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思

　　一

　　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浙江宁波府鄞县的农民因两项土政策闹事，放火烧了宁波和鄞县的衙门。挑头反对税收土政策的人叫周祥千，领头反对食盐专卖土政策的人叫张潮青(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

　　鄞县百姓纳税，要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封钱投柜。贫民碎户用白封，绅衿大户用红封。红封可以免交官吏敲诈勒索的那部分“陋规”，于是小金库和官吏衙役的灰色收入全都扣在了小民头上。众小民议论起来，自然切齿怨恨，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谁也不敢带头闹事。

　　周祥千是个监生，像如今的大学生一样属于“候补干部”阶层。作为红封阶级的一员，他竟然也说土政策不公道，而且几次邀集大户联名向县衙递交请愿书，“请粮价一例征收”，只是大户们不肯签名。

　　这年正月，一些人到周祥千家喝年酒，大家又聊起红白封的事。有人撺掇周祥千领头请愿，众人则表示大力支持。周祥千被鼓动起来，与众人一起去附近的地神庙求签问神，看看这事办得办不得。签上说，此事吉利，今年就可以成功。

　　神签说可以成功，众人又衷心拥戴，胜利的凯歌在周祥千心中奏响，一股英雄气回荡胸中，热血冲头的周祥千当下就在神庙向各乡发出通知书，邀集粮户在指定的时间进城，“请平粮价”。

　　“请平粮价”是一个容易发生误会的词。取消红白封的差别是平粮价；取消所有额外需索，按照正式规定的数目征收钱粮电是平粮价。当时鄞县的县太爷姓冯，他听说周祥千领头在庙里“聚议粮事”，立刻派差役将周祥千抓到县里问话。冯太爷认为周祥千倡议的平粮价就是减粮价，而粮价一减，他本人的灰色收入就要受到影响。周祥千分辩说，他们的要求是平红白封，言外之意是冯太爷不必担心，官府的利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但冯太爷不由分说，以聚众的罪名将周祥千关进监狱。

　　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府眼里，聚众都是重罪。《大清律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者斩枭示”。按照刑律规定，参加闹事的群众即使属于被胁同行，也要“杖一百”。

　　周祥千入狱之后，撺掇他领头闹事的人们很过意不去，乡民们也愤愤不平。

　　二

　　周祥千是鄞县南乡人，而鄞县的东乡人在两个月前也曾闹过一场，领头人张潮青也被冯大爷关过。

　　东乡靠近海边，当地人吃盐都买“私盐”。私盐贩子与官家特许的盐商竞争很激烈，从价格上说，盐商争不过私盐贩子。同样的盐，私盐没有税收负担，盐商却要以高价从朝廷手里购买运销许可证(在术语中叫“盐引”)。商人要想把市场夺回来只能依靠朝廷，利用法律掐死私盐贩子。于是，盐商展开了影响立法和执法的政治努力。

　　《大清律例·户律·盐法》严禁买卖私盐，卖私盐者发配两千里充军，买私盐者杖一百。但是立法者也明白，要管住海边小民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便网开一面：沿海的贫难小民肩背、手提少量私盐换取谷物，以维持生计者，不在治罪之列。鄞县东乡就属于这种肩背、手提的私豁贩子的地盘，名曰“肩引”之地。这种局面从清朝开国一直持续到乾隆(1736—1795)年间，各方相安无事一百余年。

　　后来，乾隆数次南巡，江南盐商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股，将皇上伺候得身心舒畅，盐商的地位也迅速上升。盐商们借机扩展市场，经过一系列活动，朝廷批准了盐商的请求，肩引之地也必须买盐商的盐了。

　　有了朝廷文件，还要将文件精神落到实处。到了道光初年(1823年左右)，地方官府已被全面买通，盐商的意愿成了官府的决定。恰好一位盐商的儿子得了科名，他的房师叉到宁波当官，利益加上情面，执法便空前严厉起来。官府多方缉捕，广为侦查，只要发现谁家的盐不是从商店买的，就要以食私盐治罪。这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开支，也断了肩贩们的生路，于是冲突口渐增多。最后肩贩和消费者忍无可忍，便在张潮青的积极活动下联合起来，要求朝廷主持公道，恢复原来的盐界。

　　当地官府派官员下去调查，认为商人侵占了肩贩引地，失业问题严重，长此下去恐怕要出事，最好能恢复老办法。调查结果报到省里，领导不同意，嘲笑调查者说：“你有能力更改朝廷文件吗?”

　　朝廷不肯修改政策，民间就想办法闹。大概在周祥千入狱前两个月，浙江巡抚(省一把手)到宁波招安海盗，宁波府和鄞县为了保护巡抚的安全，就决定先整顿社会治安，抓一些在逃犯和不安定分子。这时，在商人们的撺掇下，鄞县的冯太爷便差人将“肩贩运动的急先锋”张潮青拿了。

　　张潮青有一个助手叫俞能贵，勇悍善斗。他们还有一个军师叫李芝英，是个监生，善计划，有谋略。巡抚到宁波后，在李芝英的鼓动下，东乡人便进城请愿，恭恭敬做地在衙门前燃香下跪，恳请释放张潮青。据下一任鄞县县令段光清说，冯太爷当时有一个错觉，以为有省最高领导在城里镇着，乡民必定不敢闹事，因此任凭乡民在那里跪着，就是不理睬他们。但冯太爷忽略了一个问题：鸦片战争后，宵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大降，老百姓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欺软怕硬、缺德无耻的朝廷。既然软求无效，乡民便改为硬干，众人冲入监狱将张潮青抢出。巡抚慌了手脚，放号炮调集正规军，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官兵一个也没有露面。

　　咸丰二年二月二十日，鄞县乡民蜂拥入城，将宁波府和鄞县县署团团围住，先将周祥千抢了出来，再将一向刚愎暴躁的宁波知府州到城隍庙的戏台上，凌辱威吓，逼他出了一张平粮价的告示。众人闹得性起，干脆将宁波府衙门抢掠一空，再放一把火烧了，接着又抢掠、烧毁了鄞县衙门，捣毁了征收钱粮的房屋。得意浓时，乡民们难保不生出阿Q参加革命的感觉，威风凛凛地将许多城市居民也一并抢了。

　　三

　　“哄堂塞署、逞凶殴官”已是枭首的罪过，烧毁衙门简直就是反了。主管全省治安的浙江臬台(即按察使，省里的三把手)立即亲自挂帅，调兵遣将前往镇压。同时，省里委派能员段光清出任鄞县县令。

　　鄞县百姓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人心惶惶，担心官府报复。针对这种担心段光清到任的次日便不带任何武装人员，让一个差役举着“鄞县正堂段”的牌子，带着一个书役下乡巡视以安定人心，并让书役传来几个老民问话。

　　段光清问：“你们真要一县同反吗?”

　　老民纷纷表示不敢反，说他们听周祥千讲，完粮有红白两封的名目，太不均平，大家入城只是请平粮价。

　　段光清道：“连衙门都烧了，还说不敢反吗?”

　　众老民惊恐起来，问他如何是好。段光清便使出分化瓦解策略，建议他们先把自己摘干净，各自写一份呈文，声明本村并未进城闹事，应完钱粮也情愿照常交纳。这样写了，即使将来官兵来抓周祥千，也不干他们的事。

　　于是，东南西北各乡纷纷具呈，不过五天，段光清就收到38O多份与周祥千划清界限的呈文。

　　民间的经验很丰富：官兵平叛是非常残酷的，大兵过处，烧杀掳掠，鸡犬不留。官府也不隐讳这一点，有时还特别在告示上声明“不日大兵云集，必至玉石不分”。所以，村民写呈文，等于在身家性命和道义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不存在两全之道。

　　正当段光清的分化策略初见成效之际，浙江臬司和运宪(臬司、运宪都是省级文职大员，属于从二品和正三品大员)统帅的数千名官兵开到宁波。分化策略已见成效，百姓情愿完粮，剩下一个周祥千，鄞县的捕役足以对付了，因此鄞县和宁波府都反对用兵，但是军队方面有自己的利益。

　　首先，军方并不认为这是真的平叛。一群老百姓闹事起哄，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大军一到早就吓酥了，所以这行动是没有风险的。

　　其次，名义上这就是平叛。转一圈，抓几个人，砍一些脑袋，官员们便可以邀功请赏。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士兵们奸淫抢掠，也会有许多收获。因此，军方坚持用兵。

　　一连数日，随军的文武官员天天带着兵下乡拿人，可是周祥千早已逃跑。军方很不过瘾，就主动扩大行动范围，要去东乡抓张潮青。三月二十五日，一群官兵到东乡的石山衙拿人，没找到张潮青和俞能贵，便很过瘾地抢了许多财物，烧了两间民房，顺便抓了13个人带回去请功。东乡人愤恨不平，呜锣聚众抵抗官兵，官军见势不好便逃回城里。

　　听说东乡人聚众抵抗官军，臬司决定发大兵镇压。咸丰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黎明，官军乱哄哄地登上百余条紧急征调的民船开往东乡石山衢。直到这时，官军好像也没有准备真正打仗，登舟前只是抱怨地方官伺候得不够周到，在路上，他们不断地焚烧民房，抢劫财物。

　　面对数千屠夫，东乡人除了拼命无路可走。运兵船过了一道浮桥，开到了一座庙前。早已埋伏在此的东乡人开炮轰击，炮声一响，乡民蜂拥而出，官军顿时大乱。船上的官兵被打死无数，上岸的又被砍翻，紧急后撤的官兵退到浮桥时，又被桥上拦截的乡民杀掉。这一仗，官兵死了二百多人，文武官员死了二十多人，仅俞能贵一人就杀了十多个官兵。据后来赶去谈判的段光清说，河边死尸乱倒，河水红流，他认识的几个官员一丝不挂地倒在河边，河里还有半浮半沉的尸首。

　　这一下，等待捷报的臬司傻眼了，他只说了一句“我等在此，事更不可测”后，便和运宪一起在半夜溜了，将烂摊子留给地方官收拾。

　　四

　　鄞县县令段光清赶到东乡谈判，“交换战俘”，收拾尸首，最必要的事情做完之后，竟然撒手不管了。他说这是省领导的事，他管不了。而东乡老百姓的目标无非是恢复“盐界”，要回被官兵抓走的13个人，像过去一样过安稳日子。他们并没有推翻朝廷的野心，但又不敢掉以轻心。在乡亲们的支持下，张潮青和俞能贵组织了一支民兵队伍，站岗放哨，提防官兵偷袭报复。双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僵持着，不知何时才是了局。

　　转眼就到了四月。由于从正月就开始闹平粮价，接着又抓人又开仗，人心惶惶，所以，早就该征收完毕的钱粮至今尚未开征。乡民早就写了保证书，愿意交纳，早日安定下来。官府则怕刺激百姓闹事，不敢征收钱粮。正在犹豫之际，段光清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的大意是：如果不开征钱粮，动乱就不能算结束。而鄞县征收钱粮一向无定价，您若持平定价，乡民自然配合，他们会争先恐后地交纳。假如把折算率定为每两银子26OO文，取消红白封的差别，民间心平，官府的开销也够了。如此立即开征，人心自定，百姓各安生业，原来跟随周祥干进城闹事的人也必定不肯再当他的党羽，周祥千就被孤立了。周祥千被孤立了，东乡的张潮青和俞能贵还能艮久为患吗?

　　段光清读完匿名信，便请众绅来商量。众绅表示，信中观点平允，但不知道乡民接受不接受。段光清说，如此定价，只怕绅衿大户不肯，你们既然说平允，此事就算定了。于是开征钱粮，果然一切顺利，人心大定。

　　大英雄韩信曾在刘邦平定天下后感叹道：“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史记淮阴侯列传》)一句“我固当烹”道出了对现实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现在鄞县也到了“天下已定”的关头，大家要过平常日子了。假如没有危险，老百姓还会保持对昔日英雄的尊敬；但如果英雄只能给百姓招来官府的报复，那他就成了多余的祸害。

　　开征钱粮不久，周祥千便到官府投案自首。城乡大众听说周祥千前来投案，观者如堵，人声鼎沸。周祥千坦然坐在大堂的地上，等着官府来拿。听到外边喧闹，宁波毕知府惊魂未定，吓得不敢出来见周祥千。

　　最后，段光清被请到现场，众目睽睽之下他握住了周祥千的手，说：“大丈夫做事一身承当，你今天来这里，毫不波及同乡，真不愧为大丈夫!”说着，他又扫视围观的民众，朗声道：“要不是周祥千今天来，恐怕你们的身家都不得安宁。你们都应当感激周祥千一人!”此话一说，围观的人山人海顿时波澜不兴，一片肃静。

　　从全局看，这是决定周祥千命运的最后关头。那些看着周祥千跳入虎口的乡民暗自希望周祥千投案自首，所以不会认真劝阻他，现在他真来投案了，却加深了他们心中的愧疚。此时此刻，如果官府的态度稍有失误，哪怕是动周祥千一个手指头，就可能有人绷不住大声喊打，再次闹翻天。

　　进了后堂，段光清与毕知府商量了一个办法，认为此案不能在这里办。按律条惩办周祥千，民心不服；释放周祥千，案子太重，对上头交代不过去；最佳方案莫过于把此案推给上边，请周祥千到上边投案。周祥千一走，围观的人自然就散了，此事也就彻底平息了。到了省上，还要建议缓办此案，如立即严办，石山撕党羽就不易散伙了。

　　商议已定，宁波知府当天便礼送周祥千赴省投案。到了臬司那里，他们果然整天酒肉款待，显示了对周祥千人格的尊重。

　　其实，周祥千还是有其他选择的。

　　最有利于闹事首领的策略，就是把事情挑大，得寸进尺地将目标提高，让官府难以让步。对周祥千来说，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激化官府和民众的冲突，联合东乡揭竿而起，率领一支人马加入太平天国运动，甚至自己闹出一场太平天国运动。那些中农自然是不容易卷入的，但是还有贫农，还有闹事的积极分子，可以利用他们组建纠察队，严厉打击一切企图与官府妥协的机会主义倾向。按照律条，周祥千反正也是一死，何不闹他个痛快?

　　然而，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胁和利用民意的时候，却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品。

　　五

　　假如周祥千不去投案自首，我们也能根据张潮青和俞能贵的遭遇推测出他的结局。

　　段光清去石山衙谈判的时候，曾与张潮青和俞能贵的谋主李芝英私下交换过看法。段光清问李芝英最后是不是要造反，李芝英说：“百姓抗官出于无奈。官府不问罪，百姓就不会主动进攻。”段光清也告诉他，此事闹大了，官府不可能

　　完全不问罪，但只要抓到挑头的人，就可以敷衍了事。段光清劝李芝英及早为自己考虑后路，但李芝英没有按茬儿。

　　周祥千投案后，段光清又与李芝英私下会面，以免罪的许诺换取他的合作。此时李芝英面临的抉择是：或者与官府合作，或者造反。与官府合作，干脆说就是当叛徒，是风险最小的选择。不合作，长期拖延下去肯定不是了局，东乡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支足以对抗政府的军队。

　　李芝英最后选择了与官府合作，他建议立刻划定盐界。这大概是良心上最容易通过的背叛方式：出卖了造反首领，却为乡民争来了实际利益。段光清立刻接受，备下上百根石柱，刻上肩贩地界的字样，同时晓谕全县。界桩很快就大张旗鼓地安插到位，“天下已定”的局面又在东乡形成了。

　　李芝英明白此事的意义，界定之后便卧床不起，好像大病了一场。俞能贵前往探病，李芝英流泪道：“盐界既然定了，大家各自安居，谁还肯和我们一起抗拒官兵呢?我也要像周祥千那样去投案自首了。”俞能贵这时才明白过来，骂道：“原来我们中了毕、段二贼的计了!”

　　进入五月，张潮青和俞能贵仍然占据石山衢，然而跟随者却日益减少，最后只剩下十余人，而且防卫懈怠。

　　官府方面继续贯彻分化方针，发布公告，专拿张、俞二人，其余概不株连。公告说：乡民有能擒两犯送案者，每名赏洋八百元。以粮价折算，这笔钱大约有十五六万人民币，三四十户农家苦干一年也未必能挣这么多钱，其诱惑力可想而知。

　　六月的一天，段光清正在坐堂问案，街上忽然大乱，哄传东乡数百人手持器械蜂拥入城。正询问时，一个东乡乡民跪到堂前说，昨夜张潮青自石山衢潜回村里，村中数百家共同商议后决定捉拿张潮青归案，以保东乡安宁。于是全村同心，黎明时分一起行动，现在我们一同来送张潮青归案。

　　张潮青归案后，段光清当时就拿出八百大洋让乡民去分，说还有八百，为什么不把俞能贵一块儿抓来?乡民拿了钱，大喜道：“我们这就去石山衙抓他，太爷在后边慢慢走，只要他没跑，一定逮住他。”众人赶到石山衙时，俞能贵早听到消息跑了，乡民们便将俞能贵的家眷和送信让他逃跑的亲戚抓来。

　　段光清后来说，他宣布过不株连他人，也知道将家眷送到省里便难以活命，但是乡民既然送来了，他也不敢放，只是不给钱罢了。于是乡民散去。

　　一个月后，官府将俞能贵抓获，装到木笼里送到省上。很快，省里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将周祥千、张潮青和俞能贵“斩枭示”，首级解回县里悬挂示众。

　　东乡人觉得他们包是为了乡亲们，恳请不要悬挂首级，免得乡民“目击心伤”。官府接受了建议，让地保将三颗脑袋埋了。

　　六

　　在此案件中，乡民们一直隐蔽在幕后，却又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利益和心态是如何变化的呢?

　　假定这位白封小民是一户殷实的中农，有五六口人，十五六亩地，五六间房的院落，总计十余万人民币的家产。纯粹从经济方面计算，他愿意带头闹事吗?

　　按照土政策，白封小民以32OO文钱折银一两，红封绅衿却按市价以22OO文钱折银一两。这一场大闹如果成功，与红封阶级享受同样的折算率，则该中农每年可以少交二千文钱(相当于一百二三十元人民币)。这笔钱足以让小民动气，让他愿意参加闹事，但是不足以让他挑头：带头惹朝廷生气，不是玩命也是玩火，这风险岂是百八十块钱所能抵偿的?把那十万家产都搭上，也未必抵偿得了!

　　算清了这笔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潜规则通行数十年而不遭抵抗。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而受儒家理想主义精神熏陶的周祥千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他是红封阶级的一员，却热情地为白封阶级争取道义、要求公正。这样的人，即使在读圣贤书的环境里也是不常见的。所以，他入狱后，那些愿意闹事又不敢挑头闹事的中农，难免会在后怕和庆幸之余感到愤慨和惭愧。张潮青入狱后，东乡人的心理也应该类似。只要不太危险，他们当然想踹官府一脚，同时也为周祥千和张潮青做点什么。

　　在那段时间里，江南的空气中弥漫着骚动的气息。用段光清的话说，就是“人心思变”——大家都感到世道要变，都期待着某种重大社会变化的到来。洪秀全在广西建立了太平天国，随后向江南进军，一路如摧枯拉朽，势不可当——这既是人心思变的结果，也是人心思变的原因。此外，尽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官军的无能仍然被全国百姓耻笑。本来军官们戴着顶子上街，骑在马上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战争过后却威风不起来了。宁波的老百姓指指点点，笑话他们遇到洋人就扔了顶子逃命，见到老百姓就戴上顶子扬威，于是军官上街便不再戴顶子招骂。官府的表面威风和实际威慑能力双双下降，鼓起了民间闹事的胆量。

　　总之，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

　　事情闹大之后，利害格局突变，乡民的身份转变为暴民。此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为此连平粮价的要求也可以放弃——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要先保住本。这个前提保住后，平粮价的目标可以尽量争取。朝廷若厉害不妨退让，朝廷若退让就该坚持。假如官府以平息事态为第一目标，不仅承诺不报复，连平粮价的要求也一并满足，周祥千这颗火种便如同落入了湿柴。此时，交纳钱粮新并抛弃周祥千，乃是符合乡民利益的最耻想选择。

　　需要费心理解的要算捉拿张潮青，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自从县里打桩定界，两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那里闹个没完，这不是给乡亲们惹祸吗?开始大家还不好说什么，也愿意凑钱维持他们的自卫团，但官府已经满足了买卖私盐的要求，又说了不株连百姓，大家就没道理继续支持他们了。

　　看看人家周祥千，好汉做事好汉当，对比之下，张潮青和俞能贵不能不掉价。至于悬赏，几百户平分十五六万元，每家也不过几百块钱，有诱惑，但不足以糊弄良心。关键不在钱，而在于一旦有人倡议抓他，村里开会人人表态。而利害计算告诉我们，从根本上乡民们是不会反对这类倡议的；另外一方的风险计算也告诉我们，倡议者一定不愿意单干，一定要召集全村开会，以免在万一失利的情况下单独面对张潮青和俞能贵的报复。

　　从头到尾分析起来，民众未必是毫无心肝的群体，他们的许多行为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这个社会的制度造成了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艰难选择。从本心来说，百姓开始并不愿意闹事，后来也不愿意出卖英雄。不过，开始的平粮价的愿望，后来的对周祥千和张潮青的同情和敬意，都很难找到表达的正常途径。

　　假如周祥千或张潮青组织了一个农会，或者发动了一场诉讼，必定有许多人愿意交纳会费，愿意捐款请律师，就好像他们愿意维持自卫团一样。这样做既是合理的，又是合算的，还没有多大风险。在一个设计合理的社会里，这些人力和财力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诺的公平，还可以使领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问题在于，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允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于是，可以克服搭便车障碍的、挑头谈判的主体便无法组成，同时掌权者又一手遮天，民众也找不到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既和平又合法的其他途径。结果，重大的利害关系不能及时调整，只好体现为暴烈的两个极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