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1864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陷落。从内忧外患中刚刚喘了口气的清朝官僚层,对洋鬼子又恨又怕。这时,英、法要求与清朝互派常驻公使,这一今日常见的重要外交措施,在当时被视为不可理喻的荒谬之举,只有思想开明的郭嵩焘答应前往,家里人以为他必会成为在匈奴牧羊的苏武,夫人自然不愿随同,他只好带个小妾前行。
临行之前,湖南士人一致认为郭嵩焘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扬言要开除其省籍。不想郭大人到了“鬼域”后,不但没有驳斥鬼佬那套玩意儿不适合于天朝,天朝自有特殊的国情,典章文物远胜鬼域,反而说人家朝野官民的文明程度很高。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被调回国内,回到省城长沙时,全城贴满揭帖,指责他“勾通洋人”。
戊戌变法之后,风气变了,年轻人留学、官员出洋考察成为时髦,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已成社会共识。于是乎,朝廷不得不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来纾缓民意。经老佛爷首肯,光绪帝发布诏书,选派五位大臣组成考察团,去英、美、日等国考察宪政。
最初确定的五位大臣是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左丞绍英。这几位并非酒肉饭囊,在当时清廷中还算是翘楚:载泽是“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久历部寺,颇讲新政”;端方是满蒙亲贵中有名的“少壮派”;徐世昌翰林出身,与袁世凯亦师亦友,后来当过一任民国大总统。不料考察团刚到天津站就被革命党人吴樾扔了炸弹,绍英受了重伤,行程便耽搁下来。不久,徐世昌改任新设的巡警部尚书,清廷便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充当。
尽管这些官员在同僚中算是见识不凡,可西方的宪政是个啥玩意儿,没人说得清。考察完毕后,他们必须要交考察报告,供皇帝御览,且让天下人评议。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可以搜索、下载,去外国图书馆临时抱佛脚拼凑也来不及,于是出发之前,足智多谋的徐世昌派探花出身,在戊戌变法中亲近康、梁而受到处罚的熊希龄,拿着大把银子东渡日本找枪手。
熊探花找到了谁?一个是他的湖南老乡、鼓吹君主立宪最起劲的杨度,另一位则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被清廷通缉避祸东瀛的梁启超。当时中国人里面,宪政知识能超过这两人的,恐怕再也找不出来了。后来,梁启超的捉刀文章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的捉刀文章是《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与《实施宪政程序》。有梁、杨两大才子当枪手,考察团没有了思想包袱,充分地在外国考察了一番。
实事求是地说,五大臣率领的考察团虽然也到过一些名胜地考察旅游资源,到过风月场所考察社会状况,但总体说来比现在多数公费考察团敬业。戴泽、端方回国后编著了《列国政要》,对其考察过的国家政府组织、宪法、法律、经济、教育等情况作了详细介绍,戴鸿慈写了一部《出使九国日记》,于1906年秋刊发,载泽亦有《考察政治日记》问世。
试问,今日多如牛毛的公费考察团,谁能找到梁启超、杨度那样的枪手?大部分时间花在夏威夷海滩、拉斯维加斯赌城的官员们,敢公布自己的考察日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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