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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帮助大清，德国贵族汉纳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先在陆军担任教练，后在北洋海军修建炮台，并多次在抗日前线死里逃生，几乎以身殉职。但为何汉纳根最终未能握上枪杆子?他又因何从北洋军队“退伍”呢?

　　老外获赏黄马褂

　　1894年9月17日，大清北洋舰队10艘军舰与日本联合舰队12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洋面展开了血腥的厮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决战，英、法、德等国纷纷派出军舰，在远距离观战。

　　北洋舰队中的德国、英国籍军官，与大清官兵一道，在猎猎的黄龙旗下浴血奋战。从旗舰“定远号”上通过旗语指挥大清舰队的，就是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及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为首的指挥核心。丁汝昌受伤后，刘步蟾在汉纳根的协助下，共同督战。

　　战到下午3点半钟，北洋主力战列舰“定远”和“镇远”被5艘日舰团团包围，两艘战舰“在溜霰弹的倾注下，再三引起火灾。定远甲板部位起火，烈焰汹腾，几乎延烧全舰。镇远前甲板殆乎形成绝命大火，将领集合士兵救火。虽弹丸如雨，仍欣然从事。在九死一生中毅然将火扑灭，终于避免了一场危难。”在刘步蟾和汉纳根指挥下，“各将弁誓死抵御，不稍退避，敌弹霰集，每船致伤千余处，火焚数次，一面救火，一面抵敌”。

　　这场大战足足持续了5个小时。双方互有胜负，势均力敌。外籍军官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大清官方的高度评价。不久，光绪皇帝特别颁发圣旨，嘉奖北洋舰队副提督汉纳根：“洋员汉纳根在海军当差，教练有方，此次大东沟之战，奋勇效力，深堪嘉奖。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以示鼓励。”随后又因其“在船督战尤为出力”，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并赏黄马褂。

　　这是继洋枪队的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美国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英国人)之后，“国际主义战士们”在大清获得的最高奖励。其中，双眼花翎的奖励尤其珍贵，当年施琅平定台湾，立下赫赫战功，想用爵位换根花翎，都被康熙皇帝拒绝，认为国家名器不可轻予；而以曾国藩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大清的再造之功，也同样没能弄上这样一根孔雀羽毛。

　　汉纳根成为大清朝野争相传诵的英模人物。他受封之后，天津官员纷纷前往北洋驻地拜会祝贺，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也专门刊登了“西员受贺”一图，以示纪念。

　　洋干部遭遇中国风

　　汉纳根1855年出生在德国美因河河畔的黑森州的贵族军人世家。

　　汉纳根少年时期就加入了军校，后在德国炮兵中担任上尉。1879年，24岁的汉纳根从德国陆军退役。此时，大清国正在轰轰烈烈地搞改革开放，大抓“四个现代化”，李鸿章正在欧洲尤其德国物色军事教官。而汉纳根的父亲伯纳德与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既是老乡，又是老哥们儿，谈起儿子的前程，德璀琳自然鼓动他到中国这片热土上来。而德璀琳又和李鸿章是老朋友，于是，中国驻柏林公使李风苞便将汉纳根纳入聘请名单，签订了七年合同。年轻的汉纳根便成了中国政府的顾问，到天津武备学堂出任教官。

　　尽管汉纳根在天津武备学堂工作很不安心，但这段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学生中包括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来华不久，德璀琳便看中了汉纳根，将他招为女婿。德璀琳一生无子，5个女儿都善于交际，夫婿们也都是中国当时在华老外中的“大腕级”人物，因此他的家庭在整整一代里成为天津的社交中心，置身其中的汉纳根今后的发展路子似乎越走越宽了，鉴于复杂的多边关系，李鸿章对这位年轻的日耳曼贵族青睐有加。1880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汉纳根得以进入其幕府，担任军事顾问，成了大清国家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天津军校教书和做军事顾问的时候，汉纳根十分投入，在他的努力下，1880年，大清终于引进了当时德国最先进的后膛枪“刺针枪”。这种枪使用枪栓和纸包子弹，并用长长的刺针插入纸包，穿过火药，撞击弹头底部的雷汞来发火，连续射速大大高于前膛枪。德国军队在1841年开始采用，到1872年，总共生产了160万支左右，成为德国国防的重要武器。在此期间，他还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今日事今日毕”，试图变革清军的懒散作风。但“今日事今日毕”在大清只能是口号而已。

　　李鸿章十分推崇德国的军事技术。早在汉纳根到华之前，李鸿章在派遣军官到德国进修时，就曾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说：“德国近年发奋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实与英俄各邦并峙……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击败法兵，是西洋各国最为著名利器。”

　　1880年，李鸿章命汉纳根，会同县令陆尔发及英国海军军官柯克前往旅顺勘察炮台及船坞修理之所。根据汉纳根等人的考察报告，李鸿章决定先修旅顺黄金山炮台，并委派其负责设计、建造、监修，整个工程则由法国人承包。1880年冬，炮台开始修建，最先是陆尔发协助汉纳根。次年，李鸿章决心将旅顺工程扩大，因此改命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前往旅顺设立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主持炮台及拦水坝的工作。黄瑞兰不仅不懂业务，而且还贪鄙无能，激起当地民众的极大不满，与汉纳根也难以合作。黄瑞兰主持修建的拦水大坝耗银3万余两，却是个豆腐渣工程，经常塌陷，贻患无穷。1882年，日本已经在朝鲜蠢蠢欲动，法国又在越南称兵，旅顺建港工程十分急迫，张树声与李鸿章商议后，便将“任性乖张”的黄瑞兰调回，选派了营务处道员袁保龄。

　　袁保龄是袁世凯的四叔，实际上，袁世凯就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此人“谙习戎机，博通经济，才具勤敏”，到任后，与汉纳根相处得很不错。在汉纳根协助下，袁保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裁员400多人，旅顺港风气为之一变。汉纳根在袁保龄手下，如鱼得水，不仅引进了大量的德国技术人员，而且几乎成为整个工程的总监：各炮台，乃至开山、挖河、筑路、导海等工程都由他策划与监督，甚至还经手创办了旅顺水陆兵弁医院，弥补了袁保龄在专业上的缺乏，使袁保龄可以腾出精力做好更为关键的人事及思想政治工作——旅顺港因为管理系统条块重叠，关系十分复杂。

　　汉纳根的工作得到了朝廷的好评。李鸿章对黄金山炮台极为满意，认为其“坚大玲珑，实为各路炮台未有之式”。日军也认为“黄金山炮台为第一坚固”。

　　1886年，汉纳根的合同到期，李鸿章又聘他负责设计威海卫炮台。1887至1890年，汉纳根在威海卫港湾南北两岸、刘公岛、日岛主持修筑了13座新式海岸炮台，炮台之间均以长墙连接，其交叉火力能有效地防御海上目标，曾被人誉为“东海屏障”。竣工后，李鸿章于1891年北洋海军进行军事演习之际，特地视察了这些炮台，并给予高度评价：“均得形势，做法坚固，足与大连湾各台相埒……锁钥极为谨严。”

　　在荣誉面前，汉纳根很清醒，他再三指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