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　奇

　　中唐的元稹是货真价实的才子，皇家御封的那种。《旧唐书》记载，当年穆宗皇帝还在东宫为太子的时候，周围的那些女性就特别崇拜元稹，经常诵读元稹的诗歌，并谱成曲传唱。穆宗皇帝听到后，也大为叹赏，所以当时皇宫里的人就把元稹呼为“元才子”。而元稹也具备成为明星的外在条件，最好的朋友白居易称赞他“仪形美丈夫”、“君颜贵茂不清赢”，大意是说他长得颇有阳刚之气。

　　元稹对自己的诸多本领也很自豪，他这样隆重地介绍自己：“能唱犯声歌，偏精变筹义。含词待残拍，促舞递繁吹。”除了能歌善舞，精通筵席上最时髦、最流行的游戏——酒令，元稹还能写一手好字，《宣和书谱》中说他的楷体字“自有风流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也”。他是如何做到多才多艺的呢?前人总结是因为他“诗中有笔，笔中有诗，而心画使之然也”。明白地说，就是因为元稹的诗歌有风流倜傥之气。

　　元稹诗歌中的倜傥风流之气确实很浓，昔人有言：“元和以后，诗学淫靡于元稹。”也就是说，从元稹开始，诗歌里靡靡之音开始多了起来。作为时尚先锋，元稹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不胫而走”这个词虽然是孔融发明的，但当时是用来形容珍珠宝玉的收集或钱财的流通，最早用在人身上用来表示传播的力量的，是唐朝的白居易。白居易在元稹的墓志铭中感叹元稹诗歌传播的速度真是迅猛，当时六宫粉黛、两都士子、八方民众乃至文化素质偏低的南蛮以及东夷，都在传唱元稹的诗歌。“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放在今天可能就要赶上牛市期间股票买卖的速度了。

　　每当一个人走向成功，就会出现大批的模仿者、追随者，元稹也不会例外。在写给令狐(唐代文学家)的信中，元稹得意地说，当时江湖上那些写诗的，都来追捧他、模仿他，但是都没有他那份才气，于是就“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把元才子的诗复制粘贴后据为已有。元稹的诗歌受到追捧，不仅仅是他的诗歌里有较多的靡靡之音，他不是一个靠身体写作的文人，他是一个“改造诗歌的祖师”。元稹与他好朋友自居易对诗歌进行了大胆改革，把诗歌严肃的面孔换成了可爱的笑脸，让诗歌的服装丰富多彩起来，大量写作流连光景的“小碎篇章”与逞才使气的“次韵酬和”之作，使诗歌走上了娱乐化与通俗化的道路。白居易赞扬他“海内声华并在身，箧中文字绝无伦”，夸张的成分并不多。

　　元大才子这么有才，却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是“元白”并称，但元稹的个人形象与白居易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一次没有结局的恋爱，使他背上了“忍情”的名声；妻子死后再娶，又得到了“薄幸”的评价；好不容易达到事业的顶峰，做上了大唐帝国的宰相，但位置未坐稳就被挤了下来，还让他背上了趋炎附势、卑劣无耻的骂名。

　　宋代以来，提起元稹，我们见到的都是讽刺、挖苦和批评。自以为耿直、实则鲁莽没有头脑的散文家石介，在其《上郭殿院书》中发难，说元稹没有忠骨只有佞气，没有正色只有谀容，留须拍马，侍奉权贵，虽然登上了宰相之位，可无所作为，对国家民族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君子鄙之，史臣讥之，万世之下，为后人贱”。

　　元稹有首诗《梦上天》，写他做梦时被人唤醒：“哭声厌咽旁人恶，唤起惊悲泪飘露。千惭万谢唤厌人，向使无君终不寤。”明人何孟春的《余冬诗话》因此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元稹进人中书省办公后，讨厌他的人边驱赶苍蝇边唠叨：哪里来的苍蝇，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也混到这儿来了。何孟春还说，听到赶苍蝇者的唠叨，元稹是不是该从梦中醒过来呢?

　　在当今有些读者眼里，元稹的形象似乎有所好转，至少大家不把他比喻为苍蝇，顶多看成一只花蝴蝶，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不知疲倦，不愿驻足片刻。大家都说，元稹虽然多情，但他痴情。每一朵花儿面前他都说着动人的情话，这情话如此动人，连他自己都被感动了，以为自己会从一而终。不过，看到下一朵花时，他又深深地感动了。

　　国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元稹根本不是多情，而是多奸诈。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元稹抛弃初恋情人改娶名门望族女子，抛弃原来痛恨官宦的立场而依附奉承，是没有操守的表现；瞅准时机，取利自肥，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实惠与好处。他哪里是多情博爱，情不能已，分明是狡猾得很。权威的评论，自然少有人敢质疑。于是元稹薄情而奸诈，几乎成为时人共识。要想给他翻案，还得先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要打击他。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意思是说政治这东西，本来不太干净，耍点手腕，出卖气节，换个高官来做，虽然不可取，但也不那么令人讨厌，反正那时候的官员们都彼此彼此，这样做也不醒目。可恨的是元稹玷污了纯洁的爱情，把婚姻也当作向上攀附的阶梯，县可忍而孰不可忍。

　　元稹如何出卖自己纯洁的爱情?一般人都认为，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自己的供述。元稹写过一部著名j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故事情节众所周知；邂逅惊艳，一见钟情；诗柬传话，小婢通容；花前月下，幽会西厢；海誓山盟，私订终身……这不就是《西厢记》吗?连约会的情诗都是一样，就是那首《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幽会的情书都写得这样雅致，真让人仰慕。不过，结尾有所不同，《西厢记》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莺莺传》却是劳燕分飞，天各一方。问题也正出在结尾上。《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符合人们的审美期待——这也是文学史上所强调的进步意义，而《莺莺传》站在表妹莺莺的角度来看，是表哥张生始乱终弃，这种薄情寡义的举动注定要遭到历史的唾弃——尤其是随着妇女地位的不断高涨，涨到了张生难望其项背的程度。

　　更重要的问题是张生犯了错误后态度很恶劣，不仅不自我反省，不做出一副追悔莫及、撕心裂肺的可怜模样，反而还振振有词地进行自我辩解。在作者元稹问及他为什么要与楚楚可怜、深情款款的莺莺表妹分手时，张生义正词严地说：莺莺表妹乃天生尤物，诱惑力与破坏力都过于强大，当年商纣王、周幽王都是因为这样的尤物葬送了江山，遭到天下人的嗤笑。现在，我的德行还不足以克制表妹那样的尤物，我只有克制自己的感情了。

　　把绝情都说得这样正大光明，说得这么崇高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也让人佩服。有时候，人真的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最致命的问题是，宋代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认定《莺莺传》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这群专家里包括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如刘克庄、胡应麟、鲁迅、陈寅恪、汪辟疆，他们众口一词，咬定张生就是元稹。既然权威们言之凿凿，大家就都对元稹痛恨起来。为人应该讲良心与道德，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即使偶尔做了也千万不要说，一个人私下里笑笑就可以了。最可恶的是做了坏事还把它写成小说，得意洋洋地到处宣扬，唯恐别人不知道，这就有些“衙内”风范了。

　　也不是没有人为元稹辩解。大学问家王士祯就在他的《池北偶谈》中谈道：元稹在他的作品中教育小朋友时称“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他怎么会做出这等风流之事呢?马上有人批评王士祯：这种自我吹嘘的话也能作为证据?太幼稚了吧，更何况是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即使经常出入那种场所，只要不被抓现行，他都会死不认账。退一步说，不进倡优之门并不等于没有感情失足。于是张生就是元稹的“马甲”几乎成为定论。

　　陈寅恪是20世纪最痛恨元稹的国学大师，以其为代表的考据派精心搜集的证据有那些呢?

　　首先，元稹为一位姨母郑氏写过墓志铭，里面叙述了元稹曾在战乱中保护她们一家人——问题是这是宋人说的，原文谁也没有见过。

　　其次，元稹年轻的时候到过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方一蒲州(今山西永济)，元稹的经历同张生很接近。同时，元稹写过很多诗，就是回忆当年同居的岁月，如元和四年(809年)，31岁的元稹所写的《嘉陵驿》其一：“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那墙、那床、那西畔廊，分明就是十年前幽会的场景。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些片段，试问：他若不是主人公，又怎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

　　又如元和十四年，41岁的元稹所写的《春晓》：“半是天明半未明，睡闻花气醉闻莺。狌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看看《莺莺传》：“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20年前在庄严肃穆的寺庙里发生的那段缠绵爱情，那段同居的岁月，随着钟声又浮现在诗人眼前。

　　最后，《莺莺传》原名《传奇》——唐传奇虽然开始出现有意识的虚构，但许多作品都有史实的影子存在。

　　但是，反对派说，即使有这样一个姨母，到过蒲州，经历接近(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说法都缺乏有力的依据)，就能说明张生就是元稹吗?

　　也许有人要问张生是不是元稹这个问题有那么重要吗?目前比较负责任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重要的是它已经涉及了两位顶级国学大师，涉及到了两种阅读唐传奇的方式或角度：究竟是重史料还是重想象，这是个问题，是一个学者们必须思索的问题，好比哈姆雷特必须思索是生还是死一样。

　　至于对元稹本人，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即使他不是传奇中那位薄情的张生，他在读者中的形象已经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风流才子来作为谴责的对象，写这样故事的人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何况后来者从他身上已经吸取了教训，不再给人留下把柄，电影电视开头都要强调“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故事里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但对元稹来说，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编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