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一

　　出使中国这一年，马嘎尔尼勋爵55岁。从20岁作为特使被国王派往俄罗斯起，他历任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和马德拉斯总督。漫长的外交生涯已经使他感到厌倦，“后来政府委他做孟加拉总督，他辞不就任。虽然就权力和报酬而论，孟加拉总督是大臣所能推荐的最高职位了”。不过出使中国这个任命，却令官性已淡的马嘎尔尼一下子兴奋起来，“当政府刚一向他示意，他立刻欣然表示同意”。

　　原来，马嘎尔尼勋爵是一个“中国迷”。

　　从罗马时期开始，欧洲人就对中国怀抱着浓厚的好奇心。自看到那些越洋而来的丝绸起，他们就开始对这个古老的国家展开了无穷的想象。对欧洲人来说，中国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国度，中国的一切似乎都很神秘。

　　直到马可·波罗时代，西方人才真切地触摸到了中国。1275年，2l岁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穿越欧亚大陆到达开平府，并在那里见到了蒙古大汗，后来他向欧洲人介绍说，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黄金遍地，人人都穿绫罗绸缎：

　　1522年，麦哲伦打通了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线。从那以后，一批又一批身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抵达中国，他们向欧洲寄回了大量书信，汇报他们的惊人发现。传教士们说，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由孔夫子的思想所指导，由开明君主们所统治，社会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劳而礼貌。与一直四分五裂的欧洲比起来，中国是一个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统一的国度；欧洲任用贵族来管理国家，而中国则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来选拔官吏；欧洲各国沉迷于狭隘的宗教教派之争，而中国各教之间则相互宽容；欧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缥缈的来世，中国的儒家学说则因为不语怪力乱神而更显理性……

　　这些说法令欧洲人眼界大开，一股“中国崇拜”的热潮迅速燃遍欧洲。传教士的书信成了最热门的读物，精英阶层的客厅里，人人谈论孔夫子的学说、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甚至圣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与现在的“欧洲优越论”相反，那个时代的欧洲在中华文明面前怀有深深的自卑心理，伏尔泰说：“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就像今天我们动不动用“西方”来比照“中国”一样，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正是用“中国”来批判“欧洲”。

　　马嘎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在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出使中国的1786年，他已经在诗句中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

　　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

　　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

　　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

　　不列颠冒险家从拳到过的地方。

　　曾经在梦中游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如今居然有机会美梦成真，他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二

　　经过9个月的行驶，1793年7月，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外。

　　中国的一切确实都与欧洲不同，第一个不同是中国人口之众。当时，英国人看到岸上拥挤着无数看热闹的中国人，他们的衣服或黑或蓝，男人盘着发辫，女人裹着小脚，孩子则赤身露体。

　　在人群中，有两名身穿绣花官服的中国官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身边堆放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其中包括各种肉类、粮食、茶叶、蜜饯、水果、蔬菜，甚至还有酒和瓷器。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内容，但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而“以后不频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个见面礼让英国人大吃一惊，因为按西方外交惯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都是自理的。

　　过于丰盛的礼物似乎证明了马可-波罗笔下中国超级富庶的记载，然而，运送食物的中国船只载着两名官员刚刚离开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就彻底改变了英国人的看法：因为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官员们贯彻皇帝的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却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登陆中国后，令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这个处于盛世中的大国难以想象的贫穷。

　　在天津登陆后，英国人沿白河北上北京。在英国人眼里，两岸的民居实在太寒陋了。财务总管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徐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搂，但是绝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遗，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更令他们惊讶的是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OO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最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观无赌，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因为狗肉可以吃)。”

　　很明显，这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极端的贫穷，无助的困苦，连年不断的饥馐，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悲惨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响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导致这一为习俗所鼓励、又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惨无人道的罪行。”

　　与中国人的直接接触更印证了普通中国人生活的困窘。朝廷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很消瘦，“(从他们中间)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太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而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愚万谢。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这就是盛世之中的中国百姓。

　　汉代文景之治期间，中国老百姓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雄马，谁要是骑雌马或小马就会遭到众人嘲笑，而大唐开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虽然皇帝和大臣都勇于自我标榜，但却没有人能够提供类似的情节供史臣夸耀。

　　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中国人比汉唐时代懒惰了吗?显然不是。关于我国历代的粮食亩产量，不同学者得出的数字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清代农业在乾隆中期达到最高水平，其粮食亩产量高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

　　然而，人口的几何式增加迅速吞没了农业发

　　展的成果。乾隆六年，清代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时共有人口1亿4341万，而到乾隆六十年，人口已增至2亿9696万。以1O亿亩上下的耕地养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当然是一项极为伟大的政治成果，但也更是一个难以负担的社会压力。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人均占有量却处于秦始皇以来历代最低水平。

　　因此，乾隆盛世不可避免的是一个饥饿的盛世。马嘎尔尼使团的亲身经历轻而易举地击破了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

　　三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震惊的，是中国政治上的专制。

　　在出使中国之前，与大部分欧洲人一样，马嘎尔尼相信中国拥有优越的政治制度。传教士在书信中为欧洲人描绘了这样一幅中国形象图：中国是一个由高高在上的仁慈的皇帝统治的国家，皇帝像关心子女一样爱护每一位百姓，而百姓们也像热爱父亲一样衷心爱戴皇帝。

　　传教士们的记载令欧洲知识分子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在他们看来，没有教会的中国似乎处处比教会统治下的欧洲优越。西方人在宗教的末日威胁下尚且言不由衷、道德败坏，而无神论的中国却道德高尚、人人自觉。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样，当时的许多学者号召欧洲向中国取经，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莱布尼茨甚至这样建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擅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然而，亲临其境的英国人却发现，事实却与此截然相反。

　　到达浙江沿海后，英国人需要一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津。他们登陆定海，对当地总兵提出了这个请求。年老的总兵对英国人极其热情，一口答应，说这不成问题。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招募不同，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到街上搜寻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又有两个人被带了进来，他们似乎比先来的人都更能胜任这项工作，却又早都不再下海，而是经商有成，无意再重操旧业。他们跪着恳求免除这趟劳役，但是毫无成效。皇帝的谕旨是不得违抗的。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但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的信条是“权力源于人民”、“人格独立与平等”、“法律至上”、“权利神圣”。“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而中国的信条则与此相反。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一个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沿白河返程时，由于水位下降，船开不动，脾气大发的主事官员居然“命令手下的兵丁让船长和全体船员挨板子”。这个命令当然是毫无道理的，然而“他的命令自然以一种最无情的方式得到了执行。那些可怜的家伙提供了船只、服了两天的苦役，这就是所得到的唯一奖励!”

　　巴罗还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就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在中国，体罚无处不在，甚至在官场上。上一级官员可以随时命人把下一级按在地上，打一顿板子。英国人说，这种卑劣的顺从是“人类灵魂的堕落”，“目睹这一切，你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胸中燃烧起来的愤慨之火”。然而，盛世的秩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英国人发现，中国人的道德品质与传教士所描述的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当然，更让英国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冷酷无情。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最后英国人劝说自己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他们还注意到，如果没有官员，中国人的表情就会截然不同：“在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人分析说，这种国民性格是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的中国人都正常而且出色。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和其他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连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巴罗的分析不能不说相当深刻：“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就现政权(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任何权力。”

　　巴罗说，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

　　靼征服以来，显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四

　　英国人的造访，像戳破一层窗户纸一样轻易打破了欧洲的中国神话。回国之后，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发表的各种报告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对中国的轻蔑成了后马嘎尔尼时代欧洲声音的主流。在马嘎尔尼造访中国前，对于中国与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与轻慢侮蔑，欧洲人虽然心怀不满但一直竭力隐忍。遵从强者逻辑的西方人知道，他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纸张。这个伟大而强盛的帝国在他们心目中各方面都远远优越于自己，他们有骄傲自大的资本。然而，马嘎尔尼的访问使他们发现，这个国家“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这让他们感到奇耻大辱，“欧洲人好像大梦初醒”。

　　妖魔化中国的大门从此打开，而这种妖魔化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种族征服性意识形态。

　　马嘎尔尼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马嘎尔尼的出使让欧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用武力，就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礼貌和沟通对中国人来说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国人定义为半野蛮人，那就意味着中国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虽然并不主张马上武力攻打中国，但马嘎尔尼也认为中国政府是应该被推翻的：“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选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被激励起来。欧洲贸易将会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种进步主义神话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准备了思想武器。英国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鸦片问题》中为鸦片战争辩护说，国家冲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那只是在文明国家之间，而中国是个邪恶的、半野蛮的东方帝国，不用武力征服，就无法使顽固僵化的中国人开化。他还强词夺理地说；“(鸦片战争)标志着文明推进的进程，知识与科学之光将穿透阴霾，照亮地球上这片最暗的地方。”

　　持这种观点的当然并非德昆西一人，卫三畏(美国传教士、汉学教授)也说，中国人“在同外国人的一切来往中，保持着一种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轻视的态度”，“(鸦片战争)可以说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国政府以平等地位来对待西方国家”。而美国学者丹涅特则直接认为，正是乾隆皇帝强迫马嘎尔尼叩头导致了后来的鸦片战争。

　　这当然是强盗逻辑。事实上，教训中国的声音之所以如此响亮，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马嘎尔尼对欧洲报告说，以武力教训中国轻而易举。

　　五

　　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而且还在武力炫耀方面长篇累胺地做了多次指示。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即英国人到来的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长官；“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厦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使精淬。”目的是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让他们开开眼，对天朝的强大有所敬畏。

　　英国人到达后，皇帝又命令地方官员“傻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该国使臣贡船到口时，总额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固不可意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

　　在皇帝的设想里，一连串的军事检阅一定会向英国人证明中国军队的军纪严明、装备良好、操练有素。大清军队在乾隆漫长的统治期间取得了无数辉煌的胜利，这些成绩后来被乾隆总结为“十全武功”，这样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是会让英国人肃然起敬的。各地官员十分深入地理解领会了皇帝的指示，英国人每到一地，他们都派出最好的军队列队迎接。那么，他们给英国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

　　抵达天津后，英国人发现在城外迎接的不仅有直隶总督，还有一队中国士兵，其中有弓箭手、火绳枪手和大刀手，一个个挺胸收腹，全力展示东方人的勇武。然而，副使斯当东却注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列队兵士手里拿着扇子，是一个奇怪现象。”中国军队的分列式表演没有使英国人感到敬畏，反而让他们发现，虽然世界已经进入了火器时代，但中国军队却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其站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

　　巴罗这样描绘他见到的中国军队：“如果我们的到访是出其不意，他们总是一片慌乱，匆忙从营房中拿出节日礼服。他们穿上这些服装后，与其说像战场武士还不如说是跑龙套的演员。他们的绣花背心，缎面靴子和蒲扇看起来笨拙不堪又女气十足，与军人气质格格不入。”

　　对于中国的武备，英国人则极为轻蔑：“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真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

　　这种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回到英国后，马嘎尔尼的话迅速传遍了世界：“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冀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奎就都完了……(我们)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除了对中国军队的整体评估外，英国人还对中国的具体防务进行了考查。马嘎尔尼初步探明了从宁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从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对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国城市的防卫设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为西方人后来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资料。斯当东曾这样向英国军方汇报定海的防卫设施：“城墙高三十足，高过城内所有房子，整个城好似一所大的监狱……除了城门口有几个破旧的熟铁炮之外，全城没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门是双层的。城门以内有一岗哨房，里面住着一些士兵，四壁挂着弓箭、长矛和火绳枪，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武器。”

　　这些记载，是否对英军选择定海为攻打的第一座中国城市有所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那次战争中，定海军民虽然竭尽全力，毫不退让，最终却还是不堪一击。

　　六

　　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当然是鸦片，这与乾隆皇帝也并非毫无关系。

　　鸦片最早出现在中东和欧洲。在《圣经》与荷马史诗《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忘忧药”。事

　　实上，早在唐代中国人就已经接触到了这种药物，当时中国高僧义净赴印度取经的同时也带回了“药烟”(鸦片)。到了宋代，用鸦片煎茶已经是士大夫的一种时尚，故苏轼诗中有“道人劝饮鸡苏水，童予能煎罂泉汤”之旬。

　　不过，在清代中期以前，鸦片从来没有成为人类之害，因为截至那时，人们吃鸦片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整个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掺上其他药品煎汤喝掉。这两种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瘾。

　　鸦片成为一种令人难于抗拒的毒品，是从爪哇、苏门答腊一带发明用枪管灼火吸食鸦片的方法开始的。清代初年，荷兰人把这种吸法传人中国。从此，鸦片在中国的蔓延速度明显加快。早在雍正年问，鸦片烟馆就已经出现在北京，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不过，由于中国本土种植鸦片极少，而雍正皇帝下令严禁鸦片，加以当时中国每年只进口鸦片3OO箱，所以清代中期以前，鸦片还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鸦片真正成为中国的威胁，是在乾隆年间。

　　如前所述，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连年不断的巨大顺差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然而，世界上白银产量毕竟是有限的。中国对白银的惊人胃口导致美洲很多银矿面临枯竭(英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的上秘鲁，即今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即墨西哥)。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英国人也心急如焚，急于找到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正所谓“病急乱投医”，他们想到了鸦片。

　　史载，乾隆初年，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地把印度的鸦片运到广州，而此次尝试就让他们惊喜万分。每箱鸦片在印度的购价不过250印币，而运到中国，售价竟高达160O印币，一翻就是六倍多。很显然，这是换取中国茶叶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润的驱动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中国茶叶的计划。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当然，乾隆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清政府还是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

　　乾隆十三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八分之一，而到乾隆后期，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二分之一了。因为吸食鸦片的人数大大增长，乾隆四十五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间的禁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或贩卖。但与乾隆晚年的其他许多禁令一样，这道禁令也成了一纸空文，事实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欢，因为禁令为海关关员提供了更大的非法收入空间。英国商人很轻易地用行贿手段打破了海关的封锁，他们的经验是：“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鸦片战争前中英遍商史》)

　　因此，当英国使团成员来到中国时，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早已经成了一种公害。巴罗在书中描述道：“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鹃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在广州道台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遍地吸食一份鸦片。”

　　当然，对这种坑人的买卖，英国人也心存忐忑。一开始，他们把这桩罪恶的生意当成救急措施，并没有打算长期进行下去，他们仍寄希望于中英高层接触，使中国打开市场，但马嘎尔尼出使的失败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进一步垄断了鸦片的制造权，在印度扩大了鸦片的种植面积。为了扩大在华的鸦片销售，他们甚至对中国吸食者的嗜好专门作了精心调查，力求鸦片的制造更适合中国贪食者的口味。马嘎尔尼使团失败后，鸦片贸易数量迅速上升，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1814箱，到1800年则达到4570箱。

　　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

　　正是在乾隆年间兴起的鸦片走私，导致了几十年后中国财政的濒临破产。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况下，鸦片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七

　　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在漫长的辩论过程中，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很了群对这个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说，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如果我们在中国不爱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决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发言结束后，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在后来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大部分议员都十分相信小斯当东，因为他13岁就到过中国，而且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并得到乾隆的特殊关注与喜爱。

　　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嘎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嘎尔尼访华时，13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小斯当东因负责为特使提斗篷的后沿，也得以见到天颜。

　　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聪颖的小斯当东闲来无事，便向翻译们学起了中文，并且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日常对话。在觐见的时候，和珅向皇帝介绍说，这个小鬼子会说中国话。于是，刻板严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着命小斯当东跪得再近一些，“让他讲中国语。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与该童”。

　　回到英国后，小斯当东并没有浪费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础。中国之行激发了他的兴趣，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5年后，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记官，长驻广州，几年后任总管专员，居留中国18年。嘉庆年间的1816年，他又参加了英国另一次对中国不成功的出使，这次出使彻底断了英国人通过和平手段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念头。1817年后，他返回英国南汉普顿，成为下院议员。

　　中国经历在小斯当东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他终生喜欢中国事物，在城里修了一个中国式亭园，起名为“古亭莱园”，其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仿中国样式的灯塔状古亭。他的书房中藏有大量中国书籍，并用lO年的时间翻译了

　　《大清律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1816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著《异域录》等。1823年，他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回来后，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

　　在英国下院发表的那番讲话，小斯当东终生引以为荣，后来还念念不望地多次说：“我的主张在第二年反对党掌权后还是一成不变得到了执行。”

　　正是小斯当东的不断灌输，让西方人牢牢树立了只有惩罚才能令中国屈服的理念。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外相巴麦尊在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说：“再凌打击中国已势在必行……像中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属美洲这类半野蛮的政府，十年八年就要整治一下。他们那些浅薄的头脑记不住这些教训。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警告是没有用的。他们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只有棍子打在他们肩膀上，他们才会屈服。”

　　八

　　1793年英国人跪求乾隆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一条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嘎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当年马嘎尔尼提出，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第二款则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

　　马嘎尔尼要求“英国水手须受约束，不宜与华人来往，恳求给与靠近广州的一块地段或一小岛，以资使用，作为水手商人栖息养病之地，为英商之居留地”，其中所谓小岛，是曾经经过彼地、而且作了认真描述的香港岛；《南京条约》第三款则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马嘎尔尼要求结束公行垄断，而南京条约第五条取消公行，任由英国人自由贸易：“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太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倒，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沂其便。”

　　马嘎尔尼要求中国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按照中国宣布的关税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条约》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贷税、饷费，均宜隶公议定则倒，由部颁发晓示，以便樊商按倒交纳。”

　　当然，《南京条约》在马嘎尔尼的要求之外，还有“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国人以后来中国可以携带妻子。如果说其他各条都是在英国人的炮舰威胁下应允，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的话，那么这一条则被中国官员认为对中国很有好处。负责谈判的耆英对皇帝解释说，之前严禁外国人携家眷居住广州，“立法本严”，但现在看来这一规定也有弊端。外夷之所以难于控驭，正在于外国人在中国无所系恋。性压抑使他们脾气暴躁。现今允许外国人带老婆住在中国，那么他们就会听话得多，因为“英羲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请，即以睹柔其性”。

　　这番高论令乾隆的孙子道光连连叫绝，立马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