嫣　红

　　(唐僖宗中和四年)秋，七月，壬午，时溥遣使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日：“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贵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资治通鉴》)

　　晚唐的凄风苦雨，淹没了这些美貌女子的身影，那位“勋贵子女”对唐僖宗的回答，却穿过了厚重的历史，重重地敲打在后人的心坎上。循着历史模糊紊乱的轨迹，我们搜寻着唐朝贵族女性远去的背影。

　　“肃宗至德年间，故妃韦氏既废为尼，居禁中，是岁卒”。韦氏，曾是唐肃宗李亨当上皇太子时的太子妃，两人郎情妾意，感情深厚，如果不是后来的弥天大祸，韦氏完全可能成为一代大唐皇后。在宰相李林甫与李亨的角逐中，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了剪除李亨的羽翼，费尽心机，荼毒构陷，太子妃娘家的韦氏家族被流放之后几乎全部遇害。李亨为了保全自己，也被迫与爱妻离婚。继任宰相杨国忠激化矛盾，安禄山起兵造反，安史之乱几乎颠覆大唐社稷，唐玄宗西奔蜀地。李亨回马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被众人拥为新皇帝，唐玄宗则成了太上皇。乱世之中，人命如草，“贼每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赢、病、老、幼皆以刀槊戏杀之”。韦氏在乱世中侥幸活了下来，几年离乱后，双眼泪不干。她终于见到了已经成为大唐皇帝的丈夫。也许，别人会认为这是她苦难的结束，毕竟她的整个家族都作了李亨在权利角逐中的牺牲品，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但是，当年与她那么恩爱的丈夫，却不肯还她一个皇妃的名分，任由她以尼姑的身份，走完黯淡凄凉的一生。李亨爱她吗?史书上似乎有了答案。李亨当权后，打算将李林甫的尸骨挖出，挫骨扬灰，以解心头之恨。李泌劝说道，皇上这种做法，会让太上皇感到难过。太上皇会认为皇上为了当年韦妃之事，耿耿于怀，太上皇已经年老体弱，如果因为这个刺激产生意外，会影响皇上纯孝的名声。李亨当时泪流满面，这话也许揭开了他内心深处埋藏多年的隐痛，韦氏始终是他无法忘怀的女人，所以他让她住在皇宫里。但是，韦氏为什么只能做个出家的尼姑，而当年身份低于她的张良娣却能成为大唐皇后?这背后的答案是沉重的，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话外音应该是这种说法：“这女人于兵荒马乱之中恐怕很难保全贞节，一个失节的女人，哪有资格再做皇妃?我在宫中养着她，也算对得起她了。”

　　乱世中的另一位贵族女性，唐肃宗的儿媳、唐代宗李豫的妻子沈氏，命运与韦氏殊途同归。玄宗带着儿孙西奔的时候，她被落在宫里，并被叛军所掳。后来唐军一度光复洛阳，李豫奇迹般地见到了她。可以想见李豫激动的心情，但当时他却没有带走心爱的女人。后叛军反扑，沈氏再度被俘，从此音信皆无。“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史书上记载，李豫十分宠爱沈氏，与沈氏失散后，多年来冷淡其他姬妾，直到出现了独孤贵妃。如果不是对沈氏情深意重，也不会立李适(沈氏所生)为储君。李适成为皇帝(唐德宗)以后，全天下地寻找生母，却一次次地失望。李适始终记得幼年时母亲给自己削水果，削伤了手指头，并以此为特征，寻找母亲的下落。儿子可能不忌讳母亲被掳的经历，毕竟母子连心，这是天性，但是丈夫能不忌讳吗?李豫肯定是忌讳的，不然当年他就不会独自留下沈氏，而任由她独自面对凶险莫测的命‘运了。假设沈氏后来找到了李豫，李豫能接纳她吗?能不计较她被叛军所辱的往事吗?笔者私下揣度，李豫如果没有让她做尼姑，多半会让她做道士，而不会让她做娘娘。即使是当时的民间夫妻，这种事情不计较也是不可能的。

　　虽然当时的唐王朝有令，被叛军所污的女子一律“不究”，但是女子的丈夫和未婚夫能“不究”吗?李亨和李豫算是长情的男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他轻薄儿，恐怕“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了。也许这就是唐高宗娶父亲才人、唐玄宗抢儿子老婆的特例下掩盖的普遍真相和主流意识吧。水不厌清，女不厌洁，失去贞节的女子，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同打碎了的花瓶，失去了为妻为妾的价值。即便是平民女子，如果不能远走他乡，就只能到教坊卖笑了。想起印巴战争，巴基斯坦有多达20万的女子被印军污辱，她们的丈夫以贞节习俗为由，遗弃了妻子，只有极少数的丈夫愿意要回他们的妻子。自安史之乱以后，长安几度陷落，唐德宗登基后的朱沘之乱，叛军一次就杀害了77位皇孙，以绝众望，这些皇孙的美貌妻妾如果没有被杀掉，也没有被掳走，恐怕也很难拥有幸福的第二春了。才貌双全、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唐仕女大量流失和湮没，使大唐失去了最优秀的母亲群体，拿破仑曾经说过：“优秀的母亲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儿子。”母亲的素质决定了民族的素质，而在当时的唐朝，女人还是脱不了属于财产和肥水的观念，连大唐向回纥借兵平叛，都许诺以大唐仕女作为回报(当时也是无可奈何)。也许，当时的人们可能想到，只要大唐的男人还在，大唐就能延续下去，传宗接代，开枝散叶。民族素质的整体退化可能是大唐帝国最终走向落日余晖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潜意识对女子贞节的苛求，并不是从来如此，而是逐渐走向严厉。至少在汉代，就有鲜明对比的例子。楚汉争霸，一开始刘邦失利，老婆、儿女都被项羽抓获，在敌人阵营里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俘虏。后来，刘邦屡败屡战，终于逼迫项羽自刎乌江，而那位当过俘虏的吕雉(刘邦的正室)当上了汉朝的第一位皇后。一切都顺理成章，没有饱学之士对皇后的“贞节”提出异议，可见当时还没有这种主流意识。到了西汉成帝年间，汉成帝的姑妈敬武公主第二次成了寡妇，丈夫赵钦尸骨未寒，她就与十多位面首寻欢作乐，遭到很多非议。汉成帝看在眼里，心气不顺，但也不便干涉。当他知道薛宣的妻子去世了，高兴得手舞足蹈，赶紧将薛宣加官进爵，封为姑妈的驸马。在他看来，为姑妈找了一位十分出色的丈夫，足以匹配。至少在表面上，姑妈不便胡作非为，免得让他耳根不得清静。

　　唐德宗也遇到类似情况。郜国大长公主嫁给驸马都尉萧升后，行止不端，身边情人不断。公主的女儿萧氏是唐德宗儿子的太子妃，“或告主淫乱，且为厌祷。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责太子”。德宗囚禁郜国大长公主，后来又寻机杀掉从龙有功的一位武将，只因为此人与郜国大长公主不清不白(似乎没有其他严重罪行)，这时候的唐德宗俨然变成了道德评判家。汉成帝时对皇族不端行为的怀柔政策，到唐时变成了严厉处罚的大棒政策，从这一轨迹，可以看出主流意识中(针对妇女的)贞节观念的逐步增强，渐渐走向僵化。

　　大唐末世的风雨飘摇，起自黄巢乱军对长安的几度血洗，留在长安的李氏皇族，被屠戮一空(唐僖宗逃到四川去了)。黄巢既然敢用人肉作军粮，世上恐怕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那些美貌的“勋贵女子”，如果抗拒黄巢，会有怎样的后果便可想而知。唐僖宗回到长安后，痛斥那些成为黄巢姬妾的“勋贵女子”为何不能以死拒敌，然而僖宗自己及公卿将帅为什么不肯留在长安拒敌呢?自己跑了，却怪别人不能以死相拼。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贞节观念的无限上纲，使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离理性越来越远，离宽容越来越远。但即便如此，对于这些不幸从贼的女子，“人争与之酒”，充满了怜惜和同情(依然有盏唐的流风余韵)。

　　到了宋明以后，围观群众的口号就变成了“杀得好，贼贱人”了。终于，一个活泼奋发的民族变成了一潭死水，波澜不兴，优秀的细胞进化成了癌细胞：女人缠小脚、男人抽大烟、割肉疗亲、剖肝疗亲……这些怪事在官方的倡导下，一笼笼地出炉，构成封建社会千奇百怪的乱象。我们默默追寻来龙去脉，发现了大唐盛世中贵族女子沉重而凄凉的背影，她们的忧愁，男人听得懂，她们的忧愁，男人解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