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口才突出的人，当然也就派生出名嘴、臭嘴之别。三国时代名嘴颇多，如以桥玄、何颓、许子将为代表的人物品评家，他们名头锃亮，每到一地，辄令寻常士大夫纷纷“改节饰行”。然而，正所谓“天下无道，处士横议”，在这些名嘴之外，我们也会不时听到一些意气骄横、怪诞绝伦的议论，其中便不得不提到两张著名的臭嘴：孔融与祢衡。
一
先说孔融。
西汉，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之后，孔融便有着中国最大的来头——他竟然是大圣先师孔夫子的二十世孙。对自己非比寻常的身世背景，孔融显然也知之甚详，少年时就曾巧加利用，借此成功地打入上流社交圈。
当时，南阳尹李膺喜欢在家里摆名人沙龙，对来客要求极为苛刻，曾特意关照守门人，“非世贤及通家子孙”一概不见。孔融前去求见时亮出了“李君通家子孙”的招牌，李大人揉了半天眼也没看出眼前这个后生小子与自己有甚瓜葛。孔融嘿嘿一笑，道：“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他指的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孔子造访老子(李耳)一事，那真可算“累世通家”了，不仅李府，连在座众位宾客都被他的捷才震倒，只有一位宾客说了句不太友好的话：“小时聪明，大未必佳，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没承想孔融立刻冲他顶上一句：“看得出来，先生小时候一定聪明无比。”
在19世纪的法国，一个青年想要在巴黎成名，最佳捷径便是得到某位沙龙女主人的青睐，以便尽情地展现自己的社交才华。在公元2世纪的中国，这一招也很管用，至少孔融的名声就离不开这些宾客的叫好与捧场。孔融有着强烈的宣泄欲望，通常在座的宾客越多，他的舌根越为迅捷灵动，唾沫也越为上下翻飞。
口才其实也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它可以被细分为很多种。拿孔融来说，他也是有其长短的。他的口才用来混淆视听、颠倒舆论、制造喝彩比什么嘴都厉害，但却无助于义理的研讨、学术的深化。他舌根上的智慧就像一个百米短跑选手，坚持不了多久，而他的思维一旦拉长，立刻就像拆散的毛线团，头绪纷乱起来。
孔融还很有胆气。15岁的时候，有个叫张俭的官员揭发了当权的宦官侯览和他的家人所犯的恶行，却反遭陷害，官府要抓捕他治罪。张俭本是孔融的哥哥孔褒的朋友，危急之中他逃到孔家，此时碰巧孔褒外出，只有孔融一个小鬼当家。张俭见孔融还是个孩子，就没有说明来意。孔融看到张俭神情紧张、欲言又止，就对他说：“我哥虽然不在家，但你是他的好友，难道我就不能做主收留你吗?”听了孔融的话，张俭心里踏实下来，在孔融家里躲藏了几天后，找了个机会安全地逃走。
此事后来被人告发，官府抓不到张俭，就把孔融和他的哥哥孔褒抓了起来。不知是义薄云天还是天生奇胆，入狱后，孔融一直对着狱吏叫嚷：“不关我哥哥的事，张俭是我放走的，快快拿我是问!”他哥哥急了，也在‘边叫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弟弟无关。”狱吏没辙儿了，拿不定主意，最后只好如实上报，后来皇帝定了孔褒的罪，放了孔融。
出狱后的孔融，名声立刻像不羁的野火，在中原四处弥漫。
闻名不如亲见，亲见胜过闻名。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孔融当堂一坐，别人要么乖乖地充当听众，要么傻傻地像听堂会那样在一边叫好，鲜有敢与他正面舌战的。16岁的孔融已是这样，38岁时更是所向披靡：一根舌头似毒蛇长长的引信，在众人面前“嘶嘶”作响，不断挑衅；奇谈怪论则像“联合牌”收割机，掠过听众汗水涔涔的额头，毫不留情地把别人那点社交智慧碾了个粉碎。孔融当时得了一个雅号——“议主”，只可惜当时洛阳的太学已在两次“党锢之祸”中遭到重创，后来连洛阳城都已残破到无法居住的程度，值此乱世，孔融不可能觅得一个安静的所在，让大家整天只管喝酒聊天，欣惯他的“议主”风采。既然北而战火频仍，就到南边过一把父母官的瘾吧。
严格地讲，孔融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他作秀的热情充沛昂扬，至于如何关心百姓疾苦，如何成为识时务之俊杰，便不知萦怀了。在生灵涂炭、百废待兴之时，孔融为官一仃，甫一就职不寻思着如何恢复农业、安抚百姓、治理战争创伤，而是整天忙着修复城墙、开设学校，举荐一些与他具有相似风格的儒士，仿佛天下已长治久安，从此不再有兵戈扰攘，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开辟出一片承平气象来。
孔融天性乐观，脑子里尽盘算一些使自己显得不同凡响的离奇念头，而所有这些念头都以“不切实际”为主要特点。他对活得异常艰难的百姓毫不系念，却满脑子想着所谓“示惨怛之爱，追文王之仁”。他为客死本地的外乡游士准备上好的棺木，将他们一一入殓。同郡有个孝子名叫甄子然，在孔融到任之前即已不幸早天，为寄托自己的奇特哀思，他竞仍不断地为他“配食悬社”。
想到孔融的死因之一乃是忤逆不孝，他对甄子然的态度只能从思维方式的一贯矛盾上去索解。依古代的道德观念和法制思想，孔融确实有取死之由，罪名未见得都属罗织而来。
孔融对当世知名的，以严谨见长的经学大师郑玄敬意无几，偶尔还要奚落几句，对死在司徒王允手下的东汉大学者蔡邕却愁情满怀到仪仪因为某人的模样有点像蔡邕，喝酒时就要把他拉到身边，为上天替蔡邕留下一个活面具而大发感慨。
即使在敌人大兵压境，“流矢雨集”之时，孔融都能“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造型，他甚至还主动请缨，与武将们争功，“大饮醇酒，躬自上马”，俨然一副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英雄气概。只可惜，马上的孔融醉意朦胧，又不会什么醉拳、醉剑，结果只能仓促间将武夫的进取造型临时改为诗人“仰天大笑出长安”式的昂然而退。
好在谁都知道孔融是圣人后代，谁也没有真正对他肩膀上的脑袋感兴趣，所以他总能不失体面地全身而退，扔下自己的百姓，从一个州郡窜到另一个州郡，反正照样会有人请他继续从事昏官生涯。像济公一样，孔融的腰间也总悬着一壶酒，以便在路上一颠一颠时也能摆弄出点风度来。济颠和尚悬壶旨在济世，孔融呢?
当然孔融也并不是害群之马，这个不愿对社会负责任的圣人后代，事实上也只具备有限的危害社会的能力。给社会带来真正动荡和破坏的，是军阀豪强们的勾当，如先后劫掠长安的董卓和李催、郭汜，如整天做着皇帝梦的袁术。
曹操偶尔也会派点活儿让孔融干干，如为了安抚袁绍，使他暂时不致与自己为敌，他曾派孔融持天子节钺，并虎责卫士百人，将大将军的印玺隆重地给袁绍送上。可怜而又奇怪的孔融，离开袁府后曾在荀或面前对袁绍及其手下大加夸奖，仿佛这一趟旅行和袁绍套上了交情。谁知他仍然把袁绍得罪了，就在孔融回到许昌不久，一封袁绍致曹操的亲笔信送到了曹操的案头，袁绍不加掩饰地要求曹操把孔融杀了。孔融是怎么把袁绍给得罪的，怕是他自己
都不清楚。
无论给孔融多大地盘，他都无法自力更生，虽然他嘴硬，但命中注定只能在别人的统治下生存。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许昌之后，孔融就一路朝都城方向走来，对被自己糟蹋掉的那‘片片土地全无愧色。在许昌，在曹操眼皮底下，孔融立刻过起了“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生活，从而使自己重新回到“臭嘴”的立场上来。借助曹操的强权、荀或的调度，在那样一个乱世中，许昌还能享受台风中心的平静。这份平静竟仿佛是特为孔融准备的，以便让他腾出精力咳唾江山、辱骂世人。
一些极为忤逆不道的言论，开始从孔融的府第里传出来了。其中有些言论，即使在社会舆论相对宽泛无序的今天都难以入耳。“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话其实也不新鲜，此前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已有所阐发，但不及孔融锐利：“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从语气上我们不难发现，王充只不过想说明一个自然之理，孔融则非得借助激烈的反问句式，以起到颠倒人伦的作用。
对于奉行以孝治天下的中国，孔融的另一个见解更让古人瞠目结舌。他鼓励人们，在饥馑的年代，宁可将仅剩的一碗活命饭送给路人，而不是同样奄奄一息的自己的亲父。
似乎嫌自己一个人大放厥词不过瘾，孔融还郑重其事地向当权者曹操，也向社会推举了一位人才——祢衡。
二
祢衡非常年轻，只有24岁。他的天赋之高是毋庸置疑的，所谓“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俨然鹤立鸡群。史载，祢衡“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博闻强记之能亦无人能及。他还精通音律，即兴作鼓乐《渔阳》曲，“音节殊妙”，“渊渊有金石声”，可以令“坐上宾客听之，莫不慷慨”。
然而，祢衡天生是要骂尽世人的，和后世阮籍准备一副青白眼的处世态度不同，祢衡从不知世上有谁值得他青眼相加，所以一概报之以白眼。即使对人世间仅有的两位知己——孔融和杨修，评价起来照样疯疯癫癫、没遮没掩：将年长自己20岁的孔融称为“大儿子”，将杨修称为“小儿了”。世人一旦落入祢衡的嘴里，其结果比羊入虎口还要凄惨，他只要对你略略瞥上‘眼，就可以破口开骂了。《三国演义》中“祢正平裸衣骂曹”一回，对祢衡骂尽曹操手下作了详细的描写。但仔细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祢衡骂人很少是有道理的，仅仅因为别人长了个将军肚，便骂人家是“屠沽儿辈”，可使“监厨请客”，这并不能让我们佩服他的口才。
祢衡骂人的特点是：首先，他不可能不骂人；其次，他从来不考虑给对方留点面子；第三，他也从来不给自己留有任何余地。骂人之于祢衡，就像毒品之于瘾君子，乃是不可遏制的爱好和冲动，为此，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自己将承担什么后果。拉拢一方，打击一方，骂一些人，同时安抚另一些人，这些最基本的世故，祢衡全不知晓。
有一天，祢衡准备回荆州老家。想到平时饱受他的辱骂，送客们决意要对他进行报复，祢衡到来，大家全体坐着不动。祢衡一见此景，立刻号啕大哭起来。“你哭什么呀?”有人问。“走在一群行尸走肉之间，我能不悲痛欲绝吗?”祢衡答道。
史书上虽然没有有关祢衡家世的点滴材料，但我可以判断出他有明显的人格分裂症状，他的反社会倾向与自恋态度几乎都是一眼可见的。这样的症状连弗洛伊德都无法医治，在今天看来，疯人院是祢衡的必然归宿。史书上也有祢衡“发狂疾”的记载，其中一次孔融要求他去见一见曹操，祢衡因“狂疾不肯往”。但作史者似乎仅把“狂疾”视为祢衡偶尔的使性子，而没有想到那可能也是病状的反应。
古斯塔夫·荣格说过：“很多在今天被看成精神病患者的人，在过去，他们往往能得到特殊的礼遇，他们反常的精神状态，恰恰被视为不同寻常的证明。”拿这个观点看祢衡，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这个飞越了历史疯人院的逃犯在三国时代竟然颇有声名，以至曹操虽然觉得杀他比杀一只老鼠还容易，却竟然没敢动手。
史载，曹操任命祢衡为鼓吏，本意是想寒碜他一下，没想到祢衡竟然衣着不整地走进大厅。由于东汉宫廷礼仪对鼓吏的衣着有相当高的要求，祢衡这一身丐帮打扮无疑是对曹操的挑衅。祢衡之所以后来又答应曹操的要求，换上鼓史的标准行头，乃是为了实施下一步计划：他当着众人的面脱下身上的百衲衣，一丝不挂，然后再徐徐换上新的装束。曹操无奈之下，只能自我解嘲道：“我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被祢衡这小子羞辱了一番。”
人格分裂的祢衡，显然从来就没觉得曹操有甚可怕之处。他后来干脆继续穿上那身丐帮服，拄着一根打狗棒，一屁股坐在曹操的营帐外，对曹操破口大骂。每骂一倒，打狗棒就重重地朝地上戳一下。曹操即使有撑船之度量，这时也按捺不住心中的腾腾怒火。他唤来两名虎贲卫士，准备三匹良马，祢衡就这样被撂在马上，被两个武士一路挟持出境，作为礼物送给了荆州牧刘表。
在刘表高朋满座的客厅里，祢衡享受了贵客待遇，但没过几天，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一面夸夸其谈地赞美着刘表，不惜拿周文王加以比附，一面又对刘表手下众人大肆嘲笑。刘表还算聪明，他明白曹操将这个活宝送给自己，本意正是为了借刀杀人，于是他便依法施为，同样将祢衡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屯驻夏口的将军黄祖。
黄祖开始也拿祢衡当宝贝赏玩，但当祢衡一如既往地嘲讽起他来时，杀人不眨眼的黄将军，一怒之下像杀狗一样把祢衡给宰掉了。
传说祢衡曾作《鹦鹉赋》，内有诗句云：“心怀归而勿果，徒怨毒于一隅……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如此悲哀的文词，是否真的出自愤世嫉俗的祢衡笔下，古人曾有过怀疑。事实上，惊人的张狂放荡与同样惊人的哀婉悱恻，大概也只有在人格分裂者的意识层里，才有可能得到统一。
三
祢衡死了，本着兔死孤悲的生命智慧，孔融应该有所警惕，收敛些才对。虽然祢衡非直接死于曹操之手，但以孔融的智力，应该能够看出曹操与祢衡之死的间接关系。但事实上孔融没有，与祢衡一样，他同样认为世界上最不值得‘怕的正是连皇帝见了都要瑟瑟发抖的曹丞相。政绩上乏善可陈的孔融，指责起他人来可是言同犀利，大言无状，谁也奈何不了他，而一旦较到实处，比拼统治才能，则谁都不会买他的账。
种种迹象表明，晚年孔融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曹操抬杠。他也许不知道，曹操完全有杀他的借口，而且杀了他都能把责任堂而皇之地推给别人。当然，如果孔融知道这件事，他一定会自我膨胀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曹操不杀他，乃是因为不敢，因为曹操怕他。
有件事让孔融大为得意，并可以作为曹操怕他的证据。当年曹操将司徒杨彪投入大牢时，孔融不仅没想到自己也有性命危险，反而对曹操威胁道：如果你继续“横杀无辜”，我孔融“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闻听此言，曹操还当真放了杨彪!
出于管理上的需要，也和粮食紧缺有关，曹操于建安十二年下了道禁酒令。奉行“杯中酒不空”主义的孔融不高兴了，在给曹操的一封题名为《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的信中，他露骨地讥讽道：“暴君桀、纣皆以色亡国，你何不干脆把婚姻也禁了。”曹操也给孔融回了一封信，原信虽已不可见，但从孔融复信中所谓“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的语意中，可以看出曹操的回信颇具语重心长的风格，还不乏大量有说服力的例子。
然而，孔融是不可被说服的，他继续寻找着向曹操发难的机会。
曹操北征乌丸时孔融便大加嘲讽，待曹操大军攻下袁绍的老巢邺城，时为虎贲中郎将的曹丕捷足先登，将袁绍儿子袁熙“颜色非凡”的妻子甄氏纳入怀中后，孔融兴致勃勃，再次给曹操写信一封，说：“当年周武王伐商纣王时，曾将纣王宠妃妲己赐给周公。”曹操虽然从军三十年，手不释卷，但还是被孔融这一新鲜典故弄迷糊了，想到孔融读书很多，便虚心请教。孔融缓缓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杜撰一个不存在的史实用以挖苦他人，孔融在讽刺艺术上确实造诣不浅，曹操受到的捉弄委实不小。就这样，孔融几乎是以某种“视死如归”的态度，将曾操的涵养逼向了极限。
建安十三年(2O8年)八月，随着一道《宣示孔融罪状令》的颁行，57岁的太中大夫孔融被押赴市曹，就地处决，其家族也惨遭株连。
祢衡的人格障碍已使他丧失了自我收敛的能力，同时他的生命态势又极富攻击性，注定他在任何一个君王面前都讨不到活路。孔融呢?我相信孔老夫子上天有灵，一定会气得把天堂的地板跺穿。呜呼!孔融与祢衡，这两张三国时代最为著名的臭嘴，实在是当时两个病情最为深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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