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洋节在国内被炒得相当红火。与此同时，我国的传统节日却被忽视，节“味”越来越淡。从2008年开始，清明、端午、中秋等都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节日与假日融为一体。然而放假仅是形式上的“发扬”，缺少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认同，即便放假也很难挽救传统文化。传统节日有很多习俗和仪式，但现在都变成了饮食节、消费节。如果缺乏文化自觉，放假的节日也只不过是让人们多了一个购物节、狂欢节而已。重拾和复兴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我们面对的是如何继承与创新传统节日文化。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振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呢?

　　传统节日需要我们“求同存异”

　　去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新的放假办法，将三个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纳入到法定假日中来。这是针对传统节日长期“受冷”而采取的一个措施，无疑有利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

　　然而，众所周知，既然称之“传统”，它更偏重“民间”。因此，除国家的措施外，对传统节日的保护还需要地方与个人的参与。这方面，不少地方也采取了积极行动，比如有的地方开始将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作为一项工程来抓，提出了“文化大市”、“文化名市”的建设口号，其中就包括节日文化。还有的地方，每年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节庆活动，像端午赛龙舟、七夕“情人节”等。

　　毋庸讳言，上述活动值得推扬，也体现了我们的努力。但另一方面，各种节庆活动中也有令人担忧的东西，如一些地方出现了围绕传统节日而展开的“窝里斗”，比如争历史名人、争某个节日的“正统”发源地等等。这些争论有的属于纯学术范畴的东西，并非一无是处。但是，有的则属于“内部消耗”——当我们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正失去了自己的东西。如前几年，我们正为端午节的发源地争论不休，韩国却不声不响以“端午祭”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久他们又将端午节进行了网站注册。直到掀起舆论大波，我们才傻了眼，也才突然发现，我们缺乏一种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韩国人的所作所为无疑给国人敲响了一记警钟。

　　因此，对于传统节日文化，我们在提倡、重视的同时，也应该警惕“内耗”现象的出现。在一些无法定论的问题上，可以先“求同存异”，因为传统节日终究属于我们民族共同的历史遗产，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多一些合作，如可以两个甚至多个地方共同举办某个文化节会，或者共同向国家、国际相关组织申报文化遗产等。这样既有利于传统节日的弘扬与保护，也有利于不同地域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实现“双赢”。(河南省南阳市蒋波)

　　尊重传统不等于开倒车

　　从2008年开始，清明、端午、中秋等都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节日与假日融为一体，传统文化就有了载体。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社会发展越迅速，我们越不能丢掉传统。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长期的历史积淀已经形成了一批代代相传、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节日。比如清明节是对历史的缅怀，对祖先的怀念，对已故亲朋好友的怀念，体现了中国人寻根的思想和尊重历史的态度。中秋节是月亮的节日，月亮是团圆和谐的象征，古人早有词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端午节起源于图腾崇拜，后来成为我们纪念伟大的爱国者屈原的节日，从而有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即把生存的理由看得比生存更重要，它体现了中国人宁可站着死也不肯跪着生的奋斗精神。

　　可以说，传统节日被国家定为法定节假日，是对我们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强化。《论语》里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一个民族懂得感恩而不忘本，才能有繁荣富强的未来。

　　普及传统文化是有很多学问的，也可以尝试多种渠道。易中天等大家把历史通俗化，讲得蛮有趣，人们愿意听，起到了普及知识的作用。但是，我们尊重历史尊重传统不等于开倒车，普及是要在正确引导下普及，不能太随意。现在有些家长和学校让小孩子背诵四书五经，这就大可不必。可以让孩子有选择地熟背一些段落，比如《论语》中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中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这些经典论述都可以成为现代人的座右铭。总之一句话，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我们应积极吸收，善于利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当下的生活。(国学大师文怀沙)

　　吴元年并非年号纪年

　　毛佩琦在《细解明十七帝》中说：“朱元璋在明朝建国前一年就为自己建了一个年号，但这个年号只有一个字：‘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以一个字做年号的。朱元璋身边有不少足智多谋的饱学之士，不会连这点也不清楚。但就是这一个字的年号，使朱元璋的来历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一年朱元璋仍然使用着大宋龙凤，也就是‘小明王的年号。不久，由于小明王被淹死，龙凤纪年便显得无所依附了。这时新朝还没有建立，当然新的年号也就无法建立。既然这时朱元璋是吴王，便索性以‘吴作为纪年。尽管这个年号有些不伦不类，但总算有了纪年的标志。”笔者认为，这样的表述显得草率、孤陋寡闻和贻笑大方。

　　我国的传统纪年源远流长，至少有3500多年的历史，而使用的纪年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帝王名号纪年法。较为常见的是谥号、庙号和其他名号纪年。谥号纪年，如薛惠公七年(公元前490年)；庙号纪年，如唐肃宗元年(公元761年)、明宪宗九年(公元1465年)等；其他名号纪年，如夏禹元岁(约公元前2069年)等。

　　二、谥号与帝王在位期间改元相结合的纪年法。如邾隐公后元二年(公元前471年)等。

　　三、年号纪年法。如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等。

　　四、国号纪年法。如中华民国2年(公元1913年)等。此外，封地名纪年法也可以看作国号纪年法中的一种。如汉四年(公元前205年)、吴元年(公元1367年)等。

　　五、政体纪年法。如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明鲁王监国七年(公元1652年)等。

　　从上述分析看，吴元年是以封地名纪年的，属于国号纪年法中的一种。

　　退一万步说，即使勉强认为“吴”是年号，毛佩琦的表述仍欠妥当。《史记高祖本纪》谓：“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资治通鉴》卷九十七谓：“燕王鱿以为古者诸侯即位，各称元年，于是始不用晋年号，自称十二年。”与汉元年、燕十二年(公元545年)等纪年比，吴元年中的吴，也算不上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字的年号。(北京市西城区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