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那年,郑板桥与同邑的徐氏结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前一年,他才开始学画,不像多年之后,只要随手几笔兰竹,就可以换得银两。
郑板桥写《贫士》的时候,大概是有感而发的。那时,他自己想来就是这样的贫士吧。那诗里道,有一个贫士,生活窘迫,寒夜徘徊。忽然想到有一个好朋友,自料前去求助应不至于回绝。可是。“出门气颇壮,半道神已微”。果然,话还没出口,人家冷冷的脸色已把一切都说了。于是,“归来对妻子,局促无仪威”。好在,妻子不但没有唠叨,还好言安慰,并且典当了玉簪和衣服,以解燃眉之急。当此时,贫士很是感激。他想,我不知何时才得富贵,到时大概妻子也老了,但就是老了,我也不能喜新厌旧,抛弃糟糠之妻啊。
可是,郑板桥的妻子却真的等不及了,或者说她原本就没有等,只是太薄命,在郑板桥3 9岁那年,一病而殁。而就在第二年,郑板桥中了举人。虽说,这也没有什么大改善,但功名在身,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郑板桥没有忘记妻子在他人生最困难时,与他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所以,后来也曾在许多诗中都流露出对妻子的怀念,毕竟,郑板桥是有情之人。
可是,有情之人,多少有些泛爱。当然,一介寒士,也只能“发乎情止乎礼”,而有时,大概也仅仅是一种念想吧。想当年,与表妹王一姐也曾青梅竹马。那时,王一姐像个假小子,她的父母把她当男孩养。可是,两人虽小,却已通情。放学归来,郑板桥就常到王一姐处,试探她对自己的意思;而王一姐昵,也曾向郑板桥索要眉笔。可是,20年过去,这一切都变了。遥想那时,他只要有一点不如她意,她就脸涨得通红,装作一副可爱的生气样子。可是,如今相会,又到哪里再去寻找她的娇痴呢?——“今日重逢深院里,一种温存犹昔,添多少周旋行迹!”
是啊,人生怎禁得起时光的辗转、命运的周旋呢?当年的纯真,如今安在哉?本来嘛,他们是“中表姻亲”,从小就一起长大,还一起写诗作文。那时她的闺房,不需要燕子为他引路,穿过一重重的门,他也熟得很。可是,“朦胧劫数”,他们就稀里糊涂地分了手,却又“藕丝不断莲心苦”,为此而相思不已。“分明一见怕销魂,却愁不到销魂处”,只怕日后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失去了就不会再回来,就像人死不能复生一样。
是啊,当时年少春衫薄,而今聊发少年狂。郑板桥在扬州时,曾与一个朋友喝了很多酒,“携手玉勾斜畔去,西风同哭窈娘坟”。你想,两个儒门弟子,不去尊经崇圣,却携手去哭祭唐朝的一个不从权贵投井而死的青楼女子,其亦可哀也欤?
但是,也正是在玉勾斜,郑板桥邂逅了一段浪漫的爱情。那是农历二月,正是春渐暖花渐开的好时节,郑板桥想去玉勾斜看当年隋炀帝葬官人的遗迹。走了有十里的路,树木茂盛,居民渐少,远远地望去,在围墙竹树间有一株文杏,很是美丽,就叩门而人,在花下徘徊。这时,有一个老妇人走出来,捧着一杯茶,请他到茅亭小坐。谁知,茅亭壁间所贴的竟是他的词。郑板桥问老妇人:“认得这个人么?”老妇人答道:“听过他的名字,可是不认识这个人。”郑板桥微微一笑,说道:“这个郑板桥啊,就是我!”老妇人一时不知所措,真是喜出望外,哪有这么巧的,竟与写词人碰了个正着!她连忙跑出去叫起来:“女儿快来,女儿快来,郑板桥先生就在这儿!”这个时候已日上三竿,郑板桥肚子也饿了。老妇人拿出了点心,郑板桥很是高兴,边吃边闲聊。等吃好后,那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来了。见了郑板桥,拜了两拜,半是羞怯半是喜道:“久闻大名,很喜欢读先生的词,听说有十首《道情》,能为我写下来吗?”郑板桥爽快地答应了。那女子就拿出花笺、湖笔和砚墨,纤纤素手,为郑板桥磨墨,红袖添香,情意婉转。郑板桥写毕,意犹未尽,题了一首《西江月》送给她。那词道——
微雨晓风初歇;纱窗旭日才温,绣帷香梦半朦腾,窗外鹦哥未醒。
蟹眼茶声静悄,虾须帘影清明;梅花老去杏花匀,夜夜胭脂怯冷。
母女俩看了这一首词,都笑着明白了词中之意。郑板桥问她姓氏,原来姓饶;又问她年纪,女儿家正好17岁。她们五姐妹,她最小,四个姐姐都出阁了。老妇人道:“听说先生早已失偶,何不纳小女为妾,况且人也长得不算难看,又很爱慕先生。”郑板桥道:“我不过是一介寒士,哪能得此佳人啊?”老妇人道:“我也不要多少礼金,老来有个依靠就可以了。”郑板桥就答应了,又想了想说:“今年乙卯,来年丙辰,正是大比之年。后年是丁巳,如果考中进士,后年才能回来,能等我吗?”母女俩都说“能”,于是郑板桥就以所作赠词为聘礼,订下百年之好。
这一年,郑板桥43岁。
第二年,郑板桥果然高中,留在京师。当时,他喜不自胜,作诗曰:
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祥。
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
可是,就像许多旧式故事一样,饶氏一家却越发贫困了。母女俩典卖了花钿服饰,就连宅边五亩地的小园子也卖人了。那株文杏依旧,不知是否还姓饶呢?此心依旧,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当时鸳盟?难道文杏树下的一切,仅仅是一个美丽的佳话吗?而此时一个有钱的商人,又正好看中了饶五姑娘,想出七百金买她为妾。老妇人几乎动心了,可是饶五姑娘不肯,她正色道:“我已与板桥先生订下盟约,怎么可以背弃他呢?七百金也有用完之时。不过一年,他一定会回来,我要等他回来娶我。”此一番言语,不让人不动怜爱之心。
也真是一段传奇,且说有一个江西人程雨宸,经过真州(今江苏仪征)江边的茶馆,看到一副对联——“山光扑面因朝雨,江水回头为晚潮”,很是欣赏,无论文词也罢,书法也罢,都匠心独运,别具一格。一看落款,“板桥郑燮题”,很是惊异,问是何人。茶馆老板说:“等到了扬州,一问便知。”程雨宸到了扬州,果然打听到了郑板桥,只是郑板桥在京城,无缘得见。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程雨宸意外地打听到了郑板桥与饶氏的故事,很是为饶氏之举所感动,就有了成人之美之意。他素来豪爽,又慕郑板桥之才,于是拿出五百金给饶氏,先为郑板桥下了聘金。第二年,等郑板桥回来,又拿出五百金为郑板桥纳妇之费。郑板桥很是感激,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兄长。多年之后,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郑板桥悲悼不已:“传来似有非常信,几夜酸辛屡梦公。”郑板桥无法忘记他当年的雪中送炭,这比锦上添花不知要难得多少倍啊!
郑板桥是性情中人,并不道貌岸然。他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对歌童,对美女,也心旌摇动——只是自己老丑罢了。所以,并不迷恋而深陷其中。但是,对于饶氏,他还是别有一番深情的。娶饶氏十年后,他出任乡试考官,大概是看到这么多少年才俊,于是有感而发,记下了当年的这一韵事。
“是真名士自风流”,郑板桥可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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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和重用。所以曹丕一立为魏王,就立即封他为河津亭侯,并转任丞相长史,成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时,司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时处处受到压制的威胁,可以大显身手。他先是策划了以魏代汉受禅的“大略”,后又为魏文帝南征而“留守许昌,内镇百姓,外供军资”,并被魏文帝称为萧何之材。魏文帝病重时,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陈群为顾命辅政大臣,并诏告太子曹睿:“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显而易见,司马懿已跻身于曹魏政权最高决策者的行列。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司马懿这段时期的人生规划:
首先,曹丕能当太子、魏帝,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的应数司马懿(史书上虽没有清楚地描绘司马懿的种种谋略,但更显出了他的“阴”和“深”)。而曹丕本人对司马懿亦是非常感激,所以司马懿用不着再畏惧君主的猜忌了。加之,曹丕给了他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历史舞台,这对他成大器、胜大任是一种极佳的铺垫。
但曹丕一向喜欢耀武扬威、好大喜功,自己并无军事才能,却爱征战杀伐。于是,在武事方面,司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实学,任由这个虚荣心极强的君主去大出风头。他却埋下头来,扎扎实实担负起了丞相的重任,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树。这时候的司马懿不锋芒毕露,显得有些低调,是有原因的:虽说曹丕对他极为信任,但在军事大政方面,他还是偏向于倚重自己的曹氏宗亲。而司马懿也没有必要急于显出掌握兵权的意图——“先安内,后取外”,毕竟丞相之职对司马懿而言,亦可算是个不错的平台。
司马懿立身行事的特长,这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目光远大,计谋深沉,遇事主动,办事缜密,滴水不漏,毫无瑕疵。所以,他能在曹丕时期稳打稳扎地真正崛起,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曹丕死时,司马懿47岁。在曹丕为帝的这7年里,他迎来了崭露头角的辉煌时期,但他的舞台还不够广阔,他只能默默地在后方夯实着魏室的基业。他不甘于隐在幕后,他准备着走上历史前台大展身手。而这一机遇很快就到来了。
魏明帝时期
魏太和元年(227年),曹丕的儿子曹睿登基为明帝,正是他给了司马懿表现军事才能的机会。
当时,东吴孙权率领数万雄师围困了魏国的江夏城,并派大将诸葛瑾、张霸攻打襄阳城。司马懿立刻率军出击,大败吴寇,诸葛瑾逃走,张霸被斩。司马懿这一赫赫战功,立刻得到了回报,他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
至此,司马懿可以开府治事——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和统归自己指挥的军队,便可以培植自己的力量。作为曹丕“东宫四友”之一的老臣吴质也在曹睿面前称赞他“忠智至公,社稷之臣”,司马懿的威望日渐隆盛。
随着魏室最得力的宗氏大臣曹真的死去,司马懿开始在魏国军政界独领风骚。魏明帝对他的放手任用更加有利于他文韬武略的进一步发挥。在魏明帝时期,他从一个谋臣顺利转型为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武将,他深藏不露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明帝当政的13年里,司马懿南平叛臣孟达,西拒诸葛亮,北摧公孙渊,招招见血封喉、凌厉至极,连吴国国主孙权也不得不为之惧服,叹曰:“司马懿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
司马懿这时人生规划的重点是:用显赫的军事业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利用“养寇以自重”的策略来慢慢蚕食魏室的军政基业。
应该说,这时候司马懿的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维护魏室的一国之安,他早已开始着手实施“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平一天下”的大志与大略。他少年时代便“慨然有忧天下心”,到了接近老年时才终于获得了“为天下解忧,为万民解围”的机遇和条件。这个历程他苦心经营了整整37年!
首先来看司马懿军事上精彩的第一笔——旬月之间擒灭叛臣孟达。司马懿是精于使用急行军和潜行军的大师,当他陡然从天而降兵临上庸城下时,孟达还在做他的春秋大梦呢!于是,可怜的孟达便被他迅速而有力地一下扫平了,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用兵特色:静则隐于九地之下,令人无从发觉;动则发于九天之上,令人猝不及防。而从他与明帝论兵时的自言“凡攻敌,必先扼其喉而捣其心”,更见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直攻敌之要害。
但为什么到了与诸葛亮对阵时,他又不采用这种敏捷、果决、刚猛的战术了呢?原因在于,司马懿人生规划的重点并不是一昧炫耀军事才能,他要着手实施他“扫平三国,一统天下”的大略!
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祁山之战是一场持久战。司马懿从49岁打到55岁,整整打了6年,打出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盛誉,也打出了他“扫平三国、统一天下”的雄厚资本。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人们总以为司马懿的军事才能不如诸葛亮,处处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然而根据史书记载来看,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要弄清他们二人在祁山之战的真正目的。诸葛亮的战略目的很简单:攻下中原,消灭曹魏,光复汉室。司马懿的战略目的就复杂多了:一、挫败蜀军进攻;二、积蓄力量,取曹魏而代之;三、养兵千日,伺机统一天下。这多重性质的战略目的,让司马懿在表面上显得似乎有些被动,但他却做到了维持现状的第一步平衡战略:一方面防止诸葛亮获得大的优势,对魏国和自己造成致命的威胁;另一方面又不能击溃诸葛亮,还要保持诸葛亮的攻击力。“空城计”如果是真的史实,就验证了司马懿的这个平衡战略——所以,他宁可被部下称为“畏蜀如虎”,也不愿冲进西城小县抓住诸葛亮。真要是抓住了诸葛亮,司马懿就只能重复历代功臣“兔死狗烹”的戏剧性命运了。
第二步,司马懿实施了“偷天换日”的篡位战略。在祁山之战期间,他慢慢树立了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并肃清了军中的异己分子,重用牛金、郭淮等忠于自己的将领,夯实了自己的军权基础。当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叛魏时,魏国大臣很少有站出来反抗的,甚至连史书都是寥寥几笔带过。曹氏政权如同纸屋一般一下子就崩溃了,这个量的积累可不是司马师、司马昭当时所能造就的,应该是司马懿从掌握军政实权开始就着手为他们做好的铺垫。
第三步,司马懿已在祁山之战中开始积蓄“扫平吴蜀、统一天下”的资本了。他指挥大军与诸葛亮对峙,大战必避,小战必迎,以实战练军士,以实战养军威,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为将来消灭吴、蜀,统一天下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而魏国后期抗吴灭蜀的大将郭淮、王昶、邓艾等人,就是司马懿在祁山之战中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
第四步,司马懿已着手历练自己事业的继承者——他的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他将两个儿子带到祁山之战中,接受血与火、生与死的锻炼,为他俩将来顺利继承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做好了充足的素质准备。
这四步高招,是司马懿在祁山对峙中真正的事业,也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中的神来之笔。虽然他在和诸葛亮的对抗中,似乎没有取得表
面上的胜利,但他所有的战略目的都达到了。这便是他的最大胜利,更何况他还拖死了积劳成疾的诸葛亮。
诸葛亮死后没多久,司马懿刚一返回朝廷,就又被曹睿派往辽东攻打公孙渊。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远征战役,但用兵如神的司马懿只率4万人马,“往百日,返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彻底扫平了公孙渊,巩固了魏国的后方。
而这时曹睿已身患笃疾,一场朝廷权力交接战又拉开了序幕。司马懿煞费苦心安插在明帝身侧的“内应”——魏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拼死力争,将远在万里之外得胜归来的司马懿再一次推上了顾命辅政之位。至此,身为“三朝元老”的司马懿重返魏国政坛,新的征程在他脚下延伸开来。
虽然这时司马懿已年满六旬,但他雄心不减当年,积极准备着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吴国、蜀国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马懿的巨大威胁,然而一切都晚了,他们国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司马懿对敌了。
魏少帝曹芳时期
魏少帝曹芳时,司马懿站到了权力的顶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应该没有了。他挟“四朝元老”之威望,负伊尹、周公之才德,谁也不敢和他的远见卓识相抗衡。
另一个顾命辅政大臣曹爽害怕司马家族终有一天会垄断朝政,于是用欲抑先扬之术,敬事司马懿如父,推举他为“太傅”,外示尊崇,而实则夺了他的军政大权。
司马懿处空名而无实权,一晃就是10年。在这10年里,他处处示弱,隐忍不发,静观其变。果然,曹爽志得意满之后走向了狂悖与淫慢。他作威作福,秽政横行,以致大臣离心、物议沸腾,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
这是司马懿无法忍受的,他可以忍受曹爽夺权,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为,但他绝不能忍受曹爽毁掉他辛辛苦苦为魏国夯实的“一统天下”的大业根基。他为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志已不懈奋斗了近40年,怎么可能让无知小儿曹爽来阻断!
于是,“高平陵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曹爽一派被司马懿用雷霆手段一举摧灭。
司马懿在最后处置曹爽时,用了“斩草除根”之法,将曹氏宗亲翦灭殆尽。这一举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蒋济的反对,但他必须这么做。只有不留后患,才能保证朝局的稳定,况且,司马懿已走上了一条与曹魏政权决裂的不归之路。
公元251年,即魏嘉平三年,72岁的司马懿在除掉最后一个政敌王凌后,病死于洛阳,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司马懿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榻前说:“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
对于司马懿所言的“慎之”,也许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其一,让二子善理国政,不可以心生异志;其二,让二子善保国政,不可轻易托付他人。但是无论司马懿本人有没有异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他的不懈经营和艰苦努力,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从此对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势微而国家之势强,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专断。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公元262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刘禅降魏,至此,蜀汉政权历二帝,前后42年,终于宣告结束。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
公元280年,司马炎进讨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72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总结
司马懿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权谋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当然,这是他成功之后,人们给他定的性质。
人们会说,儒家以“忠孝”为本。司马懿本就不是魏之纯臣,也不尽忠于曹氏,怎么还能说他是儒家奇才呢?
其实,儒学的根基是一个“仁”字。司马懿除魏之苛政、抚民于安乐,这不是“仁”吗?司马懿消乱世之纷争,统一天下,拯万民于战火之中,这不是“仁”吗?——“仁”比“忠”更大,这才是真正的儒者应持的观点。
因为仁者无敌,所以司马懿无敌。
司马懿从一个有志有才的青年,到一个内政、军事名满天下的奇才,再到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英雄,这完全应归功于他的人生规划做得完美无缺。他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机遇期里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出手,而且一抓就是硕果累累,这是难能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他能忍:面对曹操的歧视和压制,他能忍;面对同僚的排挤和陷害,他能忍;面对诸葛亮的“巾帼之辱”,他能忍;面对小辈曹爽的欺侮,他也能忍。他人生规划中最璀璨的亮点,就是他的“忍”——坚百忍以图功业之终成。
可以说,一个“忍”字贯穿了司马懿的整个人生规划;一个“忍”字,造就了千古一帝司马懿。
编辑蔡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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