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

　　欧洲的孔夫子

　　1767年的冬天，居住在法国、瑞士边境小镇费尔奈的伏尔泰收到了一封普通的来信，写信者是一位16岁的德国青年。他对伏尔泰极为仰慕，在信的开头说：“先生，请允许一位素昧平生的人从德国中部向您致敬。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对伏尔泰来说，这不过是一封每天都会收到的烦人的普通书信。但对遥远的东方世界而言，这封信里却蕴含了一个历史信息——在18世纪的欧洲，孔夫子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事实也确实如此。像所有中国士子一样，伏尔泰的书房里几十年如一日地悬挂着孔夫子的肖像。

　　在《哲学辞典》里，伏尔泰如此评价孔夫子：“我认真读过他的全部著作，并作了摘要；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了最纯洁的道德，而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货色。”伏尔泰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值得人们尊敬的时代，正是人们普遍遵从孔夫子的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而伏尔泰本人，正是孔夫子在欧洲的大弟子——18世纪的欧洲，也确实有人响应过伏尔泰的号召。德国美因兹地区的贵族曾下令在美因河边修筑一座小城，对新城的居民别无所求，只命令他们必须遵照东方圣贤孔夫子的教诲行事，“为人公正，信仰自由”。

　　1734年，元曲《赵氏孤儿》的法译本在欧洲刊载，成为传人欧洲的第一部中国戏剧。蹩脚的翻译者马若瑟神父不敢问津剧中的韵文唱段，只草草译出表达故事情节的旁白部分。尽管如此，读到这个剧本的伏尔泰仍然异常兴奋，随即以此为蓝本创作了另一出悲剧——《中国孤儿》。

　　伏尔泰为自己带有东方色彩的新剧作拟定的总标题意味深长：“五幕孔夫子道德戏”。他不止一次地明言自己创作此剧的目的是“大胆传授孔夫子的道德”。

　　剧作的历史背景被替换成了蒙古人征服南宋，但反面主角不是忽必烈，而是更为欧洲世界所熟知的成吉思汗。如果不是考虑到法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伏尔泰甚至打算在舞台上悬挂孔子的肖像，并让孔夫子的后代作为正面主角，以孔夫子的口吻直接对观众说教。

　　《中国孤儿》中，伏尔泰让史上最强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对战败了的中国士大夫们这样说道：“您是最权威的教官，请留在我的宫中教授法律；用理性、公正和习俗教化百官，使他们都像您一样高尚知礼；让被征服的民族统治征服者……你们战胜了武力，我该向你们深表敬意；我将成为榜样，身为统治者，我武器在手，归顺于你们的法律。”

　　在伏尔泰眼里，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以及在这些道德哲学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政治体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强大的东方文明面前，最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也必须低下他高傲的头颅。蒙古人用武力征服世界，基督教则用上帝征服蒙古人，400年前的罗马教廷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只不过他们没有成功；在伏尔泰的剧作里，孔夫子的儒学却成功了。

　　如果说唐代以前中国在西方的标签是丝、宋元时代是瓷的话，那么，17、18世纪的中国在西方的标签则是孔夫子。

　　上帝碰壁，孔子西行

　　再没有比孔夫子西行更具讽刺意味的文化传播事件了。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第一次向欧洲世界展示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中国：繁荣而富足、强盛而辽阔。不过，作为一名商人，他不关心大汗国度里的精神世界，游记中丝毫没有提及孔夫子的儒学；作为一家之言，游记在欧洲被视为幻想旅行小说，所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真正把孔夫子带回欧洲的，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

　　利玛窦一向以东方文化的仰慕者、中西交流的友好使者的面目出现在教科书里，可惜这种标签不过是利玛窦掩人耳目的外衣。在基督教文明与儒学文明之间，利玛窦忠于前者，他来华的终极目的是为上帝猎取灵魂，用耶稣取代孔子。他学汉语、穿儒服、广交士大夫等中国化的举动，都明确贯穿着曲线传教的目的，他不过是想借孔子的壳，上耶稣的市。

　　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在他生前就已经遭遇到了基督教世界的抵制。利玛窦希望儒学基督化，教友们却怀疑他居心叵测，试图使基督儒学化，到最后，利玛窦本人也搞不清楚自己这种曲线传教方式究竟会产生何种后果。

　　虽然这种方式还是被后来的传教士们吸取和接受了，但基督教排外的特性，决定了罗马的教廷绝对不可能容忍自己神圣、纯洁的宗教受到异端文化的“玷污”，也决定了基督教人华最后的失败。

　　为了借到儒学的壳，利玛窦就不得不先对儒学“有所让步”，这种让步主要针对中国传统礼俗。来华之后不久，利玛窦就发现，中国老百姓有定期祭祀祖先、孔子的礼仪。为了避免教廷将这些行为视为被绝对禁止的偶像崇拜，利玛窦将它们解释成与宗教无关的传统民族习俗。利玛窦本人更两度前往孔庙祭拜，以作示范。

　　利玛窦死后，关于中国社会的祭祖、祭孔仪式是否属于宗教范畴，基督教世界从未停止过争论。矛盾最终在1720年彻底激化：教皇签署了禁止所有在华教徒参加祭祖、祭孔仪式的《禁约》。康熙皇帝在读完《禁约》的中文译本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上帝的中国之行失败了，孔夫子却随着失望而归的传教士们在欧洲悄然登陆。

　　关于祭祖、祭孔礼仪是否属于宗教范畴的争论，基督教史上称之为“礼仪之争”。在中国，自皇帝到所有的市井小民，都认为祭祖、祭孔天经地义，废除这些礼仪根本毫无商量的余地。真正的争论发生在欧洲的基督徒们中间，成百部著作应运而生，几乎所有教徒都参与了这次争论。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1726年出版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中写道：“在小人国，巨大战争的起因竟然是鸡蛋究竟是该从大端磕呢，还是从小端磕。因为这种无聊的争端，他们的历史上已经爆发过六次战乱，许多皇帝为此而送命，一万多人宁愿去死也不愿意从小端磕破鸡蛋。”

　　基督教世界的“礼仪之争”和“磕鸡蛋之争”并无二致。然而，那些因为争论而催生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却无意间漂洋过海把孔夫子带到了欧洲——无论是拥护祭祖、祭孔者，还是反对祭祖、祭孔者，都力求从中国典籍和文化中找寻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而中国儒家文化的源头孔夫子，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这算不算“鹃蚌相争，渔翁得利”?

　　中国是孔教乌托邦

　　欧洲从未停止过对理想世界、理想政体的想象和描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道德与智慧一切都在完美的秩序里合理运转；基督教也有自己的乌托邦，在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里，人们只要信服耶稣，按照完美的宗教情感生活，就可以抵达至善至美的乐土；1516年，托马斯·莫尔爵士出版了自己的名作《乌托邦》，欧洲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达到了巅峰。

　　柏拉图悲哀地发现自己的理想国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存在的空间，基督教的理想世界则被安置在遥远的“天国”；莫尔爵士既表示“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地方，同时却又不断暗示它可能存在于东方的锡兰岛附近。

　　1621年，伴随着孔夫子在欧洲的登陆，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也在欧洲正式出版，欧洲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坐标开始向中国移动。

　　在利玛窦等传教士们的描述里，中国的领袖是具备了“哲学王”素质的皇帝——他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孔夫子道德哲学的培养，在一群同样由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培养起来的“哲学家式的官员们”的辅佐下，治理他的国家；与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赋予教育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同，教育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非比寻常；孔夫子的道德哲学是教育的基本内容，以道德哲学为主考内容的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员的基本途径，这种制度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知识与德行而成为贵族……

　　真正的理想世界是至善至美、完美无缺的，所以不需要再有任何改进。在传教士们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静态而幸福的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谐的稳定。比耶稣更早降生的孔夫子们，为中国制定出了完美的道德律条，此后人们便不再去修改它，而只需要遵照这些道德律条完美地生活。

　　所有这一切，都无不契合着欧洲对理想世界乌托邦的想象传统。

　　难道，中国就是传说中的理想国度?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传教士们本身是带着基督教文明的傲慢与偏见来叙述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的。就像利玛窦所说的那般，孔夫子的道德哲学是很好的，但也只不过是“最接近上帝”而已。不过，文艺复兴运动在16世纪到达它的最高峰时，也恰恰是孔夫子和他的道德哲学在欧洲广为传播的时候，相对于基督教文明的宗教傲慢，文艺复兴运动赋予了欧洲社会更多的理性，这可以让人们在阅读过程中，顺利地剥去传教士们描述中的宗教傲慢。

　　利玛窦在《札记》里曾经说过：“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作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莫尔爵士在《乌托邦》里感叹哲学家与统治无缘——西方哲学家柏拉图被西西里的国王卖作奴隶，东方哲学家孔夫子却几千年来领受着国家的最高敬意。中国的现实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即便是讲述这一事实的利玛窦，也难免怀疑自己是不是眼光出现了偏差，是不是看错了。

　　中国是不是“哲学王”统治下的“孔教乌托邦”?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利玛窦是不是看错了，而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需要中国这样一个乌托邦。

　　相对于本土文明，异域文明往往是无足轻重的——就好像尽管利玛窦认为在上帝之外，中国是最文明开化的国度，尽管他穿儒服、讲汉语，以儒家文化仰慕者的面目在中国东奔西走，但对利玛窦本人而言，除了传教的客观需要，他自身并不需要儒家文化——除非这种异域文明被发现具有补充、证实本土文明的价值。

　　对欧洲而言，17、18世纪是一个怀疑过去、重组未来的时代。旧的文化正在被抛弃，新的信念正在被凝结。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欧洲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真实的中国，倒不如说他们更需要一个想象中的中国。文艺复兴对古希腊文明的重新挖掘让欧洲人重温了柏拉图开启的“理想国”之梦，将中国解读成完美的“孔教乌托邦”，恰恰是对柏拉图“理想国”的“证实”；好比许多希望有所成就的年轻人都会有一个现实世界里奋斗的榜样，渴望着有所改进的欧洲文化，也需要有一个现实世界里的文明国度能够扮演自己奋斗的榜样，而孔夫子的中国，最适合担当这一角色。

　　大明帝国或者大清帝国的百姓小民们佝偻着腰脊，在贫瘠的土地上嗷嗷求生的时候，孔夫子的中国在欧洲已经幻化成了至善至美的乌托邦——中国不是乌托邦，但欧洲需要中国成为乌托邦。1640年，法国哲学家勒瓦耶提供给他那些“堕落的基督兄弟”自我反省的镜子，正是利玛窦带回的“孔教乌托邦”；1669年，约翰·韦伯写文章劝说英王查理二世效法中国君主施行仁政；1672年，陷入狂热的中国迷恋症的闵明我神父，穿着一身中国服装返回欧洲，此后几年里他发愤著书，写下了100多万有关中国的文字，并建议所有的欧洲君主都要效仿中国的皇帝，提升自己的修养、请哲学家辅政、模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以农为本……

　　在“孔教乌托邦”这条路上，闵明我神父走向了极端。在他的著作里，中国成了完美无缺的天堂，就连中国人的小便也比欧洲人优秀——前者可以滋润庄稼，后者却毒性太大，甚至会烧毁植物。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准备传讯他，他就带着自己的作品前去，请求他们把自己和自己的著作一并在广场上烧掉。

　　但往往越极端的例子，就越能反映出事实的真相。闵明我神父与宗教裁判所之间的冲突，意味着“孔教乌托邦”已经成了欧洲社会对理想政治的一种期望，成为衡量欧洲政治水准的一把标尺，或者更严重，“孔教乌托邦”无形中已经成了欧洲文化中的一种革命力量——“孔教乌托邦”破灭的时候，迎来了法国大革命。

　　现实世界里没有哲学王

　　中国就是传说中的“理想国”，孔夫子的儒学就是“理想国”的标准意识形态，唯一缺少的，不过是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王”的形象罢了——“中国皇帝”这四个字毕竟太抽象，欧洲的读者和听众需要更具体的实例。

　　1697年，传教士白晋也穿着中国服装返回欧洲，终于为欧洲带回了翘首以盼的活生生的东方“哲学王”——康熙皇帝。

　　面对法王路易十四，白晋声称自己是康熙皇帝的特使，他带来了康熙皇帝赠送给路易十四的礼品，此外，还有一部他自己撰写的《康熙皇帝传》。

　　康熙皇帝被这位异国神父描绘成了空前绝后的伟大君主，他不但有完美无缺的德行和智慧，而且一切美好的品德，如公正、勤勉、仁慈、好学等等，都可以在他身上发现，简直就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在现实生活中的完美再现。

　　在神父的描写里，康熙皇帝“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思想敏捷、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有经得起各种变故考验的坚强意志……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此外，忙碌的皇帝竟还能忙里偷闲，倾心于科学和艺术。

　　神父不断地感叹，如果在欧洲，康熙皇帝这些优秀的品质，早就足以使他跻身于英雄的行列，但在中国人看来，学问同样极为重要，“如果只具有这些伟大的品质，而在学问方面不同样突出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被看作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为了成为最伟大的皇帝，康熙几乎读遍了所有的汉文名著，对欧洲的科学知识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学习欲望，白晋神父本人就经常被皇帝召去讲解欧洲科学……

　　总而言之，“他(康熙皇帝)的全身都沐浴在

　　一种道德的光辉中”，毫无疑问，他就是“哲学王”在现实世界中的完美再现。

　　紫禁城里的康熙皇帝不是“哲学王”，白晋神父《康熙皇帝传》里的康熙皇帝才是。神父笔下康熙皇帝的外貌不像中国人而更像欧洲人，书中的插画也都是西方式的形象。康熙之所以是“哲学王”，是因为神父白晋希望他是“哲学王”。一朵云被认为像骏马之后，总能够找到许多与骏马相似的特点来；与此类似，康熙皇帝被认为是“哲学王”之后，在他身上也总能找出不少与“哲学王”相似的特征。

　　伏尔泰没能赶上白晋神父的“好时代”，与他的人生相对应的东方“哲学王”已经不再是康熙皇帝，而是他的孙子乾隆。尽管如此，伏尔泰仍在一首诗里热情地歌颂这位东方君主：“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请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远别来吾邦／黄河岸边有整整一个民族把你敬仰／在帝国之中，你的诗句总是如此美妙／但要当心巴黎会使你的月桂枯黄……”

　　写这首诗的时候，伏尔泰还是一个开明君主专制的拥护者，幻想着在欧洲打造出东方式的“哲学王”。

　　1736年，伏尔泰接到了一封普鲁士王子腓特烈写来的信。这封信让他欣喜若狂，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西方出现“哲学王”的可能性。他饱含热情地回信给热爱哲学的王子，感激王子愿意用哲学来陶冶自己，兴高采烈地预言普鲁士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4年之后，腓特烈即位，成了史上赫赫有名的腓特烈大帝，一位喜欢哲学、甚至可以说本人就是哲学家的国王!“哲学王”的理想似乎马上就会变成现实。伏尔泰似乎没有失望，王子即位后的第六天，他就接到了腓特烈大帝谦逊的书信：“我请您把我当做一个热忱的国民，带着几分怀疑的哲学家、诚实的朋友。”他吹笛子、写法文诗歌，与人讨论哲学、扩建柏林科学院，用豪华马车迎回被自己的父亲放逐的哲学家，宣布宗教信仰、言论自由，还屈尊跋涉拜会自己仰慕已久的伏尔泰。

　　腓特烈大帝的屈尊拜会让伏尔泰印象深刻：“他是个没有丝毫严峻，却满是甜蜜、彬彬有礼、极为谦恭的哲学家，当他和朋友见面时他忘了自己是国王。”

　　但伏尔泰本人也忘记了将一位极权君主当作单纯的哲学家，而忘了他手中把持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是可怕的。腓特烈大帝曾经写文章批判过战争，认为一切战争都是邪恶的，当他自己掌握大权之后，却迅速发动了入侵西里西亚的战争，有组织的大屠杀竟延续了八年之久。那个甜蜜、彬彬有礼、极为谦恭的哲学家瞬间实现了角色转换，变成了战争犯和杀人狂。对伏尔泰而言，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哲学王”统治下的开明君主专制原来是如此不堪一击!

　　1750年，对“哲学王”理想没有完全死心的伏尔泰，还是接受了腓特烈大帝的邀请去了柏林，临行前夕，他的情人警告他伴君如伴虎。3年之后，没了眉毛的哲学家伏尔泰差点儿被“哲学王”逮捕，最后仓皇逃离了柏林。

　　每个人都只能从别人的形象里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历史上总有数不尽的阴差阳错。中国不是乌托邦，中国也没有“哲学王”，但伏尔泰们却愿意相信这一切，愿意相信“哲学王”统治世界是可行的，中国就是例子。伏尔泰或许并不知道，东方的圣哲孔夫子生前四处推销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却没有一位君王愿意将其买断；所以，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伏尔泰和最伟大的国王腓特烈大帝之间最终的不欢而散，不算意外，而是必然。

　　腓特烈大帝不是唯一的“预备哲学王”，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也曾被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寄予厚望。女皇尊重哲学家，不断邀请哲学家去她的宫廷做客，她的房间里长期摆放着伏尔泰的半身塑像……看起来，女皇似乎完全有望成为一名伟大的“女哲学王”。然而，法国大革命一爆发，女皇就迫不及待地把伏尔泰的半身塑像扔进了地下室。

　　现实世界里没有“哲学王”，他只存在于乌托邦里，而中国不是乌托邦。

　　幻象的悖论

　　1777年，在《评<论法的精神>》里，伏尔泰最后一次用仁慈来修饰他的国王，但已不过是出于礼貌罢了。欧洲的孔夫子已经开始怀疑君主制的合理性，他曾经为乾隆皇帝写过赞美诗，也歌颂过雍正皇帝是最宽容的开明君主的楷模，但现在他说，只有国王才会认为君主制比其他制度好，可国王们却都是可恶的骗子和暴戾的强盗。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信奉自由和平等，但却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专制上面。莱布尼茨是伟大的数学家，但在政治问题上，他却认为：“改变像俄国沙皇或者中国皇帝这样一个人的思想，胜过赢得100场战争……思想家们与其去教育千百万的普通民众，不如去教育一个掌握着千百万普通民众的命运的皇帝。”

　　历史有时候形同玩笑。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倡导理性和科学，试图打破中世纪迷信的幻象，可他们采取的方式却是再制造出另一个幻象——中国是“孔教乌托邦”，中国的皇帝是哲学王，如此，在西方实现哲学王的统治，也是完全可能的。

　　用一种幻象去取代另一种幻象，本身是极端冠险的。对思想家本人如此——他们不停地在皇帝们的耳边唠唠叨叨，不断地描述东方皇帝的优秀与伟大，皇帝有时候也乐意听取他们的意见，搞点形式主义，法王路易十五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就都曾学习中国皇帝，举行过耕田礼；不过更多的时候，皇帝更乐意把喋喋不休的思想家们扔进监狱或者疯人院。对社会更是如此——对一种期望的彻底绝望，往往会诱使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开明君主专制的梦想破灭后，法国大革命随即将皇帝送上了断头台。

　　君主，已经成了万恶的根源。

　　中国形象的没落

　　中国之所以是“孔教乌托邦”，是因为欧洲思想家们希望中国是“孔教乌托邦”——中国的开明、繁荣与幸福可以成为他们约束、攻击欧洲暴君们的武器。

　　所以，一旦开明君主专制的美梦破灭，“孔教乌托邦”就失去了价值，其破灭也就在所难免。神话不再具备世俗价值的时候，也就是神话破灭的时候。欧洲世界很快就会发现，曾被白晋神父誉为伟大的“哲学王”的康熙皇帝，原来也是将基督徒驱逐出中国的“野蛮君主”，拒不接受“开化”。

　　1773年，荷兰人鲍乌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国人的著作，全盘否定了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这位荷兰人鄙夷地说道，伟大的“康熙时代”的中国人居然保留着原始残忍的殉葬制度，他不相信中国人具备“勇气”这种优秀品质，即便有，也应完全归功于鸦片的作用。

　　在英国作家笛福的名作《鲁滨孙漂流记》里，曾经到过中国的鲁滨孙如此评价他“见到”的中国：“我必须承认，我由国后听到人们谈论中国许多美妙的事物，诸如权力、财富、恢宏、庄严和贸易等，这使我感到惊奇。因为我看到和认识的是一群卑劣的牧人或无知而利欲熏心的奴隶，由一个只适合统治这些人的政府管辖……”

　　鲁滨孙在幻想中抵达了中国，结果看到的只有愚昧和无知；马嘎尔尼勋爵作为大英帝国的

　　使节，在现实世界里抵达了中国，结果却看到了与鲁滨孙所见相似的情景。

　　1792年，马嘎尔尼勋爵率领一个400多人的庞大使节团，出使遥远的大清帝国。船队从广州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使节团们在船头和码头上见到的，只有忙忙碌碌蚂蚁一般的人群，一律的蓝布衫和宽袍长裤，男女不辨。莱布尼茨说，在中国，农民和仆人之间也相互问候，彬彬有礼。可惜，使节团们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接待他们的官员相当虚伪，希望他们尽早离开，但又从不明说，而是暗地里给使节团制造种种麻烦；中国的厨师端上来两只鸡，却只有两只鸡腿；雇佣的中国仆人则偷盗他们的食物……

　　对精神的崇拜往往惠及形体，在“孔教乌托邦”里，中国人不但道德高尚，而且形态漂亮，尤其是女性。但一路上，使节团见到的却是许多“脑袋又大又圆”的粗陋女人，“身体完全裹在宽大的长袍里”，雌雄莫辨。

　　在“孔教乌托邦”里，中国人的性格被描绘成宽厚仁慈，使团的成员一路上却多次见到弃婴、杀婴的现象；在天津港，围观洋人的群众挤翻了一条船，几十人落入水中，群众们却都忙着看热闹，而无人援救落水者。

　　使团里最小的成员托马斯·斯当东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孩童的眼光记录下的东西多少要比成年人客观一些。许多年后，斯当东在回忆这次远行时说：“像所有发现者夸大自己的发现成果的重要性一样，第一批传教士们也夸大了中国人的才智和造诣；哲学家们则把遥远世界的亚洲人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他们处处优于欧洲人。”

　　“孔教乌托邦”消失了。成年后的斯当东在说完上述那些话之后，再过几年，将成为一名议员，成为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的积极分子。

　　乌托邦里的中国，所有的百姓都生活在一种平静、幸福而内心充足的氛围里。对此，马嘎尔尼勋爵一点儿都没有感受到，他悲哀地说道：“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有幸成了极少几个到过中国腹地的欧洲人之一，好奇心多少得到了一点满足的话，我真觉得这次旅行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我一无所获。我既没有体会到文明生活的优雅和舒适，也没有像在半野蛮国家里激发出的狂热兴趣，只感觉到了自己的情绪和心神受到了周围沉闷、压抑的气氛的包裹。”

　　丰富的人文修养帮助勋爵获得了精准的感受，乾隆时代的大清帝国，整个社会生活早已完全丧失了活力，所谓的平静与“盛世”，不过是靠着历史的惯性与惰性在勉力维持罢了，沉闷与压抑，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的主流氛围。

　　马嘎尔尼勋爵带着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信函，信函这样开头：“最神圣的乔治三世陛下，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颊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信的措辞在竭力模仿中国皇帝的说话方式，其目的在于争取一种平等对话的权利。可惜古老帝国对此毫无感知，朝贡外交已经维持了多个世纪，帝国从中获得了太多的虚荣，也培养出了太多的傲慢。接待使节团的地方官员费尽口舌，终于让使节团的船队挂上了写有“英吉利贡使”的旗帜——皇帝只认可朝贡外交，他们可不敢拿自己的顶戴冒险；使节团接受了这些小旗子，而在承德避暑山庄里，马嘎尔尼勋爵却拒绝向乾隆皇帝下跪叩头。

　　大家不欢而散，勋爵的外交努力也失败了。

　　关于勋爵拒绝叩头礼的动机，一位当时在北京活动的耶稣会神父如此说道：“英国人拒绝按照惯例向皇帝行礼，却又不曾对此提出令人满意的理由。”事实确实如此——他们已经挂上了贡旗，却拒绝叩头，这确实无法说服乾隆皇帝。另一位传教士的观点也许更具启发性：“拒绝叩头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结束这次访华之行，因为已发现此行令他们难堪。”

　　为什么难堪?

　　乔治三世的那封信函也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海上霸主向中国最高君主致意万寿无疆，东方帝国的神话行将终结，但其地位却仍然未减，英王甚至希望联合大清帝国，共同对付法国和它的海外殖民地。马嘎尔尼勋爵在中国的见闻不但彻底打破了神话，帝国的威望也随之化为流水，勋爵的评价是：“中国已经衰老虚弱，因而不可能有任何进步。”随行的一位科学家则宣称：“只有在一个发达国家的统治下，中国才能成为大国。”

　　使节团似乎没有感觉到使命的失败，“马嘎尔尼勋爵拒不遵行为使者们规定的屈辱性礼仪一事，不可能不给中国的大员和宠臣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曾经在孔夫子的乌托邦里丧失了信心的欧洲又重新恢复了文明的自信，与此相对应的历史背景则是日不落帝国的大扩张。

　　——这样说也许不算过分：恰恰是在对东方乌托邦的摧毁过程中，产生或重建了西方以及西方的自信心。

　　马嘎尔尼勋爵返程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爆发。

　　而早在1755年，西方的《世界》杂志里就曾有过这样一段针对中国画的批评文字：“绘画，就像建筑一样一直背叛事物的真理，不值得被称为典雅。不真实的光，不真实的影，不真实的透视法和比例，灰暗的色调，没有层次，没有明物与暗物。总之，仅仅是形式的组合，没有内容，也没有意义。这就是中国画的实质。”

　　而在此之前，收藏、悬挂中国画，一度成为欧洲贵族们竞相效仿之举。

　　中国画的没落与中国形象的没落是同步的。在英国舰队的枪炮瞄准中国人之前，中国就已经在欧洲人的著作和目光里被摧毁了。

　　“傲慢与偏见”系列至此已连载结束，总而言之，数千年的中西交流史，是一段纠缠着傲慢与偏见的历史，而且必将继续纠缠下去。张骞凿空，发现了地理上的西域，却没有发现文化上的西域；许多年后的马可·波罗们发现了财富的东方，却没留意文化的东方：利马窦和伏尔泰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都只在自己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去构筑对方的形象，前者对东方文化的向往下隐藏着一种绝对的傲慢，后者则不过出于个人需要，捏造了一个东方乌托邦。所以，东西方彼此间最后所看到的，仍然只是自己的镜像。

　　编辑蔡元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