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喜所

　　留学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传播的重要渠道。随着世界的连成一片，留学大潮频繁迭起。对于正在起飞的后进国家来讲，没有“留学热”，就很难走向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是在屈辱和奋进中被迫迈入近代的。由于缺乏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机制和文化因子，中国只能大量从西方引进。政治上搬来了“议会”、“君主立宪”乃至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物质上引入轮船、火车、电报电话、新式工厂和近代化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上移植了资产阶级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主、新文学、新艺术、新教育等等。近百年来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比汉唐时期佛教文化的东来要广泛和深刻得多。正是这种文化搏击，给“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的古老的中国”(马克思语)带来了生机，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在这种社会和文化大变迁中，经过艰难曲折逐步成长和发展的留学生运动，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代出国的留学生有四万多人，主要有官费生、自费生、传教士资助的教会留学生、美国和英国退回部分“庚款”派出的留学生以及勤工俭学生数种。开始是流浪儿、穷书生和买办、商人的子弟出国留学，后来发展到地主、官僚、绅士、秀才、举人、王公大臣以及新式学堂的青年学生负笈海外。人数亦由几人、几十人、百人、千人，甚至万人，直线上升。近代留学生的足迹，反映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和思想认识的一步步深化。如果按发展阶段粗略划分，大体分为洋务运动前后的留学欧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的“韶日热”；清末民初的留美高潮；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去观察，近代留学生有较突出的三个特点：

　　一、强烈的使命感和浓厚的政治意识。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献身政治的传统，封建时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主要信条。近代出国留学的青年学子虽然初步跳出了封建旧文人的窠臼，但强烈的参政意识一脉相承，尤其是近代中国民族危亡和政治衰败的现实，迫使他们去“政治留学”。正由于此，许多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归国后还被迫接受清廷的科举考试，得个进士、举人的头衔，弄个一官半职。詹天佑这样的科学家，也有一堆无足轻重的官衔。以官衔反映知识价值的中国文化传统在出洋的留学生身上仍没有被彻底打破。近代留学生的命运和地位，主要是由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沉浮和他们参与的程度决定的。

　　二、文化交流的逆差性和文化选择的多元性。

　　文化虽然不能说完全如水那样总是由高向低流，但不发达民族的文化一旦和发达民族的文化沟通后，就出现了逆差，前者主要是吸收，后者则基本是输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逆差是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在近代，中国文化从总体上已无法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抗争，留学生厕身异国他邦后，主要是引进，而不是输出。这种逆差性决定了中国留学生只能充当吸收西方文化的“天使”，不能去做播植中国文化的“传道者”。诚然，留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西方介绍了一些中国的古典文化，如文学、史学、哲学、社会习俗、人文演化等，而且留学生本身的涉足海外，就是一种最形象的文化传播，但这并未构成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主体，只是一种副产品。所以，近代留学热潮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则主要表明了中华民族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留学生是功德无量的。中国各种现代新学科的建立，主要出于留学生之手；近代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几乎一半以上曾留过学。中国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留学生始终是中坚力量：这种历史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因为留学生适应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趋势，同时又与他们文化选择中的多元性密切相关。

　　三、“不中不西”的双重文化人格。

　　梁启超在论述戊戌时期新文化时首用“不中不西”一词，意谓那时的文化构成既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有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近代中国留学生的文化人格也颇似这种情形。每个留学生“西化”的程度虽然不同，但“彻底化”的极少，中国文化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左右他们的行动。近代留学的奠基者容闳，留美归来后连中国话都讲不好了，后又移居美国，娶了一位美国小姐，但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在他著的《西学东渐记》中有充分反映。早期的留美幼童，皆为十来岁的娃娃，但也未彻底“洋化”，他们身上仍有地道的中国文化基因。严复这样的西学大师，中国传统文化气味很浓，晚年又被儒学彻底俘虏了。怪人辜鸿铭是受欧美学者尊重的精通西洋文化的权威人士，他留学归来后，却变为鼓吹儒家文化的封建卫道士。许多人都把胡适当作“西化”的典型，但客观地剖析一下，不难发现他“土货”很多，封建的伦理道德时刻在支配着他的行动，他的恋爱悲剧就是极好的说明。因此，说近代留学生根本没有被“洋化”，即受了西方新文化的影响是不科学的，说近代留学生有相当一批人“全盘西化”了，也是缺乏根据的。事实是，近代留学生受的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熏陶，是一种中西文化融合后的不协调又多变的结合体。有的人西学多一点，中学少一点；有的人学术上是西学，道德行为上是中学；有的人则早年从西学为主，晚年西学为辅。不过从总体上观察，用“中体西用”或“洋为中用”来概括近代留学生“不中不西”的双重文化人格是较科学的。这种文化格局，也基本代表了近代中国在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