往不予配合。

　　曾国藩需要实权，这一点皇帝心里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浅的咸丰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以前只知曾国藩胆子大，敢于撄皇帝之逆麟。这次才知道此人本领大，一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数万，所向披靡。如果他打败了太平军后反戈朝廷，那岂不是比太平军还难对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汉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满洲八旗的威信何在?

　　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天京脚下的满族将领收功。因此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

　　二

　　鉴于湘军是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咸丰皇帝命曾国藩出省作战，支援困境中的江西。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的江西巡抚陈启迈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地位等同绅士，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他对曾国藩、罗泽南等外省援军一贯指手划脚，呼来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为难。对此，曾国藩在奏折中有过这样的描述：“罗泽南克复广信以后，臣本欲调之折回饶州、都昌，以便与水师会攻湖口。陈启迈则调之防景德镇，又调之保护省城，臣均已曲从之矣。旋又调之西剿义宁，臣方复函允从，而陈启迈忽有调往湖口之信；臣又复函允从，陈启迈忽有仍调往义宁之信。”

　　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曾国藩没办法，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陈启迈的财政权。在他的带领下，江西通省官员与曾国藩针锋相对：曾国藩要对商人抽税，地方官员马上也抽，强分一杯羹，曾国藩要任用一个地方上的绅士，地方官就扣住不放，甚至对接近曾的绅士实施打击报复，盖有曾国藩关防的捐输执照，不被地方官员承认，说曾国藩“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又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等等，极尽侮辱玩弄之能事，大有挤垮曾国藩之势。

　　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连与曾国藩积怨很深的王珍也不无同情地说：“涤帅遭际若是，直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

　　最终，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太多，恐怕贻误大局”为由上奏参劾。咸丰阅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湖南的经历，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令他们变本加厉。

　　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甚至连曾国藩的兵勇也被人毒骂痛打，遭受侮辱。曾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回忆这段经历说：“江西数戴，人人以为诟病。”又形容当时的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

　　当然，使他“积泪涨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员的个人素质，而是咸丰皇帝对他的不信任。在籍之员出山带兵，本是出于对王室的忠心，不想皇帝却对他如此提防，曾国藩的寒心和委屈可想而知。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计隐忍，甘受煎熬，长年寸心如焚。曾国藩在日记中倾诉说：“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闻，浩然不欲复闻世事……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碧化苌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原所以一沈而万世不复者，良有以也。”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种种不平之鸣，证明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一向对曾国藩多加讥评的王闯运在编写《湘军志》时，也在日记中对曾国藩深表同情：“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惩苦，令人泣下……涤公言：‘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三

　　正在痛苦万分之时，曾国藩接到了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他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就把军队抛在江西，径直回到了湖南老家。

　　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能体谅他的苦衷，授与他职权。

　　在奏折中，曾国藩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

　　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但地方官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官员，而“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他“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捅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室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

　　他虽有保举权，但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徒有保举名，永无履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的部下“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

　　他直言不讳地说：“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住，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如果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在籍终制”，即不复出山。

　　曾国藩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皇帝却和曾国藩较上了劲儿。此时适值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有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成丰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儿把曾国藩打晕。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而他的那些宿敌。也就是长沙城中的湖南官员们闻听此讯却个个喜形于色。从传统伦理来说，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挟皇帝都有违臣道。以前曾国藩以唯我独忠之态居高临下、睥睨众人，而这次他们可抓住了把柄，跳脚大骂曾国藩假道学、假忠义。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卧病在床。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愧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

　　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本来是他赤手创建湘军。只手撑起了大清半壁江山。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以千总这样低级军官身份加入湘军的杨载福也已经升为二品提督，而他却仍然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升迁。在他离开军队的这段日子，湘军攻陷九江，杨载福、李续宾皆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太子少保，一时荣耀无比，只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冷冷清清地呆在家里，受人嘲骂。曾国藩虽被目为理学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极炽，荣誉感是他生存在这个世上的最主要理由。失去这个永垂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不懊悔莫及?!

　　曾国藩心情极度恶劣，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回有点儿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官员大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茬儿吆喝，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发生过口角。弟弟们走了后，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

　　被酷热击中的荷叶，夜半仍然如同处于火炉之中。彻夜不眠的曾国藩时而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缠绕在他心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处处感怀”，“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悔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怀吾弟不得相见一为倾吐”。

　　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渐渐地，他静下心来了。

　　曾国藩反思到，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翻阅旧日信稿，他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曾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仍是一副合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

　　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了这话他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悻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无及。”

　　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我近乎妒功嫉能，忮薄险很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恨不已……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

　　朋友们不能理解他，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身处局外?他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虽然耳熟能详，他实际上却没有真正做到过。

　　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的批评：“曾记成丰七年冬，余咎骆文耆待我之薄，温甫(三弟曾国华)则日：‘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确实，面对官场同僚，他的确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铁，话语如刀。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国荃、国华都不愿在北京和他一起生活。

　　反复地放电影，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之后。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时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四

　　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想在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

　　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首先，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

　　场上虚与委蛇的那一套“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叮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

　　启程前，曾国藩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指针”。到了长沙之后，他首先拜遍大小衙门，甚至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以前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精以稍息浮言”。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以前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个性太过突出，自然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令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然而，这番变化太过迅速，甚至引起了好友们的误解。郭嵩焘说：“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沈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

　　然而，这套儒道融糅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其次，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

　　曾氏早年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陈圣德三端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如咸丰三年十月，武汉被太平军围困，皇帝急命正在练兵的曾国藩去营救。曾国藩却因兵未练熟，装备未齐，拒不听命，说：“禾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当年十一月，太平军又进逼安徽省会，皇帝再次令他出师，他回复说：“不能草草一出。”惹得皇帝大怒，挖苦道：“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曾国藩接到批复，仍然拒不听命，与皇帝节节辩论，回答道：“皇上如果贵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受畏蓖不前之罪。”把皇帝顶得无话可说，只好让步抚慰他说：“汝之心可质天地，非朕独知。”

　　在皇帝拒绝授他督抚之权后，他所上的奏折更为意气用事。皇帝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一旦军情紧急，仍当即赴军营。曾国藩的复奏却称“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有为之地”，不能再出，且说：“自后不轻具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大有与皇帝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之势。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屡屡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初七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起程日程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出山之后不久，皇帝命他率部人四川。他不愿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再次，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人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得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曾国薄家书》)，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

　　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过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帽。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己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诂而预自缩手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在曾国藩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26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50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

　　最后，曾国藩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他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

　　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此辈暴庆险诈，最难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他以前对战争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主张各得所获，“以怜其贫而奖其功”《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五

　　经过数十年历练，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滑”了。

　　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

　　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密，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微服私访者，惊疑不已。

　　神秘人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览其“诏”，文中有时自称“予”，有时自称“朕”，“文理荒纰，字多讹误”，但字里行间，似乎又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内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送达京师治罪，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遂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遂不知下落”。

　　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

　　当然，最能表现曾国藩“老奸巨猾”的，当数对“李秀成案”的处理。

　　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所需要的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也表现出一派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之后，曾国藩却迫不及待地违反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早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献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

　　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将于当天将他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至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因此，李秀成临死前对曾国藩仍然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曾国藩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

　　一是关于洪秀全的死因，李秀成手迹本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甘一日亡”，说明洪秀全是病死的。而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却将这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的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的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的。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被俘与湘军毫无关系。所以曾国藩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1 9时至20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1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

　　六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曾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的英明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场，并不特别得心应手。他晚年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忧悒。”

　　最能表现曾国藩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裰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恭亲王奕诉之亲弟、同治帝之亲叔、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诉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醇邸慎所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竣拒之意显然。奕赧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但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又一次给了奕裸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

　　除了对奕淑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凛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因为这是扰乱专制政治秩序的举动。曾国藩基于王朝根本利益。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

　　“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之攻击不遗余力。

　　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但这种圆融并不是他本性中所有，而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生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早年不同的是，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就能迅速达到目的。不过他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的。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

　　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清史学家萧一山说曾国藩：“视军事政治为转移风气之手段，而军事政治并非其事业之目的也。所谓‘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欲获致贤养民之功，以尽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贵之义，国藩真正目的在此。”这句话，正揭出了曾国藩的深心。

　　七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意思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贼”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世俗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曾国藩回顾平生几次大堑，认为挫折是他最大的助力。他说：“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鼓励弟弟在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馁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己”，“凡事皆有极困板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因此，梁启超评价他说：“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英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编辑／蔡元元

　　读史札记

　　初入职场，谁无点儿“欲上青天揽明月”、“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与雄壮。但现实终究照不进理想中去，于是，你事事不入眼的耿直、磨刀霍霍大展拳脚的抱负，只能遭遇早已是定局的铜墙铁壁。若以一己之力对抗千鼎之钧，结果只能如“愤青”曾国藩，陷入江西困局，生活变成了“鸡肋”，甚至是一地鸡毛。

　　的确；滇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但一个智慧的勇士却更应该懂得明哲保身，应该能屈能伸、可进可退，不去做无谓的牺牲。或许多点回环往复、少点愤激苛责、突破小圈子、置身大环境，才能赢得进身之阶，才有掌握话语权的基础。反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