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鹏

　　长发，宽袍，玉珮，香草。

　　一片浩渺的大泽，一颗枯瘦的诗魂，一声回响天宇的太息，一弯跃向汨罗的弧度。

　　从此，牢固地占据在中国人文画卷的扉页，构成文人士子回望的最初诗境。喧闹的龙舟，香甜的粽子，则成为民间的普及版本，在戏与食中缅怀文化高层的洁净。

　　这一切，都只因为一个郁郁投江的人。

　　投江的是诗人，同时沉下的还有一个王朝。相对诗人瘦削的身影，那个硕大的王朝反而轻飘得没有了分量。

　　一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灭楚郢都(今湖北荆州)。62岁的屈原，于五月初五怀石自沉。

　　从那天开始，汨罗江就成为墨水的上游。也是从那天开始，一种有别于群体吟哦的《诗经》的确切人文造型，拔离大地，卓荦大端地端坐在了东方诗意的天空。

　　一个肉体，拽着一个国家的尸衣一同赴死，前者对后者来说，实在太微不足道。

　　一个楚国，却用一个屈原为之殉葬，又太过奢侈无当、太过焚琴煮鹤了。

　　时间的淬砺，会将当初悬殊对应的价值关系完全反过来。正像莎士比亚每次演出完毕，夜里还要为国王詹姆士一世站岗。今天，有谁会记得那个苏格兰跛子，而亘古铭记的对象则是开启人类心灵的大师。用十个楚国，我们都合不得去换一个屈子。

　　而如果没有受谗放逐，哪有诗人蹀躞蹒跚的脚步?如果没有异国入侵，大厦倾圮，又哪里有诗人悲悒的吟诵?

　　庙堂不祀，故主魂销，楚怀王客死敌邦，而且是以不体面的囚犯身份死在镣铐之中，继任的顷襄王不思国仇家恨，频频向秦国递送着暧昧的眼神。昔日的万井笙歌已变为今天的河碎山破，昨天的心忧神焦已成今日的心死神散。望着秦兵的长驱直入，所有的黍离之悲、家国之叹已然喑哑。

　　家在哪里，国在哪里，情在哪里，恨又在哪里?

　　一切都不必计较了，一切也都不能计较了。那就收起此前《哀郢》的痛切、《怀沙》的凄楚、《天问》的愤慨，只将万千情绪化作《惜往日》的最后一份惋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然后，以身作祭，将自己永远地陪葬给念之、痛之、怀之、恨之的母国。

　　汨罗江在收留屈子的那刻，注定要淹没这个尚在苟延残喘的王朝。历史要用一个泱泱大国的完全消失，来回祭诗人，强化一种诗意的存在。让他的歌哭、他的诘问，永久响彻在中华文化的最尊贵之处。

　　果不其然。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虏楚王负刍，灭楚。

　　二

　　中华文化的原发性支点，可以找到很多，比如曲阜的学堂，比如宋国的漆园，比如西出函谷关的牛背，还比如驮经而来的洛阳白马，但诗的圣殿却具有唯一性，那就是楚。

　　我一直试图找出某种因缘，为什么屈原偏偏生于楚地，文质彬彬的第一缕诗魂为何最先飘荡在以“蛮荒”自称的粗粝之野?

　　别急着寻找答案。答案也许就写在线条刚硬的白水黑山里，就藏匿在栩栩如生的史册中。记载有限的王侯将相性格展示，很可能就是湮灭在历史背后的区域性集体人格的整体素描。

　　这样找着，就忽然忍俊不禁，或着急生气起来。为楚人天性中特有的率直与蛮横、鲁莽与刚烈、轻信与固执。

　　看到秦列为诸侯、晋庄伯弑主晋孝侯、郑侵周天子之田、卫弑其君桓公、鲁弑其君隐公，楚武王也想“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便讨伐随国。谁说我没罪呀，楚武王回答得相当可爱，“我蛮夷也，请尊楚”。你得向周王室说说，我也要成为诸侯。周王室不听，楚武王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

　　妄自尊大的宋襄公一心想当霸主，盟会诸侯。去否完全自便，但这却惹恼了楚成王，他几乎是跺着脚说：“我将好往袭辱之。”果然，他用亲自执导的“捉放曹”，给宋襄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形势教育课。

　　这些，都直指一个原因，即此地游离在儒、道、墨、法主流思想风化圈之外。所以才那么任性，那么鲁莽，那么不懂曲折委婉，那么憨态逗人，但同时也呈现了不矫揉造作、不拿腔使调、不曲意逢迎的天性自然一面，而这却正是诗萌生的最适宜温床。

　　这样的国度，便三分可气、七分可爱了。

　　三

　　终于，一个可爱的人走到了我们面前，这个人的出现，让刀剑森森、血雨腥风的春秋战国，陡然多了几许大道在心的脉脉温情。

　　在中国，诗人兼当帝王的人很多，如曹操、李煜；帝王级票友诗人也很多，如杨广、弘历。但并不写诗，却将政体、军务处置完全独抒性灵化的王侯，只有一个，他就是春秋最后一个霸主、仲尼先生一而再赞叹“贤哉”的楚庄王。

　　子曰：左丘明耻之，我也耻之。

　　我说：孔夫子赞之，我也赞之。

　　《史记》载：“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人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好生一个荒淫糜废之相。他只淡淡地说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苏从接着又来人谏了，他说没听到我下的禁谏令吗?但旋即“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悦)”。

　　青年即位，君权旁落，稍不留意便会被罢废，庄王只能佯装废弛，在暗中炯炯着目光，伺机而动。有谁知道，近两千年后幼年亲政的康熙，用终日与韦小宝练布库玩摔跤，来欺瞒战功卓著、党羽遍布的鳌拜，不是从他这里受到的启发呢?

　　庄王的率性，充分表现在饮马黄河之后的问鼎中原。如果说狼子野心，哪个诸侯国没有呢?他的可爱就表现在不懂敛己讳饰，也绝不顾忌他人指点，公然向周天子大臣王孙满问周鼎的大小轻重，并慨然说“楚国折钧之喙，足以为九鼎”。

　　绝缨宴的故事尤值一说。庄王在一次大宴群臣时，让宠妾许姬亲自为大家斟酒。突然一阵风将灯吹灭了，黑暗中有人乘机扯了许姬的手，挣脱中许姬扯下那人帽上的缨带，回到庄王面前告状，让庄王点亮蜡烛，找出非礼之人。庄王听完，却传命先不要点燃蜡烛，接着说，寡人今日设宴，与诸位要尽欢而散。现请诸位都去掉帽缨，以更加尽兴饮酒。七年后，楚庄王伐郑，一名叫唐狡的战将拼力死战，大败敌军。战后论功行赏，唐狡说他就是当初非礼许姬之人，今日之举全为报庄王不究之恩。

　　楚军围宋，前来为宋国送信的晋国大夫解扬被楚所俘。楚庄王开出条件，只要在宋国城下告诉他们晋国没派援军，就释放你。解扬答应了，但当他面对城中的宋国人时，却大声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晋国的援军正在星夜赶来驰援。犯死而不失使命，楚庄王敬意陡生，终于因其忠义放走了他。

　　被楚兵围城的宋国粮尽，城中易子而食，折骨而炊。宋国的华元出城，告诉了楚王实情。庄王说声“君子哉”，遂罢兵而去。

　　伐陈，杀徵舒。群臣皆贺，申叔时不贺。听完了申先生牛与耕田的道理，庄王慨然丢下到手的陈国，复国陈后。

　　克郑，郑伯肉袒牵羊来说，“君用怀怒，以及敝邑，我之罪也”。众人都说将郑伯杀掉，庄王说：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果断挥动令旗，引兵去三十里而合。

　　心不措乎是非，行不违乎道，他心中自有着无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迹象，翻手覆手之间，撒落的全是异于常人的大气象。司空图《二十四诗评》说，诗应当“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漫，万象在旁”，这难道不也是在说楚庄王吗?

　　不管五霸，还是七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胸有丘壑，气度超凡。而楚庄王屹立其间，最让人心仪。

　　四

　　一个难堪的事实是，秦楚旗鼓相当，为势均力敌的战国枭雄，可为何自庄王以降，楚面对秦时却常常疲于招架，乃至节节溃败?

　　为何一个气吞万里，剪灭群雄；一个疆土日削，兵钝军挫，最终走向灭亡?

　　表层的原因是秦国的连横政策，以及其六代帝王接力般矢志不渝地强根固本，而楚国除在庄王治下走上顶峰，后继者却一个赛一个萎靡不振了。

　　而深层的原因呢?外来人才被拒之门外，本国的人才相继远离。

　　其根源仍可以在地域人格上寻原因。率直而不讲策略，便是憨傻；固执而刚愎自用，必然愚蠢；轻信而失去分辨，肯定昏庸。当前辈的英姿一直被后人误解为世袭勋章时，自大与矜夸便滋生了，再加上原本就有的蛮横、鲁莽与偏执，这样的君王只能是浑蛋加莽汉。

　　同样受此地域人格影响的才能之士，则在怀才不遇或遭谗受谤时，大多呈现了血性、不屈与刚烈的一面。这样，在权力层与智能层便产生了一种长久对峙后的慢慢疏离——以君王为核心的庙堂日渐荒淫与昏聩，忠贞才干之士日益见弃而远走他乡。

　　那是个群星璀璨、人才大流通的时代，相继登台各领风骚的雄主，无一不受惠于国际化的智力支撑。

　　且看那支迤逦而来楚国的人才队伍：从魏国来的吴起想帮其变法；孔子曾欲在楚实现人生理想。廉颇终老于楚；田忌与孙膑曾因邹忌排挤。欲奔楚一展才华，甚至颠覆了楚国的仇八张仪，原本也想在楚为官施展抱负，后因在楚受辱才奔秦……很遗憾，他们统统被楚挡在门外，而取道他国。

　　再看楚国本土的世界级才能之士：被晋襄公起用的杞梓、皮革不说，单说伍子胥、范蠡、李斯。这是三个什么样的人?伍子胥乃伍举之孙、伍奢之子，昏聩不明的楚平王无端杀其父兄，乃至含冤出逃，最后统帅吴兵拔郢，范蠡人越，助勾践复兴，终于灭吴；李斯，在楚学成后入秦为官，他向秦献灭六国、成一统之策，为秦王政完成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他们最后都花落他家，才为人用，甚至成了母国的最致命敌人。

　　除了用一句“大公无私”来揶揄，楚国，你还有什么资格去与他国争锋?

　　岳麓书院门前有副著名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蛊。”这是嘉庆年间任岳麓书院山长的袁名曜与贡生张中阶联旬而成的，至今楚地人仍为此而沾沾自喜，以为是人文渊薮的历史见证。

　　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同志们显然长久没弄清字面下藏匿的原义。上联“惟楚有材”，典出《左传》，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于斯为盛”，典出《论语》，原句为“唐虞之际，于斯为盏”。

　　这里确实人才济济，但都被别人用走了，这里确实人文炳焕，但那是在唐虞之际。这样的解释未免太扫兴了，洞庭湖湘之地的饱学同道。乞谅。

　　五

　　永远不谅解的，是屈子。

　　生逢乱世，遭谗见逐，奋发于年少，颓弛在晚年，那是个人的遭际，诗人虽有怨，也是素月清辉的幽叹。而城破国灭、江山易帜、黍黎涂炭的现实，终于使他徘徊在大泽的脚步凌乱不堪。爱，已无所寄，恨，空惘虚渺。那就长嗟一声“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投下去。

　　当清冷的江水浮起他的长发时，他一定听到了楚狂士接舆唱给孔子的歌谣：“凤兮风兮!何德之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凤鸟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衰退?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算了吧，就算了吧。

　　波心月圆。缓缓沉下的是诗人，冉冉升起的是诗魂。

　　我打开书橱，捧出埙，向远方的夜，再次吹响那首呜咽的《哀郢》。

　　编辑正心

　　型。他要把杨名时作为政治批判的靶子，尽管缺乏充分的证据，但他已迫不及待地向全国臣民颁旨，宣称杨名时“怙恶不悛，大奸大恶”。

　　李卫告密与雍正明旨切责杨名时“大奸大恶”这两件事，都发生在雍正四年的十一月，因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李卫的诬告激发了雍正的愤怒。其实不然，李卫写告密折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日，雍正颁旨严责的时间也是十一月二十日。李卫当时在杭州，就算动用朝廷最紧急的六百里加急“军报”，送到北京大约也要五六天，而告密折是不能享受“军报”待遇的。因此，雍正下旨时，肯定还没有看到李卫的密折。他对杨名时的步步紧逼，是从政治斗争的全局出发考虑的，李卫充其量是为他效力的一条狗。

　　四

　　雍正五年三月，杨名时被解除云贵总督的职务，由皇帝宠臣鄂尔泰接任。虽然雍正仍保留他云南巡抚的官职，但这仅仅是个缓兵之计。此时的雍正正在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准备在遥远的南疆组织一场打击科举朋党、“歼其渠魁”的大战役。

　　关于审理这个大案的人选，雍正经过反复斟酌，认为：第一，绝对不能用进士，因为进士之间惺惺相惜，杨名时又是一个饱学硕儒，崇拜他的进士肯定不在少数，办案恐怕不会尽力；第二，不能用自己最宠信的人，虽然他们肯定会尽心竭力地审案，但审问杨名时这样一个政声显赫的清官，难免落下身后骂名。

　　从第二种想法可以看出雍正对忠于自己的宠臣袒护之深。这是由来已久的，在此之前，泄露密折内容，李卫比杨名时要严重得多。鄂尔泰说他“每有折件奉朱批，多半宣扬于众”，李卫以此来要挟周围的同僚，好像官员升贬之柄尽操于他一人之手。对此，雍正不但不惩治他，反而呵护有加，对参劾李卫的人说“李卫长处胜其所短”，而杨名时只泄了两次密，就成了“大奸之人”。

　　雍正五年，据说黄河呈现祥瑞，内外群臣都上表称贺，其中鄂尔泰与杨名时的贺表都没有按照老规矩来写。通政司照例题参，雍正下令议处杨名时，而不问及鄂尔泰。同一时间发生的同一性质的错误，为什么会有迥然不同的处理?雍正的解释是：鄂尔泰公忠体国，是纯臣，故不忍以小节加以处分；而杨名时“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所以仍对杨议处。如此强词夺理，这就是雍正所谓的用人“持平”之说。

　　正因为百般袒护，所以宠臣们愿意为主子效死力。而更能表现雍正善用权术，以获取亲信感恩之心的就是这次“杨名时案”的审理。此案事关云南的民心，稍有不慎就会落下千古骂名。雍正不愿亲自出面，也不希望亲信陷入这一并不轻松的重大案件中，毕竟尚无证据在手。最后，经过反复权衡，雍正选中了湖南布政使朱纲。朱纲出身小吏，与科甲集团瓜葛不深，加之办事干练，因此成了雍正手中的一枚棋子。

　　雍正五年二月，朱纲被召入京城，任命为云南巡抚，接替杨名时的职务。之后，雍正多次秘密接见他，面授办案事宜。朱纲深蒙皇上隆恩，自称“虽捐糜顶踵，难以报称”。雍正见他流露出一片奴才对主子的赤诚之心，十分高兴，让他办理完湖南的政务交接后即刻赶赴云南上任，与刑部侍郎黄炳一起会审杨名时。朱纲此去云南，连家属都没带，因为雍正口头允诺他，若办案办得好，结案后就将他调离云南，另有重用。

　　而此时的杨名时，已被解除一切职务，留在云南待命。从仕途的巅峰跌入低谷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他却未曾感到一丝一毫的畏惧，在云南当了这么多年官，他诚心诚意为百姓做事，对同僚下属亦是推心置腹，从未做过亏心事。前两年云南罹患水灾，堤坝被毁，百姓流离失所，他禀明朝廷，请求救济。可雍正以“各地库银亏空”为由，让他自筹资金解决。他绞尽脑汁，从盐商那儿借得了银两，救百姓于洪涝之中，此种大恩大德，百姓当然记得。他还千方百计革除雍正颁布的“摊丁入亩”政策的内在弊端，让百姓按“实有劳动力”缴纳钱粮，实实在在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他尊重下属，从不颐指气使、大声呵斥，对于下官的合理化建议，他总是从善如流，因此他问心无愧。

　　雍正五年十月十八日，怀揣特殊使命的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和钦差大臣、刑部侍郎黄炳在昆明会齐。毕恭毕敬地摆下香案之后，他们将皇帝的圣旨请出，并郑重其事地打开了一个密匣，取出了李卫的告密折子。接下来就有调查、讯问、取供、援律、定罪等程序在等着杨名时。朱纲早把台词都设计好了，单等着拿“套索”往杨名时的头上套下去。

　　然而，调查的结果不仅让朱纲、黄炳傻了眼，而且连远在北京遥控指挥的雍正也急得干瞪眼。原来，李卫搜索枯肠、好不容易罗织的杨名时的“四大罪状”竟是如此脆弱无力：参杨名时营私徇庇永平县令冯庆长“亏空库银四千两”一事，经查，实无其事；参杨名时与臬司江芑代顺宁知府范溥赔补亏空一事，经查，杨名时是拿自己的钱帮他填补亏空；参杨名时伙同江芭“外贩锡厂之锡”牟利入己一事，经查，又与杨名时无关；参杨名时徇庇科甲之事，经查，仅仅是推荐了几个科举出身的下级。这一切的一切，让朱纲明白：杨名时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官。要惩办他并不容易，而皇帝却非要惩办他不可，怎么办?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当朱纲、黄炳骑虎难下之际，忠厚而鲁拙的杨名时以孔子“三省吾身”的态度，十分诚恳地主动交待了自己的两个问题。

　　一是康熙末年他在巡抚任上共得“陋规银”八万余两。此事发生在“养廉银”之前，当时各省各级官员都接受“陋规银”，因为官员俸禄微薄，地方公费几乎为零，若无此项特殊进账，各级地方衙门不仅公务难以办理，连各级官员的日常生恬都难以维持。因这笔收入杨名时已于雍正元年七月向雍正皇帝原原本本、明明白白地汇报过，所以朱纲不敢贸然定罪。

　　二是在帮顺宁知府填补库银亏空之后，曾收过知府送的金杯一对、缎子四匹。杨名时的口供很快被知府范溥证实。此时的朱纲就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欣喜若狂。因为按照《大清律例》：“不法枉赃一百二十两以上，实，绞监候。”杨名时收下的金杯重十两，按当时的比价，十两黄金折合白银二百两，已经达到法令的处罚要求。朱纲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终于可以将杨名时定为死罪，终于可以向皇上交差了。

　　但是，朱纲深知自己此行的任务并不是将杨名时定罪这么简单。皇上惩办杨名时有一个深层意图——要剥下杨名时那张“假理学”的画皮。雍正认为，如果“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而成全了杨名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心愿，自己成了纣王，对自己的名声不利。但如果换一种方式，把重点放在“治其誉”上，不择手段地丑化他、作践他，让他的“假理学”形象大白于天下，当是人生一乐。雍正觉得不仅要让杨名时身边的人都觉得他是个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而且还要让他自己都自。。断形秽，精神萎靡、低声下气地乞求宽恕。

　　当雍正降旨要杨名时供认“巧诈居心”时，杨名时宁死不屈，坚决不承认自己是个奸诈之人。

　　再审，只见杨名时的双眼绽放出坚毅的光芒，他说：“身可折道不可折，气可挫志不可挫。老朽一生以诚为本，实心任事，以‘乡愿为寇仇，绝无‘巧诈居心。朱大人不妨明察!”

　　雍正不曾料到，在触及杨名时灵魂深处时，他的道义支柱依然坚挺。雍正对传统士人的劣根性了解甚多，他知道那些理学家必有言行不一的缺陷。他以为只要通过强势威压，就一定能榨出所谓理学家的虚伪与迂腐，谁承想竟遇上了一个坚如磐石的杨名时!

　　作为一个诚实的学道者，杨名时对圣贤经典确实下了一番切思苦索的工夫，他毕生以“诚”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诚”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背弃的道义上的承诺，是他宁可合弃生命也一定要坚守的“认罪”的底线。

　　雍正就是要突破他这最后一道防线，撕破他的理学伪装，从而把以杨名时为代表的名儒集团彻底妖魔化、丑恶化，把汉人科甲集团彻底驯化成自己的奴仆，就像李卫他们那样。他要在官场上彻底摧毁儒家道德所肯定的“海瑞形象”。像甘风池那样武艺高强的人被捕后，在李卫的诱逼之下，照样乖乖地乞求活命，他就不信治不了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书呆子。然而他哪里知道，一个真正有骨气的汉族知识分子，所进发出的精神能量远远凌驾于所谓的江湖侠客之上。

　　由于杨名时顽抗到底，钦案胶着。

　　朱纲初步审定，拟对杨名时实行绞刑，勒限一年，追银58439两(杨名时所得“陋规银”八万两，扣除弥补银厂亏空约二万二千两)。

　　这58000余两白银，早已在处理公务及日常生活中用掉，以杨名时为官的清廉，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皇帝特意颁旨，开恩减为3000两。

　　杨名时“先取邸中物，并脱夫人之簪珥充数，估直不满二百余金也”，卖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品，也只能偿还一个零头，杨名时的清廉名声，反而因此传播得更为久远。

　　此时，反倒是雍正捏了一个烫手山芋。杀吧，会成全杨名时“清廉而终”的好名声；继续羞辱吧，杨名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怎么办?

　　尽管刑部最终同意钦差审案大臣所拟的“依律拟绞”，但雍正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搁置本案。雍正心中有数：就凭收了下属一对金杯、几匹绸缎之类的小礼物就依法处绞，恐怕会贻笑大方，有失帝王的风度与襟怀。所以，雍正最终说了一句让人听起来意味无穷的话：“杨名时俟各案清结之后，再降谕旨。”了解内幕的人一听就知道，杨名时已经逃过一劫了。因为杨名时一案牵出了许多案中案，其中就包括李卫在云南时的经济问题。雍正肯定要庇护李卫，那么各案就永无了结之日。在这种情况下，杨名时终雍正之世，一直待罪云南。

　　杨名时蒙冤八年，心中却一直坚持着对“道义”的参悟与追求。为了生存，他在云南开馆授徒，讲解《大学》与《中庸》，听者云集。人们纷纷前来，就为一睹这根连皇帝也打不断的理学脊梁。

　　乾隆登基后，决定亲手解决这一悬案。他宣布给杨名时平反，并召令来京。乾隆元年二月，皇帝特赐杨名时礼部尚书衔，兼管国子监祭酒事，在上书房并南书房行走。杨名时任京官后，并没有因为自己已是75岁高龄而收敛锋芒，他仍心系云南百姓，总结自己在云南理政的经验，含蓄地反对雍正在云南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上书给新皇帝，提出“绥定苗疆方略”。

　　乾隆二年九月初一，杨名时病逝。乾隆称其一生“学问纯正，品行端方”，命加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赐谥号为“文定”，并加恩拨出专款，在杨名时的家乡为他建造陵园。乾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蔡世远说过的一句话：“今世而时时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这位年轻的、有儒家理想主义色彩的皇帝，终于肯定了杨名时对道义的追求，认为他这种行为是真诚的……

　　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