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拯群

　　先秦的姓与后世的姓不同，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初的“姓”指的是人的出生地。远古母系社会时，人们只知道有母不知道有父，所以上古的姓均从女，表音的偏旁则表示出生地，也就是部落(母系氏族)名。如姜、姬、姚、姑、姒等，无不如此。但这种意义的姓，到秦代便基本消失了。

　　“姓”字在甲骨文中“从女从生”写作，会意，“生”也兼表读音。《说文解字》对“姓”的说解是：“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从女生，生亦声。”

　　区分出生于不同的氏族而产生的姓，在上古有何意义呢?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为重人伦也。”这段话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姓是“纪世别类”的，即上古的姓是一种族号，它既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个别家族的称号，而是整个氏族的称号。我国上古时代的氏族都有各自的姓，如黄帝，姬姓；炎帝，姜姓；少嗥，赢姓等。在氏族社会中，原本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氏族，“百姓”一词，最初指的是众多的氏族。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云：“言姓者本于五帝，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就是说远古22个氏族延续到春秋时期的后代，其中从女旁的是母系氏族的后代，其余则是父系氏族的后代。

　　第二，姓是“别婚姻”的。同姓不婚是氏族社会极重要的一条原则。我国先民早就知道近血缘婚姻对后代不利，《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便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记载。不遵守这一规则的行为便是“不知礼”。《论语·述而》中载：“陈司败(陈国司寇)日：‘君(即鲁昭公)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札!”朱熹注：“礼，不娶同姓。而鲁与吴皆姬姓。谓之吴孟子者，讳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鲁昭公娶吴女为夫人，而鲁昭公两国皆姬姓，为避免非议，便谎称吴女为“吴孟子”，让人以为她的祖先是宋国人(子姓)。

　　第三，姓有“崇恩爱，厚亲亲”的作用。所谓“崇恩爱，厚亲亲”，不单是指人伦关系、思想感情的亲近，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在政治权利和物质利益上的体现，即在氏族社会中，同～氏族的成员平等地享有氏族内部的各种权利。到了奴隶社会，“百姓”指的是贵族，而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的，因此，姓也是区分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

　　我国上古时期不仅有姓，而且有氏。如前所述，姓是母系氏族的标记，而氏则是姓的分支，是家族(父系氏族)的标记。《左传·隐公八年》中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谥，因此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孔颖达疏：“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这就是说，姓是旧的族号，氏是后来子孙繁衍的各个分支的特有称号。如殷人子姓，下面又分华氏、向氏、乐氏、鱼氏等；周人姬氏，下面又分盂氏、季氏、孙氏等。姓因生而定，是不变的；氏因家族而分，是可变的，甚至隔一两代就会发生变化。如春秋末年仕于吴国的楚人伍子胥本以伍为氏，后来看到吴国将亡，便把儿子送到齐国避难，改为王孙氏。《日知录》卷二十三云：“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

　　命氏的途径也不止一种，最常见的是以祖父的字为氏。列国诸侯为卿大夫命氏，若同姓，则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即以其祖父(即公子)的字为氏。如宋桓公的儿子、公子目夷字子鱼，孙子公孙友、公孙支的儿子即以其祖父公子目夷的字(子鱼)为氏称鱼苕、鱼石。若异姓，则以祖父或父亲的官职为氏，或以食邑为氏，前者如司马氏、司空氏、魏氏。此外，也有以所居地名为氏的，如西门豹、南宫括、百里奚等。也有以祖先的字或谥号为氏的，如孔丘(宋公孙嘉之后，嘉字孔父)等。可见，氏和宗法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要分离家支，就要命氏。

　　战国以前，男子只称氏，不称姓，女子则必称姓。姓和氏的不同在于：姓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反映的是母系祖先，是区别血缘关系的；氏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是姓衍生的分支，是上古贵族不同宗族系统的标志，是用来区别贵贱的。正如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治·氏族略·序》中所说的：“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性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

　　战国以后，人们往往以氏为姓，姓氏逐渐合而为一。见于文献记载、正式将姓氏混合用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如称秦始皇“姓赵氏”，汉高祖“姓刘氏”。此后，便统称为百姓，所以，后世所说的姓，实即先秦所说的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