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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精神:清末革命党人的人格支柱

时间:2023/11/9 作者: 百家讲坛 热度: 10758
每到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游侠都踊跃参与着革故鼎新的主流政治活动。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就曾经颁布檄文,征召“侠少良家之子弟”共襄盛举。李渊的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女儿平阳公主,女婿柴绍,都是当时的侠少首领。清朝末年,孙中山宣传民族主义,也曾在《建国方略》里专门谈到江湖侠客,他说:“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好。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

  而在革命党内部,以任侠敢死的精神勇于实践的,更是几乎成为普遍风气。1903年,壮游以山海、军人、游侠、社会、魔鬼五魂写成《国民新灵魂》一文说:“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以游侠精神为其他一切革命手段的人格支柱。许多革命党人,正是以这样的精神参与到摧毁清王朝的斗争之中。

  这时,西汉中期游侠盛行的刺杀手段成为革命党人的一种重要手段。首先是人们热衷于宣传暗杀手段,如蔡元培“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革命派主办的《民报》上,游侠和暗杀主题一度占到五分之一强,几乎满篇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人们认识到要变革必须推翻清王朝,暗杀成为普遍风气。1900年,史坚如暗杀两广总督德寿,未遂遇害。1903年,黄兴、龚宝铨、陈天华等人在留日学生的军国民教育会中,组织了秘密暗杀团。1904年,龚宝铨回国组织上海暗杀团,杨笃生、吴樾等人组织北方暗杀团。1905年,同盟会暗杀部门成立。到1910年,汪精卫等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十年之间,革命党人的暗杀有50余起。

  其中颇为壮烈的,比如极力主张“排满之道有二:一日暗杀,一日革命”的吴樾,1905年9月24日携带炸弹潜入北京正阳门车站,谋炸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结果因为人群拥挤,炸弹意外爆炸,27岁的吴樾肠穿肢断,壮烈牺牲。秋瑾闻讯,作长诗《吊吴烈士樾》表示要继承遗志:“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而最为惨烈的,则是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事件。当时,徐锡麟以安徽巡警学堂会办的职务为掩护,积极准备联络新军起义。7月6日,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徐锡麟上前向恩铭举手行礼,大声报告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趁恩铭惊愕之际,陈伯平向恩铭投掷炸弹,但未爆炸。徐锡麟随即从靴筒内抽出双枪,因为眼睛近视,只能连发,恩铭身中七弹,在抬回衙署后死去。徐锡麟带领学员奔向安庆军械所与清军激战,受伤被俘,当晚被斩首剖心。革命党人之所以如此壮烈敢死,其文化渊源正是古代刺客游侠的必死信念和殉道精神。

  二

  那么,什么是刺客游侠呢?

  上文谈到游侠在汉代有着独特的地位,到汉武帝大开杀戒之后,西汉游侠进入第二阶段,即轻侠阶段。

  历史总是在一张一弛中循环,经历了汉武帝、昭帝、宣帝的铁腕之后,汉元帝一改祖风,“柔仁好儒”,而游侠也因此得到再度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专业刺客杀手集团的出现,尤其是以京师为中心,他们以正当的工商业为掩护,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称为“会任”或“合任”。据王符的《潜夫论·述赦》记载,“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他们的利润极高,收取客户十万,而只付给一般杀手几千的报酬。他们手眼通天,和官府勾结,打探消息,特别是利用汉代朝廷频繁发布的大赦令,大钻法律空子,形成了一个极为“繁荣”的市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杀手集团,萧条期也有四五个。上至公卿显贵,下至市井百姓,都兴起了一股“借客报仇”之风。如西汉后期的一代大儒朱云,也曾“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

  刺客集团高度繁荣,甚至出现了体制化的严密分工。长安出现了一个集团,他们制做了三色弹丸,每次出发前,摸到红色弹丸的就去刺杀武官,黑色的杀文官,白色的为失手而死者治丧。每到傍晚,抢劫行人,刺杀官吏,长安城里,一时之间报警的鼓声不绝,官民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这些刺客游侠都有着必死的信念和殉道精神,而这种精神不仅激励着革命党人暗处的刺杀,更使他们在公开的层面,以游侠精神自励并鼓舞民众,策划暴动。正如秋瑾之女王灿芝在《先烈鉴湖女侠遗集序》开头所说:“清政不纲,豪侠四起,北有吴禄贞,南有徐锡麟,要皆身列戎行,义愤填胸,为革命之先导。”而在这些革命党人中,秋瑾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三

  秋瑾十多岁时就喜欢读剑侠传,尤其倾慕西汉大侠朱家、郭解的为人。但她在20岁时却嫁了一个纨绔子弟王廷钧,常有所嫁非人之叹。1903年,王廷钧以捐官任户部主事,27岁的秋瑾随夫人京。到北京后,秋瑾更加关心国事,接受革命思想,与丈夫产生冲突。1904年,秋瑾时常以男装出现,并作《宝刀歌》感叹“宝刀侠骨谁与俦”。与丈夫公开决裂,于是东渡日本,在横滨加入反清帮会三合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位列“洪门三及第”之一。1905年曾回国,并在上海加入光复会,从此改字为竞雄,号鉴湖女侠。此时,秋瑾侠义情结更盛,这一年开始创作弹词自传体《精卫石》,署名为“汉侠女儿”;年底回国后,第二年正月在绍兴照了一张男装照片,《自题小照》(男装)说:“俨然在此望何人?侠骨前生悔寄身。”1907年正月,秋瑾开始主持绍兴大通学堂校务,以此作为革命据点,秘密组织光复军,并作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负责人,准备联合各派革命力量,在旧历六月初十起义,不幸走漏消息,于六月初四被捕,六月初六凌晨被杀于绍兴古轩亭口,年仅32岁。

  如果说在谭嗣同的思想和行为中,侠义只是一种重要的辅助而非核心;那么,侠义精神在秋瑾等革命党人那里,则已成为主流精神层面。徐自华《秋女士历史》说:“其生平喜读游侠传,慕朱家、郭解者流,任侠好义,挥金如土,广交游,诚女界之豪杰。”不仅秋瑾自称女侠,“秋侠”、“秋女侠”、“秋瑾女侠”等更加成为天下通称。她和同道中人通信,如徐锡麟写信给秋瑾,开头即称“竞雄同志侠览”,末尾“即请侠安”。

  游侠精神成为秋瑾等革命党人的传统资源,其仗义疏财的精神成为革命党人拯救天下的抱负,其不畏死难的精神成为革命党人勇于牺牲的品质。和谭嗣同一样,在起义消息泄漏之后,已有人到绍兴通知秋瑾并劝她前往上海,秋瑾毅然拒绝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我决不离开绍兴,愿与男女两校共存亡。你回去同我们妇女同志说,要求男女平权,首先要做到男女平等的义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秋瑾毅然走向了绍兴古轩亭口的刑场。而她的义气侠风,确实也鼓舞着后来者一往无前地进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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