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的“名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旧唐书·魏征传》
按照哲学的说法，任何事物偶然中都有必然。魏征的直言敢谏，似乎无人可及，早已成为忠贞耿直的形象被载入青史。这看起来很偶然，然而，偶然中真的有必然。魏征对唐太宗说的这句话，真实而且简明地道出了这种必然。
魏征不是糊涂蛋，他的耿直，其实藏着大智慧。不顾对方的反应，瞎干蛮干的事他不会干。关于他那些直言敢谏的轶闻，你就品吧，闪耀着的实在是他的睿智与理性，也不乏带点不露痕迹的圆滑与世故。
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与领导的交往，的确有讲究。聪明的部下，会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语言，让领导接受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最愚蠢的行为导致最难堪的后果是，尽管你打着合理化建议的大旗，领导却对你的话充耳不闻。更糟糕的是，如果换来一副小鞋穿，那就更难受了。
李义琰的“名言”：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居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旧唐书·李义琰传》)
人都有七情六欲，这很正常。关键是，凡事都有个度，过了度就物极必反了。李义琰当宰相的时候，唐高宗因为患头风病，朝廷上的日常事务基本都由武则天处理。也正因为此，武则天的野心开始逐渐膨胀，有不少大臣也开始倒向她这一边，可李义琰似乎并不买武则天的账。
有一次，高宗想正式下诏叫武则天管理朝政，李义琰据理力争，高宗才放弃了这个打算。等到高宗死后，武则天以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任命已经退休的李义琰为怀州(今河南焦作)刺史，但李义琰没有接受。他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他怕，怕武则天报复。果不其然，武则天掌握了大权后，杀了不少异己者，而李义琰因离开官场才得以安然无恙。
还有一次，李义琰的弟弟给他买了一些木料，叫他盖一个大房子，他说什么也不肯。后来，那些木料因为日晒雨淋都腐烂了。李义琰为什么不盖大房子呢?还是因为那个字：怕。也就是说，他不是不想，他怕的是因此招人嫉恨，给人留下批评的口实。看来，人要活得坦然，还真得像李义琰那样，心里头存着这么一点“怕”的念头。唯有“怕”，才能自警；唯有“怕”，才能知足；唯有“怕”，才能吃得香睡得实。
苏味道的“名言”：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旧唐书·苏味道传》)
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中大臣没挨过整的寥寥无几，苏味道就是其一。苏味道的能力虽然很一般，但他对历代宰相怎么为官处事的那一套很有研究。他的为官秘诀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模棱两可，因此当时的人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苏模棱”。
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武则天那么精明，怎么会用这样的人当宰相呢?其实，这恰恰是武则天的精明。武则天刚坐上龙椅的时候，“群情不附”，为此，在官员的使用上，她采取了两手抓：一手就是任用酷吏、亲信，以打击异己，树立威信；一手就是任用“和事佬”式的人物做宰相，以缓和矛盾，平衡局势。武则天用苏味道，显然用的是他的“特长”。
耐人寻味的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毫无原则、毫无主见的人，却对他的弟弟要求很严。苏味道身居相职时，他的弟弟求他办事，可他经常予以回绝，惹得他弟弟动不动就当面凌辱他一顿。这真叫人难以琢磨：如此“泾渭分明”的苏味道，哪个是真实的呢?看来，人这个感情动物，有时候真的很复杂。
崔日用的“名言”：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一必重专守始谋。每一念之，不觉芒刺在于背也。(《旧唐书·崔日用传》)
官场这碗饭不好吃，其中的甘苦，只有亲历者自知。唐中宗李显复位，经睿宗，到玄宗即位，这期间唐室最高集团的内部，势力交织，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就意味着身败名裂。
证圣进士崔日用先是依附武三思，等到中宗暴亡、韦后临朝称制后，崔日用又马上审时度势，攀附上了时任太子的李隆基。崔日用为什么看好了李隆基呢?因为在当时的几股势力中，睿宗俨然一个傀儡，不足论；韦后虽然临朝称制，但德行有亏，人心早已背之；太平公主虽然权势熏天，但外强中干。他看好李隆基，在很大程度上用的就是这种“排除法”。
但不管怎么说，这步棋，崔日用真的走对了，他终于混来了位极人臣的地位和荣耀。不过，他付出的代价似乎是：很累。他的脑袋得时刻转动着，不停算计着，因为只要打个盹儿，就可能反过来被别人算计掉。吃啥样的饭，出啥样的力，这个理儿，他懂。划分，早已经给你搞定，你只要到目录里一找就可以了。比如说李林甫吧，《新唐书》就把他定性为奸臣。然而，这客观吗?
在帝制时代，皇帝就是一手遮天的大老板，在大老板手下工作，干好了，受奖赏；干砸了，被炒掉，很正常。维护老板的尊严和地位，秉承老板的意图行事，是一个员工的基本准则。这一点，李林甫做得十分突出，唐玄宗之所以那么信任李林甫，这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说他不择手段也好，损人利己也罢，李林甫还是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这顶帽子，他带了一千多年。对他的评价，也人云亦云了一千多年。不过，从他的这句话里，确实能感受到他的“独特”。看来，李林甫做宰相一做二十来年并非偶然，绝不是一个“奸”字所能概括的。
李德裕的“名言”：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旧唐书·武宗纪》)
这真是啥人说啥话。李德裕门第显赫，他爷爷李栖筠做过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的时候做过宰相。或许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李德裕靠门荫做了宰相后，对那些从科举入仕的同僚，大都瞧不起。
不过，他之所以持这样的成见，关键的还是源于他与牛僧孺的党派之争。和李德裕比，牛僧孺的祖上、父亲都没做过什么大官，他纯是“科班”出身，走入仕途完全靠的是个人的努力。这就难免给李德裕留下攻击的“弱点”。
然而，李德裕的这句话固然有一定道理，却不符合逻辑。熟悉朝廷礼仪制度，确实是做一个好官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按照唐制，官员的提拔，要从德行、才用、劳效这“三实”上考察。可制度终归是制度，要提拔谁特别是要用谁当宰相，说到底还不是皇帝一句话?皇帝的“喜好”才是一个人被重用的唯一条件。李德裕后来忽起忽落、最后客死他乡的遭遇，就是很好的例证。
编辑汪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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