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强

　　“公元1500年前后，中国正处在明朝统治之下。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但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郑和死后，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海洋上消失了。五百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

　　《大国崛起》中的这段话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记忆犹新，因为五百年来，我们都沉睡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知不觉间，在西方列强相继崛起和竞争时，我们却惨然地退出7世界大国的舞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渐已醒”，开始步履蹒跚地低头学习。然而，与唐朝时的输入人才、输出文明相比，悲哀的我们只能输入文明以图爱国救亡，

　　一

　　1863年，深陷绝望之渊的容闳，接到了曾国藩的邀请。这位美国耶鲁大学的高才生终于看到了撕破暗夜的一线曙光，他知道，自己梦寐以求的“幼童留美计划”也许可以实施了。

　　从19岁到26岁，容闳在美国度过了令他刻骨铭心的七年留学生涯。在渐进式的西洋教育中，他时常将中国与美国比较，意识到中国封建体制的落伍，亡国在旦夕之间。爱国热情促使他下定决心要解救中国，因此，他抛出了“教育救国论”，试图用留洋学生来沟通与融合相互隔膜的中西文化，达到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从而救亡图存的目的。但教育救国必须有一个开明的奋发有为的政府作后盾，让清廷这样一个腐朽没落的政府去教育救国，岂不是痴人说梦?因此容闳的计划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从1854年到1863年，整整九年，容闳都是在理想碰壁的窘境中度过的，直到曾国藩出面，事情才终于有了转机。

　　曾国藩邀请容闳，完全是出于洋务救国的需要。这位封疆大吏在借助洋枪队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威力，产生了效法西方兴办近代工业的洋务思想。他准备在上海建造一个大型兵工厂，但因机器缺乏而难以上马，当他听说容闳留美多年、朋友广布之后，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采购机器的人才，便设法罗致。

　　容闳志不在采购，但他为了博得曾中堂的好感，以便争取他同意自己的留美幼童计划，于是不辞劳苦，赶往美国，买回了机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终于开业了，曾国藩很兴奋，容闳趁机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留美幼童计划。曾国藩沉思良久，未置可否。容闳并不灰心，他还在等待机会。1870年，曾国藩被清廷派去处理“天津教案”，外交人员捉襟见肘的现实，终于让这位中兴名臣下定了决心。当夜，他就向朝廷上书，请求清廷旨准留学生计划。

　　曾国藩之所以答应容闳的请求，除了急需外交人才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洋务工厂迫切需要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就这样，派遣留学生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可以说，洋务运动是“留美幼童”降生的产婆，而容闳则起到了助产的作用。

　　在幼童赴美之前，容闳先期抵美，安排食宿、上学等具体事宜。从1872年到1875年，120名幼童分四批奔赴大洋彼岸。为了使幼童生活上有人照顾，尽早过英语关，容闳将他们安排在一些教师、医生家中居住。美国人对这些幼童的感情是诚挚深厚的，詹天佑回国后在给老师的信中说：“我忆起过去与你共处的日子，我们在你家院子里尽情欢笑，在你住处欣赏美丽黄昏。我常忆起你对我们的慈爱，也记得你为教育我们所承受的辛苦。”其他幼童的感受也与此相似。当时的美国报纸这样评论留美幼童：“这些孩子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很崇敬他们，我们都以他们作为我们的榜样，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誉。”

　　幼童很快在生活上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们脱掉了长袍马褂，穿上了美式运动服，成为运动场上的好手。他们组成的棒球队，经常击败美国孩子。幼童钟文耀还成为耶鲁大学划船队队长，指挥队员连胜哈佛大学队。有一次在社交场合，一位哈佛队员轻视中国人，说：“钟也是耶鲁队队员?我怎么从未见过!”钟文耀当即反驳：“你当然看不见，我的船早划到你前面去了!”而在学习上，幼童受美国文化影响就更大了。他们从小学到大学受的都是正规而系统的美式教育：数学、天文、生物、化学、机械、土木工程等科目，使孩子们眼界大开，能力大进。而美国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知识，又成了孩子们萌发自由民主思想的导航仪。完善的知识结构，使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大都成为国家栋梁。

　　然而，美国文化的这种影响，本质上是与中国封建文化以及利用它来维护自身统治的清廷相对立的，因此出现一场中美文化冲突在所难免。在吴子登出任留学生监督后，这种冲突激化了。吴的封建意识极强，他一到美国就与容闳发生了争吵，并上奏清廷，说留美学生不认真读孔孟，不听监督指挥，加入基督教，这是清廷最忌恨的。于是李鸿章下令整顿，吴子登开始对留学生严加管教起来，每天严查封建礼仪，结果逼得剪掉辫子的幼童逃离留学事务所，隐入美国社会。吴子登见自己的威权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国度里很难奏效，就多次上书清廷，请求撤回留美学生。而此时的容闳又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他把申述的重点放在反驳吴对自己的攻讦上，没有用具体事例证明留美学生所取得的成绩。清廷对容闳的不信任又加深了，本来一直让他担任副监督，就已经暴露了清廷的企图：不希望把幼童们培养成像容闳一样完全西化的人才，而是希望培养成既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又尊君亲上的封建奴才。

　　恰在这时，美国又掀起了一股排华浪潮，这更让清廷下定了撤回留学生的决心。1881年6月，留美学生终于回国。留学生的撤回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它更是在中美文化冲突之后，清廷运用强权捍卫封建文化、抵制西化的必然结果。只要求留学生学习美国先进科技而不受美国文化影响是不可能的，但这种不可能却是当时大多数清朝官吏的信条。于是留学生学业未竟的悲剧就出现了。尽管如此，这120名留美幼童中还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其中工矿、铁路、电报人才30人，教育人才5人，外交、行政人才24人，商业人才7人，军事人才20人，他们大多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灾难深重的祖国走向近代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出现，爱国救亡成了历史的主旋律。日本为什么会强大起来?这个问题引起了清廷朝野的共同关注，在很多人看来，日本之所以腾飞，就是因为向国外广派留学生，像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这类精英，都是20年前的留学生。

　　于是，戊戌变法兴起后，有改良倾向的清朝官吏一致认为要维新救国。而救国需要学有专长、勇于革新的变法人才。解决人才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效法日本外派留学生。当时，有大臣在奏折中指出，到日本留学一省钱、二路近、三文字困难少，更重要的是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最适合中国采用。因此在1896年，清廷终于决定派唐宝锷等13人赴日，从而揭开了近代中国人留

　　学日本的序幕。

　　庚子国变后，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民族危亡牵动着每一位正直的中国人的心，出国留学又被中国民间视为拯救国家的必要途径。于是清廷推出了新政，一是大力提倡出国留学，诱以官职-二是废除科举，断绝士人的读经做官之路，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寻找出路，留学日本也就成了当时中国有识青年的上佳选择。

　　1903年后，一批又一批青年辞别故土，东渡日本，短短四年间便多达三万之众，构成了一股汹涌的洪流，其中自费生占到了将近半数。而在1905年后，就连拥有女权意识的中国女青年也加入留日的大潮之中。

　　这些中国留学生多数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刻苦学习、成绩优良，他们学习的科目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当时日本学校所开的全部科目。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留日学生兴趣广泛，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动荡的时局让他们一时还定不下主攻方向，但广泛的兴趣恰恰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时，随着爱国救亡成为全民性运动，人们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更加感兴趣，留日学生中出现了文科热，梁启超曾评价说：“留日生所学者，政治也、经济也、法律也、武备也，此其最著者也!”此种现象说明国人已经破除洋务时期只承认西方武器和技术先进而扬扬自得于传统体制的陈腐观念，彰显出了留学生们学习先进社会制度的雄心壮志。

　　留日生的学习生活是十分紧张的，这批爱国青年救国心切，对新学科、新道理、新书籍兴趣浓厚。宋教仁留日期间经常买书，生病住院仍伏床苦读。许多人不仅阅读当时日本流行的新书，还节衣缩食订阅大量报刊，博览群书以求报效祖国。据一位姓黄的留学生记载：他在日本大学学法律，每周要上3 3节课，每天早六点起床，晚上十点半才能入睡。放了暑假仍不休息，上午练英文，下午练日文，晚上翻译西方著作。这位留学生的生活很有代表性，当时的留日学生求学之余，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参与反清的政治斗争。二是译书传播西方文化，他们所译的书，数量极大、影响甚广，在近代中国产生了空前反响。

　　留日青年在钻研和介绍西方新文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英杰。其中有以《革命军》一书鼓舞了一代人的邹容，有极富传奇色彩的巾帼英烈秋瑾，有中国近代法学奠基人宋教仁，有近代军事理论的集大成者蔡锷，有艺术泰斗李叔同，当然还有赫赫有名的大文豪鲁迅。他们以自己个性化的报国方式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传播新文化、为唤醒民众乃至提高国民素质，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但他们奋斗一生，都没有盼到光明中国的到来。他们远去的背影，显得无比的悲壮而凄凉。

　　三

　　与上述两代人相比，留法勤工俭学就更富有个人奋斗的色彩了。早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俭学风就已悄然兴起。1901年清廷驻法公使赴巴黎上任，就带了李石曾等人去法国留学，这些人虽然是官费生，但经济上并不宽裕，因此开始勤工俭学。1906年因“苏报案”被清廷通缉而流亡海外的吴稚晖也来到了巴黎，他与李石曾一起创办刊物，提倡个人自立，个性解放，具体到留学生活方面就是鼓吹“苦学”，自己解决留学的费用问题，这直接推进了“俭学风”的兴起。

　　1909年，李石曾在法国创办了豆腐公司，把豆腐推荐给法国人民，结果大受欢迎。于是他扩大生产规模，从家乡找来30多名工人，生产豆制品。工作之余，他让工人们学习法语和科学文化知识，这就让许多人认识到通过做工来法国留学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好方法。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对留法学生很关心，曾汇12000块银元救济。消息传开，激起了更多国内青年的兴趣，他们认为法国是自由平等博爱理论的摇篮，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必须赴法留学，然后输文明于国内。为了满足这些青年的愿望，吴稚晖、李石曾又在北京成立了留法勤学会，目的在于“兴勤俭乐学之风”，提高国民素质，拯救危难中的祖国。5月26日留法预备学堂在北京正式开学，招收首批学生60多人。李石曾雄心勃勃，计划五年之内送3000名学生赴法留学。11月，首批学生如期毕业，踏上了赴法的征程。

　　然而，这批留学生到法国后在社会交往、寻找工作、学习知识方面都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于是旅法有识之士又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在生活、工作、学习诸方面给留学生提供帮助，使首批学生很快适应了异国生活。随着勤工俭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新形势呼唤着新的机构。1916年6月，中法联合组织的促进留法勤工俭学的教育机构——华法教育会正式成立了，在该会的大力推动下，国内各省大多成立了分会，办起了各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为更多的进步青年赴法留学奠定了基础。

　　当留法勤工俭学在酝酿和发展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是苏联十月革命。与此相呼应，中国也出现了互有依赖关系的两场运动：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些带有启蒙性质的文化、政治运动，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进而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

　　于是，大量怀着爱国热情的青年来到法国，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体验半工半读的艰辛。何长工曾回忆说：“我们什么事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工作服一穿，完全是个劳动者。我们一心想赚几个钱，好寻找机会读书。轻活、重活、，临时杂活，什么都干!”当时，在55万平方公里的法国土地上，几乎到处都有留法学生求学的足迹，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挥汗如雨的劳动身影。虽然他们生活拮据，但许多人仍然千方百计买书，通过校内的学习与课外研讨，他们开阔了思路，许多人脑海里已经在构建救国甚至平等社会的蓝图了。

　　留法学生的思想发展基本经历了从宣传西方民主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阶段。这种思想飞跃虽说是在一部分学生中完成的，但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的历史大趋势。

　　蔡和森和向警予是当年留法学生中最激进的，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们改造中国的心情更加迫切。在共同的劳动与学习中，他们萌发了爱情，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的一间小木屋里举行了简朴而又庄重的婚礼。前来祝贺的人们听到了他们的爱情观，看到了一张与众不同的结婚照：蔡、向二人并肩而坐，同捧一本《资本论》。

　　回国后，蔡和森、向警予以及他们的同志，以实际行动，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崇高信仰和纯洁理想。

　　留法学生勤工俭学，充满了一代知识分子为谋求中国强大而努力汲取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开创精神。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这是最富有激情的一页；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中，这是最光彩夺目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