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的赵永勇很安静。
普通话里带着一些福建口音。他说自己是四川人,一直都是。
从大海边到川东小镇,回家的路,他走了18年。
21年前,还在上学前班的勇勇并不知道,那次赶场将永远改变自己的人生。
1994年,肖学琴31岁,大儿子勇勇7岁,小儿子宽宽5岁。
肖学琴与赵代富感情很好,丈夫勤劳朴实。在儿子們的记忆中,父亲的肩膀很宽阔,21年后,勇勇仍记得,被父亲扛在肩上一口气从山顶跑回家时,耳边的风声和自己的欢呼声。
肖学琴对儿子们疼爱有加,尽管两个小家伙很调皮,她却很少责骂。勇勇仍记得,生病时被母亲搂在怀中的温暖。这些记忆是他29年人生中,最温暖幸福的瞬间。
1994年7月12日是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永兴镇的逢场天。早饭后,肖学琴出门赶场,刚走出不远,发现两个儿子也跟来了。拗不过孩子们的坚持,她将兄弟俩带到了镇上。
那一天,永兴镇阳光正好,大街上挤满了赶场的人。兄弟俩看见母亲跟一位陌生人说了几句话后,便跟着他走进了一间临街的房屋。不久,另一个陌生人将兄弟俩也带了进去。
虽然收录机声音震耳欲聋,却盖不住母亲声嘶力竭的呼救。任凭兄弟俩哭着跪地哀求,两个男人依然将刀捅进了母亲后背。
那一天,永兴镇上共有4个小孩离奇失踪。
失去了妻子和孩子的赵代富,在苦苦寻找亲人一年以后,绝望地拿起笔,在家谱上颤抖着写下:“1994年7月12日,农历六月初四,妻子肖学琴、儿子赵永勇、赵永宽母子三人失踪。”写罢,已是泪流满面。
被卖到福建莆田的勇勇有了新的名字—— 徐扬。
在陌生的“新家”里,养父母从不告诉他来自何处。他曾多次逃跑,却从未成功。他每天干农活儿、赶鸭子,小学都未能毕业。
在众多的寻亲案例中,被卖的孩子往往被家里当作劳力,一般不会接受太多教育,会识字、能算账便足够。虽然被拐卖时,年纪尚小,并不知道自己父母和弟弟的全名,也不知家在何处,但在勇勇心里,家的印象却从未磨灭。他拼命地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忘记那间黑暗的小屋,不能忘记自己和弟弟被卖的经历。
年复一年,他凭着强大的绘画天赋,画了一幅又一幅画,反复记录着故乡的山水、街道、房屋,以及母亲遇害的场景。
“我害怕忘记,怕有一天找不到回家的路。”他说。
“妈妈还活着吗?弟弟在哪里?他们也在找我吗?”无数个夜晚,他将头埋在被子里,憋着哭声,枕着被泪水打湿的枕头入睡。一次高烧中,他还清楚地看见了母亲,他死死地抱着她,不愿撒手。
13岁那年,勇勇被养父母送到广东肇庆一个玉雕厂当学徒工。养父母希望他早日赚钱养家,而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 找到亲人。
勇勇最怕过年,工友们欢天喜地地奔回老家时,自己却无家可归。他也会装成开心的模样,买上车票假装回家。为了寻找弟弟,他走过了许多地方,却毫无线索。
2012年,勇勇在寻亲网站进行了登记。他的讲述让人瞠目结舌,真实性一度受到网友的怀疑。从儿时吃的折耳根、香肠,再到冬天屋内取暖的火炕,一点点累加的线索,将家的方向渐渐锁定到四川达州一带。志愿者们去了多个乡镇实地查找,未获进展。随后,达州市公安、民政等部门也发出紧急通知,排查情况。
2012年9月5日,达州市开江县一位热心人透露,1994年左右,该县永兴镇曾经有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同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过当地派出所再三核实,勇勇记忆中的所有细节与赵姓家庭一一对应。
2012年9月11日,在被人贩子拐卖6636天后,勇勇回到老家。在这里,他的名字叫赵永勇。老屋已被拆掉,永兴镇变了模样,18年来不变的是老父亲的等待。迟来的相聚让父子俩恸哭不止。
“勇勇,你妈妈去哪里了?”父亲的疑问彻底破碎了心中仅存的希望,直到此刻,赵永勇才相信,母亲已经遇难。父子俩遂向派出所报案。
凭着从7岁起就不曾磨灭的记忆,警方顺着赵永勇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肖学琴的尸骨—— 当年被害后,她的遗体被分尸、焚烧,埋在了案发小屋后的菜地里。
2013年,弟弟宽宽也被找到。2013年3月17日,赵永勇带着赵永宽回家。
“这条河还记得吗?那个山头记得不?以前我们经常去玩的。”眼前的一切让兄弟俩又沉浸在儿时那些清澈、明亮的回忆中。
“爸,我把宽宽带回家了。”
那一夜,箭口垭村鞭炮齐鸣,焰火冲天。
赵代富大宴宾客,紧紧抱着两个音容已改的儿子,哭得撕心裂肺。他说,最遗憾的是,这些年里,儿子们经历灾难、病痛、孤独、恐惧、绝望,从小孩长成大人,自己却永远地成了局外人。
2012年9月11日,接到赵永勇父子报案后,达州市公安局成立了“9·11”专案组。
2013年2月22日16时40分,专案组开始了对涉嫌杀害肖学琴、拐卖赵永勇、赵永宽的嫌疑人蒲际建的第一次审讯。
在嫌疑人的讲述中,当年杀母夺子的诸多细节浮出水面:
1994年5月,廖定杰向蒲际建借钱,蒲际建向他指了一条“生财之道”—— 拐卖儿童。
7月12日上午10时许,两人喝茶胡吹一通后,刚走出门就看到一个年轻妇女带着两个男孩迎面走来。蒲际建走上去搭讪,以给人捎信为借口,将她骗到了家里。他先与廖定杰一前一后地将她挟持进了里屋,再将孩子带进了房间。
进入卧室,蒲际建随即将收录机打开,并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他一步跨到肖学琴身后,猛地伸出右手,紧紧掐住其颈部,将其摔倒在地上。在廖定杰上来按住肖学琴手脚的同时,蒲际建随手从床席下抽了一把弹簧刀,对准其后背心脏位置连刺两刀。肖学琴马上停止了挣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接着,蒲际建将两个小孩关进了地下室。随后,蒲际建返回二楼,让廖定杰肢解尸体,自己放风。做完这一切,两人洗掉身上的血迹,换上干净衣服,锁好门窗,若无其事地到街上一家饭店去吃午饭。吃罢饭后,两人一起冲洗血迹。
第二天,两人一起将3个尸袋分3处,掩埋于房屋后院菜地内。
为了防止两个孩子哭闹,二人用黑夹子将孩子的嘴唇夹住,并将安眠药捣成粉,拌在孩子的饭里。
7天后的一个夜晚,二人又找来郑智现,三人一起带着孩子,星夜兼程,乘车到福建,来到莆田翁建和家中。翁建和是拐卖儿童的惯犯,其妻子也是早年从开江拐卖而来的。他们将两个小男孩關在屋里,由翁建和出面四处联系买主。
几天过去,一个女人一眼相中了年龄较小的宽宽,最后以7500元成交。临走时,兄弟俩哭成一团,死死抱着对方,不愿分开。
宽宽走后,勇勇以5800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徐金池。这户人家有两个女儿,徐金池盘算着等养子长大后与大女儿结婚。
2015年5月,杀害赵永勇母亲的蒲际建、廖定杰依法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
找到亲人后,赵永勇回到了肇庆,那里有他赖以生存的工作。赵代富在妻儿失踪后,绝望中又组建了一个家庭,如今与妻子在重庆打工。赵永宽在北京成家立业。一家人分居三地,依然隔着千山万水。
虽然已近30岁,赵永勇仍孑然一身。他说,常常半夜醒来,仍不知身在何处,找到心灵的家,路似乎还很远很长。
作为西部人口大省,四川一直是拐卖人口犯罪重要的流出地。虽然从法院审理案件看来,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并不意味着拐卖案件的绝对减少。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拐卖儿童犯罪案件涉及的人员多、链条长、地域广,侦查线索很容易中断,被拐儿童大多被卖到较为偏远的地区,加之犯罪的隐蔽性,买卖双方大都以隐名或虚假名字进行交易,即使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被抓获,亦无法查找收买方,且在案被告人供述的情形无相应证据予以印证,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打击收买方的难度,不能有效地打击买方市场,致使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
四川省公安厅正在侦查的一起拐卖儿童案中,嫌疑人交代,他曾拐卖20个儿童,但至今公安机关只找回3名。
买入地户籍管理混乱、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让解救打击工作难上加难。
在广东省汕头市某乡镇,干警们发现,当地5岁以下儿童进行户籍登记的寥寥无几。“很难想象,在经济如此发达的地区,户籍管理工作竟然呈现出如此落后的局面。”一名干警表示。
2009年,中国警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DNA打拐信息库。一旦父母报案孩子失踪被拐,或是警方在工作中解救被拐儿童,或在走访摸排中发现来历不明儿童,便立即进行免费采血,之后把血样送到全国指定的DNA实验室进行检验,并输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进行自动比对。目前该信息库已经成功帮助近4000个家庭团聚。
2010年,四川省公安机关建立起拐卖和失踪儿童快速查找和解救机制。近年来,现案基本都能及时破获,对时间久远、线索模糊的积案,公安机关也从未放弃查找。在一些高发买入地,公安机关还采取强制采血的方式搜集DNA信息。
然而,一些狡猾的买家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逃避采血,或用自己的亲生子女代替采血,使得被拐儿童的DNA数据难以入库。
“外向型的儿童是人贩子的首选目标。”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处处长蒋晓玲说,“一问便知小孩喜欢什么,买点玩具,给些吃喝便能轻易满足。当孩子要找父母时,人贩子便连哄带骗,甚至让孩子对其产生依赖。”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拐卖儿童犯罪的犯罪人手段虽然多样,但利用熟人关系作案却是其惯用的手法。因儿童及其监护人对朋友、邻居等熟识的人员往往缺乏防范意识,给人贩子留下可乘之机。
人贩子打而不绝,在一些偏远地区,贩婴黑色产业悄然兴起。2005年以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发生多起出卖亲生子女的案件,牵出多条贩婴黑色利益链。婴儿出生后,以运送一个婴儿1000元的报酬交由哺乳期妇女送往收买地。父母出卖孩子能得1万元左右,通过中间转手,价格会翻好几倍。
随着近年卖出地打击力度的增大,贩婴团伙又改变作案方式,将怀孕妇女直接集中到买入地,现产现卖。
1996年1月13日,美国阿灵顿市9岁的女孩安珀在家附近骑自行车玩,骑到了比往常更远的地方。8分钟后她便消失。附近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个男人强行将她塞进一辆皮卡车里,车在女孩绝望的尖叫声中绝尘而去。4天后,安珀的遗体在离家几英里外的一条小溪边被发现,惨遭割喉。
安珀的悲惨遭遇促成了美国“安珀警戒”系统的建立。儿童失踪时,紧急警报系统会通过商业广播电台、卫星电台、电视台,以及有线电视向全国发布,并同时会利用电子邮件及无线装置发布信息。专家指出,这一经验或许值得我国借鉴。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为打拐工作提供了新技术。目前,四川省公安厅正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一套寻人系统。一旦有儿童走失,所有安装该APP的手机终端都会自动推送消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动最大规模的人群成为“移动监控”,帮助寻找被拐小孩。
当前拐卖儿童犯罪之所以屡禁不止,买方市场的存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大多数买家出于延续“香火”、养儿防老等的考虑而非法收买男童;或因有儿无女,期盼儿女双全,非法收买女童。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同时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规定的或然性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失之过软”的情况。
一些法学界人士认为,之所以会有拐卖儿童这门“生意”,是因为现行法律对买家惩处过轻,他们呼吁应该修改相关法律对买家定罪,实现“买卖同罪”,这样才能有效遏制儿童拐卖。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指出,如果实行“买卖同罪”,势必会让收买者提高警惕,在收买儿童时隐匿真实信息,加大侦查难度,甚至不排除买家为了掩盖收买行为,杀害被拐儿童的可能。
解决人口拐卖问题远非解决法律条文规定那么简单,还涉及诸多刑法之外的社会问题。
但,人们始终相信,正义也许会迟到,却从不会缺席。
(责编:杨斯媛 shinrikamio@qq.com)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