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钧

　　据宋人笔记《避暑漫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曾勒石立誓，将石碑锁置殿中，后世嗣，君即位，必须入而跪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亨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无独有偶，《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铸一铁牌，置于宫门中，上书禁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人们常常用“白纸黑字”来表示成文法效力之不可抵赖，不过宋太祖与明太祖还担心戒律写在纸上尚不足以警示万世，所以勒于石上、铸于铁上，以彰其不容更改、不得遗忘之地位。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同为开国君主郑重其事所立的“祖宗之法”，但它们被后世嗣君遵守执行的情况，却有云泥之别。

　　公允地说，宋太祖的继任者都难能可贵地做到了恪守祖宗遗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虽说两宋也有不争气之君，但始终未兴文字狱，文臣能获得比较优厚的政治待遇，以及相对宽松的议政空间。宋代大诗人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写了几首讽刺新政的诗，结果受新党小人构陷，惹出一个“乌台诗案”来，但也只是被贬谪黄州，没有杀头。苏轼《咏桧》涛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当时的宰相王琏曾就此向神宗皇帝告黑状：苏轼欲将心迹托与“地下蛰龙”，分明是在忿恨皇上不知己，实乃“有不臣意”。幸亏宋神宗并不糊涂，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无言以对。要是换在明朝，就算苏夫子项上长着十颗人头，也不够砍的。

　　明太祖说得铿锵有力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则很快成了明代最大的政治谎言。这一戒文是洪武十七年铸成铁牌立于宫门的，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篡位登基后，很快就给予“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时距铁牌铸成之日，也不过二三十年光景。事实上，明代的内臣(宦官)不仅干预政事，而且是大面积、持续性地干预政事，如正统朝有王振乱政，挟皇帝亲征瓦刺；成化朝有汪直专权，时人竞“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正德朝的刘瑾权焰尤炽，大臣的奏章都要抄写两份，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人称刘瑾为“立皇帝”；天启朝的魏忠贤更是权倾朝野，自号“九千岁”，“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朝太监之臭名昭著，比之东汉与晚唐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宋太祖勒刻在石碑上的政治遗嘱能获得嗣君的遵守，明太祖铸注于铁牌上的政治遗嘱则被子孙当成耳边风呢?是石碑比铁牌更能昭示“祖宗之法”的“宪法”地位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朱明皇帝比赵宋皇帝不成器吗?也不尽然。我认为，最为深刻的原因隐藏在宋明大异其趣的权力结构中。

　　宋代的权力结构体现了比较典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色，君主是天下的主权者，但具体政事则归山士大夫组成的文官集团执掌，用宋人的话来说，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权归人主，政出中书”。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制衙的二元分权结构。尽管这一分杈模式在实际执行上可能会打折扣，但宋代文臣对于皇帝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的行为，却是不以为然的，“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也是敢于公开抵制的，“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圣敕，不足效也”。这不是因为宋代的官僚胆子特别火，而是宋代文官集团在权力结构巾的法律地位使然。

　　显然，在“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分权结构下，宋代的皇帝相对而言受到更多的约束，很难做到专权独断、为所欲为，即使一时性起，意欲拿文臣祭刀，往往也通不过官僚集团这一关。

　　宋神宗有一次批示要将某大臣斩了，次日临朝，他问宰相蔡確：“昨日批出斩某人，已执行否?”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认为陛下不可破例。”神宗沉吟了半晌才说：“那就刺配远边吧。”这时副宰相章停站出来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很不高兴地说：“快意事做不得一件。”章宰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天子贵为九五之尊，竟也做不得快意事，这岂是后世的流氓皇帝如朱元璋之流所敢想象的?史书上说宋代皇帝“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每事付之外延，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这固然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大度与自律，更是彼时君王权力能人体上受到官僚系统制约的体现。

　　反观明太祖朱元璋所缔造的权力结构，已经与宋代相去甚远。简单地说，朱元璋将“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二元分权结构彻底改造成君主“尽收威柄、一总事权”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了。

　　洪武十三年，即在铸铁牌禁止宦官预政的四年之前，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并诏令子孙：“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废相之后，皇帝只选拔部分内阁学士人值充左右顾问，为皇帝起草昭令、批复奏章，时称“票拟”。严格来说，“票拟”并无正式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参考的意见，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笔抄正，时称“朱批”，方为朝廷的正式政令。朱元璋设想以这样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独揽朝政、乾纲独断，可是他一定不会想到，朱氏子孙竟越来越不成器，不是玩物丧志，就是溺于酒包、道术，总之懒得打理同政了。假如在二元分权结构中，或许问题不大，圣上垂拱而治就是了，但在明代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中，荒怠的皇帝只能将“批红”的活计交给身边的内臣代劳，于是窃柄自重的太监就隐然成了“二皇帝”。

　　盛产强权太监的明代，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没有尊严的朝代，文官集团不是被砍脑袋，就是经常被喜怒无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内臣的得势专权与士大夫的丧失尊严，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从方孝孺到东林党人，时代上大夫绝不比宋代文臣缺少道德勇气，但是，他们的命运则远比宋代文臣惨烈，这是官僚集刚作为皇权制衡者的结构性力量被推毁的必然结果。而权力结构既已失衡，作为专制皇权非正式代理人的宦官集团要狐假虎威、兴风作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朱元璋废了宰相，将权力结构改造得畸重畸轻在前，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宦官预政在后，殊不知，这是一对悖论。那块置十宫门中的铁牌，不过是婊子门前的贞节牌坊，皇帝早已为太监干政亲自挖好了暗道。

　　对比宋太祖勒石立誓与明太祖铸铁示禁的故事来看，任何一项制度，必须获得匹配的权力结构的支撑爿可能得以执行。制度规定向右，但如果权力结构的作用力偏偏向左，那么，即使你将制度条文刻在石碑上、铸在铁牌上，哪怕用钛合金来浇铸字块，也是废话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