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说在主流政治领域，侠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精神资源，发挥着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先锋作用，那么，在更为广大的社会文化领域，晚清同样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侠文化风气。

　　晚清社会的侠文化风气，仍然可以从世俗和先锋两个层面来看。在世俗层面，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文康《儿女英雄传》刊行和光绪五年(1879年)石玉昆的评书《三侠五义》出版之后，对于侠骨柔情的人格想象，对于清官义侠的政治想象，成为当时社会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想象出路。为什么在改良派和革命党人那里，都有对侠的深厚感情?这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的侠文化风气密切相关的。

　　但是，无论《儿女英雄传》也好，《三侠五义》也好，都是封建政治愚民式的主流文化。当新世纪的曙光到来之时，尤其是在谭嗣同和秋瑾先后“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后，侠文化就被时代潮流从封建辅助提升到了革命先锋的高度，为后来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做了充分的社会政治现实和文艺文化现实的铺垫。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他素来所崇尚的墨家游侠精神和日本武士道侠义精神基础上，伴随着他的“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开始了对于中国侠文化的现代改造，并成功地将“游侠”、“义侠”转换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武侠”。

　　二

　　20世纪以前，并无作为专有名词的“武侠”。“武侠”作为专有名词，始自日本。1 900年，日本科幻小说的鼻祖押川春浪发表《海底军舰》，描写俄罗斯南侵，一批日本志士在海底制造军舰，复兴帝国。到1907年，他写成了一个系列共六部小说，包括《海底军舰》、《武侠之日本》、《新造军舰》、《武侠舰队》、《新日本岛》、《东洋武侠团》，总名之为“武侠六部作”，而从1902年该系列第二部《武侠之日本》开始，就着力描写了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武侠精神。到1914年押春川浪去世，他在14年间共创作“武侠”小说18部。在《武侠之日本》中，主人公柳川阐述“武侠”的内涵说：“‘武侠是为维护自由、独立和人权而彻底对抗压制的精神，也是保护弱者的精神。为自己的利欲侵犯他国和别人的权利，这就是‘武侠的大敌。”建立在反侵略、反强权基础之上的“武侠”精神，也正好适应了中国在近代外忧内患之中奋起自强的需要。

　　梁启超在东京从中国传统资源和日本域外借鉴中寻求改良出路，撰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将侠义源流上溯到孔子，1904年蒋智由为该书作序，就引进了“武侠”概念，他说：“虽然，吾以为必有赴公义之精神，而次之乃许其报私恩焉。不然，彼固日日欲赴公叉，而适以所处之地位，有不能不报私恩之事，而后乃以报私恩名焉。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并进一步引申说：“虽穆罕默德、成吉思汗伟大之功业，又何难建设于吾人种之手，而又奚独让日本以武士道之名，使专美于地球也。”同时，一些小说序跋和评论也开始使用“武侠”一词，尤其是在对于《水浒传》的近代引申中最为突出。如1904年卧虎浪士为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作序说“《水浒》以武侠胜，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又如1905年定一在《新小说》第十五号《小说丛话》栏目中称《水浒》“遗武侠之模范”，并具体解释为：“施耐庵之著《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一为“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即民主主义；二为“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浣之祸”即民族主义。

　　虽然押川春浪的作品在日本被视为科幻小说，但和西方科幻小说基于科学精神不同，押川春浪的思想文化基础是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和从中国借鉴而来的游侠精神二者的结合，因此他将其作品命名为“武侠”，即“武士+游侠”的简称。武侠产生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之下，对于日本来说，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在忧患中对强国之路的探索。日本变法成功，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榜样，因此武侠也就成为中国传统近代转换的成功范例，被迅速引入中国。

　　三

　　武侠和睨清的本土侠文化资源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清官义侠强调的是道德，儿女英雄强调的是情怀，武侠则强调了用武力来行动，来促成“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革命党人就是典型的武侠，江湖帮会也纷纷投身到革命外围，武术之风作为摆脱“东亚病夫”耻辱而重树民族自尊也在社会上得到普遍推广，并直接促成了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诞生。

　　清朝统治者为了防止汉人造反，从清初就严禁民间练武。民间武术多以江湖帮会和民间宗教的形式秘密存在。直到19世纪末，八国联军入侵，义和拳才借抗击侵略的名义形成大规模的群众练武运动。但是，义和拳本身有诸多迷信成分，并非能够和侠文化接轨的武术。直到1909年，霍元甲在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把世代相传的“迷踪艺”公开传授，以武术教育为主要活动，倡导“尚武强国”，这才形成具有现代意识的“武侠”武术。

　　随着武术的普及和游侠精神的张扬，现代武侠小说在“武侠”概念进入中国近20年后，以《江湖奇侠传》的传统形态和《近代侠义英雄传》的现代形态在平江不肖生笔下同时出现，而平江不肖生兼具双重身份，他既是武术家又是小说家，既有日本留学背景又有湘西乡土背景，因此，武侠小说在他笔下的呈现，就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意义。《江湖奇侠传》的宗旨就是要写那些奇奇怪怪的事迹和人物而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而《近代侠义英雄传》，第一回即以谭嗣同的狱中绝命诗，引出小说的宗旨，“本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包括了大刀王五、霍元甲等近代著名的武者和游侠，但作者也清醒地明白时代变迁中的社会现实真相，所以，他在第七十五回中又借霍元甲之口说：“现在打仗全用枪炮，能在几千里外把人打死，纵有飞天的本领，也无处使用。”这是高估游侠的血的教训，正如上文所述，大刀王五营救光绪失败，反而加速了慈禧的反攻倒算。到这一步，武侠就不得不退居为一种文化人格与文化想象，武侠就不得不退出具体的社会实践层面。

　　也正是从这里出发，中国侠文化得以另辟蹊径。作为侠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剧作为具有充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大众叙事形式，曾一度面临被文坛扫地出门的“灭顶之灾”，由于梁羽生与金庸的崛起，武侠小说中出现了武林至尊笑傲江湖的鼎盛局面。而金庸是武侠小说公认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他对武侠小说的现代化转换，使武侠小说的文体意义得到极大提升。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郭靖，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宋史》卷四四九就有他的传。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四川守将吴曦叛宋的时候，郭靖是高桥地方的一个“土豪巡检”，他与众人被吴曦驱至白崖关(在今陕西洋县境内)时，对弟弟郭端说：“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投嘉陵江而死。历史上的郭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义士”，而在武侠小说中，他成了一个江湖上的“大侠英雄”，而且还在小说中成了具有历史高度的“民族英雄”，成了“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层累，最终由金庸小说完成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武侠大厦，进入到中国侠文化一个新的辉煌时代。

　　人，现在钦差为了中饱私囊，将部分权力转手给了他的门生过道台，过道台成为钦差权力的经纪人兼二级代理商。虽然按合法的权力分配，过道台并无半点参与查案的正式权力，但是现在，哪个官员有罪、哪个无罪、哪个罪重、哪个罪轻，还不是由过道台上下其手?这个时候，过道台是不是正式权力系统的候补道，是不是支应局、营务处的署任官，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私人身份——钦差的门生、钦差亲信的同年、钦差有意拉拢来的经纪人。过道台对经纪人“职责”的履行，当然是遵循隐权力法则，谁送了银子过来、谁登门请托、谁有关系网庇护，谁就可以得到法外开恩。难怪原来无人问津的家里如今变得“臣门如市”，说情的电报和信件也“足足积了一尺多高”。事情的结局，可想而知了：

　　正、副两钦差晓得大致已妥，便传谕随员们，把不出钱的人，逐日分班问案。丝毫不徇情面，该打的打，该收监的收监，好遮掩人家的耳目。如此者又有七八天。等到这边的人证问齐，那边过道台经手的银子也就送到了。正、副两位钦差。一面督率随员，查照原参各款，分别清理。哪个应该开脱，哪个应该参办，虽早有成竹在胸，只因头绪纷繁，断非一两天所能了事，因此又拟议了七八天，方才定案。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最后被参办的尽是“候补知县、佐贰太爷”等下层小官僚，而地方中高层，如道台、臬台、藩台、巡抚似乎都顺利洗脱了干系。这提醒我们，隐权力的能量巨大，但并不表示正式权力不管用，只不过在正式权力既定的条件下，有无隐权力对官员实际上能掌握多大实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正式权力大的人可能更容易营建半径更长的关系网络，从而假借到更多的隐权力。这大概也是浙江的道台、臬台、藩台们最终免于被参办的真实原因吧。

　　五

　　隐权力系统的存在对官场风气的腐蚀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上面“查参案”故事所揭示的：隐权力系统为钦差将正式权力体制内的纠错机制扭曲成私人的牟利工具提供了通道与载体。

　　隐权力系统显然破坏了权力监督的有效性。在中国传统的正式权力结构中，很早就出现了都察院、御史台、科道等旨在监督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但是，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皇帝要简放钦差，马上就有熟人通风报信；地方官为保平安，也绞尽脑汁寻找熟人请托。所谓熟人，就是隐权力系统中的庇护者。正式的权力当然可能会被滥用来假公济私，但是隐权力本身就是为了“济私”而出现的。

　　从更大的层面来说，隐权力系统也破坏了权力授受的公共性——不管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至少在形式上为进入体制的人创造了一个不因个人地位差异而特殊对待的相对公平的机会。但是，隐权力系统的生成，使得公共权力的获得不再取决于制度的安排，而是看你是否有关系、有背景、有后台、有门道、有面子、有人情，就如过道台在被发现与钦差有师生关系之后，才得以咸鱼翻身，从看管城门转到支应局、营务处任职。公职成了私器，只向特殊的关系户开放。

　　隐权力系统还破坏了权力行使的理性秩序，科层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理性化，私人的情感因素在公共管理中被控制在最低程度，但是隐权力却主要依赖私人关系网络的维持，并沿着这个网络而随意流窜，完全不受正式权力结构与制度程序的约束。如果说，以前的正式权力是专断的，那么隐权力无疑更加专断，其后果是强化了人们对私人的效忠与信赖，而削弱了对制度与程序的忠诚与信任。

　　最终，隐权力系统将破坏整个正式权力系统。晚清礼崩乐坏、纲纪松弛、国家控制力逐渐丧失，与当时隐权力的泛滥是不是有因果关联呢?

　　编辑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