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

　　间谍眼里的傲慢

　　1245年4月16日，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奉罗马教皇之命，65岁高龄的意大利基督教徒柏朗嘉宾在这一天从法国里昂启程，准备出使蒙古。

　　尽管年迈，但柏朗嘉宾身体还算强壮。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跋涉万里，于1246年4月4日抵达伏尔加河畔的钦察汗国拔都的金帐；随后又于8月24日抵达哈刺和林，并有章参加了蒙占贵由可汗的登基大典；1247年11月24日，忠贞的老教徒完成了他的使命，返回里昂。

　　和汉唐年间频繁东来的波斯、罗马使节有所不同，柏朗嘉宾的东方之行所追求的早已不再是神秘的丝绸和巨额的利润，在他苍凉的背影后面，有着史上最宏大的历史背景。

　　蒙古人在13世纪征服了东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并继续向欧洲推进，一度挺进到波兰和匈牙利。对此西欧诸国惶惶不安，急欲刺探蒙古人的军备实力、作战韬略以及最新动向，以制定抵御进犯的良策。而这正是罗马教皇派柏朗嘉宾出使蒙古的真正原因。此外，在委托柏朗嘉宾带给蒙古可汗的信中，教皇还试图规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和接受洗礼，甚至希望与其建立友好的盟邦关系，当然，这些目的最后都没有达到。

　　柏朗嘉宾归来后写了一部《蒙古史》作为缴呈给教廷的报告。报告重点介绍了蒙古人曾进行过的战争、已征服的地区、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最擅长的战术特征以及尚未归顺的敌人。这份报告也能够证实柏朗嘉宾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罗马教皇派出的“军事间谍”。

　　对于自己的身份，柏朗嘉宾本人并不隐讳。在报告的序言里，他直言道：“为了能够奉教皇之命而实现上帝的意志，为了替基督徒效劳，我们至少要真正洞察这些民族的意图和计划，将之揭示给基督教徒们……为了使基督教诸民族不会遭到大规模的杀戮，我们难以钟爱自身。”

　　汉唐以来，东来的使节已经数不胜数。每一滴水里都会有一个崭新的太阳，每一个西方使节眼里也都会有一个崭新的东方，但一个军事间谍眼里的东方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恐怕得算柏朗嘉宾首开先例。当然，作为一份旨在说服基督教世界相信蒙古人必然西征，要求基督教国家早做战争准备，甚至提前对蒙古人宣战的报告，在对东方世界的描述中掺入一些不怀好意的偏差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体而言，柏朗嘉宾对东方世界的印象相当糟糕。蒙古人给他最直接的感觉是鄙视所有人，丝毫不尊重他人，无论对方尊贵与否。在哈刺和林的皇宫里，柏朗嘉宾结识了俄罗斯王公。格鲁吉亚国王和王后以及许多伊斯兰世界的苏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得到蒙古人的尊重。相反，柏朗嘉宾却发现，“那些稽派接待来使的鞑靼人，无论身份多么低微，却始终文摇大摆地走在便臣的前面，并始终占据首席和最高的位置”。在这位老基督徒看来，蒙古人是人类中最盛气凌人和不可一世的。

　　蒙古人给柏朗嘉宾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暴躁易怒，喜欢撒谎行骗，为人狡黠，善于欺生。而且格外地贪婪和吝啬。柏朗嘉宾感叹：“在他们之中几乎发现不了任何褰挚直率的性格”、“这些人无论在吃喝和其他处世为人方面，都十分肮脏卑鄙”、“这是一些最为贪婪地向别人索求东西的无耻之徒”、“总而言之，列举他们的丑陋恶习太费笔墨，我确实无法将之一一记录下来”。

　　不论如何不愿意，应该承认，柏朗嘉宾所看到、听到和说出来的，是实情而非诬蔑。对蒙古民族而言，13世纪是一个充满血腥、暴力、屠杀与掠夺的时代。原始武力征服的快感理所当然会促成胜利者对失败者或臣服者的暴躁；骗开城门然后撕毁诺言大肆屠城的事情也不止一次上演过；驱使蒙古骑兵踌上战马最原始的动力，本就莫过于掠夺。

　　也许是为了加深基督教世界对蒙古人的厌恶感，柏朗嘉宾还提供了许多蒙古人生活方面令人作呕的细节：他们从来不用水刷洗盘碗器皿，偶尔也许会用肉汤来洗一下，但洗完后还要把刷碗水与肉一起倒回锅里；他们既不肯自己洗衣服，也不许别人洗，雨季更是如此；他们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包括人的尸体和马驹在内。柏朗嘉宾还发现，蒙古人竟然吃虱子，而且还吃得振振有词：“既然它们吃过我儿子的肉，喝过他的血，难道我不应该把它们吃掉吗?”

　　这些令人作呕的生活细节虽然显得很夸张，但也绝非诬蔑。蒙古骑兵驰骋千里，轻装速进，索无后勤补给，多靠以战养战，遭遇攻坚难下之地时，以人肉，马驹充饥，并非怪事。至于从不用水而只用肉汤洗刷盆碗，且肉汤还要回收，也确属实事。蒙古人从来不洗系犬索，认为将它们洗干净挂起来晾晒的话，天神就会大发雷霆，这似乎也可视为柏朗嘉宾所谓的蒙古人从来不洗衣服这一说法的源头。作为一个称职的间谍，柏朗嘉宾不会在报告中面壁虚构。

　　老教徒站在基督教文明的高度上，傲慢地蔑视着野蛮而强大的蒙古汗国。在哈刺和林贵由可汗的登基仪式上，柏朗嘉宾见到了可汗的玉玺，玉玺上所篆刻的“上天有神，凡间有贵由汗，神的力气，全人类皇帝之玉玺”等字眼让这位老教徒深受刺激。他在报告里告诫基督教世界：蒙古人不畏惧世界上的任何地区，他们正筹划着向我们开战；贵由可汗已经举起了反对教廷和罗马帝国、反对所有基督教王国的火旗，除非我们能够无条件归顺。

　　柏朗嘉宾拒绝归顺，理由之一是：“由于鞑靼人的十恶不赦，基督教徒归附他们是可鄙的。”

　　有意思的是，在表达自己对蒙古人的傲慢的同时，柏朗嘉宾还记录下了蒙古人的傲慢：窝阔台可汗曾经修筑过一座叫斡密立的城池。蒙古人相信，在这座城池以南居住着许多尚未开化的人，“这些蛮夷人没有任何语言，甚至腿邗也没有关节。如果他们不慎跌倒在地，无他人助一臂之力是不可能重新站立起来的”。蒙古人如何获!得这种荒诞的观念已不可考，不过意味深长。的是，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一封呈递给道光帝的折子里也有这样一段异曲同工的话。当然：柏朗嘉宾带回欧洲的也并非全是坏消息。虽然没有到过黄河流域的金帝国和长江流域的南宋帝国，柏朗嘉宾还是在自己的报告里留下了他们的消息，他称呼他们为契丹人，以区别于蒙古人。老教徒对契丹人的世界充满了憧憬：“他们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同时也有神徒传、隐修士和修建得如同教堂一般的房舍……他们也声称拥有自己的圣人，崇拜唯一的尊神，敬重我主耶稣基督，信仰永恒的生命，但却从不举行任何洗礼。他们敬重和崇拜我们的《圣经》，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

　　在哈刺和林，柏朗嘉宾度过了大草原上的晚秋与初冬。1246年11月13日，老教徒决定踏上返乡之路。临行之前，贵由可汗请他带几位蒙古使节返回欧洲，但遭到了拒绝。自身间谍的隐身份强烈地提醒着柏朗嘉宾，唯恐他们也会刺探其国家的活动，老教徒还担心如果蒙古人看到了基督教世界之间永不消停的内讧和战争，必然

　　会受到鼓励而加快西侵的步伐。

　　在给教皇的报告里，柏朗嘉宾朋他的坦率和真诚，如实地说出了自己拒绝蒙古使者的另一重要却并不光彩的担忧：“我担心他们会被处死，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常常表现得易怒和傲慢。”

　　虽然因为害怕自身的傲慢可能招致灾祸而没有带回蒙古使者，但柏朗嘉宾却带回了贵由可汗的傲慢和恐吓。教皇英若森四世曾经傲慢地告诫大汗要“畏惧上帝的愤怒，不要进攻基督的国土”，在给教皇的回信里，大汗宣称他不相信基督教，只信仰伟大的长生天，在长生天的庇佑下，蒙古骑兵已经征服了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所有土地，教皇也应该像世界上所有的君主一样，率领自己的臣民“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否则，“其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

　　使节们眼里的迷茫

　　贵由可汗的傲慢让教皇持信的双手战栗，但柏朗嘉宾的报告还是给基督教世界留下了一线希望，至少他对贵由可汗的描述让人有一种亲近之感：40多岁，中等身材，聪明过人；遇事深思熟虑，举止严肃持重，从不像普通蒙古人那样放肆地狂笑或仅凭一时的心血来潮而轻举妄动。大汗身边的一些基督徒告诉柏朗嘉宾，“他们确信他将会受洗皈依而成为一位基督教徒”，理由是大汗将一些神职人员留在自己身边，还给他们发放俸禄。此外，大汗的金帐前面还设有一个基督教堂，这在其他蒙古首领那里是见不到的。

　　柏朗嘉宾回到里昂后不久，由基督教修士阿塞林率领的另一个出使蒙古的使节团也回到了欧洲。阿塞林没有见到贵由可汗，只在外高加索东部见到了蒙古大将拜住。相对于柏朗嘉宾，阿塞林身上文明的傲慢要严重得多，他盛气凌人地指责拜住的过分杀戮，要求他向罗马教皇虔诚地忏悔和投降。

　　阿塞林之所以能够留下性命返回欧洲，得感谢贵由可汗派出的景教徒使者及时抵达拜住的营帐。使者带来了贵由可汗新的外交政策：大汗希望联合基督教徒们的十字军，合力进攻埃及的伊斯兰教马木鲁克王朝。

　　和柏朗嘉宾一样，阿塞林也给教皇带回了一封措辞傲慢的大汗的书信。不同的是，他还带回了两位蒙古使者，其中一位还是景教徒，尽管景教的教义被指责为不纯正，但他们毕竟也是基督的仆人，对惶惶不安的基督教世界而言，景教徒的出现无疑是一道希望的曙光。

　　与此同时，另外两位蒙古景教徒使者正在塞浦路斯谒见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他们为这位狂热的基督徒带来了大汗目空一切的傲慢：大地的王蒙哥可汗向他的“儿子”法兰克国王慷慨许诺，他将保护所有的基督徒，并与他们一道消灭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逊人”。

　　伊斯兰世界这个共同的敌人增加了教皇、路易九世们对蒙古人的好感，蒙古人目空一切的傲慢又让他们提心吊胆。基督教世界的欧洲陷入了一种辗转反侧的困境，于是修士安德鲁被左右为难的路易九世再次派往贵由可汗的金帐。

　　但安德鲁没有带回路易九世最希望得到的消息。因为贵由可汗英年早逝，修士见到的是代替大汗摄政的遗孀海迷失，海迷失把他们当作朝贡的使节予以接见，不仅赐给他们大量的马匹金银，还“赐”给路易九世一封近似于最后通牒的书信：“这封信是我们给你的一个警告，因为如果你不同我们保持和平，你就不能获得和平。长老约翰起而反对我们，某某国王也反对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已被我们杀死!因此，我们命令你，每年必须进贡金银，其数量则以足可赢得我们的友谊为准。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将摧毁你和你的人民，如同我们对待上述诸人那样。”(约因维尔《圣路易传》)

　　当着安德鲁等人的面，睿智的海迷失还充分展示了她随机应变的高超手腕。她召来了几位还没有臣服于她的国王，然后搭起教堂，对他们说了这么一番话：“列位君王，法兰西国王已来向我称臣，这是他进贡的礼物，如果你们不归顺我们，那我们就要派他去打你们。”据安德鲁说，许多人因此选择了归顺。

　　除了那封赤裸裸的恐吓信，生性乐观的安德鲁也带回了许多生动离奇的“好消息”，譬如：成吉思汗曾在梦中得到过神的允诺，并皈依了基督教；大汗的母亲、妻子也信奉基督教。事实上，这些“好消息”也并非全是捕风捉影，蒙古的克烈部、汪古部里确实有很多景教徒；火马士革到哈剌和林沿线也确实还存留着许多的基督教堂；旭烈兀汗的军团里有大量的基督教徒；攻破大马士革的时候，基督教徒们走上街头，高举十字架，唱着圣诞歌，像欢迎十字军一样欢迎着蒙古军队。

　　这些纷繁杂乱的信息让整个欧洲陷入了一种迷茫：蒙古人，究竟是敌是友?

　　鲁布鲁克眼里的希望

　　1253年夏天，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秘密命令，基督徒鲁布鲁克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钦察草原，去会见钦察汗国国王拔都之子撒里答(基督教世界广泛传说撒里答信仰上帝，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看完法国国王的书信，撒里答告诉鲁布鲁克，他没有权力作出决定，他们必须去见他的父亲拔都；看完书信的拔都也告诉鲁布鲁克，他也没有权力作出决定，所以他们必须去哈剌和林拜见蒙哥可汗。

　　鲁布鲁克后来撰写了一部《东行纪》作为给路易九世的报告，对于自己出使蒙古的真正使命，书里并无清晰的交代。鲁布鲁克的态度很吊诡：一方面他携有路易九世写给蒙哥可汗的信函；另一方面无论在蒙古官员，还是蒙哥可汗的面前，他又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路易九世正式的使臣。鲁布鲁克向路易九世报告说：“我十分谨慎地不提我是您的使臣。”这表明，他否认自己的官方使节身份，其实是路易九世的要求。

　　对此，《圣路易传》的作者约因维尔给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而且看起来也是唯一台理的解释：“完全可以肯定，弛(路易九世)对于曾向蒙古遣使十分后悔(指安德鲁的蒙古之行)。”作为正式使节的安德鲁带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对基督的皈依，相反，却带回了海迷失王后恐怖的最后通牒。蒙古人的铁蹄和弯刀让欧洲胆战心惊，路易九世既希望对蒙古人采取某种手段，又害怕正式的使荫交流会像安德鲁的出使一样，加快、加深彼此间关系的恶化，如此，他所能选择的，无疑只能是让鲁布鲁克极力否定自己的官方身份。

　　作为秘密使者、鲁布鲁克从来不说自己到底担负了什么样的神秘使命。有人揣测他的东行可能带有一种窥测蒙古人动向的目的，不过与柏朗嘉宾呈递给教廷的报告有所不同，《东行纪》很少提到蒙古人的战术、军备，相反，大量的篇幅被用来描述蒙古人对基督教的反应。大汗身边的异教徒。此外，鲁布鲁克还极力请求蒙哥可汗允许自己留在当地传教。这些迹象表明：鲁布鲁克的东方之行，旨在为上帝收获灵魂。

　　最重要的，当然是收获蒙古王公们的灵魂。也许，鲁布鲁克怀着这样一种幻想；蒙古人用武力统治世界，罗马教廷则用上帝统治蒙古人。

　　所以，在拔都的大帐里，鲁布鲁克对汗王说：“你必须确实知道，除非你是基督徒，否则你将得不到天堂的财富，因为上帝说：‘凡归信和爱洗者将得救，而不归信者将受遣。”鲁布鲁克对

　　上帝怀有一种虔诚的信任，但这种极端的宗教自信，在蒙古人服里却犹如傲慢与狂妄。拔都对鲁布鲁克的话付之一笑，大帐内其他的蒙古贵族则放肆地拍手讥讽这位基督徒的傲慢。

　　蒙哥可汗询问鲁布鲁克是否在代表路易国王传达信息时，鲁布鲁克回答说他不代表任何人讲话，而只负责传播上帝的福音。面对大汗的代表，鲁布鲁克宣称：“他(蒙哥可汗)所有的财富……是全能上帝所赐的。上帝创造天地，手里控制着所有国土，上帝因人类的罪行，把权力从一个民族交给另一个。如果他热爱上帝，那他将顺遂如意，否则，他必将知道上帝要把他的一切东西，连最后一个铜板都要带走。”

　　大汗的宗教观限于伟大的长生天，他无法理解鲁布鲁克嘴里辉煌的上帝，但他允许这位虔诚而傲慢的基督徒与身边那些回教徒、景教徒和佛教徒们一起辩论。根据鲁布鲁克自己的描述，他似乎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听着，都没有表示异议”，不过尴尬的是，“也没有人说：‘我相信，我要成为基督徒。”当然，最重要的是大汗的意见。让鲁布鲁克失望的是，大汗主张宗教自由：“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神，我们的生死由他掌握，我们也诚心信他。但是，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道路。”在大汗的眼里，鲁布鲁克心目中绝对的真理——上帝，其实不过是五根手指中的一根罢了。他宽容基督徒，却否认基督教真理的绝对性。

　　鲁布鲁克十分渴望能够留在大汗的国度传教，但大汗却无意挽留他，“你在这儿呆得太久了，我希望你回去”。临别之际，虔诚的教徒仍未放弃，他希望大汗能够“按照上帝的愿望公正地进行统治”，并请求大汗无论自己是否身为使节，都能允许自己返回。对此，大汗的回答耐人寻味：“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准备好食物，那样你可以健康地到达你的国家。”

　　1255年仲夏，鲁布鲁克返回欧洲。几年后，他在法国遇到了著名的基督徒罗吉斯·培根，这位哲学家兼炼金术士在自己的著作里热情洋溢地介绍了鲁布鲁克的东方之行，也许是基于大汗的宽容和对上帝的自信，培根的笔下荡漾着一种神圣而美好的幻想：“鞑靼人大都将信奉基督。撒拉逊人将被毁灭，世界将只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牧师。”

　　商人眼里的神话

　　鲁布鲁克激起了培根对东方的神往，但他自己却消沉了下去。他不再寻求返回东方的机会，却开始劝说基督教世界不要再将传教士派往遥远的鞑靼。此后许多年里，东方再没有接到基督徒的消息，直到波罗兄弟开始他们的旅程。

　　1261年，威尼斯商人尼可罗·波罗与兄弟马飞阿·波罗前往黑海北岸做生意，返回时因为战乱而不得不绕道波斯，结果被忽必烈可汗的一位使者带到了哈刺和林。在蒙古帝国的首都，波罗兄弟受到了忽必烈的盛情款待。

　　波罗兄弟精通东方语言，这大大便利了他们与大汗之间的交流。忽必烈“以慈祥的态度和他们交谈，殷勤询问西方各国、罗马教皇和其他各基督教君主王公的情况”，目的是希望了解这些国家领土的广袤、司法和军事情况，对教皇的情况和基督教事业，大汗尤其感兴趣。虔诚的传教士鲁布鲁克当年没能说服蒙哥可汗，但波罗兄弟的回答却令忽必烈可汗相当满意，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波罗兄弟娴熟的外语能力，但另一个因素也许更为重要：作为商人，在“基督即真理”这个问题上，波罗兄弟身上没有鲁布鲁克那样厚重的傲慢，无疑这会让大汗更容易接受。

　　大汗最后决定委派他们充任回访教皇的专使，据波罗兄弟说，他们出使罗马的目的在于“请求教皇派遣一百名精通基督教教义和工艺的传教士来，用公开清楚的讨论，向他(大汗)境内的学者证明，基督教所宣扬的信仰是建立在更坚实的真理上的，比其他宗教更优秀”，以此证明其他的东方信仰都是错误的，其他的神祗都是恶魔；大汗甚至还希望他们能在返回时带上一点耶稣基督圣墓里的圣汕。

　　带着大汗至高无上的御赐金牌，波罗兄弟顺利返回欧洲。在威尼斯，尼可罗·波罗发现自己的发妻已经去世，留下一个15岁的孩子马可·波罗。

　　此时，罗马的老教皇死了两年，新教皇却还没有选出来，没有人理会波罗兄弟的使命。最后他们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在耶路撒冷的一盏圣灯里取了些圣油后，踏上了返回东方的路程，同时还带上了年轻的马可波罗。走到小亚细亚的莱雅苏斯港，他们听说新的教皇终于选了出来，于是又掉头回去觐见新教皇。

　　教皇给大汗写了一封信，但却只派了两名传教士与波罗兄弟同行。1271年11月，波罗兄弟再次启程返回东方。

　　在亚美尼亚，他们的旅程受到了阻碍，亚美尼亚国王和巴格达的苏丹之间爆发了战争。两名学识渊博的传教士听说前方战乱后惊恐万状，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危害，决定不再前进。他们将教皇委托给他们的书信和礼物都交给了波罗兄弟，自己则由当地修道院院长保护着直接回到了安全的基督教城市。

　　教皇的冷淡和传教士的退缩不只是独立的个人行为，也反映着西方世界对东方热情的剧烈衰退。

　　汉唐年间对丝绸的狂热早已是过眼云烟，那个文明鼎盛的“丝儿国”早已退化成中世纪基督教百科全书里那句“赛里斯本是东方的一座城堡”，相反，轻柔精致的丝绸却进化成了天国的圣物，不贞洁的妇女穿上它马上会变得极其丑陋，穿着丝绸衬衫走在森林里的女童完全不必担心妖魔鬼怪的侵袭。对“丝儿国”的认识曾经从传说中开始，在丝绸之路上日趋客观和理性，最后却又在另一种传说中结束。

　　蒙古人急剧扩张所带来的震撼与幻想大汗是基督徒、大汗的父母妻儿都是基督徒或者可能成为基督徒，电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大征服时代的落幕而渐渐变得麻木不仁。那位因鲁布鲁克的东方之旅而对基督教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科学先驱罗吉斯培根，同时也是一位地理学家，但他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动力却是：只有研究地理学，才能弄清地狱的具体位置，才能防范末日的到来和撒旦部族的入侵。鲁布鲁克眼里的蒙哥可汗虽然没有皈依耶稣，但却宽容基督教，无疑让这位忧心忡忡的地学家长舒了一口气：蒙古人不是撒旦的使者，他们也不是来自地狱。对罗吉斯·培根而言，知道这些，也就足够了。

　　天国的使徒怯懦地退出，只剩下俗世的商人继续勇往直前。

　　波罗兄弟返回欧洲的那年春天，一位叫做雅各的犹太商人正从意大利启程，准备前往“大印度”(即中国与印度)。经过一年多的航行，犹太人终于在“蛮子居住的刺桐城(即南宋的泉州)”登岸。在泉州，犹太人见到的是“一个无比繁华的商业城市，街道上挤满了潮水般的人流和车辆”(《光明之城》)，他们还见识了世界上最优良的丝绸和最精致的瓷器。然而，蒙古骑兵已经逼近，南宋王朝行将灭亡，目光锐利的犹太商人看到了这一点，离开的时候，他感慨道：“这并不是光明之城，而是死亡的烟云。”

　　1275年的一个夏日，波罗兄弟终于回到了大汗的都城开平府(即上都，今内蒙古多伦附近)。

　　4年漫长的旅程，懵懂少年马可‘波罗也已长大，开平府宏伟的宫殿让他迷醉，他在游记中写道：“该宫殿设计精巧，装饰豪华，整个建筑令人叹为观止……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

　　二十多年前，传教士鲁布鲁克也曾给欧洲人带回过关于大汗宫殿的信息，但和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完全不同。在鲁布鲁克笔下，大汗的都城破落寒酸，“并不比圣丹尼斯村大，而圣丹尼斯的修道院都比那座宫殿要大十倍”(鲁布鲁克《东行纪》)。鲁布鲁克没有说谎，马可波罗也没有说谎，二十多年的时光，蒙哥可汗换成了忽必烈可汗，都城从哈剌和林移到了开平府，皇宫也由简陋变成了辉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描述上的差异，而在于描述背后的态度：波罗一家首先是商人，其次是大汗和教皇之间的使者，最后才是基督徒；鲁布鲁克则只是虔诚的传教士。出于商人对财富天然的敏感，马可·波罗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大汗宫殿的豪华极尽赞叹之能事；出于对上帝负责任的态度，鲁布鲁克却必须理性地克制自己，避免去赞美任何异教的文明。

　　大汗的国度里让马可·波罗惊讶的东西还很多。汗八里(即北京)的皇宫远比开平府更恢宏壮观；作为礼物，大汗一天之内可以收到不下十万匹骏马；大汗的国家发行纸币，所有人都认同和使用它，这说明“大汗对于财产的支配权比世界上任何君主都要大”……

　　传教士们曾在蒙元扩张初期刘东方表现出异常狂热的兴趣，但自鲁布鲁克之后，这种兴趣骤然消退了，因为大汗拒绝皈依基督，东方不是基督徒的天国。马可·波罗的游记重塑了东方的形象，宗教的天国退去，俗世的天堂浮出水面，大汗的国度成了财富的象征。鲁布鲁克曾经在《东行纪》里提到：“有人告诉我说，该地区有一个城市，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他称该地区为“大契丹”(即金帝国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虽然没有到过那里，但他做出了准确的推断：“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马可·波罗验证了鲁布鲁克的推测。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见闻庞杂，不禁为这里繁盛的物质文明所折服，其实他绝大部分的见闻都得归功于“蛮子国”，即南宋的文明遗存，当然，也包括文化程度极高的“契丹”，即金帝国的遗存。

　　但当马可-波罗将自己所见到的世俗天堂介绍给西方时，却被视作了神话甚至谎言。1324年，马可·波罗临终前夕，他那些善意的朋友们又一次要求他取消游记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唯如此，他的灵魂才可能前往天堂。马可波罗却回答说：“我还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去世之后，他那个“马可百万”的绰号也成了夸大其词的骗子和小丑的代名词，许多个世纪里，他的游记都被视为一本幻想出来的旅行小说。

　　傲慢与缺失造就的伪镜像

　　柏朗嘉宾出使东方时，曾有过慷慨赴死的心境，蒙古人的骏马和弯刀一度是基督教世界挥之不去的梦魇；半个世纪过去了，商人马可·波罗回到欧洲，却带回了一个世俗财富的天堂。

　　然而，东方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印象已经中断了很多年，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们在大汗们的金帐内外所触摸到的，其实只是东方的冰山一角，他们的目光局限在广袤的大草原上，而对真正代表着东方文明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则漠不关心。马可·波罗真正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的游记终于重新恢复了对东方大河流域文明的重视，他在“契丹”和“蛮子”地区见识了最壮丽的建筑、最瑰丽的金饰和最繁盛的财富，而不是柏朗嘉宾或者鲁布鲁克所到过的大草原。

　　可惜的是，传教士们所带回的大草原上蒙古人的形象早已在基督教世界先入为主，应该是柏朗嘉宾所描述的那样——野蛮、愚昧而且富有侵略性；或者如鲁布鲁克所描述的那样——甘心堕落在罪恶的异教之中而不愿自拔，都城狭窄逼仄，宫殿还不如欧洲的一座修道院。马可，波罗带回的东方信息，距离柏朗嘉宾等人不过半个世纪，在受人尊敬的传教士和唯利是图的商人之间，人们选择了相信前者。此外，欧洲拒绝接受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述，也有着文明上的傲慢因素：马可·波罗带回了一个世俗天堂，发达的驿站，完备的法律、优良的治安、繁荣的城市——当马可‘波罗告诉他们杭州的人口已达百万以上时，欧洲的大城市却还只有数万人口，基督教世界无法接受一个异教世界的文明鼎盛居然会胜过自己，无疑，马可·波罗是个骗子。

　　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都没有到过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但他们在草原期间都听到过一些有关“契丹”，即黄河流域的金帝国区域的信息。柏朗嘉宾曾高度赞美过契丹人的文明成就，但前提却是这些契丹人“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敬重我主耶稣基督，信仰永恒的生命”，“教重和崇拜我们的《圣经》，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如此接近上帝的民族自然可以创造出不凡的文明。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世俗天国却完全置身于异教徒大汗的统治之下，中世纪的欧洲显然无法接受这一结论。

　　马可·波罗在“契丹”和“蛮子”的区域里漫游，每到一处，他都会兴致勃勃地记下当地的物产、城市、建筑、道路、行船和桥梁。可悲的是，马可‘波罗极力渲染东方的物质文明，却忽略了东方的精神文明。传教士们至少还能带着傲慢意识到异教徒们的存在，马可·波罗却对这些漠不关心，自然更弗论支撑中国帝制社会长达数千年的儒学了。

　　蒙元时代的中西交流促成了西方世界对遥远的“丝儿国”记忆的复活，但无论是柏朗赢宾还是马可·波罗，他们关于东方的印象里都没有为儒学留出相应的位置。这种致命的缺失，再辅以基督教世界审视东方时那傲慢的目光，注定了“丝儿国”记忆的复活只能是一种不完整的复活，13世纪中国投射在西方世界里的镜像，也只是一种不完整的伪镜像。

　　这种不完整是致命的。尽管儒学没有在蒙元时代取得此前曾有过的崇高地位，但蒙元时代毕竟是短暂的。当米元璋建都南京，儒学重新成为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时，那些试图用耶稣基督叩开中国古老大门的西方传教士们(如利玛窦)不得不承认，儒学是他们所遭遇到的最坚固的铜墙铁壁。

　　作为一个主张和平的精神狞猎者，利玛窦来东方的目的是为上帝猎取灵魂。然而，在中国传教显然是困难重重。其间，利玛窦为什么会穿上袈裟，摇身一变成为洋僧人，后来又为什么脱下僧袍，换上儒服，变身为来自西洋的饱学鸿儒?在基督教文明与东方儒学文明傲慢的双重挤压下，利玛窦不得已选择了妥协，认识到“归化”中国的方式，首先是自身的中国化，但他成功了吗?敬请关注下期“傲慢与偏见”系列之《当上帝遭遇孔子：利玛窦精神狩猎之旅中的四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