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曹操与刘备究竟是不是—革命—保皇的关系?不是。法与儒只是表面手段,实际他们部心存“异志”。曹操是先拟传矫诏,后挟持天子;刘备是先违规吸收外姓兄弟,后放弃宗亲刘协诏封的左将军、宜城亭侯等官爵,另作他图。
那么,罗贯中为什么要对两位篡逆者大书特书,还通过曹操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因为东汉天数已尽,理应改朝或换代,而曹、刘又是最先将个人志向与国家前途联系起来的人;最先实施破旧立新同步战略的人;最先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探索第三种解决方案的人。二人共同组成了“三国”初期最高效的双轨制革命。且看他俩最初是如何巧借董卓、吕布等人掘得第一桶金的。
曹操的大连环计
喜欢《三国演义》的人,大都对曹操刺董未遂报以遗憾或揶揄,对王允所献的连环计则赞不绝口。实际上,王允哪堪与曹操相比,他只不过是曹操大连环计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
先来作两个假设:一是假如曹操不去刺董卓会怎样?毫无疑问,继续默默无闻做他的骁骑校尉;二是假如曹操行刺成功会怎样?只会是合身为王允、李俺、郭汜、袁绍等人清了君侧、做了嫁衣。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是“有权谋、多机变”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想要的。而他行刺献刀后的实际收益如何呢?赚得盆满钵满:向下,讨好了民众,得以迅速笼络一帮人马;向上,挑起了朝廷忠、逆两派狗咬狗。在曹操刺董之前,董卓抓不到“保皇派”领袖王允的辫子,王允则惧于董卓的淫威,只敢躲在家里低声抽泣,所以二人暂时相安无事。然而,当董卓调查到曹操行刺的宅刀借自王允时,二人就反目了。七宝刀之于曹操的用途就如同貂蝉之于王允。
曹操刺董献刀
尽管此前越骑校尉伍孚行刺失败,尸骨未寒,但在绝火多数人看来,对付权勇俱备、形影不离的董吕父子还是只仃行刺一条路。曹操猜度到这种公众心理,便在王允的寿宴上自告奋勇提出愿借七宝刀,再干一场。王允顿时被曹操的慷慨陈词折服,以为天降神侠,于是就毫不犹豫取刀相助了。
但接下来,曹操却全然没有了刺客最起码的果敢和献身精神,动作变得怯懦而又暧昧,白白错过了董卓“倒身而卧,转面向内”的动态时机,直待董卓卧定,能从“衣镜”中反观到外人时,他才掣出宝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刺客竟然做不到比董卓倒身、转面的动作更快?难道经常出入相府的校尉不知道董卓床上装有“观后镜”?而且即便抽刀时被发现,也还是有时间大臂带动小臂,手起刀落,何必迫不及待下跪献刀呢?
对此,曹操向陈宫的解释是:“今事不成,乃天意也!”但是除了彼时彼刻的陈宫,谁还会相信制天命而为之的曹操的辞典里有“天意”?只会是“我故意”!从这个视角看,曹操的演技堪称精湛:笫一步,让董卓稍起疑心。由于董卓从镜中看到了他拔刀的全部过程,所以即便生疑也不至于太起急。第二步,让董卓暂时打消疑虑。曹操知道董卓生性贪婪,所以借来了一口著名的七宝刀,虔诚相献,令其无法拒绝。第三步,让董卓认定他就是行刺。曹操离开相府后,故作心虚,仓皇逃跑,董卓这才决定全国通缉。曹操虽败犹荣,一夜成名。
与此同时,王允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差点被曹操气死。他心想,求人不如求已,便放弃暗杀的单边思维,背水一战策划起美人计、连环计来。
曹操后来对陈宫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明骂董卓,暗中一定也包括王允。只是曹操没有过多地自我陶醉,旋即趁热打铁,高扬“忠义”、“讨董”的大旗招兵买马。曹操是野心家,更是实干家,他够资格“通吃”。
曹操不杀董卓的原因
仅仅以贪生怕死或两面三刀来评价曹操是肤浅的,他刺董献刀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创新。
首先,曹操希望改进解决矛盾的方式,变急图为徐图。残酷的现实告诉曹操,杀一个董卓不难,难的是还有无数个董卓起来,欲速则不达。董卓就是得势于宫廷厮杀,他身后更有李、郭、张、樊群狼觊觎。很明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机,须当有一批德才兼桥的新锐整体取代朝廷的陈腐派系,但新人的成长和旧势力的垮台都需要时间。曹操改行刺为离间,便是将破旧与立新的矛盾引向了渐进的良性的更迭周期。
其次,曹操希望在儒、法之间寻找新的哲学理念。在很多人眼里,曹操是典型的法家,其实不然。如果他是纯法家,就混不进王允的圈子,也不会想到借刺董表忠心。当然,他更不是纯儒家,不会真为王允卖命。在曹操看来,国家仅仪依靠朝廷左、右两派争斗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以下反上,以民反官,于是他就来了个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这一做法虽然仍旧偏于激进,算不上正宗的“儒法混”,但却很适于摧毁死而不僵的朝廷。
最后,曹操希望改变“英雄”的价值观,变追求虚名小利为实名火利,变追求短期效应为长期利益。作为一名刺客,不管行刺成功还是失败身亡,都只能得到一时的赞誉,转瞬即逝。伍孚得到的就是一首小诗:“汉末忠臣说伍孚,冲天豪气世间无。朝堂杀贼名犹在、万古堪称大丈夫。”曹操却得到了一支令李催、郭汜等奸党闻风丧胆的军队。随着曹操思维的转变,三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暗杀无一成功,离间无一失败,甚至还发展出了反离间计。
虽说曹操瞧不起王允,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交上锋,重“智”的王允必能战胜重“勇”的董卓。所以他就放心地将灭董的任务转交给王允去办了。王允确实留有一手,硬刀不灵用软刀,亮出了美女貂蝉。
貂蝉、王允的成功就是曹操的成功,而王允被逼跳楼则是曹操更大的成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曹操却没能战胜自己。自从完成刺董献刀的惊险一跃之后,他原本多疑的性格就变得更加神经质了,不但在逃跑途中失手杀了吕伯奢全家,还失口向陈宫暴露了“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凶残本性,致使刚从董卓那里得来的“忠义”之名大打折扣。不过,他放过救命恩人陈宫,说明他当时还不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纯法家。
刘备的预设连环套
为什么《三国演义》第一回刘备出现在曹操之前?“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刘备在曹操之前就开始着手谋划连环计了。曹操是意欲改朝换姓,所以他采用了立竿见影的天时连环计。刘备意在仿效刘秀,从逆贼手中反夺天下,所以他采用了后发制人和连环计。
虽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人和计谋也存在投入、产出周期长的不足,往往准备在前,收获在后。刘备很有眼光,也很有耐心,他早早便吸取高祖的经验教训,以楚霸王项羽为假想敌,结拜了能挑战未来任何勇将的关、张兄弟。随着事态的发展,刘备意识到这个对手就是吕布——一块曹操暂时还啃不动的硬骨头。当然,他也不想亲手杀死吕布,就像曹操不想刺死董卓一样。
相对于口无遮拦的曹操而言,刘备注定活得
更累,有时对“三位一体”的关、张兄弟也要“喜怒不形于色”。比如,他的皇帝梦和不想杀吕布的想法。前一项我们很好理解,在家天下的社会里,异姓之人不会为谋求政权而结拜兄弟,将来子孙们长幼贤愚的世袭矛盾难以调和。刘、关、张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微妙:刘备结义的目的是:一则用自己超越刘家单一姓氏的民主意识和人力资源感召世人;二则借兄弟之勇武离间曹、吕两位劲敌,待中兴有望时再壮士断臂。关羽和张飞则相对单纯一些,报国安民、匡扶东汉的同时顺便捞点儿名利富贵。
那么,为什么第二项也不足为外人道呢?因为它也事关刘备的皇帝梦。试想,如果在虎牢关杀掉吕布,董卓必然也随之垮台,刘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下旁落。甚至还会拖累曹操。由于都心存政治图谋,刘备便和曹操来了个双赢,你举荐了我,我也助你一次。只是吕布相列于刘备作用更大一些,可反过来制衡曹操(第一回中刘备还曾制止张飞杀董卓,比曹操更早意识到董卓不能速亡)。
谁敢想象,刘备早就盘算着要放倒单骑会斗十八路诸侯的吕奉先,以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孟德了,真是没有白长一副大耳朵啊!事实上他成功了一大半。
刘备蓄意放吕布
第一回董卓尚未表现出大逆不道的本质,所以刘备劝阻张飞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是朝廷命官,岂可擅杀?”当时关羽也站在刘备一边。但到第五回再饶过为虎作伥的吕布就无从说起了,况且关羽电偏向了张飞。怎么办?欲纵故擒。只见刘备在关、张二人与吕布战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掣双股剑杀进去了。随后就看到吕布对着“玄德面上,虚刺一戟,玄德急闪。吕布荡开阵角,倒拖画戟,飞马便回”。之后玄德假装不服气,跟着兄弟一齐追赶。
同样是略带遗憾的表演,刘备比曹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杀退了从未有过败绩的吕布,还让自己成了战胜方不可缺少的一员;不但点燃了全国民众除董的希望,还博得了曹操和吕布的“暗恋”。
可以看出,刘备的离间方式与曹操的嫁祸不同,他是先激发双方对自己这位三头六臂之猛男的兴趣,然后再脚踩两只船,与貂蝉的做法类似。相对来说,此类连环见效稍慢。那么,如若刘备这块“短木板”不插进去,关、张二人能不能斩获吕布呢?一定能!只是回合、时间的问题。张飞多次与他单挑都不分胜负,何况再来一个温酒斩华雄的关羽。刘备就是担心自己为吕布准备的关、张兄弟太过强大,所以才冲上去“帮忙”。
可叹张飞口口声声喊吕布“三姓家奴”,却没想到自己也是被刘备欺骗的“异姓兄奴”。按照刘备的一贯作风,假如关、张二人真打不过吕布,他早就逃跑了,哪还敢助阵?
后来,吕布和曹操果然就成了刘备的“套中人”。比如当曹操准备以报父仇的名义征讨徐州时,吕布就抄了他在充州、濮阳的老巢。吕布自己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却帮助刘备守住了徐州,致使陶谦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推让徐州,名利双收。紧接着刘备又与张飞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唆使吕布在徐州、小沛、下邳之间与曹操打消耗战,大大削减了曹操征服天下的锐气和速度。
和曹操刺董受惊后身体和性情开始变坏一样,刘备在三英战吕布之后也产生了兄弟芥蒂。尤其是关羽,开始怀疑刘备的私心了。你不仁我就不义,在忠君与尊兄之间,他选择了忠君,给刘备制造了大麻烦。
势均力敌的曹操和刘备
汉末的天空次第升起了两颗明星。董卓覆灭时,曹操成了献帝苦盼的诺亚方舟;吕布殒命时,刘备也成了百姓呼唤的救命稻草。天时与人和,二人各得其所。那么,他们为什么部没有顺利吃掉对方呢?原因在于互有失算,聪明反被聪明误。曹操以为得罪一个县令陈宫不足为虑,没料到正是他让吕布如虎添翼,让刘备悄然坐大;刘备则以为失信一个二弟关羽无足轻重,不曾想关羽反助曹操解了白马之围,诛颜良斩文丑,致使曹操出人意料战胜了袁绍。刘备原本还准备借袁绍遏制曹操,就像曹操借李健、郭汜之力铲除王允一样,环外套环。这也是当时刘备只身来到袁绍身边,帮他加油鼓劲的原因。
比较两人的连环计,从理论上说,“人”和“高于”“天时”,刘备比曹操擅长谋划;从实践上看,曹操虽收官不严,但总算落实,他比刘备更有执行力。两位“煮酒英雄”就这样极不情愿地碰面了,形成了势均力敌的鼎足之势。
尽管站在国家的高度看,曹、刘是“三国”之初双轨制革命不可或缺的对立统一的整体,但就其个体而言,还是存在很多局限。
第一偏执思维。尽管他们都具有与众不同的“徐图”意识,但曹操还是太激进、太信奉天时决定论。刘协虽贵为天子,却不是刘家最有本事的人,仅仅挟持他是不够的,而且也不应该为刘室宗亲提供协作的机会,比如让刘帑从刘协那里得皇叔之天时,从刘表那里得新野之地利。相反,刘备太保守,太相信人和决定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备自以为绰绰有余的关羽却被曹操所用。
第二,身份特殊。校尉不是最底层的士卒,织席贩履者不是最低微的贫民。他们一个是宦官之“后”,一个是皇室宗亲,都与旧王室有着无法割合的关系。这些高起点是他们革命的有利条件,但也决定了他们不能完全站在民众的立场将革命进行到底。改朝换代,除了需要灭、地、人多轨并行之外,还需要恒产到无产的层层深入。所以曹、刘后来又遭到了更低贱的诸葛兄弟和司马家族的二次革命。其中司马氏身份最低,且将天、人作了同姓合并(山野闲人司马徽谋人和,养马倌司马懿占天时),最终胜出。
第三,性格庸常。曹操沾染了军人的尚武好斗以及阉党的反复无常;刘备则传承了手艺人的小资情调和汉室宗亲的自私自利,性格决定了他们发展空间的狭隘。
准说罗贯中否定农民呢?恰恰相反,农民是他心中的救世主,地位越低,越具备仁、义、勇、智、慧的潜能。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罗贯中只是不认同农民起义直接推翻旧王朝的想法或做法,新的贫农王需要战争提供足够民主的机会,也需要接受战争足够残酷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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