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婷

　　被抓后，高承勇告诉警察，1998年，他到了一种不杀人就心里不舒服的状态。这一年，他制造了4起命案。这座城市被杀人案的阴影笼罩了28年。杀人往事，几乎与这座城市的兴衰同步，成了人们记忆中最不愿触摸的部分。

　　2016年8月26日，在白银工业学校小卖部被抓前，52岁的高承勇曾试图逃跑，但最终被押进警车。

　　警察在抓住高承勇后，问他：“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抓你？”他说：“我知道，因为我杀人了。”

　　被抓那晚，高承勇试图自杀。头重重地磕在审讯椅的凸起处，缝了三针，救了回来。自杀无望，他迅速平静下来，坦承命案的所有细节。11起杀人案，他记得每一起案子的年月日，甚至说得出是几点几分。

　　审讯室内，人们看到，说起惨烈的命案现场，他脸上都是一种麻木般的平静。有人问他：“对那么多死者和家属，你就没有歉意吗？”他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唯一流露感情的是他提起两个儿子时：“我这事儿，孩子不会受影响吧？”

　　收到疑凶被抓的新闻推送时，一些白银人正在出门买菜的路上。站在夏末秋初独有的、干燥明亮的街道上，他们兴奋地交谈起来。鞭炮声随后响了起来。

　　每天清晨7点50分，白银西北部的火车站，绿皮车的汽笛声准时响起。这条运送工人的通勤铁路长25公里，已经运行了59年，连接了公司站、六公里、三冶炼、东长沟，直达山里的深部铜矿。大西北总是这样，有了矿，便有了路。

　　白冶在铁路沿线的第三冶炼厂上班，这条路线他走了快30年。最初是和妹妹白兰同路，但没多久，路上只剩他自己了。

　　1988年5月的一个下午，23岁的白兰在家中被杀，她颈部被切开，锐器伤有26处，失血性休克而死。房间里乱成一片。

　　白冶是第一目击者，从家里到附近派出所的那条土路上，回荡着他边跑边颤抖的声音：“杀人了，我妹妹被杀了。” 之后这些年，白家人的生活几乎是静止的，他们从平房里搬出，也不再过春节。

　　白兰，白银公司铅锌厂的电工。因为长相漂亮又喜欢穿白球鞋，被工友们称为“小白鞋”。

　　她是典型的厂矿子弟。

　　白银产铜，北侧有矿山。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在此援建大型有色金属工业基地，有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简称白银公司。又因厂立市，1956年，建立了白银市。

　　白兰的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受国家开发大西北的感召，开掘矿山，建设城市。他们有句口号叫“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白兰就是第二代。

　　上世纪70年代末，是白银公司的好光景。人们说那个最大的露天铜矿，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它创下过铜产量和产值利税连续18年位居全国第一的辉煌业绩。

　　如果不出意外，时髦漂亮的“小白鞋”，将会与当时同在白银公司铅锌厂的男朋友成婚。

　　而“小白鞋”倒在床边，衣衫不整。案发现场相当惨烈，凶手作案后还从容打扫过，这让警方一度认为凶手应有过踩点的时间，应该是熟人。他们推测，漂亮的“小白鞋”不知招惹了谁，因情被杀。警方没想过这是随机杀人，侦查方向离真相越来越远。

　　1988年，白银的资源开始枯竭。当地虽经历了严打——偷工厂螺丝钉就判刑三年，但惩罚并未阻止治安变坏，偷矿的人多了起来。

　　这一年，也是一河之隔的兰州市青城镇农民高承勇之子出生的年份。高承勇事后对警方供述，他本是为了盗窃，被撞破后才杀了人。

　　由于作案手法残忍，附近居民记了很长时间。

　　但白银公司太大。公司职工回忆，作为个案，“小白鞋”的死也仅在邻居和铅锌厂内流传。

　　白银市供电局，厂矿城市白银的心脏。它坐落在城市正中心，它的供电线路遍及三县两区，北到内蒙古，是无数轰鸣机器的命脉。这里工作安稳、福利优厚，是一个挤破头才能进得去的好单位。也就是在这里，接连发生了两起命案。

　　1994年，食堂女工石晓静死在供电局宿舍里。她当时年仅19岁，刚上班半年。室友叶文霞发现她时，她躺在床上，颈部被薄刃切开，上身、后背有锐器伤43处。

　　血呈喷射状布满整面墙，警察张端分析，这说明是迎面捅的。

　　单身宿舍的公共洗衣房里，留下了一滩血水，凶手曾在此清洗身体。离开前，他还在宿舍门拉手上留下了一个血指纹。这让张端觉得权威受到了挑战——凶手根本不做任何掩饰，指纹都懒得擦。

　　供电局是个熟人社会，人人都沾亲带故。消息藏不住，一个人家里有什么事儿，很快全栋楼就知道了。同楼层住的都是单身或刚成家的年轻人，有北方的，也有南方的。每到饭点，人们就端着饭来来去去地串门儿，东北酸菜和南方水饺的味道在楼道间流动。

　　下了班，从楼梯口走到家，能走半个小时，逢人都要聊几句。在家时，大家都不爱关门，从没觉得不安全。何况，楼下还有保卫科日夜守着。

　　警察张端跟这个案子20多年，但此次交手中，他被凶手一招溃败，这种失败感比吃莲芯还苦。

　　那时，人们还曾怀疑，凶手是与石晓静在保卫科做干事的哥哥结了仇，因此泄愤杀人。

　　但4年后，8岁女童姚某同样在供电局宿舍被杀。案发地离石晓静宿舍的直线距离不到50米。

　　同伴的回忆里，姚某是靖远县人，刚随父母从靖远来到白银。没房子，一家三口窝在单身宿舍里。那天，她父母下班，找不到孩子，报了警，最后在家中的柜子里找到她。衣服没了，身上没有伤口，阴部撕裂，被皮带勒住因窒息而死。

　　高承勇事后回忆，杀完人他口渴了，自己还沏了一杯茶，加了点儿姚家的茶叶。喝茶的玻璃杯被他遗落在桌上，还留下了指纹。张端因此一度觉得，是同单位的熟人作案，茶是小姑娘沏的。

　　如果说第一起命案是泄愤，那第二起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无差别杀人了。人们内心开始被恐惧笼罩。一种反应是迅速搬走，没搬走的，下了班都会闭门锁户。以前家家房门大开的日子不再有了。

　　职工们的另一种典型反应就是对供电局保卫科和刑警们的无能感到愤怒。因为门禁森严，警方两度把嫌疑人划定在供电局内部，警局至今还保留着两本嫌疑人的资料，但要么没有作案时间，要么条件不符，所有嫌疑人都被一一排除了。

　　最初，警队的临时指挥部进驻供电局，吃住都在大院，但调查长久没有进展。职工们骂得不行，每次张端去食堂吃饭，总有人打趣他：“到点了，又来吃饭啦？”

　　第二起案子后，张端不在大院吃住了。不在那里久留，看完现场，就灰溜溜地离开了。案子破不了，他心里像被火烤一样。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时代的变迁。比起工厂破产、工人下岗的浪潮，不管是“小白鞋”之死，还是供电局两起命案，都只在单位内部引起震动，未触发大范围的关注。

　　上世纪90年代，建市时为解决男职工婚配问题，设立的棉纺厂最先减产。氟化盐厂等较边缘的企业，或买断工龄，或清退员工。铁板一块的国营体制出现松动，闲散人员增多。人心思变的季节到了。

　　1998年1月，凶案又起。杨洋在家中被杀。她独居在胜利街，丈夫是皋兰县粮库的工人，两人聚少离多。和此前凶案手法相同，她颈部被切开，有锐器伤6处。杨洋在死前曾剧烈抵抗，床上有明显的抓痕。

　　她是舞厅的常客，接触的人相对复杂。上世纪90年代末，舞厅、咖啡厅、洗头房传入，在白银一夜间成为风潮。工厂萧条，人心涣散，上班的人早上去单位签个到，就奔舞厅而去。

　　舞厅是命案的高发地。年轻的荷尔蒙无处发泄，你踩了我的脚，我请了你心仪的姑娘跳舞，都成了打架的理由。每个舞厅的标配是门口两个维持秩序的彪形大汉。

　　那段时间，嫌犯高承勇也爱上了跳舞。焦灼的年头，人们的情绪被放大了。世道乱了起来。相继出现卖瓜小贩被杀、抢劫杀人、帮派火并杀人等案件，死了不少人。

　　嫌疑人一个个排查过去，看着像，证据又都不够，张端心里像是汽车打火打不着，相当痛苦。破案遥遥无期，但排查没有停止。警察在黄河这岸的市区，逐户摸排。而高承勇在黄河那岸，继续生活。

　　被抓后，高承勇告诉警察，1998年，他到了一种不杀人就心里不舒服的状态。这一年，他罕见地制造了4起命案。春节前后，3天内他连杀两人，杨某和邓某；7月份，8岁女孩姚某被勒死；11月份，杀害氟化盐厂女工崔某。

　　往往张端还在开上一个命案的会议，下一个命案的报警电话又打来了。十几个刑警“唰”地站起来往外跑。警笛响彻空荡的街巷，车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相比以前，这些作案手法也愈发暴力。

　　杀人后，高承勇取走了杨某整个头顶的皮肉和邓某背部近30厘米的皮肉。女工崔某除了颈部被切开，上身有22处刀伤，其下身赤裸，乳房、手、耳朵都没有了。

　　供述时，高承勇说，他把割下的这些器官都扔进了黄河，然后回到青城镇的家。

　　在张端眼里，白银人不存在这么极端的杀人方式。他们耿直、彪悍、不打嘴仗，上来就爱动手，骨折、脑震荡是常事，杀个人也简单。人们听说谁把谁杀了，“哦”一声就过去了。而这次看到现场，杀得那么惨烈，才引起大家的关注。

　　没过多久，城里传言四起：白银出了个“杀人狂”，偏爱红衣、长发、高跟鞋的年轻女子。

　　人们还总结出杀人狂的作案习惯，在大街上流传：他是外地人，冬天来作案，夏天不来。有几个千万不要去的地方：银水巷，传言那里捡到过一条人腿；冶炼厂家属院，以及新开发的人少、幽暗的地方。

　　恐慌情绪还影响到了学校。学校开始提前两个小时下晚自习。门口接孩子的家长也多了起来。

　　刑警王洋的记忆里，那时，警方接到的报案剧增，常有人怀疑自己被尾随而报警，老百姓和警察都已经草木皆兵，大家快要成神经病了。

　　凶杀案的恐慌就像瘟疫一样在城市蔓延。而资源枯竭的危机、经济的极速下滑在这一年同样显现。这座城市的多数人，都在迷茫与恐惧的氛围里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受害者家属跑到警局打听，张端潜意识里都希望躲得远远的。有DNA，对比不了；有指纹，只能肉眼识别；有画像，没有天网系统。明明证据都有了，但悬案十多年没破，这让他有些发窘。

　　2000年冬天，再次案发。棉纺厂家属院里29岁的罗某被杀死。与此前命案类似，她颈部被切开，双手被凶手取走。

　　警察们最悔恨的是，2001年，他们曾与疑犯擦肩而过，无意中丧失了抓住他的机会。5月22日，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张某已不太能说话，她口齿不清地说自己在水川路的家中被害，民警没听清地名，便没有出警。

　　张家人打了120。医生赶到后发现张某被割了喉，便通知警方，但为时已晚，死者只留下了两个关键信息：“长发”、“本地”。后来，张端分析作案时间，要是接警后能及时赶到，警察应该会与凶手迎面撞上。而机会一旦失去，就不再有了。

　　2002年，凶手再次作案，将25岁的朱某颈部切开。从此停手，消失了。被抓后，高承勇解释停手的原因：一是他年纪渐长，杀人逐渐吃力；二是两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用钱的时候，他要外出打工。

　　2004年，侦查白银连环杀人案的专案组成立。警方悬赏20万缉拿凶手；嫌疑人的画像出现在白银大街小巷；白银电视台循环播报着征集凶手线索的简讯；白银启动针对全市男性的“打指纹”行动。

　　但大规模的指纹录入并没能抓住凶手。作案后这些年，高承勇一度在外游荡，不在一处定居或长期工作，试图消失在人海。每次全市录指纹，皆声势浩荡。王洋猜测，没有录到高承勇指纹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基层民警并未面面俱到，也可能每到此时，他便躲了出去。

　　此后这些年，白银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9起命案现场，只有氟化盐厂家属楼和供电局家属楼还在，第一个现场的永丰街平房早已拆除，棉纺厂变身商业小区，水川路的老房子如今是个在建的工地。

　　2004年，白银公司宣布破产。第二年年轻人外出谋生，老人们则留守在此。2008年，白银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一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

　　案件悬而未决的这些年里，除了必要的场合，张端再也没主动穿过警服。他见过那9具死者的尸体，闻过命案现场浓稠的血腥味：“你要是真见过她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不想把这人给抓住。”

　　直到今年，高承勇一位远房堂叔的DNA，因行贿被录入数据库中，警方将它与当年命案现场留下的生物痕迹进行了比对，由此锁定凶手。张端终于把绣着“POLICE”字母的黑色汗衫翻了出来，它们被他冷落在衣柜里十几年。微信头像，他也让闺女帮忙，换成了自己穿警察制服的照片。

　　走在街上，每逢有人问起案子，张端总是笑眯眯地对他们说：“这下没问题了吧！”

　　张端穿着警察制服坐上白银的公交车。车窗外，淡金色的风吹动衣襟，光线里仿佛有细细的金沙。正是这个边陲小城最好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