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勇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标题是《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历史上所称的《田中奏折》，它明确表示：“如欲征服支那(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则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支那。倘若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全文共6706字，分五大章节和一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的一个士族家庭，从小深受长州军阀山县有朋的影响，具有疯狂的侵华野心。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读《大清一统制》与《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国通”之称。从1913年起，田中义一就公开鼓吹侵华，首先是割裂与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一日方称之为“满洲”，并宣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将“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这次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侵略决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会议确定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本国策。会议还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辞含蓄隐晦，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足征服满蒙，侵略中国。

　　东方会议闭幕不久，1927年8月16日，日方又在其占领下的中国旅顺、大连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东方会议所确定的侵华方针的具体步骤，调整对华外交工作，修正分离与侵占中国的整体系统计划。1927年年底，田中义一将上述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的全部结果及其制定的侵华方针与计划写成奏折，上呈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随即抛出会议宣言，向世界宣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田中义一的会议宣言抛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许多国家对此颇为震惊，都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中国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的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此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2000余名之多，都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人专赴东北，结果未有任何收获。然而谁也没想到，有一位中国英雄夜潜日本皇宫，成功地获取了《田中奏折》。这位英雄就是蔡智堪。

　　蔡智堪，原籍台湾苗粟县，1888年出生在日本一个华侨家庭，长大后在日经商，由于他经营有方，很快便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蔡智堪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时刻关心若中国的兴衰存亡。20世纪20年代，他受好友、革命党元老李烈钧等人的委托，密切关注着日本的侵华政策动向。他还与东北地方当局张作霖父子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获取的日本军政情报密报给他们。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正与日本朋友中野正刚等人在私宅饮酒。家中下人接到了从中国沈阳寄来的一个邮包，打开一看，竟是一块大点心。中野十分喜欢中国口味，加上几杯酒后兴致正浓，于是毫不见外地对蔡智堪说：“中国的大饼可否转赠于我?”

　　因为当时国内通常用邮寄食品的方式传递消息，蔡智堪机智地说：“此饼并未煎过，食之有害。”待日本人走后，蔡智堪立即将这个来自沈阳的大饼切开，里面藏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是由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王家桢亲笔手书，上写：“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就是王家桢的大号。

　　当时，蔡智堪只知道田中决定用武力攻占东北，尚不知田中在尔方会议后亲自拟定奏章密呈裕仁天皇之事。蔡智堪知道这是日本的最高机密，绝对不容易拿到。他反复考虑，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遂决定运用国民外交手段，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入的帮助拿到《田中奏折》。

　　于是，蔡智堪以私人身份，宴请前内务大臣、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钱上电有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许多人是很穷的，但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的五加皮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处得比较密切，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秘密奏折的，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永井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此话一出，永井一口回绝。蔡智堪无奈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这样国内外都会向田中内阁施压。

　　床次说：“《田中奏折》对满蒙固然有害，但是要想搞到它十分困难，容我再想想办法。”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元老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将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危及万世一系的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又过了几天，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折》公诸国际，元老们方可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如能应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蔡智堪立刻将此情况秘密函告王家桢。

　　几天后，王家桢以“王川”的名义，电汇5000元，并有简短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蔡智堪见到电文很高兴，于是和床次拿着电文去见牧野伯爵，牧野看后非常满意，当即让妻弟山下勇约妥皂室书库官，夜间潜入抄写《田中奏折》。

　　后来，蔡智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民国17年(1928年)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11点50分，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执带牧野伯爵交来的金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编号72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由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0时50分。”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约六七十张，标签上写着“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溥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以同样方式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蔡智堪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为了尽快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送国内，蔡智堪将抄写的《田中奏折》藏在皮箱的夹层里面，从东京亲自护送回到沈阳。在沈阳小西关外王公馆，他亲手将《田中奏折》抄件交给王家桢。王见后大喜，立即将此件送达张学良将军。由于蔡智堪是用日文抄写的《田中奏折》，所以张学良见到后就让王家桢将《田中奏折》翻译成中文送到官银号印刷所。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了200删中译本，张学良立即将其呈送南京国民政府。因为是绝密文件，所以当时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能看到它。

　　彼时，怡逢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代表在会上大放厥词，这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义愤填膺，于是就在会上公布了《田中奏折》，揭露日本侵略扩张的阴谋。

　　《田中奏折》被披露后，日本政府立即矢口否认，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另一方面日本当局抓紧泄密追查，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遭到免职，蔡智堪也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也被没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蔡知堪才获得自由返回台湾省定居。

　　1932年，经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和野心，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百般抵赖。然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之后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无不印证了《田中奏折》的险恶用心。

　　编辑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