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因相貌丑陋而成为弃儿，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被遗弃时仅有三岁，后被湖北天门县龙盖寺智积禅师领回，抚养成人。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据此可推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
然而，中日两国专家组成的“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课题组日前对外宣布研究结果称，在浙江田螺山遗址距今6000年前地层中出土的一批树根经鉴定属山茶属树根，且人工种植的可能性很大，这使中国种植茶叶的历史有望上推千年之久。中国是茶的原产地，现今能考证最早对茶叶有文字记录的为《尔雅》，该书编写于约公元前100年(西汉时期)、距今已有2000余年。
春秋国君“亲临”淮河之滨
我国最早的唯一记述东方帝俊及其神系的《山海经》据传是伯益所作，他因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招为附马，赐姓为赢。禹之后，伯益即帝位，三年后为启所迫而退隐。周朝时，伯益后人造父受封于赵城，并获赐姓赵；后人非子受封于秦，袭赢姓；后人有封国钟离国(在今安徽临淮关一带)，文献少有记载。而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惊现了刻有“童丽君柏”铭文的铜器，表明墓葬主人应是“钟离(国)君柏”。从该墓葬的形制和规模来看，在钟离国存在的二百多年历史中，该国君在位时应是鼎盛期。
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这一成果列为2008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余五项为：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临潭县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云南剑川县海门口史前遗址、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
“娣硪”今年再奔月?
据史料记载，大羿统一了东夷各部落方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由于该国家为众多崇拜太阳的部落方国所组成，在《山海经》中被称为“十日国”，现在的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尧王城遗址为“十日国”的都城。大羿和她的妻子姮娥死后就葬在天台山上，当地人称之为大羿陵。姬娥后被演绎为飞天的嫦娥，《准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姬娥窃以奔月。”
近日国家有关部门表示，如一切顺利，“嫦娥二号”有望从原定的2010年底提前到今年年内发射升空。据透露，“嫦娥二号”的主要任务是要获得更清晰更详细的月球表面影像数据和月球极区表面数据。根据航天系统的安排，2012年前后发射“嫦娥三号”，2018年发射月球采样返回器。“嫦娥三号”包括一个月球着陆器和月球车，将实现月球软着陆和巡视探测任务。
九成人类语言将消失?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国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数目可能有130种之多。按通行的说法，中国各民族语言的系属，除朝鲜语和京语系属未定外，其余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不过现在19种语言已显露濒危特征、活力不足，73种已走向濒危或属濒危语言，8种已完全失去交际功能。
据统计，联合国注册的语言有6000多种，而全球97％的人使用的语言种类仅占全部语种的4％——也就是说，占全球人口3％的人说着全球96％的语种。“全球6000多种语言中至少有3000多种面临消失的危险，有报告预言到2050年，90％的人类语言将从地球上消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毕斯塔指出，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互联网以及全球化的冲击，正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
建设变化大国，必先扫除潜规则
郭建宁
所谓潜规则，是指拿不上台面，只能悄悄做，不能公开说，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和行为方式。但为什么如今潜规则却能摇身一变，成为似乎人所共知的“显规则”?不少人对此很是反感，为何却也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与转型，一些负面现象也开始出现，一些人的正义感和价值观逐渐迷失，开始信奉“没有对错，只有成败；没有是非，只有炒作”。再加上目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于是潜规则日益大行其道，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官场有官场的潜规则，商场有商场的潜规则，文艺界有文艺界的潜规则……
潜规则日益大行其道，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却是道德失范、社会失信、人文精神失落，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与和谐。建设文化大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潜规则必在扫除之列。
红薯造就“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时期工商业受政府极力遏制，与前代相比，唯一的发展就是人口显著增加了，而且是以往历史人口最高峰的四倍，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繁荣的社会时期。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人口盛世?比较清朝与明朝的农业生产，生产方式没有什么改变，唯一的改变是：番薯等从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在中国推广开了。而正是番著的推广造就了“康乾盛世”。
因为番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从而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了四倍多。另一方面，番薯还可以与小麦、玉米等其他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此举丰富了中国耕作制度的内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的亩产。
从番薯种植的这两个特点来看，清代耕地面积和人口都增加四倍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朝比明朝更适合资本主义萌芽生长
元朝国家形态有些类似于欧洲分封制的较为松散的封建帝国，元朝皇帝、宗室诸王、大小贵族、世侯和宗教喇嘛僧侣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分权制衡的结构，分权制衡的体制能够形成社会自由和新的社会阶层赖以生长的权力缝隙。比起遵奉儒家理学的大一统的明朝，元朝的体制更适合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和发展。另外，元朝统治者具有宽广的胸襟、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领导驾驭能力，招募了一个包罗蒙、汉、中亚穆斯林等在内的国际性幕僚团队，因此元政府的各项措施也必然比以往的中国朝代更能体现一种全球性的视野。可以说，元朝留下的是一个开放、进步、充满活力的社会，差一点就将中国带到了一条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的道路上去。
每个人都是华夏的图腾
郑和朋
中国人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可在刘邦之前，龙是生活在天上的，与人本无血缘关系。只是刘邦用无赖的手段抢了天下，唯恐天下人不服，就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是龙的儿子。因此，他便成了龙的传人，龙也成了封建时代皇族的图腾。
最近，有人认为龙图腾文化应由熊猫取而代之。这想法听起来很有新意，比起龙的威严，熊猫相对来说要平民化一些，但它依然是贵族的象征，从“团团”和“圆圆”去宝岛时周围围着很多官员可以看出，熊猫的身份是很娇贵的。但它也很憨厚，缺少拼搏精神，犹如中国现实中某些官宦子弟，依仗着父辈的功勋，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不是龙图腾文化的复本吗?
图腾只是文化的一种标志，但文化是由人民创造的，龙和熊猫的名称都只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之一，我们的先辈不小心将龙作为皇族的象征，而作为现今的我们何必再将熊猫作为贵族的象征呢?要知道，作为中国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华夏的图腾。
四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说：“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另一处是接受馈赠。六月初五的日记中记：“衡阳县大令沈明府送书来，言费鹤江都转(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有程仪银送余，存伊处。伊亦自有所赠，要余着人去接。”
四
除了借钱和接受馈赠，“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刚典当到手，这块地上的旧佃户与新佃户就发生了冲突，旧佃户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8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也就是说，他带领仆人把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县衙的有关部门。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又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但是否与典当土地有关不详。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29岁的新科进士曾国藩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解地方纠纷了。此时的他年轻气盛，甚至连父母官大人都已经不放在眼里。曾国藩五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他帮曾家说话，然而宋县官“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他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
绅士是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在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以至于费孝通称中国为“士绅社会”。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说：“有些绅士以裁断纷争和调解诉讼案件为业，从而获得固定的收入”，“这种绅士出现来排难解纷的事例在宗谱和方志中比比皆是，致使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绅士要比知县裁断更多的纠纷”。
后来，曾国藩屡次在家书中劝谏亲人不要插手地方事务。他苦口婆心地劝父亲和弟弟们不要包收国税，代打官司，并反复申辩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暑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这给人留下了他向来谨言慎行，不为此事的印象。其实，这只是他后来的认识，在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没少做。不过，此类举动并不招物议，盖因乡绅的一个重要社会作用就是“判断乡曲”。当然，这种判断背后所依倚的，显然是权力资源。况且，做这些工作从来都不是无偿的。事实上，“干预公事”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调解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气焰当然不同往日。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则记载，他寄存在刘蓉家的衣服，其中已有“灰鼠袍套一付，大毛皮袍，皮马褂”等贵重服装。没有当官前，曾家几乎没有人坐过轿子，但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去岳父欧阳沧溟家拜年时，已经俨然是一个标准的大老爷派头，“仆一人，肩舆八人”，八抬大轿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原来那些和曾家后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族人对“曾大老爷”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变。曾国藩六月初三日的日记记载，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以致曾国藩认为他“趑趄嗫嚅，村鄙可怜”。
总之，30岁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也无什么圣人气象。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一个和光同尘的庸员而已。
五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抵达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官宦生涯。
在湖南乡下，他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过往不过是些鄙儒，其中甚至还有“损友”。(《曾国藩家书》云：“兄常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大多故也。”)对儒学也并没有时间去研究。
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身上有许多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在北京的头两年，他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的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总结自己40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但这个日课并没有严格执行，虽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还是经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门拜客。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日记载，早饭后，张书斋、曾心斋先后到他家来。送走他们后，他写了十行字，又去会馆，“拜客数家”，然后又与7个朋友一起饮酒吃饭，饭后又去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家，一直聊到三更才回家。
翻开曾国藩的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见人围棋，跃跃欲试”，“说话又多戏谑”，“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心浮不能读书”，“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读书悠忽”，“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醒早，沾恋”，“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圈里却算是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居乡期间，因为小事能写信“让”县令，其不可一世、锋芒毕露的神气也可想而知。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曾国藩身上的处处锋芒。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己年，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在日记中，曾国藩记述道：“(好朋友陈源兖告诉自己)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惠太刻薄，须步步留心”。而另一位畏友邵懿辰也说他的缺点第一个是“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住、脾气火爆，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庆不顾，几
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与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普通人身上常有的第三个缺点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一是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二是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因此，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在日记中，曾国藩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除了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言不由衷外，聊着聊着，曾国藩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
又如“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席间，面谈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这样的记载可谓数不胜数。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都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以上三点，是曾国藩，也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缺点。除此之外，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
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然而，用圣人标准一衡量，问题就严重了。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如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在另一家见到了几个漂亮姬妾，“目屡邪视”。他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并直言自己“明知体气赢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曾国藩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下期预告]三十岁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也没有什么圣人气象。那么，曾国藩是怎样通过刻苦自修，脱胎换骨成为道德上的圣人君子呢?敬请关注下期精彩内容。
编辑蔡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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