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

　　一场公元1世纪的贸易战

　　经营了一辈子西域的班超，在晚年曾有过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沿着丝绸之路出访罗马，与这个西方最大的丝绸消费国、汉帝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建立直接的联系。

　　公元97年，甘英被选中担负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使命。甘英和他的使节团越过葱岭、穿过大月氏人所建立的贵霜帝国，顺利抵达了安息境内。可惜的是，他们在波斯湾的浩瀚面前停下了脚步。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放眼前后数百年都不一定能够找出比甘英所处年代更合适的、与欧洲国家直接建立外交联系的时机了。张骞凿空的丝绸之路，在班超的手里再度恢复了往日的辉煌，间隔在东汉与罗马两个大帝国之间的贵霜和安息两个王朝，均与汉帝国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甘英具备了当时条件下所能够具备的最好条件，但他却偏偏未能抵达目的地。对此，康有为曾经义愤填膺：

　　“甘英愚蠢怯弱，辜负了班超凿空的盛意。至今申西方数千年不通文明，不通交易，都是甘英的大罪。比起哥伦布之流，他实在差得太远了!中国人变成今天这样，国土不能新辟，知识不能进步，一切都不如欧洲人，都是甘英这些人的罪过!”(《欧洲十一国游记》)

　　康有为对甘英的批评很有上纲上线的味道，也许会招人反感。黑格尔对此事的评价则更为刻薄，也许曾经刺伤过很多国人的自尊：“中国人永远畏惧一切，他们转过身去，背对大海。”

　　当甘英一行人对着波斯湾望洋兴叹，转过身去的时候，他们当然想象不到，历史很可能也正悄悄地转过身去，走上了另外一条诡秘难测的不归之路。

　　甘英当然不是康有为或者黑格尔所说的那种胆小鬼。作为追随班超的三十六壮士之一，他经历过太多的九死一生，胆小不可能是他的本性，以班超的识人之明，也不可能选择一个懦夫去担此重任。

　　《后汉书》里给出的解释是：一个波斯湾的船工告诉甘英，海域广阔，若遇顺风，三个月才能过去，若遇逆风，则需要两年之久。所以，人海者往往都需带足3年的粮食，而且海里还有能够使人思恋故土的妖怪，常有人因此而死亡。

　　史书的解释自有它的可靠性，甘英所谓的能够引发人思恋故土的妖怪实际上源自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Sirens)的故事。《荷马史诗》里，一个巫师在船上对归途中的英雄奥德赛这样说道：“你首先将会见到塞壬们，她们迷惑所有来到她们那里的过往行人。要是有人冒昧地靠近她们，聆听她们的优美歌声，他使永远不可能返回家园，将见不到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塞壬们会用嘹亮的歌声把他迷惑，她们坐在绿茵间，周围是腐烂的尸体和大堆的骨骸，还有风干萎缩的人皮。”

　　甘英没有带回罗马皇帝对汉帝国的问候，却无意间带回了一则西方的神话故事。但海妖的神话绝不可能是甘英放弃继续西行的真实原因，波斯湾的航海业自古繁盛，可以想象，当甘英站在码头上，看着波斯湾里的千帆竞发，他是否会相信这个充满了异域色彩的神话，是否会被一个普普通通的船工的夸大其词而吓倒?

　　甘英出使罗马的夭折，其实不过是一场古老商业竞争的结果。安息帝国介于罗马帝国和东方世界之间，是丝绸之路主干道的必经之地。从中国运往罗马的丝绸，无论走哪条支线，最后绝大多数都会在安息境内会齐，然后才继续西行。作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中间人，安息帝国从丝绸贸易中赚取了巨大的利润。

　　有利润就意味着有竞争。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在公元1世纪中叶走向强盛，到甘英出使罗马前夕，这个帝国已经控制了包括今天的阿富汗、克什米尔、印度恒河流域等在内的广阔地域，其势力甚至还深入到中亚和咸海之滨。强大的贵霜帝国介于汉帝国和安息帝国之间，同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故而，他们很早就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层开了与安息帝国的商业竞争。

　　在东线，贵霜帝国竭力与汉帝国建立友好关系。公元90年，贵霜国王曾派使者前往洛阳，目的是请求汉帝国将公主嫁给贵霜国王。使节们走到西域的时候，被班超拦截了下来，为此贵霜曾出兵7万攻击班超，结果却被击退。但此事并未影响贵霜与汉帝国之间的关系，使节们仍然被频繁地派往洛阳。

　　在西线，贵霜帝国一直致力于开辟避开安息，直抵罗马的新贸易路线。与甘英出使大约同时，他们也向罗马派出了一个使节团。贵霜人与罗马的新贸易线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经由红海，北路经由高加索，不过北路因路途艰险，所能承担的贸易量较小。

　　商路终端的买主罗马也没有闲着。从贵霜人或者安息人手中购买的丝绸价格昂贵，所以罗马人一直在寻找直接与汉帝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机会。据古罗马博物学家托勒密《地理书》记载，与甘英出使罗马的时间相仿，一位罗马商人马埃斯，蒂蒂亚诺斯(Maces Titianos)也组织了一次自地中海到中国的路途的全面考察。

　　甘英出使罗马前后，安息帝国正同时受到西面的罗马帝国与东面的贵霜帝国的双重压迫。当甘英率领他的使节团抵达安息，告诉安息人他们想要前往罗马的时候，安息人发现：他们已经成了这条利润丰厚的丝绸之路上所有的参与者——包括终端消费者(罗马)、第一中间人(贵霜)……甚至还包括最东端的货源提供者东汉帝国所急于摆脱的对象。

　　史书没有记载甘英是否与安息官方取得过联系，但考虑到一个规模庞大的东方使团突然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想避开安息官方的注意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与其说是船工的夸大其词阻止了甘英的继续西行，倒不如说是安息官方采取了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措施，迫使甘英的西行计划流产，这些措施既可以是不给甘英提供合适的渡海船只，也可以是拒绝给使节团发放合法的通关文牒。

　　总而言之，安息人用了很多手段，船工的夸大其词，海妖的恐怖传说显然只是其中之一，其目的则是为了保住自己丝绸之路上中间商的地位。

　　一封寄往撒马尔罕的家书

　　公元320年或者321年的某一天，在凉州清冷的月色下，疲惫不堪的粟特人(即大宛人)纳尼·班达尔正在给他的主人——远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的某位王子，写一封凄凉的家书。

　　这位忠诚的奴仆在信里写道：“最后的天子已经从洛阳逃走……洛阳的宫殿已被付之一炬……洛阳没有了，邺也不复存在……(匈奴人)占领了长安，支配了那个地区，也支配了南阳和邺……我们和剩下的中国人能不能把匈奴人从长安和中国驱逐出去，或者匈奴人再从中国人手中夺去更多的地方，都是难以预料的。”

　　班达尔所描绘的这场灾难，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永嘉之乱。311年六月，西晋皇帝司马炽在洛阳被匈奴人建立的前赵帝国俘虏，洛阳随后被付之一炬，316年，长安再次被匈奴人攻破，西晋从此灭亡，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的时代到来了。

　　班达尔是奉了王子之命，到中国来采购丝绸的。他们的采购基地设在凉州，敦煌、酒泉甚至黄河中下游都有他们的联络站点，仅敦煌一处就有员工上百人。纳尼·班达尔所在的凉州尚算

　　安定，但中原的战乱却给这位粟特代理商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他对自己的王子这样说道：“我派沙尔拉尔和法尔纳兹不到内地去，已有8个年头了，他俩寄回的第一封信已经过去了3个年头，自发生最后的不幸以来，不知道他们如何生活，什么音信都接不到。”班达尔不断派人前往中原接应，但同样都如黄鹤一去，杳无音信。

　　洛阳的粟特人和印度人都已经死光了，据班达尔说他们都是饿死的，但这位忠诚的粟特代理商并没有打算打道回府，他和他的商队仍在勉力支撑，他们卖掉了一些从本国运来的毛毯，又收购到一些绢帛，甚至还从敦煌弄到了32袋麝香。在信里，班达尔略带欣慰地告诉他的王子：他正准备把这些货物运送回国。

　　中原长年的战乱给东西方的贸易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艰险。尽管经营惨淡，然而在潜在的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像班达尔这样来自西方的“胡商”们却仍执著地固守着东方的据点，他们相信，只要帝国重新恢复和平，巨大的商机也会随之重现。

　　粟特商人对东方据点的坚持，与丝绸之路上从未消停过的商战牵涉深远。公元395年，一度强盛无匹的罗马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此后，中国史书中所提及的大秦等称呼，开始专指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与此同时，西亚大国安息也被新兴的波斯萨桑王朝取代，走向没落的中亚大国贵霜最终也被萨桑王朝兼并。如此一来，新的商战格局取代了旧的商战格局：除了中亚的大宛，也就是粟特人之外，丝绸之路基本上被波斯人的萨桑王朝完全垄断，罗马人必须无条件接受波斯人的敲诈勒索，才能如愿得到中国丝绸。

　　更严重的问题是：较之恺撒时代，拜占庭时代的罗马人对丝绸的需求量激增。这种柔软滑腻的商品已经从贵族消费扩大到了民间消费，丝绸渗透到了罗马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平条约、商会章程乃至教堂祈祷都随处可见丝绸的影子。对丝绸的需求量扩大的同时，丝绸的供应量却在不断减少，其价格又在一路攀升，为此，拜占庭帝国不得不将丝绸买卖由自由贸易改为国家垄断。

　　罗马人东方贸易环境的恶化与波斯人在中西亚地区的霸权密不可分。波斯人不但充当着丝绸之路上的垄断中间商，而且还对过境的丝绸征收重税，这直接导致了丝绸价格的疯狂飙升，公元6世纪左右，一盎司丝绸的价格竟达到了300克黄金，也就是说，1克丝绸的价值竟相当于10克黄金。

　　受巨额利润的诱惑，萨桑王朝不断派遣使节团来到中国。为了招待这些使者，北魏曾经在洛阳南郊专门建造了巨大的驿馆，为了豢养波斯送来的狮子，又在洛阳专门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狮子坊。

　　为了打破波斯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罗马也积极地向东方派遣使节。5世纪中叶，东罗马使团曾经两次抵达北魏都城平城，尽管建立了正式的外交联系，但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萨桑王朝却不可能任由罗马的商队自由穿梭。罗马政府发现，最明智的做法是寻找新的丝绸中间商，打破波斯人的垄断。

　　当年，他们就是这样利用贵霜帝国去制约安息帝国的。如今，安息和贵霜都已是前尘往事，可供罗马人选择的波斯人的潜在竞争对手，只剩下了中亚的粟特人。

　　粟特人早期主要向波斯人供应丝绸，但随着丝绸利润的不断攀升，波斯人抛弃了粟特人，开始直接与东方建立联系。为此粟特人不得不寻求新的买主，罗马人则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为了绕开波斯，把丝绸送到罗马人手里，像当年的贵霜王朝一样，他们不得不远绕高加索。

　　粟特人的困境在6世纪中叶发生了转变：突厥人控制了中亚，而粟特则成了突厥的附庸。为了对付另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突厥人和波斯人曾有过亲密的合作，他们甚至互相通婚。饱受跋山涉水颠簸之苦的粟特人希望借此改变自己在丝绸之路上逼仄的地位，他们希望波斯人能够看在突厥人的面子上，允许他们的商队在波斯境内进出。

　　在获得突厥可汗许可之后，粟特人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使节团出访波斯，与使节团随行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商队和大量的丝绸。粟特人恳求波斯皇帝能够允许他们在伊朗自由贸易。波斯人既不愿意得罪突厥人，也不愿意失去自己在丝绸之路上的垄断地位，所以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们买下了粟特人带去的全部丝绸，但却又当着粟特使者的面把这些丝绸全部烧掉。

　　突厥可汗在得到粟特使者的回报之后，又向波斯派出了一支全部由突厥人组成的正式使节团，继续向波斯人施加压力。但使节团却无一人生还，据说是被波斯人集体毒杀了，突厥与波斯的关系迅速恶化。

　　粟特人抓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游说突厥可汗与波斯的宿敌东罗马结盟，目的则是希望借助突厥人的势力保护自己与东罗马之间的丝绸贸易。突厥使节团绕道高加索，于567年抵达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次年，东罗马派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回访团，随突厥使者抵达了可汗的大帐。这次外交活动促成了突厥与罗马的一项盟约：突厥保证向罗马直接供应中国的丝绸，东罗马则答应与突厥一起对付波斯。

　　丝绸，成了这三个大国之间外交博弈的重要砝码。

　　穿梭子中国、波斯、罗马和突厥之间的粟特人，不仅穿针引线促成了这场外交博弈，而且还在这场博弈中空手套白狼，成丁最大的受益者，有了突厥人的保护，他们可以从容地把丝绸直接销往罗马，而不必担心沿途种种未知的风险。纳尼·班达尔们当年在中原的苦苦支撑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一则美丽而苦涩的童话

　　西行求法的玄奘和尚曾给7世纪的大唐帝国带回过一则既浪漫又苦涩的美丽童话。

　　童话里面说：有一位于阗王，一直希望得到中原王朝的蚕种，为此他不断派遣使者前往中原。但对中原王朝来说，蚕种属于国家级的商业机密、所以他们非但没有答应于阗王的请求，还严令各处关隘严格盘查，竭力防止秘密外泄。

　　无奈之下，于阗王又心生一计。他卑辞厚礼地向中原的公主求婚，当时的中原王朝正致力于怀柔远人，于是欣然应允。国王的使者悄悄地告诉公主，于阗那里不出产桑蚕、丝绸，如果公主嫁到于阗之后希望继续穿戴丝绸衣服的话，就一定要设法把蚕种带去。

　　美丽的公主于是把蚕种悄悄地藏在自己的凤冠之中。出边关的时候，官吏们搜查了他们所有的行囊，唯独不敢搜查公主的凤冠。蚕种就这样秘密地传到了于阗。次年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的时候，在公主的带领下，于阗人开始了他们的丝织业。

　　玄奘和尚在《大唐西域记》里讲述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但也透漏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古代中国的养蚕、抽丝之法，属于绝对的国家级商业机密，是严禁外传的。童话里的公主美丽而聪明，但对中原王朝而言，她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却很可能是无法估量的。

　　罗马人对蚕种的渴望显而易见。当他们迷醉于轻柔飘逸的丝织品的时候，除了想着如何更廉价地从中亚经销商手里购得丝绸之外，肯定会更希望得到生产丝绸的秘密。同样，这

　　种强烈的渴望也会存在于中亚的安息人、波斯人、粟特人的脑海里。

　　公元6世纪的希腊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曾如此记载蚕种传人罗马的经过：几个印度僧人抵达君士坦丁堡，得知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很希望罗马人能够不必再从波斯人手里购买丝绸，于是跑去献策。僧人们告诉查士丁尼，产丝的其实是一种虫子，想把虫子弄到罗马来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却能够弄到虫卵，在得到查士丁尼一旦成功必有重赏的允诺之后，僧人们返回印度取来虫卵，孵化成蚕，从此罗马也有了自己的丝织业。

　　稍后于普罗科匹厄斯的拜占庭人塞奥凡尼斯(Theophanes)对蚕种西传的描述也许要更为可信一些。他这样说道：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期间，有一个波斯人到拜占庭传授养蚕之法，罗马人从此掌握了取丝的技术。这个波斯人曾经到过中国，回国时将蚕种悄悄地藏在自己的行路杖里面，带出了中国。波斯商人显然要比印度僧人更具可信度，利用中空的手杖从中国，而不是从印度秘密带回蚕种，显然也更契合实情。

　　不过看起来得到蚕种的罗马人却并没有同时获得高超的丝织技术，所以仍然需要从东方进口丝绸。也许是为了压低进口丝绸的价格，“查士丁尼皇帝示突厥人以养蚕吐丝之法，突厥人大惊”，大惊之后的突厥人是否曾降低对罗马人的丝绸出口价格则不得而知了。

　　尽管丝绸传人西方的具体过程已不可考，但其时间约在公元5－6世纪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分裂时期，受战乱的影响，国家对蚕种这种高级国家机密的保护明显不如两汉时代得力，这给蚕种的西传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唐王朝在7世纪重新确立起了东方帝国对西方世界的强大影响力，迎来了一个“天可汗”时代。但可悲的是：唐帝国既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期，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衰退期。这中间固然有很多种重要的因素，但蚕种的西传，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种。

　　所以，当玄奘在7世纪向唐朝百姓讲述他那个得自西域的美丽童话的时候，他的语调，必然会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

　　一次别有用心的招商引资

　　7世纪最初的十几年，可能是洛阳这座千年古都历史上最为繁华和热闹的一段时光。骏马雄驼组成的商队在大道上来去匆匆，高鼻深目的胡商和巧笑嫣然的胡姬混迹于市井勾栏的觥筹交错，如果赶上元宵佳节，皇城端门外则会盛陈百戏，戏场之阔，可供一万八千余人同时执丝竹演奏，乐声远播数十里，灯火彻夜通明，这样的盛况往往长达一个多月。

　　这一切，当然要感谢帝国的最高主宰隋炀帝和他的宠臣裴矩。

　　受道德判断高于政绩判断的影响，裴矩留在历史里的坐标是他“在隋为佞臣，在唐則为忠臣”的那张阴阳脸，他既可以对爱听奉承话的隋炀帝溜须拍马，将他拍得神醉体酥。也可以在唐太宗跟前犯颜直谏，摇身一变成了诤臣。相反，裴矩为隋帝国耗尽半生所取得的招商引资的“巨大成功”，却有意无意地被历史忽略掉了。

　　一位叔父曾经告诫年少气盛的裴矩，追求功名不能仅凭华丽的词藻，而需要实打实的政绩。从日后的表现来看，叔父的话无疑已被裴矩牢记在心，成了他的座右铭。这句话让他从词藻华丽的论道者变成了追求实效的实干派。在洛阳的那些年里，裴矩揣摩透了隋炀帝追求不世功业、好高骛远的脾性，所以，当隋炀帝命令他前往张掖管理与西域各国的外贸事务的时候，裴矩的心底已经有了一个隐秘的计划。

　　自霍去病逐北匈奴算起，古老的张掖城至此已有700余年的历史了。汉武帝在此设城，取名张掖，寓意则是“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腋)”，裴矩希望自己也能在张掖做出一番“张中国之腋”的大事业。

　　史书里这样记载裴矩在张掖的活动：“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之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隋书·裴矩传》)裴矩招商引资的背后，隐藏着的是隋帝国炽烈的扩张欲望。在给隋炀帝的奏折里，裴矩将自己撰写《西域图记》的目的定性为“混一戎夏”。在裴矩的引导下，每年前往洛阳的半官半商的使节团络绎不绝。

　　除了帝国的欲望，这场巨大的招商引资活动背后，同样潜藏着裴矩本人飞黄腾达的欲望。对裴矩而言，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恰恰是他可以利用的软肋，在敦煌期间，他曾极力撺掇着高昌王和伊吾城主前往洛阳“入朝”，其撺掇的砝码则是“啖以厚利”，意即许诺以丰厚的回报来诱惑西域各国前去“朝拜”隋炀帝。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裴矩得到了隋炀帝的高度赞誉，官升银青光禄大夫。

　　受利诱来到洛阳城的朝贡者和胡商越来越多。裴矩建议隋炀帝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盛情款待，于是就有了正月十五端门外的那种百戏盛况。为了营造宾至如归的感觉，隋炀帝还特别规定，凡西域商贾到洛阳的酒店吃饭，一律免费招待，直到酒足饭饱为止，凡西域商贾交易，即使买卖的只是几棵青菜，也必须铺上名贵的龙须席，街道上的树木则统统都要缠上华丽的丝绸。在隋炀帝看来，非如此不足以显示我天朝上国的丰饶无匹。

　　或许是在一个新雨过后的黄昏，几个酒足饭饱的胡商醉醺醺地走出牡丹居，在颠颠倒倒中，指着道上一棵刚发新芽的垂柳说：“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穷人，何不把这些绢帛送给他们，却非得拿来缠树呢?”

　　胡商们朴素的质疑，道破了帝国沉溺了八百余年的一场春梦。

　　一个畸形的世界中心

　　唐人张籍在一首《凉州词》里写道：“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息。”丝绸之路在“天可汗”的时代达到了它的全盛期。一批批来自西方的胡商牵驼驱马，穿越安息、河陇，东抵长安，将珠宝、药物带进中国，又将丝绸等商品运回中亚和欧洲，繁盛的中西贸易给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诗人岑参曾这样写道：“凉州七里十万家。”以每户5口计算，素来僻远的凉州，人口居然也有50多万了。

　　漫长的丝绸之路将当时东西方两个最伟大的城市——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长安连接了起来。条条大路通罗马，道道彩虹下长安。古老的长安城不但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最大集散地，也是东西方外交活动最繁盛的地方，仅玄宗一朝就接待过来自中亚的使节团达116次之多。长安已经走到了它的鼎盛期，成了当时最璀璨的世界大都会。

　　丝绸之路的繁盛也将气势恢宏的唐帝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世界中心。可悲的是，在今天看来，这个伟大的“世界中心”一点儿也不值得骄傲，潜在的畸形注定了它的辉煌不可能长久。

　　丝绸这种轻盈柔软的商品以一已之力撑起了长安这座伟大的世界大都会，但依靠的却不是自由贸易，东方帝国的对外丝绸贸易。自丝绸之路开辟伊始，就始终被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被视为是“怀柔远人”打造“四方来朝”盛况的最有效的工具。朝贡贸易与和亲贸易在，西流的丝绸总量中占了绝大多数，真正通过商业交易流

　　往西方的丝绸则相当少。

　　简而言之，朝贡贸易即异国使者携带着本国的一些特产来访，然后换回大量的赏赐品，自汉至唐，东来的使节团络绎不绝，东方帝国几乎无一例外把他们视为朝贡者，而一厢情愿地漠视其趋利的商业目的。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帝国对此毫无察觉。西汉成帝年间，康居国王派自己的儿子带着土产去长安担任常驻汉朝的使节，西域都护郭舜就觉得康居心怀叵测，他上奏朝廷说，康居自恃大国，素来对汉使相当傲慢，这次派自己的儿子到长安，本意绝非为了朝贡，而是为了进行贸易。但帝国却能够将自己的一厢情愿发挥到极致，自张骞凿空，西使东来之后，数百年里，由儒士们组成的解释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所有来到东方的使节团，无一例外，都归属于朝贡者。

　　在这种畸形的解释系统背后，丝绸这种东方帝国独有的奢侈品成了维持帝国脸面的最重要的砝码。自汉至唐，对所有的来访使团，帝国都会给予大量的丝绸作为“赏赐”。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使节团们又刺激着一个又一个的使节团接踵而至，于是乎，帝国“四夷宾服”的盛况不请自来，与此同时，则是大量的丝绸源源不断地免费流往西方。

　　“朝贡”东方帝国稳赚不赔的巨额收益，令许多西方国家对遥远的“丝儿国”趋之若鹜，大秦国多次希望与中国建立固定的使节往返联系，对此史书倒是说得明白，其目的不过在于“利得中国缣素耳”。不过明白是一回事，揣着明白装糊涂又是另一回事。当两个罗马商人抵达洛阳，帝国的解释系统仍然“义无反顾”地将他们解读为“朝贡者”。

　　使节们源源不断地前来“朝贡”，然后源源不断地从帝国的国库里免费领走数量巨大的丝绸。公元前65年，一个龟兹使团来到长安，汉宣帝一高兴，赏赐给他们各种类型的丝织品数千万匹，619年，突厥使者“来朝”，高祖李渊一口气赏赐给人家缯彩3万匹，取代萨桑王朝称霸中亚的大食帝国，在尝到了“朝贡”东方帝国的巨大甜头之后，在不到150年的时间里，竟先后向唐帝国派遣了38个规模庞大的使节团，每次返回都是满载而归。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后，许多欧洲冒险家都希望通过遥远的东方探险一夜暴富，和这些拿着生命冒险的探险家们相比，大食人的东方之旅，可谓一本万利，他们近乎免费地从唐帝国国库里运走大量的丝绸，然后再以比黄金还高的价格出售给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具诱惑力的买卖了。

　　“朝贡贸易”的结果似乎皆大欢喜：东方帝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面子，西方国家则获得了他们想要的金币。

　　出使中国的巨额收益也令许多胡商心荡神摇，他们纷纷支起了使节团的幌子。帝国对此早有察觉，《后汉书》里曾这样描述道：“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同样的事情也在汉帝国内部发生过，张骞返回长安之后，曾引起的那场底层百姓西行的热潮当中，无疑就有利润驱动的因素：那些困顿的百姓在得到武帝的使节证件之后，倾家荡产甚至借贷也要购买大批的廉价丝绸，然后再将其运送到西域的大宛等地高价出售，他们怀揣的，是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美梦。

　　可惜的是，在西方商贾们将他们的冒充进行到底的同时，东方帝国那些西行的冒险者们却很快销声匿迹了。当帝国意识到丝绸这种商品具有诱使“四方来朝”的巨大魔力的时候，国家力量很快就强势介入到了丝绸的生产、流通和最后的消费等各个环节，丝绸产业几乎彻底蜕变成了一种国家产业。民间丝绸拥有量的减少，抑制丁东方商人的西行，但最后，彻底断绝了东方商人参与丝绸之路贸易的兴趣和动力的却是帝国为了面子对“朝贡者”无节制的赏赐——既然可以从朝廷那里免费得到丝绸，胡商们自然没有兴趣再和东方的商人们贸易。

　　帝国周边的游牧民族政权也加入了这场一本万利的大交易。无论是汉代的匈奴，还是唐代的突厥，都对丝绸兴致盎然。中原帝国也总是不断地通过“赏赐”丝绸等物品来换取双方的和睦共处。对于这种“赏赐”，中原帝国和游牧政权各有一笔自己的经济账：在中原帝国看来，丝绸是廉价的，所以，“赏赐”出去的丝绸的价值明显要低于游牧民族纵马入境抢掠所造成的损失，而在游牧政权看来，丝绸的价值甚至比黄金还高，因为他们索取这些东西的目的，并不在于自己穿着，而是为了和西方的安息或者大食等国进行贸易，所以，中原帝国“赏赐”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自己纵马前去抢掠所得的价值。

　　于是乎，在中原帝国和游牧政权之间，通过丝绸这种媒介，一种畸形的、和平的平衡形成了。而这种畸形平衡产生的背景，则是一条畸形的丝绸之路的存在。

　　自汉至唐，帝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面子工程终于一步步走向了制度化。

　　曹魏的敦煌太守仓慈经营西域，许多“西域杂胡”想前往洛阳“贡献”，却被当地豪族阻断；与豪族们交易，又总受到“欺诈辱易”。仓慈以曹魏官方名义，出面安抚这些心怀怨恨的胡商们，将那些想要去洛阳“进贡”的胡商送往洛阳，不想去洛阳的，仓慈则打开府库和他们平价交易，数年之后，仓慈在任上去世。胡商们闻知仓慈的死讯，都聚集在一起给他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三国志·魏书·仓慈传》)。

　　仓慈的故事里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些地方豪族其实只是一些曹魏的本土商人，他们之所以要阻止胡商们前往洛阳“贡献”，目的无非是希望胡商们从他们手里进口丝绸等商品。但饱尝一本万利的“朝贡”甜头的胡商们显然不愿意这么做，在他们看来，与本土商人的交易代价太“高”，自己遭到了“欺诈辱易”。胡商们之所以对仓慈之死痛不欲生，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巨额的“朝贡”利润的丧失。仓慈因为保护胡商们的“朝贡畅通无阻，从而在传统史册中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其实表明：帝国的面子工程此时已经制度化了。

　　执行帝国这一面子工程最得力的，自然非裴矩莫属。这位成功的招商引资专家不但保护胡商们前往洛阳“朝贡”，而且还极力撺掇和诱惑，对他们的朝贡之举许以重利。一时间，洛阳城里使节遍地、胡商满衢。

　　“天可汗”时代，帝国的面子工程终于登峰造极。处在丝绸之路要冲的高昌国也想从丝绸贸易中分一杯羹，和仓慈时代的敦煌豪强们一样，他们也希望那些胡商们不要前往长安，而是直接从他们手里进口丝绸，精明的胡商们自然不答应，所以，当几个胡商跑到长安，向太宗皇帝诉说高昌竟然胆大包天，阻止他们来天朝“进贡”的时候，正沉浸在“四夷宾服”美梦中的太宗皇帝勃然大怒，于是乎，“躬行天罚”，出动大军，一举灭了高昌。

　　胡商们对“天朝”的心思揣摩得可谓入骨三分。

　　一个由畸形的贸易关系而形成的“世界中心”、一个由畸形的外交关系而形成的“天朝上国”，理所当然不可能维持长久。所以，唐帝国的全盛期其实也意味着衰退期。751年，帝国在与大食争夺中亚霸权的关键性战役——怛逻斯战役中败北，维系着帝国无上荣耀的丝绸之路随后迅速萎缩；蚕种的西传，再加上此次战役中大量擅长丝织技术的手工业者被俘，直接触发了西方丝织业的繁荣。

　　当辽帝国在10世纪重新恢复在西域的威望时，他们发现，西方世界已经对来自东方的丝绸不再狂热，丝绸不再能够唤起西方人跋涉高山和大漠的热情。当丝绸不再神秘，也不再昂贵的时候，一度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东方帝国，在西方世界的眼里很快就沦为了神话和传说，东方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那些前赴后继的使节团仿佛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以至于许多年以后，马可，波罗们需要去重新发现“大汗的国度”。

　　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时，曾有过慷慨赴死的心境，蒙古人的骏马和弯刀一度是基督教世界挥之不去的梦魇；半个世纪过去了，商人马可。波罗回到欧洲，却带回了一个世俗财富的天堂，然而，东方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13世纪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地之别的镜像?敬请关注下期“傲慢与偏见”系列之《从前往地狱到前往天堂：蒙元时代的伪中国镜像》。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