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强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了一个秘密：我的高中同学高琢居然是高句丽遗民的后代，据说有家谱为证。乍闻之下，又惊又喜。惊的是与他同窗三年竟然懵懂无觉；喜的是正值中韩“高句丽归属”争执之际，或许能从他口中探听到一些有关高句丽的轶闻。

　　在柒茶馆的雅座里，高琢向我透露了他家代代相传的一个细节：他祖上曾担任高句丽国的“合人”一职，并作为高句丽代表团的一员参与了与新罗的谈判。他的老祖宗曾多次嘲笑新罗语之难听难懂，说每次谈判他们都要配备翻译，否则根本听不懂新罗人在说些什么。

　　在之后的许多日子里，我一直在查阅与高句丽有关的研究成果。结果发现了美国ChristopherI Beckwith教授的专著《高句丽语：日语在亚洲大陆的姐妹语言》。Beckwith教授对史籍中记载的诸多高句丽地名进行了深度语言学剖析，最终得出了日语与高句丽语同源的结论，并证明韩语与高句丽语差别极大。Beckwith教授的研究成果印证了高琢的家族传闻，同时也表明高句丽人与现代韩国人的祖先新罗人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因此，韩国历史学者以高句丽人为韩人祖先的说法颇为不妥。

　　接着，我又读到了韩国社会对中国学者研究“高句丽归属”这一课题进行猛烈抨击的相关报道。中国学者认为，高句丽族是古代活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高句丽政权存在了705年，其中在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施政40年，后又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施政425年。自公元427年起，高句丽开始实施南向战略，又迁都平壤，再经历240年才灭亡。由此可见，高句丽的出生地在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的地盘实为扩张得来。加之高句丽三分之二的领土在辽东，因此其与现代韩国无本质联系。韩国学界反驳说，建立高句丽政权的是秽貊族的一支，因此高句丽也与汉族无关。

　　在我看来，韩国学者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他们将汉族等同于中国，殊不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而且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秽，就是室韦、粟末；秽貊，就是室韦靺鞨、室韦蒙古的音变。总而言之，高句丽族

　　属于地道的中国东北少数民族。

　　中韩双方分歧焦点还在于“高句丽人口”问题。中方学者认为，高句丽被唐军、新罗军联合攻灭之后，大多数遗民被汉族吸收。依据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富户、士人及百姓计22万人被安置在陇右、长安、河南、江淮等地；另有部分留在辽东，后来成为渤海国的臣民，只有小部分融入突厥、新罗。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教授申滢植反驳说，据《旧唐书》记载，唐灭高句丽收户籍69万户。若以每户4人计算，7世纪高句丽人约有280万左右，这一数字应该还包括高句丽境内的靺鞨、肃慎、契丹等北方民族人口。若去掉战争中死亡的12万人，被唐军带走的42万人，被俘的8万人，流入新罗的8万人，还剩下200万人左右。再扣去北方民族70万人，应该有130万人留在了高句丽故土，融入后来的朝鲜族，因此中国方面关于“高句丽遗民大部分融入汉族”的论断，也就失去了说服力。

　　申滢植的统计看似天衣无缝，实则犯了治史大忌。据多部中国史书记载，当时高句丽境内还有几十万汉人(汉四郡时期就在朝鲜半岛北部繁衍生息)。可是申滢植却对此片语未及，不知是读史不够，还是深受当代韩国“去汉化”思潮影响。除此之外，他还忽略了高句丽境内为数众多的南方民族人。这类成为高句丽政权顺民的百济，新罗人也各有十数万之众。而跟随高句丽人进入朝鲜半岛的北方民族人是不是如申滢植所说仅有70万，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了灭国时高句丽族的户籍——17.2万户(高句丽国总户籍69.7万户)。推算起来，高句丽族当时共有86万人左右。唐朝曾两次大规模迁徙高句丽贵族及有实力者，“散向陇右、河南诸州，其贫弱者留安东”，“总章二年，徒高句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前后总计22万人。另在高句丽故地(今中国辽东)留20万人，而朝鲜半岛北部仅余6万赢弱之众。由于唐军攻击时采取了民族分化策略，北方民族人未尽力抵抗，而高句丽族人则有近20万死于战争，最后剩下的18万人终被其他民族吸收。因此，中国学者关于“大多数高句丽人被汉族吸收”的观点还是客观公正的。

　　那么，以白山学会会长申滢植为代表的韩国学术界为什么要将高句丽史与三韩部落史合流，并认高句丽为自己的远祖之一呢?

　　韩国国会图书馆的苏俊燮博士曾说过，韩国和日本一样，属于单一民族，民族主义本来就强，特别是韩国，历史上一直处于大国的包围状态，所以总有人想象“国家很强大”以鼓舞民心。

　　的确，韩国在古代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在近代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现当代又深受美国影响。而整个朝鲜文化又无力摆脱中华文化这一母体的影响。因此当韩国实现经济腾飞之后，逐渐走向民族振兴的韩国人，必然会想方设法掩饰本国在历史上受大国控制、在文化上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尴尬事实，必然会在历史文化层面为自己的优越性寻找依据。此外，韩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也急需文化资源。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匮乏的现实，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一个国家经济振兴需要的时间较短，而文化振兴则不是积数十年之功就能成功的。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比之政治、经济影响，文化影响更为长远。出于这种文化焦虑，韩国学术界必然会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入手，寻找本民族的文化痕迹。

　　于是，韩国准备将源自中国的“整体风水地理”、“中医”、“汉服和祭孔大典”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韩国有人声称汉字是韩国人发明的，有人论述李时珍是高丽人、《本草纲目》属于韩国，有人宣称韩民族在迁徙的过程中唤醒了中国的黄河文明。至于曾经迁都于平壤的高句丽政权，当然更被韩国人一口咬定是韩国历史上与中国地位平等的古代政权。

　　毫无疑问的是，韩国学术界这一系列“努力”，已经暴露了韩国的战略企图：与中国争夺东方文明的主导权，可以为韩国的大国理想提供精神层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将高句丽说成是韩国历史政权，将中国东北说成是韩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可以为朝鲜半岛统一后领土扩张提供舆论支撑。

　　在韩国学术界充分运筹之后，韩国媒体、影视剧制作也紧锣密鼓地拉开了扭曲历史的序幕。电影《黄山伐》中，攻灭百济的唐朝将军苏定方，其赫赫战功被嫁接于新罗人头上，苏的形象也被扭曲成懦夫，被新罗将领持刀威胁，大骂为“唐朝杂种”。韩剧《渊盖苏文》中，进攻高句丽的唐太宗更被描写成愚蠢的侵略者，被渊盖苏文射瞎左眼，唐军一路求饶才逃回中原。对于这类连韩国学术界也感到荒谬的影视作品，导演金钟善对韩国媒体解释说：“历史剧不是纪录片。我拍片就是要让年轻人看了产生民族自豪感。”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韩剧《朱蒙》更是将

　　歪曲历史的伎俩发挥到极致：剧中大肆捏造汉朝军队屠戮高句丽人的血腥场面，直接宣称中国东北为韩国固有领土。

　　在韩剧的煽惑下，韩国民众的仇华心理日炽。在2007年韩国SBS电视台的综艺节目STARKING第三期中，主持人姜虎东问一名11岁女孩长大后有什么愿望。女孩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在白头山(中国长白山)上升起韩国国旗，并对着荧屏大喊：“中国!白头山是我们的!”现场顿时掌声雷动，嘉宾们更是面露赞许之色。同年4月，在《朝鲜日报》组织的中小学生意向调查中，有51％的韩国青少年认同满洲是韩国领土。韩国KBS电视台还搞了一个《两天一夜去白头山》的节目，让韩国游客携带独岛(日本称竹岛)、济州岛、日本海、黄海的水倒进长白山天池，说是让“大韩民国的东西南北”在天池中汇集，让中国人明白韩国人的心声。更有甚者，韩国广告专家徐庆德于2008年3月在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中有一幅公元412年的地图，地图中将中国华北纳入高句丽版图，将山东、江淮纳入百济版图，以此忽悠不明真相的美国民众。徐庆德的行为竟受到了韩国媒体的赞扬。

　　韩国民间的种种不理智行为，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大规模骂战，不雅词语在论坛中比比皆是。不幸的是，中国“愤青”的冲动又被韩国媒体利用，引起更多韩国人仇华。

　　鉴于此，我认为，中国人还是应该体现出大国国民的文化修养和心理素质。孟子曾说“惟仁者方能以大事小”，因此，国人唯有以坦然宽容的姿态，本着让科学精神说话的取向，对高句丽展开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掌握更多的事实依据，还原历史真相，才能在中韩学术交锋中捍卫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时，要将高句丽研究成果推向世界，通过全球巡展及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并邀请各国学者前往东北实地考察，让中华文明中的“高句丽奇葩”为全世界所熟知。

　　另一方面，我们要满怀自信，保持理性。重拾文化大国心态，关键在于构建文化自信。当务之急是吸取璀璨的中华文化营养，并承传发扬，对属于中国的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保护，进而将“高句丽研究”升华为“中华文明对朝鲜半岛影响之研究”，从根源上斩断韩国对东亚文明之母体的非分之想。此外，还要认清个别韩国人及机构的极端观点并不代表国际主流观点，我们没有必要像某些韩国学者和民众一样陷入癫狂状态。世界文化遗产采取的“属地保护”原则，我们要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在文化保护中渐次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子，保持批判性思考，促进中华文化的再次腾飞，这才是对文化掠夺最有力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