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彩票的发行始于1899年的“江南义赈票”,以后各省仿行,江南各省几乎都有一家彩票公司,直到1910年因过度泛滥被禁,中国经历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彩票初创期。
彩票收入独占财政支出半壁江山
1899年,一家专门经营彩票的公司——广济公司,在上海成立,它由两江总督批准,奏报朝廷立案,并申‘请了六年的专利。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彩票公司,它所发行的彩票名为“江南义赈票”,这也是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的第一种彩票。“江南义赈票”销路很好,发售量逐年增加,中国的彩票业由此发端,并火暴起来。
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连同利息共9.82亿余两白银。如何筹集这笔巨额赔款,可难坏了户部。湖广总督张之洞提议,既然过去上海为救一省之灾发行了“江南义赈票”,现在筹还庚子赔款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各省不妨照此办理,并进一步指出:办彩票虽有倡导赌博之嫌,但买彩票是愿者上钩之事,百姓自愿花钱,等于主动向国家交税,总比横征暴敛惹起民怨要好。张之洞可能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彩票是一种“无痛税收”这种大实话的清朝高级官员。
清朝以礼教治国,滥发彩票引导国民过度赌博有损国家体面,但列强逼债凶狠,清政府在筹还庚子赔款问题上又不得不仰仗地方督抚,万般无奈,朝廷只好批准了张之洞的建议。于是从1901年起,浙江、湖北、广东等省以“善后筹款”的名义发行了彩票,彩票发行中心从上海扩展到杭州、武汉、广州等城市。1904年后,清政府实行新政,福建、河南、四川、奉天(今辽宁)、安徽等省相继以举办新兴经济事业为名,发行彩票。由此可见,晚清彩票总能根据时势的变化,打出最有新意的旗号。
无论是为善后筹款,还是为新政集资,都是一块招牌。这招牌在相当程度上是真实的一彩票收入的一部分确实用于赔款和新政事业;另一方面它又不过是个幌子,背后隐藏着某种更大程度的需要——清朝财政窘困,各省督抚不能不想方设法自辟财源,他们办彩票的真正目的,是把其作为手中的一个生财工具,以期得到常年性的财政补充。正因如此,彩票规模越办越大。有些彩票大省如湖北,彩票收入除了筹还庚子赔款外,全省财政支出近一半是靠彩票利润维持的。
法不容情作弊摇号员被处死
尽管清廷批准各省创设了众多的彩票公司,成为彩票泛滥的源头,但是这些公司都是各省布政使主管的正规企业,基本上是合法经营。而对于违规者,清廷的撒手锏就是严惩。
1905年,福建彩票公司的第十七期彩票开彩,直到摇号结束,也未见头彩出现,原来摇号人与开彩主持人串通作弊,将头彩安排给了自家亲友。博彩者上台与主持人理论,遭到维持秩序的衙役的棍殴。众人愤怒,群拥而上,捣毁彩票公司屋内器具。事后,地方官为了掩盖真相,就谎报朝廷,称这是别有用心者在聚众闹事。谎言触怒了当时的新闻界,报刊捅破事实真相,地方官终不能一手遮天,福建彩票公司被迫取缔。
之后,浙江彩票公司也同样因舞弊案被撤销。安徽铁路彩票公司发生舞弊行为后,暂时查不明原因,被责令停业整顿。这些都是省一级的彩票公司,被取缔后,这些省份就不准再设立彩票公司,省财政收入因此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清王朝在严厉取缔违规公司方面,确实是相当严格的。各省经营者都清楚,彩票这种高度敏感的行业,营私舞弊是大忌,按规矩行事是它的生命线。
南洋彩票公司和湖北彩票公司的后台分别是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发生舞弊案后,两家公司虽然得以继续经营,但官府对其处理的结果也足以让舞弊者引以为戒。南洋公司某期头彩为公司职员所得,经查,事属偶然,并无作弊嫌疑,因人言可畏,两江总督下令,此后公司职员一律不许购买本公司彩票。湖北彩票公司初办时,从广东招来两名摇号员,舞弊事发,张之洞下令该期彩票头彩停发,两名摇号员被处死。所谓法不容情,在清代彩票业中还真有那么点味道。
发行失控彩票公司终遭全国取缔
清代彩票的主要弊端不在于官府对企业的监管不严,而在于国家对各地私设彩票的无奈。督抚作为一省之长既然可以开办彩票公司,州县官当然也不甘寂寞,他们或公开或暗地扶持了一批州县小彩票公司,中国彩票发行制度由此混乱起来。
清廷为了防止彩票泛滥,规定一省之内只许存在一家彩票公司。但规定是规定,州县官员想方设法自搞一套,纷纷在自己的辖区里扶持了一批小型彩票公司。这些州县小彩票公司遍及全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数不胜数,就连北方的东三省也红红火火起来。州县小彩票是国家禁止的非法彩票,但在当地却可以通行无阻。因为有知府或知县大人在背后撑腰。
地方衙门既然藐视法令乱卖彩票,社会各界就理直气壮地援例而行,名目繁多的行业性彩票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彩票泛滥成灾。清末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彩票,连古玩业、出版界也不例外,它们层出不穷,相互间争奇斗胜,彩票越出越多,形式也愈变愈奇。其中,最惹人眼目的是花会(妓女)彩票。中头彩者,可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妓女娶为妻室;妓女自己购买此种彩票,中了大彩,可以赎身从良。
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间,清廷威信下降,权力衰微,无力对国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各省督抚要做的事,朝廷不便甚至无法干预;同样,州县滥发彩票,督抚也无可奈何,以致一城一邑之地,想发教育彩票就发教育彩票,想办州县彩票就办州县彩票,谁掌握着何种权力,谁就可以策划出何种博彩方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敛聚财富。彩票的失控和泛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人说大清天下,放眼望去三只鸟:鸽(彩票泛滥)、鸦(鸦片烟毒)、鹞(娼妓遍地)。
彩票危及民众的生活,影响社会治安,是清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彩票刚兴办时,大多数人对它将信将疑,但架不住广告的鼓动、邻里的哄传,防范之心松动,贪婪之念顿起。清朝法律禁赌,但不禁彩票,想要尝尝赌博的个中滋味,可以去彩票市场走上一遭。彩票发行没几年,人们就几近于疯狂。1909年,各省开始禁止发行和销售彩票,到1910年,全国彩票一律禁绝,为期十年的中国第一次彩票热由此结束。
彩票作为清朝地方官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最后为何要忍痛除之呢?关键在于其过度泛滥。清朝彩票在其初创阶段,出现过违规作弊现象,由于各省官府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大体上遏制了作弊的恶性发展,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官府都不能控制彩票的发行,导致了彩票的泛滥,终于促使官府痛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禁绝彩票。
编辑郭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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