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池月

　　在中国古代，做宰相难，原因在于宰相是百官之首，处在封建政治的枢纽位置，君相、君民、官民、宫府、僚属各种矛盾在他这里汇集，这就要求他不仅要有远见卓识，能知人善用，更要能宽容大度，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要善于揣摩圣意，因势利导，把体制的缺陷所可能导致的恶果降低到最小程度。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

　　11世纪的中国，基本上达到贤相标准的有好几位，其中比较突出的典型应当首推王旦。

　　王旦(957－1017)，山东莘县人。其父王佑五代汉、周之间便已出仕，在赵匡胤、赵光义时期当过尚书兵部侍郎，以清廉正直闻名。王旦幼年“好学有文”，父亲对他寄予很高期望，说：“此儿当至公相。”

　　王旦23岁进士及第，官授大理评事(最高法院的一般法官)，任职平江(今江苏苏州)知县(宋时官与职是分离的，官只是享受待遇的级别)。平江的官衙里，相传一直闹鬼，王旦到任的前一天夜里，守吏听见群鬼互相呼叫：“相君至矣，当避去。”王旦到任后从此再无鬼魅作祟的事情发生，这当然是后人附会的传闻，但一个小小地方官，倘若没有很好的政声，这类传闻是绝不会产生的，即使一时出自谄谀的宵小，也很快就会被湮没。

　　由于政声良好，王旦被荐为著作佐郎(相当于中央级研究机构的编审之类)，编了一部《文苑英华，诗类》，很受好评，升迁为殿中丞(官)，任郑州通判(职)，算是上了“副厅级”的台阶。后来他又转调濠州等地，任过转运使、知州之类。

　　王旦不喜欢处理琐碎繁杂的刑名、钱谷等事务，因而不愿呆在地方上做官。他主动献文朝廷并通过面试，被调到中央，先是人直史馆(相当于龙图阁或枢密院直学士的地位)，后不久授官右正言(类于申书省的纪捡组长)，知制诰(相当于中央研究室主任)。10年前王旦的父亲也曾是知制诰，现在子承父业，一时传为佳话。懂得相术的知开封府钱若水，见到王旦就夸他：“真宰相器也。”并且在朝堂上说：“王君凌霄耸壑，栋梁之才，贵不可涯，非吾所及。”

　　但是，王旦晋升却不算快。他比寇准大4岁，两人同年中进士，而寇准3 3岁就当上了参知政事，王旦任参知政事时却已经44岁了，满50岁那年才接替了寇准的相位。由于作风过于沉稳持重，王旦提升得慢，但他登上相位之后，却一干就是12年，直到因病重而在临死前辞职。

　　宋代宰相更换很频繁，连续任职时间之长好像没有出王旦之右者，这说明王旦确实是一个当宰相的材料，虽然他似乎没有建立什么可以彪炳于史册的勋业，但绝没有人因此而视他为尸位素餐的庸相，相反，史籍都认可他一代贤相的地位。

　　对王旦的历史评价，得自于他长期而扎实的表现的积累，归纳起来，大致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用套话来表述难免显得一般，但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

　　一、胸中有全局，人事不糊涂

　　人们常把宰相比作帝国的大管家，从理论上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事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然而实际上，这职责却绝非个人的能力所能胜任，要协调这一矛盾，只能靠他在宏观上的运筹和决策上的功夫，其中包括对国家事务轻重缓急的准确权衡、对方针政策的缜密思考和切实贯彻，所有这些，概言之，就是要“胸中有全局”。但是，这仍然不是凭一人之力就可以做到的，毫无疏漏地将全局了然于心谈何容易!于是，对宰相退而求其次的要求就是“大事不糊涂”。

　　景德元年(1104年)冬天，真宗赵恒在寇准的推动下亲征澶州。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发暴病，当时任参知政事随驾出征的王旦被派回东京主持留守事务。重任在肩，王旦向皇帝提出将寇准召来，他有话要当面陈说。寇准来了，王旦启奏真宗：“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真宗当然懂得他的意思，“默然良久”，说：“立皇太子。”王旦领命赶回东京，直接进入禁城，并严令封锁消息，连家人也不让知道，直到皇帝班师时，全家大小迎于郊外，才发现他早已回京。

　　在特殊情况下，王旦能预见到自己所接受的任务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旦兵败，皇帝遭遇不测时，作为留守如何维持大局?册立新君当然是当务之急，而事先提出任何这方面的建议都是十分敏感甚至忌讳的，王旦果断而巧妙地把宋真宗置于不得不明确表态的处境，为了稳妥而不留下日后可能产生的疑点，他让首辅寇准出场担任见证的角色。回京以后，他深藏不露，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危机被其他野心家利用。在这整个过程中所显示的胆略和智慧，充分证明了王旦驾驭“全局”和处理“大事”的能力。

　　景德四年(1007年)，王旦刚当上宰相不久，就对“扰民特甚”的酒税征收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酒类(包括制酒的曲)作为国家专卖商品由来已久，五代之际，法苛刑峻，后汉规定私制酒曲者一律处死，后周时改为制曲5斤以上处死。宋初进一步放宽，私制酒曲15斤以上、以私酒入城3斗以上才处极刑，数额以下，量刑递减。为了控制民间制酒流入市场，对酒类生产课以重税，当酒税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时，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兴趣，要创造政绩的官员们的积极性更是必然随之高涨，为了核实制酒和收税的数量，中央向地方派出大量的“专员”，这些“专员”都希望自己负责核查的地区数额高，以此显现自己的能力，于是虚报成风。虚报了产量自然就要多交税，这种毫无道理的负担使民众苦不堪言。

　　免除这项苛政，王旦制定的政策其实很简单：第一条是撤销酒税官员，因为这些官员“务贪劳绩，不恤民困，竟以增益课利为功”。道理是谁都明白的，想升官，得有政绩，当了征税的专员，征税的多少自然就是衡量政绩的标准，要纾解民困，首先得撤掉这些官；第二条是根据中等年景(民间酿酒数量必然是由当年的年景确定的)立下一个定额，“自今中外(指中央和地方)勿得更议增课”。这两条效果很成功，一举去掉了多年来压在百姓头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还可以从一个例子看王旦在处理危机问题时的见识和技巧。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马军都指挥使张曼奉旨选兵——北宋时国防军(禁军)的兵源来自招募和从地方部队(厢军)中选补，候选的军士要经过一个较长阶段的训练和考核过程。张曼性格暴躁，执行了一系列严厉而苛刻的政策，候选者大都是久历戎行而且孔武有力者，小忍一时或无不可，反复折腾势必由惧而恨，于是“欲谋为变”。

　　畿辅重地，这样一个群体一旦作起乱来，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情况反映上来，皇帝立即召集二府(申书省和枢密院)的负责官员开会，会上，王旦说：“若罪旻，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則震惊都邑，此尤不可。”意思是说，如果这时候追究张曼的责任，那今后的继任者还怎么管理得了这些军士?但如果此时抓捕这些谋变的士兵，一定会造成首都的动乱，这办法尤其不可行。

　　于是，皇帝问：“然则奈何?”王旦答道：“陛下好几次准备任命张曼当枢密使，我一直不敢奉

　　诏行事，现在如果擢用他，就此解除了他的兵权，那些准备作乱的兵丁自然就会安定下来。”宋真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军队果然没有再闹事。

　　执行什么样的人事路线，同样也是不能糊涂的大事。任人唯亲，培植党羽，往往是许多宰相的通病，而要真正做到选贤与能，唯才是举，谈何容易?除了需要见识宏远，更重要的是必须没有私心。

　　王旦没有私心是从自己家里做起的，他的弟弟王旭久负才名，但却因为王旦的谦让和恳辞，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某次王旭在引对选人时见到了真宗，事后真宗不无感动地对王旦说：“朕向不知卿弟犹衣绿(绿色是下级吏员官服的颜色)也!”至于王旦的子侄，更是无一人在他生前得到过官位。其女婿苏耆本已中了进士，殿试唱名时被放在诸科(即进士以外的明经、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当时便向皇帝介绍了有关情况，皇帝问王旦，王旦却站在一边不做声，苏耆只好讪讪而退。接下来的事，史书这样记载：

　　“既出，尧叟谓旦曰：‘公一言，则耆及第矣。旦笑曰：‘上亲临轩试天下士，示至公也。旦为宰相，自荐亲属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无失礼?尧叟愧谢曰：‘乃知宰相真自有体。”

　　宋朝的大臣都有举荐贤良的任务。王旦对朝野贤士平日的表现和舆情都很注意，根据自己的考察，向朝廷举荐而不让他们本人知道，其中不少成为栋梁之才。这个情况直到宋仁宗时期，史官们整理《真宗实录》时才得以公开，王旦“不树私恩”的胸怀引发了一片赞扬。王旦对于走后门、“跑官”之类行为(哪怕只是迹象)极力抵制，谏议大夫张师德两次上他家，但都没见着人，于是怀疑有人在王旦面前说了他的坏话才被拒见，请参知政事向敏中向王旦作些解释。恰好此时知制诰出缺，王旦主动对向敏中说：“可惜了张师德。”向问所以，王旦说：“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向还想替张说情，王旦说；“等等再说吧，让他吸取教训对于匡正风气也有好处。”

　　“正邪自古同冰炭”，王旦在这方面的是非判断力是很强的。王钦若和丁谓两人后来都当过宰相，是历史上有定评的奸邪小人，但当时却被公认为有才干而得到皇帝宠信。《宋史》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很有意思：

　　帝欲相王钦若，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抠密，两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王旦反对任命王钦若的理由似乎有些牵强，然而当时却是最具说服力的，于是皇帝只得做，罢。至于丁谓，因为他当时的劣迹还不甚彰显，有人问王旦：“丁谓久远当何如?”王旦说：“有才，德行却不行。将来得了高位，让有德的人帮助他，也许能得个善终，若独握大权，必然自取其祸。”后来丁谓的命运恰恰证明了这一预言的正确。

　　寇准这人也有些毛病，但王旦一直认定他是正面人物，在寇准起伏坎坷的政治生涯中，给予他许多保护和支持。王旦病危辞职的时候，皇帝再三问他让谁接班合适，他不肯说，皇帝提名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表态，最后要他试着说一个，他挣扎着坐起来奏道：“以臣之愚，莫如寇准。”真宗说寇准性格不好，要他再提一个。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说完就让人把自己抬回家。

　　王旦身为一千年前的封建官僚，在人事这一最重要的行政权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公正、清廉和坚持原则，实属难能可贵。

　　二、鼻吸三斗醋，肚里好撑船

　　北宋宰相范质曾有一句名言：“人能以鼻子吸进三斗(斗，即酒器、量具)醋，才可以当得宰相。”这是他在周、宋两朝任职宰相的最中肯的心得。用鼻子吸醋，而且要多达三斗，无疑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这需要多大的忍劲!什么痛苦呢?想必就是宰相履行职务时所招致的猜疑、误解、敌视和攻讦等等，由于宰相的独特地位，这些痛苦源出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有时甚至源于自己的内心，那就是政治上犯了错误的时候，那种“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感觉。

　　民谚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也就是指当面临上述这一切时，一个称职的宰相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胸怀，而王旦在这方面的表现也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宫廷和政府之间，矛盾的消长起伏贯穿于封建帝国的全部历史。因为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协调宫府关系往往成为检验宰相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政府首脑”，他是皇帝意志的主要的、忠实的执行者，而当这一意志发生谬误的时候，他又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稳定和保护民众权益的责任。

　　真宗赵恒是个很平庸的皇帝，无论是忠良或者奸佞都能影响甚至左右他的意志。王旦在朝廷主持工作18年(参知政事6年、宰相12年)，内政、外交各方面都出过不少好主意，特别是帮助赵恒规避过一些严重错误，因而颇受他的信任和尊重，就像史书里所说的：“言无不听，凡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这显然已经不只是信任和尊重，而是含有忌惮的成分。

　　一次宫廷失火，王旦对真宗说：“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臣备位宰府，天灾如此，臣当罢免。”意思是说，要真宗下罪已诏，因为天灾示惩首要目标当然是皇帝而不是宰相，真宗觉得有理，照办了。后来查出失火并非天灾，而是人祸，皇帝觉得很没面子，便下令彻查此案，论死罪者达一百多人。王旦又说话了：“始火时，陛下已罪己诏天下，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耶?”王旦这样说，救人的动机是好的，但逻辑上显然有问题，有点强词夺理，但赵恒却还是接受了，此事不了了之。

　　王旦深知，皇帝言听计从是宰相发挥政治作用的重要而难得的条件，而要长期、稳固地保持这种状况，自己也必须有所妥协，有时就要牺牲原则，“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赵恒这人虽然平庸，却也并无太昭著的劣迹，留给后世最大的疵议当属“天书”事件——此事自欺欺人，无聊愚昧，而且劳民伤财，败坏风气。

　　从一开始，真宗就担心王旦不支持、不配合，问身边的人：“王旦得无不可乎?等到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把王旦召到宫那日君臣对饮，席前尽拣好话说，最后送给王旦一坛酒，并且说：“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王旦回家打开一看，里面尽是珍珠。“坦白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等事始作。”

　　王旦一生清廉，当然不会是因为得了财宝而放弃原则。试想，至高无上的皇帝居然不惜对臣下实行“贿买”，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这已经是妥协的底线，下一步他将不惜一切手段来实施他所认定的计划。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太多，儒家明哲保身的信条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墙倒下来，人砸死了，什么戏也没法往下唱了。积极的态度应该

　　是先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以便能继续发挥在历史中的正面作用。

　　然而，一旦妥协，就很难收缩。王旦被推到了这场闹剧的最前台，扮演了一个煞有介事欺骗天下的小丑。作为宰相，他被封为天书仪仗使，“每有大礼，辄奉(捧)天书以行”，还要念诵连篇累牍的鬼话，一直到临死前病退时才一并摆脱了这个职务。自从王旦介入了这件明知荒谬的骗局。他就一直生活在自责的阴影里，“悒悒不乐”。因为他做过许多好事，后人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多加指责，但他却无法原谅自己，临死前，他还对家人说：“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王旦是儒士出身，选择和尚的葬仪是自我责罚的意思，即自己愧对先圣先贤，理当被逐出门墙。

　　王旦和同僚的相处之道，更能证明他博大的胸怀。他把宽容视为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因此终生奉行在妥协中求团结的原则。虽然对于危害国家和百姓的人和事，他也斗争，也抵制，但从来不使用整人的手段，可以说，他没有一个基于个人原因的私敌，即使是对他曾经有过误会甚至抱怨的人，到头来都只会发出一声感叹：“王公器识，人所难及也。”

　　寇准做枢密使的时候，王旦主持中书省。有次中书省给枢密院发文，违反了公文格式，寇准向皇帝打小报告，皇帝批评了王旦，还处分了有关人员。后来枢密院给中书省发文，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小吏以为报复的机会到了，兴冲冲地呈交给王旦，王旦却让他将文书退回枢密院，寇准知道后。惭愧至极。《续资治通鉴》里还有如下一段记载：

　　(王)旦每见帝，必称(寇)准才，而准数短之。帝谓旦曰：“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旦谢曰：“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此臣所以重准也!”

　　官员之间的关系，倘若不是同一条线上的人，很难与人为善，不诽谤中伤，不落井下石便已十分难得，像王旦这样的胸怀，古今能有几人?而且绝对不是口里说得好听，背后却使出阴招睚眦必报，王旦后来竭力保举寇准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他的举荐从来不让寇准本人知道。1015年寇准因犯错误被罢了官，找王旦说情，想保留原级别待遇下放去当节度使，当时被王旦以不受私请为由拒绝，可事后，王旦却对真宗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且有才望，若与使相(宰相级别的节度使)，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真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寇准去谢恩的时候，告诉其中原委，寇准这才慨叹王旦的人格自己远不能及。

　　王旦当宰相，有些奏章常常不经皇帝批阅就育接批示，时任参知政事的王曾、张知白等提出：“每见奏事，其间有不经上览者，公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为不可，”王旦对他们的意见表示感谢，不作解释。王曾等人后来只好向真宗打小报告。《宋史》里写道：

　　一日奏对，旦退，曾等稍留，帝惊曰：“有何不与王旦来?”皆以前事对。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私……朕谕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谨奉之。”曾等退而愧谢，旦曰：“正赖诸公规益。”略不介意。

　　这种“略不介意”的态度，在充满机心和敌忾的官场是十分难得的。王旦之所以享有极高的人望，被尊为“一代贤相”，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种“肚里好撑船”的宽广胸怀。

　　三、不敛财，不恋栈，清廉俭朴，温良敦厚

　　“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宰相的富贵固然是由于远远高于百官的俸禄，更重要的却是来自多不胜数的馈赠。富贵对于人的诱惑力是很难抵御的，到了宰相这种地位，更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所以自古以来，哪怕是堪称一代名相甚至贤相者，自奉俭约的甚为少见，因为少见，于是在这些佼佼者身上，便会闪烁出最受尊崇和景仰的美德光辉，而王旦绝对是其中数得着的一位代表性人物。

　　官员不敛财，首先得不爱财。对财产的态度首先是一个人生观问题，而对王旦平生，史书上有四个字的概括：“冲淡寡欲。”王旦在中书省当领导18年，一直拒绝下属的孝敬，但来自皇帝的恩赏，全部辞谢与情理不合，于是累计起来便也可观。但他从不动用，置放在庭前，看着这些财宝，常常浩叹：“生民膏血，安用许多!”病危临死前，王旦将皇帝送的慰问金5000两白银全数“还献”，还在表文里附上了四句话：“已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

　　财富对他“无所用”，而且被视为“咎殃”之源，自然也就不会成为一种诱惑。封建官员一般都会詈办田产，作为他日退出官场后养家处世的本钱，然而，王旦“生平不置田产”，他的观点是：“子孙当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耳!”不仅如此，家中房屋破陋，他不肯重建，说是先人旧庐，损之为不孝，衣服从来都不追求华美，家人中有谁穿得太漂亮，他就故意闭目不视。子侄们看到上好的玉带，想买下来，征求他的意见，王旦要他系在身上，并问他：“还觉得好吗?”答道：“系在身上，自己怎么看得到?”王旦说：“自己负重而只是让别人叫好，不觉得太辛苦了吗?快还回去。”对于财产、享乐和虚荣抱这种态度的人实属罕见。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官吏，由于监督机制的缺失，贪污腐败是常态，只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个人，会有些程度上的差别而已。许多皇帝都有过整饬吏治的宏愿，但没有谁取得过真正的根本性的成效。正由于这一点，专制制度下的百姓把清官当成了救星和偶像，其实清官们的崇高形象是由其资源的稀缺性所造成的。

　　淡泊明志的君子既然能远离财富的诱惑，当然便不会恋栈权位，特别是在力不从心或者心怀愧疚的时候。王旦羸弱多病，在违心地接受了天书仪仗使和封禅大礼使这两个使命之后，内心的煎迫更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所以“自东鲁复命(从泰山封禅回来)，连岁求解(辞职)”，但一直未获批准。又拖了几年，“帝睹其形瘁”，才“悯然许之”，不过也没让他全退——原来是宰相兼枢密使，改为枢密使而不再兼宰相。王旦病得走不动了，便让轿子抬进皇宫，由值班官员扶着上朝。虽然是旷古少有的“圣眷”，但确实有违他本人求退的私衷，不久王旦便去世了，真宗读到他的遗表时，“泣下久之”。

　　如此贤相，实乃百年难得一遇!皇帝如此悲痛也就可以理解了。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