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征

　　建安二十五年十一月，曹丕“受禅”称帝，代汉建魏。曹丕此事做得仓促，宣传工作很不到位。金城太守苏则在任上听到的消息居然是汉献帝驾崩了，为此还发了一回国丧。后来知道不是驾崩，而是“禅位”，苏则悔恨不已。有一次，曹丕恨恨地说：“我受禅即位，天下却有人为此哭泣!”此话影射临淄侯曹植，但苏则在边上以为说的是自己，“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若不是御前高级顾问傅巽掐住了他，性格刚毅的苏则篓子就捅大了。

　　与此同时，刘备在益州也听到了汉献帝被害的消息，也“发丧制服”，并给苦命的汉献帝议定了谥号：“孝愍皇帝”。

　　次年四月，刘备绍继刘氏皇统，即位称帝。改元章武。

　　为还活着的汉献帝发丧一事，往往被看作刘备虚伪的铁证。刘备虚伪不假，但发丧之事尚有别说：曹丕称帝过于猴急，连自己下属的一些太守级别的地方大员都没有弄明白事情的真相，远在西蜀的刘备受到流言的误导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

　　通常说来，从皇帝即位所处的时间点上大致可以推断这个新王朝的最终命运。在创业的上坡路阶段即位的皇帝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如光武帝刘秀，又如明太祖朱元璋；而在创业的下坡路阶段即位的皇帝，其即位的目的往往不过是为了在失败之前尝一尝皇位的感觉罢了，无非是“过把瘾就死”，公孙述存着这种心思，吴三桂也是如此。

　　但是也有例外。

　　刘备是在关羽覆败、孟达叛变之后即位称帝的，按说应该和吴三桂归为同类，但他的年号却是“章武”。“章武”者，彰显武力的意思。

　　单从这个年号的选择上，就应该知道诸葛亮、赵云等人阻止不了刘备出三峡东伐的决心。

　　七月份，刘备力排众议，亲征江东。其实这一行动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蜀汉集团的统治秩序主要由荆楚士人支撑，世称“昭烈入川，荆楚人贵”，荆州士人在蜀汉集团内部占据着七成以上的权力比重。

　　关羽覆败，荆州易主，这对于荆楚士人而言，打击是很大的。荆州未失之前，这些人在蜀汉集团内部的身份属于“土著”。他们在心理上拥有主人翁的优势；荆州失陷之后，他们和那些来自雍、凉、三辅的客居士大夫们如法正等人一样，成了寄寓士人，客居心理陡然超越了地主之感。蜀汉政权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变成了寄居的螺壳，而自己就是那些没有了归属感的软体动物。

　　东征的目的之一在于照顾这些陡然丧失了归属感的荆楚士大夫们的心情，这一点从刘备东征的随员籍贯中就可以看出来，智囊马良、先锋冯习、张南都是荆州人氏。

　　二、孙权敢于袭击荆州，斩杀关羽，其实是有依仗的。这种依仗力量主要来自两点：

　　1荆州对于江东集团生死攸关，江东集团必须拿下荆州，获得一条完整的长江防线，才能把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自我求生的力量。

　　2孙权看透了刘备集团的致命弱点。“刘”这个国姓固然曾经给名微势弱的刘备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福祸相依，这个国姓也成了刘备最大的弱点。许多年来，刘备一直都打着“拥汉反曹”的旗号活跃在政坛上，拥汉反曹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面旗帜、一颗商标。刘备必须意识到：从他打出这面旗帜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他不会再有退路，他必须把反曹进行到底。

　　孙权深知这一点：蜀汉集团必须反曹，这一点毫无商量的余地。所以在当下的三角关系中，蜀汉集团与江东集团之间的外交政策必然会表现出相当大的软弱性。不是他孙权急于和刘备结盟，而是刘备从一开始就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和自己结盟。基于这种判断，孙权最初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荆州之争，他派了诸葛瑾去谈判，但没有结果·同样是基于这种判断，孙权决定对刘备动武。动武之后，孙权似乎也料定了三角关系中已经和最强者曹魏集团终生为敌的最弱的蜀汉集团，是没有勇气和自己开战的。

　　虽则如此。孙权对于袭杀关羽的后果也并非没有做最坏的打算。他将“都城”(江东集团此时尚未建固)自建业迁至鄂县。将其改名武昌，亲自坐镇于此，正是为了以防万一。陆逊也以被任命为镇西将军，镇守进出三峡的重要据点夷陵，荆州西线防务也已大幅度加强-更有甚者，孙权在袭破关羽之后，对外还表露出一种乘胜追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思，他任命自己的手下爱将周泰遥领汉中太守就是明证，而这也更加刺激了刘备东征的决心。

　　直到刘备引军东向的那一刻，孙权仍然对自己的这种判断抱有极大的信心，他“遣书请和”。《三国演义》里说孙权愿意退还荆州之地。但史书对此没有记载，纯属虚构。孙权“请和”的用意大概如此：在他的判断中，刘备东征之举纯粹是为了面子问题(刘备与关羽之间的微妙关系降臣麋芳等人大概会向孙权讲述——他们被安插在荆州正是刘备制约关羽的手段之一——所以孙权大约也知道，刘备此举其志不在为关羽报仇)，只要自己给个台阶，刘备大概会顺溜下滑，吞下这个哑巴亏。

　　但刘备没有顺竿下溜，而是“盏怒不许”。

　　对于自己的七寸，刘备知道得要比孙权更深刻。同样，刘备也极为清楚，从袭击荆州到此刻的送书求和，孙权一直是掐着自己“必须反曹、不能绝吴”这一七寸在行事。被人如此玩弄于股掌之间，是一种比被人直接击败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耻辱。这种耻辱对于刘备则更甚：因为他是一个寄居在别人屋檐底下忍气吞声多年的人，在功成业就之后再受到这种耻辱，自然在心理上更加难以忍受。这也就无怪乎刘备会极端愤怒地拒绝“讲和”了。

　　三、魏国内部曾经讨论过刘备是否会东征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不会，认为“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唯独刘晔说：“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魏书·刘晔传》)三足之中，蜀汉最弱，刘备此举，实则有耀武自强之嫌。这当中还牵涉到刘备的性格。刘备虽然能屈能伸，但报复心很强，他不是那种打落牙齿往肚里吞的主儿。孙权袭取荆州，又抓住了自己的七寸，刘备自然是要报复的。“章武”年号的选择其实正是刘备对外发布的“威武自强”的信号。

　　二、夷陵之战

　　虽则此役政治气息浓厚，但我们却很难判断刘备东征的具体军事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刘备出于政治目的发动这场战役之后，在军事上究竟希望取得一个怎样的结果。这一点，恐怕刘备自己心里也没有谱。

　　从刘备前期调兵遣将、部署兵力的种种迹象来看，他似乎并无与江东军队决一死战的决心。他先让马良等人进入武陵郡，联络那里的蛮夷部落，让他们从南面骚扰江东军，自己却“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并不出击。他一开始还曾让小舅子吴班率领数千人在峡口开阔地带扎下大营，试图诱敌深入。计谋被陆逊识破后，两军前后相持了七八个月，刘备也没有任

　　何主动挑衅之类的动作。作为进攻方的蜀军反而极端致力于固守要害，与出征前气势汹汹相比，这些极度反常的举动自然令人怀疑刘备此役的真实动机。

　　夷陵扼守三峡，是进出荆、益的重要关隘，但刘备却始终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夺取，而是将大军缩在谷中。夹江立营的防御性阵势更进一步表明此役之初他就已经丧失了斗志。因为峡口窄小，大军出谷扎营于开阔地带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背水一战，溃败之后退路艰难，风险很大。大军驻扎在谷中，固然不易取得大的战果，但因谷口狭小易于防守，敌军也无机可乘，安全系数较高。

　　陆逊给孙权的奏疏中对刘备此时的心理有精准的判断：“我考察刘备前后率军作战，多败少成，以此推论，他并不值得畏惧。臣最初担忧蜀军水陆俱进，如今他们反而弃船就步，处处结营。我观察刘备如此布置，其实已经意气沮丧，必然没有其他变数。至尊只管高枕无忧。”

　　刘备弃船就步，也是这种丧失斗志，志在防御的消极态度的产物。因为蜀军顺流而下固然具备极大的优势，但同样的，万一惨败，逆流而上，退路艰难。

　　再如黄权曾经极力建议刘备“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愿为先锋试探敌情。但刘备不从，而让黄权另率偏军屯于江北防范魏军。其中也可看出刘备无意于大规模作战的心态。

　　这是一场极其古怪的战役。刘备既气势汹汹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战役，战争开始之后却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处处以防御为先。事实证明了刘备东征的目的不在军事层面，而在上述的三个政治层面：1安慰荆州士大夫们的情绪，2打破孙权对于自己七寸的把握。3对外显示威武自强。

　　兵犹火也，玩兵如同玩火，容易自焚。刘备此次借军事行动达到政治目的的企图没有获得成功。众所周知，章武二年，他被陆逊火烧连营，打得落花流水，“仅以身免”。

　　志不在战无疑是夷陵之战刘备惨败的最主要因素。不过其他一些辅助因素也很值得一提：

　　一、蜀军兵力虽多于江东，但部署过于分散，“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使得陆逊能够“随轻重以兵应拒”。蜀军集中于谷中，自然纵深较长，而横截面不宽，正面与江东部队对抗的蜀军并不多，如此一来蜀军数量上的优势就这么轻易失去了。

　　二、蜀军“乘高守险”，又处在树木丛生之地，如陆逊所言，“自当疲于木石之间”。树木丛生给火攻提供了机会，而高险之处则正好是火势蔓延的方向所在。

　　三、陆逊充分利用了自奉节至夷陵这一沿江路段的狭窄地势。江东部队前沿阵地本在巫县一线，但自章武元年七月与蜀军接战之后，江东军队未曾大败，却屡屡退却，一路退到秭归，最后退到夷陵。至此陆逊不再后撤，因为再往后撤就出了狭窄的三峡甬道，进入了宽阔的江汉平原。而到了这个时候，陆逊的战略意图也已经大致显现了出来：一方面蜀军已经被地势所限，挤压成了一条“一字长蛇阵”；另一方面，蜀军进至夷陵，就进入了魏、蜀、吴三国的交接地带，刘备势必分兵江北，防范曹魏。当日江东诸将曾经埋怨陆逊为何不在巫县一线天险之处将蜀军拒之于国门之外，至此他们才明白陆逊之意不在拒敌，而在歼敌!

　　蜀军这次惨败其实是对川中“守川容易，出川也难”的矛盾地理形势的一次完美注解。川中政权历来只有两条出川之路：一条是走东面的水路三峡，一条是翻越北面的秦岭。这两条路径都素有天险之称。若在大盆地之外没有一块合适的出川跳板，川中政权决无任何问鼎中原的机会。苏洵当年对此一语中的：“诸葛亮入了川，又丢了荆州这块出川跳板，也就注定了他最终无所作为，一事无成。”

　　蜀军溃败之后，刘备被逼无奈，“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陆逊包围了这个小山丘，四面夹攻。刘备趁夜色突围而出，逃入白帝城。江北黄权部被切断归路，无奈之余率众降魏。

　　有关部门请求诛杀黄权等人留在益州的妻儿子女，刘备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此举甚得历代史家感叹，裴松之就说：“和汉武帝诛灭李陵全家比起来，刘备对待黄权的家人可就英明多啦!”

　　当时的白帝城中并无多少部队，陆逊却勒兵不前。江东将领徐盛、潘璋、宋谦等人纷纷上奏孙权，请求追击，一鼓作气生擒刘备。孙权以此询问陆逊，陆逊担忧魏国趁火打劫，决定见好就收。

　　事实上，夷陵之战刚刚开始，魏国就已经有所行动，曹仁率步骑数万在东部战线上对濡须口发起了猛攻。但为了不破坏夷陵之战这场鹬蚌相争的好戏，“渔翁”曹丕没有听从谋士刘晔的建议，立即在中部战线即江陵——夏口一线对江东军队发动攻势，而是在这一区域内不断调兵遣将，迷惑掐得正欢的吴、蜀两军，使他们都担心魏军要攻击的目标在于自己。

　　为了赢得夷陵之战，孙权曾在战前仓促地向曹魏称藩。陆逊获胜，停止攻势之后，孙权立即翻脸，拒绝将自己的儿子送往魏国做人质，两国交恶，同年魏、吴之间又有了江陵之战。因与曹魏再次交恶，孙权第三次主动向刘备提出和解。这一次刘备没有拒绝。

　　三、永安托孤

　　刘备到达永安之后不久，江州(今重庆)都督赵云即率援兵到达，巴西太守阎芝也募集了五千人前来救援。刘备又将犍为太守、辅汉将军李严召来护驾，军势稍稍振作。此时荆州再次风云变幻，曹、孙两家在荆州均布有重兵，刘备不敢就此返回成都，于是在永安住了下来。

　　这一住就没能再回去。

　　章武二年十二月，刘备的身体状况大幅度恶化。对这位一生四处流浪，年过六旬的老人而言，身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危险，而夷陵之战的惨败则是给他的一道催命符。刘备身体状况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蜀汉集团内部的动荡不安。同月，汉嘉太守黄元即举兵反叛，虽很快就被镇压，但在蜀汉集团内部已经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章武三年二月，接到刘备的召唤，诸葛亮匆匆自成都赶往永安宫。三月，刘备病重，正式托孤于诸葛亮：“君才十倍曾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感激涕零，拜于床下：“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又回头对侍立床头的次子鲁王刘永嘱咐道：“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年幼稚嫩、童蒙未开的刘永(是年不到十岁)被如此庄重肃穆的气氛震慑得有些惶恐，他懵懵懂懂地点点头，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实际上，除了内心的惊慌失措，刘永什么也没有体会到—一甚至包括对父亲即将去世时应有的悲哀之情。

　　对留守成都的太子刘禅，刘备另外留下一道遗诏：“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蜀书·诸葛亮传》)但裴松之从陈寿编纂的(《诸葛亮集》中摘录出来的刘备遗诏中则没有这句话：

　　“朕这个病最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下痢拉稀而已。后来又杂入了其他病症。才导致无法治愈。人年过五十不算夭折。我如今已经六十有余。此刻去世自己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唯独不放

　　心你们兄弟几个。射援前一次到永安来，对我说丞相感叹你的智慧气量有很大的进步。已经超过了期望值。果真如此。我也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了。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有贤能和德行能够使人信服，你父亲德行微薄，不足以成为你的榜样。可以读读《汉书》、《礼记》，闲暇的时候看看诸子百家以及《六韬》、《商君书》之类的典籍，益人益智。听说丞相解说《申》《韩》《管子》《六韬》的系列作品已经写完，没有送来，路上遗失了。你可以自己再向丞相请教。”

　　记忆中。这是刘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时还是最后一次，流露出他作为一个家庭角色应有的亲情。

　　对于身后蜀汉集团权力分配上的安排，刘备也颇有创意。他在托孤大臣丞相诸葛亮之外另设了一位次席托孤大臣李严，李严的职责安排更有意思：“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李严既然统领内外军事，诸葛亮的权力自然也就被限制在了政事范围之内，蜀汉集团军政开始分家。

　　四月，一代枭雄刘备病故，享年63岁。

　　四、遗诏迷雾

　　刘备这句“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托孤之语和他当日“三顾茅庐”的神话一样，被作为他和诸葛亮之间千年一遇的君臣典范的强有力证据而被历代史家赞叹不已，同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东晋人孙盛应该是第一个对这份遗诏表现出不以为然的人，他说：“如果托孤之人忠贤，则不需要用这样的言语来笼络他的心；如果所托之人是个奸佞，那么就更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他的篡逆提供条件。”

　　从史书记载原文的字面意义上理解，这句托孤之语确实存在着孙盛所说的这个问题。如此一来，则只能归结为刘备临终之际思虑不周了。但易中天先生也说过：第一，这样的事情史无前例；第二，在那个“家天下”思想氛围浓厚的时代，刘备恐怕不能够如此慷慨无私，为了蜀国的前途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打下来的天下拱手送人。刘备本意似乎不应该如此。

　　但是，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考虑问题：或者这句话本身并非刘备的原话呢?毕竟这句话当时没有写进任何文本之中，而只是出乎刘备之口，入乎诸葛亮之耳，许多年后才被陈寿记录在《三国志》中。也就是说，刘备这句话是没有文件存底的。即使是史书中记载的刘备留给刘禅的遗诏中的那句“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裴松之注引的《诸葛亮集》中留存的遗诏原文中也没有这一句。裴松之作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引史料往往相当完整，极少断章取义。他从《诸葛亮集》中摘引的刘备遗诏不可能有所剪裁，但其中却没有陈寿所记载的“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这一句，岂不可疑?

　　那么，会不会是诸葛亮捏造了这么一句话呢?这自然也不可能。因为当日刘备临终，李严、廖立等人都随侍在侧，诸葛亮没有机会捏造这样的临终遗言；再者，如果诸葛亮捏造了这样的遗言，那么其目的肯定在于遗言中这句“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才是他捏造遗言的目的所在。但事实是诸葛亮辅佐刘禅13年，并未擅行废立之事。

　　所以，我们只能考虑另外一种可能：一句赞扬经过多次转寄流传之后都极有可能会变成一句损人之语，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何况政治生活中往往充斥着谎言和杜撰。刘备当日应当确实说了一句这样的遗言，但和我们今天从史书中读到的这句“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应当有所差距，也就是说，被陈寿记载在《三国志》里，今天被我们读到的这句临终遗言可能并非原版，而是一个修正版，或是有意识被修正，或是对原意无意识的游移。

　　也就是说，歧义也许产生于事后的流传，而非当日刘备之口。刘备既已深谋远虑让诸葛亮、李严军政分家，互相牵制，就不可能在托孤之语上如此轻忽。

　　那么，刘备的遗言，真意究竟何在?

　　五、三种解释

　　对于刘备这句遗言，传统观念存在着两种解释，主要是从刘备的用心出发。

　　一种解释以陈寿为代表，肯定遗言原文的字面意思，认为刘备确实是真心实意地托孤于诸葛亮，这几句话也是发自肺腑，毕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何况如果刘禅确实昏庸，蜀国与其等着被自己的宿敌曹魏或者孙吴消灭，倒不如将江山给了自己的战友诸葛亮。

　　另一种解释以王夫之为代表，同样肯定原文的字面意思，但认为刘备其实是在对诸葛亮玩弄权术。他一方面对儿子说你们要像侍奉父亲一样对待丞相，如此一来，“父亲”诸葛亮总不好意思篡夺“儿子”、“孙子”们的江山吧；另一方面他干脆直接把话挑明，并带点鼓励性质地“勉励”诸葛亮“篡位”，刘备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和诸葛亮如此“推心置腹”，诸葛亮日后反倒不好做出篡位之事来，因为一旦篡位，舆论将对他很不利。

　　易中天先生品三国，提出来第三种观点。易先生引用了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的研究结论，方教授认为，所谓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取”字可以被解释为“选取”、“选择”，意思是：如果刘禅贤能，您就尽心辅佐他；如果他很昏庸，您也可以自行另外择立新君。因为刘备有三个儿子，可以选择。

　　姑且不论“取”是不是可以解释成“选取”、“选择”，这个新观点本身还是有迹可寻的。刘备有三个儿子：长子刘禅，是年17岁；次子鲁王刘永，这年还不到10岁，具体年龄则不可考；三子梁王刘理。选谁作为继承人，对刘备而言自然是一个大问题。虽然刘禅年龄最长，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即已被册立为汉中王太子，二十六年又被立为皇太子，似乎已是储嗣的不二人选，但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刘备在临终之际，仍然存在着犹豫。鲁王刘永从成都来到永安，一直陪侍在刘备身边，就是一个信号。许多年后，刘禅听信宦官黄皓的构陷，疏远打击刘永，使其“至不得朝见者十余年”，即是对这一信号的反证。

　　刘备自己在遗诏里说：“射君(射援)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惰，过於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从这句话中可以读出来两条信息：其一，刘备对刘禅这个继承人的“智量”很不放心，否则不会有“审能如此，吾复何忧”的感叹；其二，诸葛亮对刘禅“智量”的肯定无疑在刘备最后据以做出决定以刘禅为后嗣的诸因素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虽然如此，但毫不讳言地说，“君可自取”和“君可另择”之间存在的差距还是太大了，不太容易融合。如果“取”可以被解释为“择”。那么原文中的“自”也必须理解为“自行”而不是“自己”。如果刘备真是此意，相信他会说“君可另择”，而不可能说这句模棱两可的“君可自取”。

　　再者，假使刘备的意思是让诸葛亮效仿汉代的霍光，“君可另择”，赋予他自行废立之权，那么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也不可能演变成差异如此之大的“君可白取。”一是这种演变不可能由诸葛亮

　　捏造，因为日后他的行为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动机；二是字面意思差距如此之大，也不可能是原意无意识的游移。

　　六、第四种可能

　　在上述三种解释之外，还有第四种解释存在。

　　实际上，刘备临终之际的这句托付，并不一定就含有改朝换代的隐义，也可以如此理解：如果刘禅还算贤能，值得您辅佐他，就请您尽心尽力地辅佐他治理国家；如果他实在昏庸无道，您也可以撇开他，自行施政。

　　也就是说，“自取”二字本身并无任何疑问，存在分歧的只是刘备让诸葛亮“自取”的对象。究竟刘备是让诸葛亮“自取”蜀汉集团的江山的所有权呢，还是“自取”蜀汉集团的管理权?我个人认为后一种理解似乎更为可能：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言，刘备的觉悟恐怕还没有高到可以为了使集团更好地发展而将自己九死一生、披荆斩棘、历尽千辛万苦打下来的江山拱手让人的地步；但江山既然如此来之不易，刘备也极不情愿它在自己死后立即土崩瓦解落入他人之手。要在这两种心思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刘备只能提议可以让诸葛亮在适当的条件下“自取”蜀汉集团的管理权，但刘氏仍然保留着所有权。

　　日后的一切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刘禅自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正是对蜀汉集团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最好诠释。刘禅何以愿意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虽然当时实际权力全在诸葛亮之手，但诸葛亮也并没有逼迫压制刘禅。刘禅如果明智，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执政，就不应该说出这种让诸葛亮专权更加名正言顺的话来。而他确实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他也确实有着亲政的渴望，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集团经营模式在他即位之前就已经有了合法的理论依据，他在这里不过是再次重申一遍罢了。

　　而诸葛亮在蜀汉集团内专权达13年之久却平安无事，既没有引起朝臣们的不满，也没有遭到君主刘禅的激烈反抗(小动作还是有的)。其原因固然在于诸葛亮个人处事谨慎，但刘备临终的这句“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言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这句遗言之所以会出现日后如此多的疑问和纷争，如前所述，它当日出乎刘备之口，入乎诸葛亮、李严、廖立等人之耳，后来又传达到成都的刘禅耳中，这期间并无任何文字记录，也未曾留下文件存档，所以流传过程中出现一些些微的偏差在所难免。到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已经距离这句遗言横空出世四五十年，有如此歧义，也在情理之中。

　　七、结语

　　在中国的帝王谱系中，刘备无疑是一个异类。他在本质上带着强烈的市井流氓气息，却披着士大夫忠厚仁义的外衣。也正因为如此，他和他的传奇故事既能被广大的市井百姓所欣然接受，也能屡获历朝历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和赞颂t他在汉末群雄逐鹿问鼎的狂欢中白手起家，屡战屡败，却又能以最卓绝的意志力屡败屡战，最终功成于一举；在他死后，他留下的蜀汉集团实现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无疑更是绝无仅有之事；他被时人称为“枭雄”，但他的个人形象却湮没在后世的各种演义小说对他的津津乐道之中，反成了他身边一帮左膀右臂们的陪衬……

　　对这个既传奇却又被传奇掩盖了的人物，我们既然不容易作出定义，那么则不妨听听与之同时代的一段关于人物品鉴理论的奇文，再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者谓之英，胆力过人者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

　　“何以论其然?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

　　“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然英之分多于雄，则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才归之，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

　　“然则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刘劭《人物志》

　　公元5世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多少风云人物在那里横空出世、登台亮相，转瞬又被浪花淘尽；多少是非成败纷至沓来，转瞬又惊鸿而去。那是个造就传奇的时代，曹操天纵英才；孙权卧薪尝胆；周瑜惊才绝艳；郭嘉流星破空；关羽纵横捭阖；司马老谋深算……在所有传奇之中，刘备的故事无疑逊色许多。许多年来，这个耳垂至肩、臂长如猿、面白无须、性情温和的河北汉子的真实形象湮没在由演义和讹传混合而成的历史尘埃之中。

　　读史既可明得失，亦可励志，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刘备和他的经历无疑最具励志效果，因为他最平凡，最像普普通通的“我们”。曹操、诸葛亮之流过于天才；荀彧、司马懿之流出身显赫，唯有刘备最贴近凡人。他没有过人的才能，文韬武略一样不占；也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曾织席贩履维持生计；他也并非正人君子，“恶之花”潜藏在他心底，流氓本色也时隐时现……他和“我们”是如此相似。他一生五失妻子、六次逃亡，寄人篱下几三十年，但却自始至终斗争高昂，誓不低头，终成正果。个中秘诀，无非在于陈寿赠给他的那四个字：“不折不挠”。

　　世间事不能以概率计。得意一世，马失前蹄，辉煌已成昨日泡影；落魄半生，功成一举，生命却能灿若夏花。刘备无疑属于后者。平凡如我辈者，既无天纵英才，亦无得天独厚之优势，但那坚韧不拔的意志，也许正潜藏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经过10期的连载，《刘备故事》至今已完满结束。在此特别感谢谌旭彬先生为我们带来这一精彩故事，同时也感谢大家对此文的关注与支持。

　　在2008年本刊推出的大型人物系列之中，谌旭彬先生将为我们奉献其最新力作《王朝最后一根稻草——王安石与熙丰变法始末》，深入解析一代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跌宕起伏，充满激情与矛盾的一生。敬请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