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来到中国后，令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处于盛世中的清帝国难以想象的贫穷。然而，更令英国人震惊的，是中国政治上的贫困以及军事上的落后。从此，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对中国的轻蔑成了后马嘎尔尼时代欧洲声音的主流，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也开始响起。毫无悬念，盛世在战争中不堪一击，完全崩坍，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鸦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

　　晚年心事

　　一

　　壮年之时，人为欲望所支配，注意力常集中于外物，而到老年，欲望降低，兴趣减少，更喜欢兀然独坐，缅怀往事，体察自己的内心。“雄心渐消泯，逸志在清闲”(《清高宗御制诗五集·题匣贮古稀天子宝》)正是乾隆皇帝晚年心态的生动写照。他越来越好静，常常一个人在僻静之处凝神遐想，深深陷入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中，忘记时光之流逝。

　　88岁时，乾隆在避暑山庄写了一首《即事》诗，诗云：“乘凉每爱倚长松，无碍翻来天籁重。坐久不知时与刻，梵楼遥报午时钟。”显然，他经常深深沉浸在宁静中，不愿再回到纷扰的世界。

　　但作为帝王，他不可能万事不关心。他每天仍然照常上朝，处理政务。不过，在朝堂之上，他感觉越来越孤独。遇到大事，无人可以商量，他只能自思自忖，倾听自己心底的回声，他也越来越难以和其他人进行思想交流。

　　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曾陪伴过他的人一个个先他而去，宝座周围被陌生的新面孔包围。因此，乾隆对为数不多的老臣格外珍惜，诗作中甚至出现了“年老君臣似老朋”之类的诗句。满朝大臣只有蔡新比他年长，他于是说：“独新长朕四岁，或可居兄事。”蔡新退休时，乾隆执玉如意以赐，还送他诗，诗云：“不忍言留合令归，及归言别又依依。”又说，“喜卿桑梓堪娱老，怜我旰宵未歇肩”。

　　大学士嵇璜与乾隆同岁，因年老体弱，请求辞官，皇帝不许，说是“朕得一做件老臣，亦属升平盛事”。于是嵇璜一直在朝中和乾隆作伴，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去世。

　　二

　　天伦之乐是中国人最看重的生活内容，因此，晚年乾隆的一大享受就是和自己的孙子、重孙子们在一起。

　　乾隆五十六年秋，年逾八旬的乾隆带着皇子、皇孙、皇曾孙、皇元孙(因避讳改“玄”为“元”)，五代人同往承德避暑山庄，行围避暑，欢享天伦之乐。军机章京赵翼具体叙述了他们祖孙在一起的情形：“一日至张三营行宫，上坐较射，皇子、皇孙以次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上大喜，谕令再中一矢赏黄马褂。果又中一矢，辄收弓矢跪于前。上若为弗解其意者，问：‘何欲?仍跪而不言。上大笑，趣以黄马褂衣之。仓卒间不得小褂，则以大者裹之抱而去。”

　　而在晚年皇帝为数不多的快乐中，自我吹嘘是一项重要内容。

　　乾隆四十五年之后，乾隆皇帝的生命中就多了一个重心，那就是反复测定自己在历史排行榜上的位置。他乐此不疲地把自己和历代帝王比较，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确实是伟大得无与伦比。开始是比疆域，比人口，后来是比政治安定，比军事成就，再后来，这种比较到了一种极为庸俗的地步——他开始和历代帝王比年龄、比在位时间、比儿孙数目。这种比较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乾隆四十九年年初，皇帝下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诏书，封自己的长孙绵德为固山贝子。之前绵德因为私下与官员交往被革为庶人，如今突然获得荣封，难道是因为他立了什么特殊功勋吗?不是。绵德的晋封只是因为他的府中将要诞生一个特殊的婴儿。

　　乾隆在雍正五年17岁时结婚，次年得长子。乾隆十一年，36岁的皇帝得长孙绵德，乾隆中期，长孙又给他生了曾孙。这些当然都是大喜之事，不过并没有引起乾隆特殊的重视，因为帝王家得见曾孙的有很多。但这次不同寻常，这个曾孙现在也要得子了。如果出生的是一个男孩，那么他将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个元孙。也就是说，他的出生标志着乾隆将要五代同堂。这在人均寿命不长的古代，是极大的喜事。

　　因此，对这个婴儿的诞生乾隆无比牵挂。绵德刚刚汇报儿媳怀孕的消息，乾隆就断定这一定是个男孩子，并兴冲冲地发布圣旨说：“绵德为皇长子定安亲王嫡长子，系朕长孙，今念绵德之子奕纯新岁可以得子……朕庆抱元孙，五世一堂，实为古稀蛊事，自应特沛恩施，以衍奕禊云祁之庆。绵德著加恩晋封固山贝子。”

　　闰三月初八日，一骑快马把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了乾隆皇帝所巡幸的江宁：皇元孙诞生!皇帝五世同堂的愿望终于实现，群臣莫不额手称庆。乾隆的高兴可想而知，他大摆宴席，款待所有大臣，还立刻写了一首诗：“飞章报喜达行轩，欢动中朝及外藩。曾以古稀数六帝，何期今复抱元孙……”

　　这一刻，乾隆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上又有了新的纪录：他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世同堂的皇帝。福气之大连元世祖和明太祖都无法并肩。

　　比完了皇帝排行榜，乾隆意犹未尽，又命令大臣们打开刚刚修好的《四库全书》，查查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人实现了五世同堂。大臣们从头细检一遍，发现唐代以前没有记载，唐代至明代史书中，见到五代元孙的只有6人。

　　乾隆仍不满足。他又交给全国省级大员一个任务，让他们查报全国范围内五代同堂之家有多少，还要造册报军机处。他要通过这种方式亲自验证实现五代同堂的难度，以及自己这个福分的重大。后来各省汇集数字，共有192人，即在3亿人口中，有此幸福者不到百万分之一。乾隆十分高兴，命各省分别年岁，给予匾额，赏给银缎，“以昭锡福推恩，同登寿宇之至意”，其后又刻“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宝玺，并在紫禁城和承德避暑山庄各命名一座五福五代堂以志庆祝。

　　乾隆五十年，皇帝创造了另一个历史第一：他成了历史上超过70岁的皇帝中纪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因此作诗一首：“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汉武却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伦。”大意就是，70多岁的皇帝有6个，但在位50年的人就我一个。

　　乾隆五十五年和乾隆六十年，是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和在位周甲，乾隆皇帝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年代的综合比较，结果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地位不可动摇。他在乾隆五十五年所作的诗篇中说：“八旬开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惟至元称一代杰，逊乾隆看五世孙。”

　　老皇帝简直可爱到了可笑的程度。

　　三

　　晚年的乾隆自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最有福气的皇帝，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完人。

　　为了夸耀自己的伟大，乾隆不惜采取拼凑造假的手段。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因为廓尔喀求和，乾隆亲撰《十全武功记》，将即位以来的十次战争拼凑为十全武功，包括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镇压台

　　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

　　实际上，这十全拼凑得十分勉强。十次战争中有三次是一分为二出来，即把一次战争分成两次。十次中有四次是失败的，而且对金川之战胜得尤其不光彩。

　　因为这个不严谨的十全武功，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并且精选和阒玉镌“十全老人”之宝。其自得自满之态不能自掩。及至归政时，他更是说自己“今明足授受，为千古第一全人，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示尧舜，不啻过之”。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却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乾隆晚年朝中贪污腐败盛行，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再加上巨大的人口压力，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大潮。乾隆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后，就爆发了数十万人参加的规模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军的政治口号是“兴汉灭满”，波及川、陕、鄂、豫、甘5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204个。

　　当太上皇的几年，乾隆的全部残存精力都用在了镇压起义上。仅3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达10万，花掉饷银7000万两。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掌握权力60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史载：“一日早朝已罢，单传和坤入见。坤至，则上皇南面坐，仁宗西向坐一小杌(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坤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坤应声对日：“高天德，苟文明。”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讯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坤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坤对日：“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曾点评说：“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置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

　　正是在战争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进入嘉庆三年以来，太上皇的身体并未见有什么异常。正月初一，照样御太和殿，接受皇帝和百官朝贺，这一年的固定程序由此打开。唯一与以前不同的是，本来88岁生日后，还要在木兰行围，但太上皇以“今年哨内雨水过多，降霜已早”为由，临时取消。

　　这一年年底，最重要的工作是准备明年的九旬万寿。不料，准备工作刚刚开始，太上皇就病了，时时眩晕，病情极不稳定。岁末年初，庆典频频，嘉庆皇帝与和坤、福长安等近臣都力劝太上皇节劳遵养，但太上皇仍撑持着参加了除夕在重华官举行的筵宴，还在漱芳斋接见了朝鲜、暹罗的使臣。

　　嘉庆四年初二日，天色向暮，太上皇乾隆即将走完他89年漫长的人生旅途。此时他已陷入了深度昏迷，但双手仍紧握跪侍在旁的嘉庆皇帝的手。太阳升起之时，一颗巨星同时陨落。

　　盛世的反思

　　一

　　乾隆皇帝拥有多重角色。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高明的军事家，又是资深的收藏家，涉猎广泛的学者，同时还是作品最多、水平不高的诗人，平庸却自负的书法家，伟大的旅行家，出色的射手和猎人。当然，在众多面孔中，政治家是他的基本面目。

　　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将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

　　乾隆给中国带来了长时期的和平与繁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在位期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一倍还多；他平定了西北，使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大大扩展，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他的任内还出现了《红楼梦》、《四库全书》和“乾嘉学派”。乾隆盛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永远的高峰之一，一直为后人称颂。

　　二

　　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有史以来，中国历史达到的最高高度就是“盛世”。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

　　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忧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如东汉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

　　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是这样屈指可数，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三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祥。“盛”和“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中国的盛世，不过是漫长而黑暗的衰世中几个光亮的孤岛。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有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出现前20年，中国刚结束了历史上首个大规模的秦末战乱之世；而中国历史上最为人艳羡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隋末大战乱；不可避免的，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

　　明清易代之际，损失人口至少4000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700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变化。《清史稿·王骘传》中记载，王骘在给康熙的上疏中说：“且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自荡平以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赵文林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他认为，1626年，四川人口为356万，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只剩下95万。也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然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并不需要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

　　因此，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许多时候，新王

　　朝取得的统治成果其实并不那么辉煌，但却在刚刚过去的祸乱痛苦的映衬下显得分外耀眼。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陆贾受刘邦之命，总结秦及其他“古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写成了著名的《新语》一书。事实很清楚，秦王朝暴亡的主因是统治者兴作过繁、劳民过度、重税剥削、竭泽而渔。因此，汉初君臣明智地提出了“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文景之治说高明也高明，说简单也简单，一言以蔽之，凡是秦始皇赞同的汉文帝就要反对，凡是秦始皇反对的汉文帝就要支持。秦朝严刑峻法，繁苛残暴，“赭衣塞路，囹固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而汉文帝改革刑法，轻刑慎罚，断狱从轻，务在宽厚，一时民心大悦，秦始皇穷奢极欲，大修陵墓，天怒人怨，汉文帝全面纠正暴秦错误，为自己修治霸陵却“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收获了万世的颂扬，迅速把汉代引领向了全盛之世。

　　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贞观政要·论刑法》)。贞观年间，大臣们上奏章谏议，动不动就引用隋炀帝的事例来警戒皇帝，唐太宗下达诏旨也经常拿隋炀帝说事儿。隋炀帝虐用民力，导致农民揭竿而起，直观地告诉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隋炀帝雄心太炽，急功近利，但欲速则不达，唐太宗吸取教训，治国循序渐进，对内讲妥协，对外讲策略，处处留有余地；隋炀帝为人傲慢，予智予雄，唐太宗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谦虚的皇帝，虚心纳谏，择善而从。隋炀帝这面镜子，给了唐太宗太多的教益。

　　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明代后期帝王以贪利闻名，处处与民争利，对百姓剥削过甚，而清人人关之初，立即废除明末“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的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因此清代赋税为历代最低，明代帝王以懒惰闻名，而清代皇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一个帝王群体，个个未明而起，勤奋不懈，有明一代朋党之祸最烈，政治腐败最重，而从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坚持不懈大力打击朋党，使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朋党之祸最轻的时代。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四

　　当然，付出了极衰之世的代价，并不见得肯定收获盛世。事实上，盛世出现的条件远比这个苛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能由进步来补偿，更多的时候，灾难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

　　司马炎篡位不久，攻灭吴国，结束三国混战历史，晋武帝也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个一统全国的帝王。在统一之初，他积极进取，顺应民意，减免徭役，设立“常平仓”，一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隐隐然出现了“盛世”的征兆。如果他再加一把火，一个大规模的盛世就会水到渠成。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备汉文帝和唐太宗那样出众的素质。晋武帝“见土地之广，谓万业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迅速陷入物质享受之中，“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晋书·武帝纪》)。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晋贵族文恬武嬉，大肆挥霍，兴起了一股中国历史上闻名的“比富风”。

　　武帝死后不久，西晋便陷入了混乱，先是贾氏乱政，后有八王之乱，接下来便是更广为人知的五胡乱华，“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纲纪大乱，海内版荡”，酿成了分裂三百余年的混乱局面。

　　因此，盛世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是因为具有素质超高的君主。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众，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官之中，妇人之手，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并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个开国之君外，汉文帝、汉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实在是中国帝王中的异数。

　　事实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强干还不够。盛世的出现，都是几代人接力努力达到的结果。中国盛世出现的规律是：一个英明强悍的开国帝王为新王朝确立规模、打下基础。开国帝王去世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磨合动荡调整期，再由另一个精明强干的子孙打开发展的瓶颈，将王朝推上盛世。如汉代刘邦开国，确立了“清静无为”的治国思路，但也留下了诸侯分裂的政治隐患，刘邦去世后出现了吕后专权、惠帝时期的动荡。文帝、景帝一方面将“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解决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势力，使汉代政治体制达到成熟，从而催生出武帝时代的极盛；唐代的盛世也经过高祖、太宗开基立业，奠定基础，再有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短期动荡调整，直到玄宗时达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与多尔衮和顺治打下的基础分不开，康熙继位之后解决了权臣和三藩这两个大清发展的瓶颈，大清才走上全盛之路。

　　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彩票中奖一样难得，因此，中国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难解释了。

　　五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盛世的前奏是衰世，而盛世的结局也是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

　　汉武帝前期的统治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由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就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了大汉王朝。

　　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便吹散了旷代繁华。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唐代人口达到顶峰，达5200万，但安史之乱后的乾元三年(760年)却一下子降到了1700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500里中，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户人家，“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王朝衰败之迅速可以想见。

　　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但乾隆死前三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落后挨打的窘境，再也没能恢复昔日之荣光。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是个人素质，而非制度创新。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

　　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中国专制政体如同一驾历代相沿的马车，如果驭手全神贯注，不断鞭打约束，马车则会走得又稳又快，如果驭手提不起精神，动不动就打盹儿，马车就会有倾覆之灾。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通常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虽然整个框架没有突破，但盛世君主都或多或少地推进过专制制度的创新和微调，如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隋炀帝和唐太宗创立和完善的科举制、康熙制定的永不加赋、雍正创立的养廉银。盛世的出现与他们勇于调整统治制度中不合理的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在取得一定成绩之后，需要在制度上有更大的突破时，这些盛世之君就固步自封、难以为继了。

　　汉武帝即位前期“多欲”、“强为”，积极进取，大力更张，取得了对外作战的辉煌成果，经济的发展也使人口由汉初的1000万迅速上升到了近5000万。巨大的人口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最要命的就是流民问题。元狩四年，山东水灾，凡有流民70余万口；元鼎六年，山东河灾，令饥民流亡江淮间就食；元封四年，关东流民200万口，无名数者40万。人数巨大的流民正反映了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然而，面对汹涌的流民潮，汉武帝也拿不出好办法，只好穷兵黩武，企图以此来转移国内问题。黄仁宇说：“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汉武帝)‘鹰击为治，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

　　贞观之治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大量的荒地使政府可以授田。然而，开元年间，政府已经无地可以授给百姓了。公元754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叛的前一年，唐代户口数已经比贞观年间翻了3倍，达96O万户。兼并盛行，人民迁移，版籍混乱，唐玄宗拿不出新的制度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终至以安史之乱使中国人口再度减半这个办法来进行解决。

　　乾隆盛世的崩坍，根本原因也是人口压力的无法承受。虽然清政权比起前代来，自我约束已经大大加强，但是爆增的人口还是引起了层出不穷的动乱。乾隆、嘉庆两代皇帝对此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帝国滑落。抛开统治者个人性格的因素，中国盛世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调整跟不上形势的变化。

　　西方历史上没有“盛世”这个词，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过辉煌的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它们往往被称为“黄金时代”。与中国的盛世比起来，西方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则没有这么短命，如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时期”。

　　伊丽莎白统治英国45年，她登基时英国还是一个贫穷衰弱的二流小国，她逝世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她的统治期也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伊丽莎白时期”。

　　与中国的盛世不同的是，“黄金时代”之后，英国并没有衰败。“黄金时代”成了英国长久上升的起点，在那之后，英国国势蒸蒸日上，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世界。原因在于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的创新：

　　1215年的《大宪章》把王权置于封建习惯法的约束之下，第一次明确国王也必须服从法律。

　　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将实际权力转移到议会手中，逐步形成了君主立宪政体。君主立宪制的出现标志着英国的统治方式从人治转向法治。接着，英国政治家将内阁逐渐独立出来，形成责任内阁制。

　　1714年乔治一世即位后，内阁被议会多数党控制。辉格党和托利党依据议会席位多少的变化而轮流组阁，首相和内阁必须从多数党选出，两党制逐渐形成。

　　伴随着制度的不断演进，英国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虽然英国社会始终存在种种无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这种独特的政治进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矛盾冲突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化解，不至于让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和衰退。

　　六

　　平心而论，乾隆盛世的成就是极为有限的。事实上，乾隆盛世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人治”的极峰。乾隆利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并把它们发挥到了极致，但却没有提出任何有突破性的统治思路。乾隆盛世也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本身并没有任何新意。况且，乾隆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几大盛世中最为饥饿、贫困的一个。然而，乾隆所处的世界环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中国已经处于几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之中，这使乾隆盛世如同烛火遇到太阳，其成就更加可疑。

　　乾隆时代，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进程。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16世纪起，西方国家以葡萄牙为先锋跨越重重大洋终于来到久已神往的东方海面。它们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岛屿建立贸易据点，展开了激烈的贸易霸权争夺。全球化进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闭关自守，都已经不可能。然而，乾隆对此全然无觉，虽然传教士们已经告诉他地球是圆的，并且围绕着太阳转。

　　在西方国家开始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同时，乾隆却把百姓关进了笼子。乾隆在给了人民生存权的同时，也更加有力地剥夺了人民的其他权利，因此在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的同时，乾隆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创伤也是罕有能比的。他利用专制权力，对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控制，使所有人都不敢乱说乱动，消灭了任何不稳定的萌芽。

　　乾隆全方位登峰造极的专制统治，给中华民族整体性格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他的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加深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和被动性，强化了同时也僵化了专制体制的坚不可摧，为中国后来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七

　　通过回顾，我们会很容易发现，“盛世”这个词在今天的语境下，已经不合时宜。

　　第一，从历史上看，“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是问题最重的时代。

　　中国历史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若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人们并不会经常提及“盛世”。相反，在一些有问题的时代，人们却常常高唱盛世的调子。

　　因为“盛世”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历经暴力夺权后，一个政权就需要以“养民”、“牧民”的成绩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现，当然是统治成绩的最佳证明。

　　一个蒸蒸日上，富于自信的政权并不需要通过自我宣传来为自己壮胆。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之时就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身处盛世的帝王和大臣们所致力于的不是为自己歌功颂德，而是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

　　宋高宗因动乱而幸得大宝，偷安一隅，大敌在侧却穷奢极欲，无心进取。他信任秦桧，以国政委之，以致天下贪贿成风，冤狱不绝。这种治

　　绩，无论如何也与盛世沾不上边。然而，急于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他们说皇帝“于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乾夷坤宁”，“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过于尧禹”；他们夸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大节孤忠，奇谋远识”，“圣贤一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盛世”声音叫得最响的时代是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统治者是最喜欢自我表扬的，这与他们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有关。因此，有清一代的诏书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如此清代帝王最喜欢提“盛世”二字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在整个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响的又是两个特殊阶段：一个是身背篡位恶名的雍正时期，另一个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经渐行渐远之际。康乾盛世前期，人们并不常提起“盛世”这个词。康熙平定三藩后，群臣请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绝了，他说：“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宜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正是这种难得的清醒，促使了以后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出台。

　　第二，“盛世”论容易让人丧失警惕。

　　“盛世”是“顶峰”、“顶点”之意。在传统政治中，一个社会如果达到了“盛世”阶段，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尽量推迟那不可避免的衰败的来临。在到达盛世阶段后，统治阶层都不可避免地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陶醉于眼前的繁荣，逐渐丧失忧患意识，忽视那些潜在的问题。盛世出现后，往往会出现制度僵化和制度衰败，各种问题逐渐滋生，从而导致下一个衰世的来临。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

　　“天道极即反，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无陂不平，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发展到顶点后，无不向反方向运动。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运转规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左传》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则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无一不证明着中国人治循环规律的牢不可破。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从自身的一治一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国文明的视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并不是非要盛极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可以数百年保持上升趋势，才是中国人应该羡慕的文明成就。

　　全球化使中国人有机会吸收和借鉴其他政治文明的成果。世界各国的政治模式如今已经展示在同一个舞台上，使我们有了比较与鉴别的机会。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市场法则、契约思想、普世价值的全球化过程，传统政治文化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改造和革新。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试图以固步自封来达到稳定已不可能。虽然中国自我运转的规律仍然起深层次的作用，但无论是谁，都已经不希望中国再次回到盛极而衰的旧有轨道。步入世界大潮，走上上升式的发展轨道才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期盼。在这个背景下，不断与过去对比，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已经不是暴力背景，也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成绩，更主要的是为社会的大多数提供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因此，不盛世与否，已经不那么重要，只有具有提高保证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能力，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性。

　　大英帝国在二战后荣光不再，但是英国政体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合法性危机，因为制度安排已经把统治秩序跟它的绩效脱钩。一个人可能不支持统治者，但是他可能会拥护这个体制，一个人可能不喜欢这个体制，但他可能会拥护这个共同体。从2004年起，想成为英国公民的人必须做如下宣誓：“我将忠诚于大英帝国，尊重它的权利和自由。我将支持它的民主价值观。我将切实遵守它的法律，履行作为一个英国公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通过民主制度获得的合法性，才是最稳固的合法性，正如梁启超所说：“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