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
1.“解冻”与“七七级”逸事
教室无火。晚上每人点一个小油灯，趴在水泥板上复习功课。寒风透过墙缝吹来，众灯头乱晃。一排排同学袖着手缩在灯下，影影绰绰，活像庙里的小鬼。隔窗往外看，那座黑黝黝的秃塔在寒风中抖动，似要马上塌下。班里兴起流感，咳嗽声此起彼伏。前排的两个小弟兄终于病倒，发高烧说胡话，只好退学，由家长领回去。
——刘震云《塔铺》
“文革”终于结束了，冰冷的冬雨也结束了……
一切都像此后的社会史和文学史所谈论的那样，一切都开始逐步走向正轨。新时期开始了……
在中国，说到“七七级”会引发相当多的话题，而“七七级”的含义也不只限于在1977年参加高考、“文革”后第一届进入高校的大学生。“七七级”甚至成为一个代际概念，在这代人身上承载了一个时代如此复杂的内涵。
在这代人身上，相当尴尬而戏剧性地呈现了命运多舛的社会转换，新旧气象在这代人身上有着含混而暧昧的共同呈现。当年的很多人因为“文革”后恢复高考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很多人扔掉了放羊的鞭子、耪地的锄头以及工厂的铁锤进入了高等学府：“高考完了以后，我就回家干活儿了。那一天，我正在黄河滩上放羊，我姐姐拿着通知书去找我，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我把羊鞭扔进了黄河。”（李书磊）1978年河南省的文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刘震云后来在1987年发表的小说《塔铺》（发表于1987年第7期《人民文学》，获得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极其生动、真实而又戏剧性地写到当时恢复高考后一个农村复习班的故事：“夜里睡觉，爹房里传来叹气声，三个五尺五高的儿子，一下子都到了向他要媳妇的年龄，是够他喝一壶的。那是一九七八年，社会上刚兴高考的第二年，我便想去碰碰运气。爹不同意，说：‘兵没当好，学就能考上了？再说……再说到镇上的中学复习功课，得先交一百元复习费。娘却支持我的想法：‘要是万一……爹问：‘你来时带了多少复员费？我答：‘一百五。爹朝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随你折腾去吧。就你那钱，家里也不要你的，也不给你添。考上了，是你的福气;考不上，也省得落你的埋怨。就这样，我来到镇上中学，进了复习班，准备考大学。”
而说到“七七级”大学生，包括陈超这些当事人自己都在反复地追问：“这是怎样的一批人？是被红色‘文革愚弄者？还是天之骄子？是幸运儿？是有社会经历的老童生？是时代的禁欲者？还是伪道学？是‘囊萤‘映雪的读书郎？是性蒙昧者？还是会玩‘权力斗争的后红卫兵？是休妻（休夫）大战的参与者？是笨拙地开始学习将理想主义置换为实用主义的于连？是后几届大学生眼中的‘土鳖？”（陈超《“七七级”轶事》）这一切难以解答的疑问都呈现了这代人特殊的命运遭际和精神履历。
1977年，是真正解冻的一年。这让人们想到爱伦堡小说《解冻》结尾时的那句“你看，解冻的时机到了”。中断已久的高考，在这一年重新启动，一些人的命运由此有了转机。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讲话，曙光开始出现。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
1977年8月8日，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是修改高考招生办法。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和“出身论”，德智体综合考量，择优录取。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停办了十一年之久的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
1977年11月至12月，五百七十多万（小的十五六岁，大的接近四十岁）考生参加高考，最终二十七万二千六百七十人成为幸运儿（1978年夏天还有一次高考，五百九十万考生参加考试）。陈超，正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这一年成为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精神胎记：“在中国，‘七七级是一个含义特殊的称谓。除去表示‘1977年参加高考外，还意味着这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届入大学的学生。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比如在火车上，与陌生人聊天，当对方说自己是‘七七级的，我的心立马觉得‘亲。似乎全国‘七七级的都是一伙的。前些年出门开会，‘七七级的教授、批评家能从对方身上‘闻出同类的气味。当对方问你‘是七七级的吧？你狡黠一笑，‘我也刚想问你呢。”（陈超《“七七级”轶事》）
1978年3月，陈超走出了令他一生难忘的石家庄拖拉机厂，在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他伫立良久。他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了，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会深深烙在脑海。这工厂里的岁月，陈超有过幸福也有过痛苦，这段青春是脆弱的，让人心酸……
入学后，陈超把两百块钱和抄完的笔记本寄还了高坦，之后他和高坦有过几次通信，但是每次高坦的回信都是寥寥数语。至此，这段工厂的故事宣告结束，一切都在渐渐地散去。但是那一段可贵的文学交往对于陈超而言却是一笔财富。
陈超进入河北师范大学的时候，刚好20岁，算是年龄最小的那撥儿。众所周知，“七七级”的学生组成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有民办教师也有国家干部，既有农民、工人、军人、知青、中小学教师（代课），也有刚刚高中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啊，“我的同学，除四五位应届高中生‘小孩外，有刚从蔓菁地里蹿出来的知青，还有刚从海河工地卸了土车的农民;有的是从铸锻车间逃出，指纹里刺着几年也洗不掉的铸砂，有的却是从煤窑里爬上，除了眼白和屁眼哪儿都是黑的;还有寒酸潦倒却留着小分头的民办教师，还有犹豫着‘我上大学是否亏了的国家干部;有买肉不要票的售货员，也有部队的营级‘首长……”（陈超《“七七级”轶事》）。可以想见，在红色的政治浪潮逐渐隐去，一群人带着各自的梦想、各自曾经承受的重压甚至苦难的故事走进大学课堂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正是由于“文革”特殊的政治原因，高考的被搁置，积压了如此多渴望上大学的人，这也造成“七七级”的学生年龄十几岁、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不等的参差状况。在陈超的那个班上就有一个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有个同学叫老鄢，而他的儿子是与他一起来报到的，上的是物理系。这样全体“七七级”同学就都成了这可怜孩子的“叔叔”或“姑姑”，而为此也闹出了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次，十七岁的小高向老鄢同学告状，因为他让小鄢喊自己叔叔，结果这孩子却张口就说“操你妈”。
河北师大数学系七七级的张梦贤后来在回忆文章《我心中的河北师大数学系七七级1班》记述了那个新旧交接时代大学的奇特景观：“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七七级共四个班，为首的七七级一班是个特殊的班。说特殊，先说两点。这两点，紧相关联。一是年龄大。全班52人，年龄均在三十岁上下，比二、三、四班的同学大十来岁，因而称为大哥姐班。由于年龄大，跟着就有了第二点。当时五十二个大哥姐四十四人已婚（这是1977年高考招生政策特许的：对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全班只有四男四女八个未婚大龄青年。思想境界高，苦中识甘甜，又是两大特点。年龄大，拖儿带女，上有老下有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像“七七级”这样对知识的如饥似渴的渴求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他们曾长期被剥夺了求知的欲望。但是可以肯定，从“文革”后恢复高考之日起还没有哪一届学生能比“七七级”更珍惜上大学的机会，他们是如此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和宿舍里挑灯夜读。在知识贫乏的年代他們曾患上深深的精神饥饿症，只有书本能够让他们大口大口地“吸氧”。而大量知识的断档和贫乏也闹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笑话。尽管“七七级”进入大学的时候，“文革”结束也有了一年多的时间，但那时候的情势没有现在想象的那么乐观。陈超等这些进入大学的生机勃勃的青年人，正赶上身体猛长的时候，由于中国的教育对性问题的闭口不谈，导致青年对性知识的了解极其贫乏，最多也就是有人在“文革”时期偷偷看手抄本。20世纪70年代末期，有出版社率先打破了性教育的僵局，大胆推出了薄薄的小册子《青年性知识手册》，印数达几百万册。80年代，人民卫生出版社推出粉红封皮的《性知识手册》，七十多个页码，印数七十五万册，成了青年人最喜爱的畅销书。但是，去买的人都跟做贼似的，趁前后没人且售货员是同性时才敢张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打开了禁欲年代这些青年的情感闸门。临近毕业时陈超班上的十几个同学遇到了发愁事儿，因为他们从《青年性知识手册》上知道了自己“包皮过长”，而这样会影响日后的“夫妻生活”，于是这十几个精壮的大小伙子就陆续请了假去医院偷偷做了手术。而刚好赶上中文系毕业卫生大检查，瘦弱的女生们突然发现十几个身板结实的男生都集体消失，于是她们愤愤不平尖声尖气地喊：“他们干吗去了啦？他们到底都干吗去啦？”辅导员说：“真不凑巧，他们都得了重感冒！”
尽管禁欲的年代已经过去，但是当时的大学校园是不允许学生谈恋爱的，而有的同学却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而“玩火自焚”。某系一高材生，品学兼优，在师生当中口碑极佳。但是有一阵子，女生宿舍在熄灯前常常发出尖叫，说是有人在窥视。学校埋伏了好几次，都没能找到这位肇事者。后来这位窥视者在暑假改用高倍望远镜窥视女生宿舍时不幸被抓，原来就是那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而更有意思的是陈超居然鬼使神差地给同学做了一次“红娘”。为了反对学生“搞对象”，一到夜幕降临尤其是晚上学生宿舍熄灯之后，学校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就拿着手电筒到校园最黑暗的角落、树丛围捕那些“罪犯”。有一天，班上同学老江破天荒地邀请陈超去看电影，快到校门口的时候遇到一个叫杨子的女生，她也恰好要去看这部电影，于是三人一同前往。后来每次看电影甚至外出旅游都会上演同样的一幕，在杨子和老江之间夹着陈超，陈超竟然傻呵呵地毫无察觉。直到临近毕业，老江和杨子公开恋情，陈超才如梦方醒。在毕业纪念册上，杨子写道：“谢谢你，我的好友和红娘。”而老江给陈超的题词是：“积德您呐，红爷！”
2.穿着海魂衫弹吉他的校园诗人
大学期间，图书馆成了陈超唯一的绝好去处。在蒙尘多年的光线暗淡的图书馆里，陈超将堆砌在潮湿墙角的诗集尤其是外国诗人的诗集，如获至宝而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将那些打动他的诗行记录在他的黑色或绿色的笔记本上。随着朦胧诗的热潮和文学传播限制的宽松，图书馆中的书籍数量与日俱增，而陈超也得以开始接触大量现代主义诗人作品，其诗歌写作风格也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诗歌的黄金时期，陈超也在私心里想成为一个诗人，因此，在大学期间陈超的诗歌阅读量是惊人的。
1979年夏天，陈超拍过一张照片，穿着海魂衫弹吉他。富有音乐天赋的陈超曾在不多的场合给亲友和师生展现过他充满磁性的歌喉（按照大解的说法陈超的嗓音像是沙尘暴但是又有磁性）。陈超会弹扬琴，拉小提琴。再次翻开照片，阳光正打在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憧憬着未来的脸庞上。热爱，是的！他带给我们太多温暖的记忆，还有萦绕于怀的歌声。
1978年冬天，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为中心，在石家庄成立了一个跨校的大学生诗歌社团——“新松诗社”。“新松诗社”的基本队伍以河北师大七七、七八级文科大学生为主，1979年以后又有各年级新生陆续加入。此外，还有河北化工学院、河北机电学院、河北教育学院、河北医学院的一些诗歌爱好者加入。当时河北师大校团委、学生处已经指定了诗社社长，但筹备会上被学生们否定，最后决定投票选出诗社社长。1980年11月《新松》第一期出刊（油印，16开，约印三百册）。陈超作为河北师范大学“新松”诗社的社长主持了成立大会。这次成立大会陈超得以结识了诗人曼晴、刘章、旭宇，中文系的冯健男教授以及刘绍本、唐文斌等老师参加，甚至校长也到场讲话。会上不仅朗诵了曼晴的《黄河行》、刘章的《北山恋》、王洪涛的《三门峡之歌》、旭宇的《古墓上的鲜花》，还集体朗诵了陈超的诗作《让我们行动吧》。会上陈超还唱起了歌曲，掌声一片。随着影响的扩大，《新松》已经不局限于诗歌，而是涉及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并且《新松》与当时省外高校的民刊也取得联系，比如东北师范大学的《北方》、武汉大学的《我们》、中山大学的《红豆》、河北大学的《琴泉》，等等。他们一起参与和见证了那个火热的诗歌民刊时代。于是，《新松》从发展的需要由诗歌刊物转为综合性文学刊物，也随即更名为《崛起》。《崛起》前后出过两期（16开、铅印）。
通过阅读，陈超开始在书信和日记中写诗，记读书笔记，并开始写一些短文。
1980年4月，陈超在《大学生文选》中首次公开发表诗论《做个人真实情感的歌手》。1980年9月，在石家庄市文联主办的刊物《新地》发表短诗《伞花》。1981年1月8日的《河北日报》发表了陈超那一时期的理想主义朗诵诗《坚定地向着未来》。
不再为昨日的伤口啜泣
把它深深刻进心底
昨天之后是无数个明天
未来的路
等着我们开辟
历史在艰难地寻找伴侣
祖国急待插上羽翼
现实不允许我们
要求过多体恤，无休无止地叹息
你脚下的大地还是多么贫瘠
擦干腮边的泪滴
该逝去的……就让他逝去
革命不能在剧院里排演
复仇的目的在于勘探生产力
秋天没留下红硕的果实
快抓住春天蓬勃的新绿
昨天失去的
向明天索取
泪，沉重、灿烂的泪
要流就流进血管里
静静地，把超重的担子挑起
让黑色的斜影留在身后
携着手，跨出0.85米的大步
朝着新的灿烂的晨曦
1980年2月
1980年初春，一个家在北京的同学杨兵带回来地下民刊《今天》和《沃土》。尤其是《今天》对当时的陈超产生的影响不啻于地震，那种完全不同以往的诗歌方式为陈超打开了另一个窗口。多年后，陈超也注意到当年的很多民刊都被《今天》的强大潮水给淹没：“《今天》已经进入史册，其实被遗忘的民刊《沃土》，实际上也非常棒。其中有一个诗人谭健是很优秀的。他放弃写诗后考取北大博士，从事古典诗歌研究。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萧乾的儿子萧驰。”
大学期间，陈超完成自制诗集《解冻》。“解冻”这一词自然让人想到在“文革”时期秘密流传的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解冻”无疑也成为一个时代结束而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最好象征。而与社会转型一同发生的，还有青春生命的解冻和诗歌创作的解冻，春天，终于在被长期寒冬搁置之后降临了……除了能够接触的民刊，陈超还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比如省图书馆和师大图书馆的《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国外文学》《译林》《美国文学》《当代苏联文学》等刊物）阅读了一些世界文学作品，那是一个文学阅读饥渴的年代。1980年底陈超读到了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我们整日处于‘跟上翻译的快意阅读中”。当然，对陈超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诗歌。尤其是《世界文学》1979年第4期上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和《外国文艺》1980年第3期赵萝蕤译的艾略特的《荒原》，被深深震撼了的陈超把它们都抄录在了日记本上。穆旦（查良铮）译的普希金，钱春绮译的海涅、拜伦，戴望舒译的洛尔迦，以及聂鲁达的诗都宛若诗歌的森林和花园让陈超流连忘返。当然，限于翻译的尺度尤其是残存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那时的诗歌翻译仍然是有局限性的：“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尺度，聂鲁达有所谓的进步性，所以在中国并没有遭到全面封禁，特别是类似于《伐木者，醒来吧》《马楚·比楚高峰》这类作品。但是他的那些关于爱和绝望的爱情诗就翻译得很少，和‘性有关的东西也被选本自动选掉了。当时读的主要还是那些能够和中国革命或者苏联革命相呼应的作品。除了聂鲁达、波德莱尔、早年马雅可夫斯基以外，还有点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这些人曾經是共产党员，所以作品并没有被全部屏蔽，譬如说艾吕雅、阿拉贡。还有一些接近现代主义，但是又不是。比如说俄罗斯的所谓的响派诗人沃兹涅辛斯基，作品有很多现代主义的元素，常常以变形乃至怪异的方式写生命内部的震荡。”（2013年3月17日陈超给姜红伟的信）
3.悄然而至的挑战，或第一阵爆裂的冰排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朦胧诗热潮的消退，“第三代”先锋诗歌如火如荼地展开，陈超作为一个敏锐的先锋诗歌批评家开始将视野投注到更年轻更具实验性的诗人身上。
这是悄然而至的挑战。
1982年4月1日，愚人节。陈超接到当时著名评论家孙绍振的来信。这对陈超触动很大，他希望从根本上搞清楚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陈超对诗歌和诗人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诗人这个美丽的名词，久已被报纸与学会滥用，称呼那帮追求名利的多嘴的家伙。但真正的诗人瞧不起鄙俗的辞藻与拘泥的写实主义，认为那只能浮光掠影地触及事物的表面而碰不到核心;他们守在灵魂的中心，耽溺着一种神秘的意境，即是形象与思想向往的，他们像一道倾泻在湖内的急流，染上那内心生活的色彩。但这种为了另造一个世界而特别深湛的理想主义，大众是无法接受的。”（1982.4.20）此时，陈超关于先锋诗歌的评论文章已经引起了诗界同行们的注意和赞许。
陈超接触了外国的现代主义诗歌作品，并大量阅读了当时朦胧诗人以及新生代诗人实验性的诗作，这些诗作也更新了他的诗歌观念。1982年的11月17日陈超给鼓浪屿的舒婷去了一封信，主要谈到当时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和他对舒婷诗歌的理解：“我相当推重你的诗，并且认为是它的少有的知音之一。是的，我读它的每一首都读到了气节;无论它们的体制大小，都具有极其厚重的力度。说它们婉约是没眼光的庸人们的说法。我是河北师大七七级留校生，搞当代文学;过去曾写过诗也常常变成铅字，但当读过北岛及你的为数不多的诗作后，再也不能以它们为诗了，这种情绪你应十分理解。想搞新诗论，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诗论，且研究诗的办法极糟，我想从寻找办法开始。新人的诗毁誉不一，即便是为之奋力喝彩的人对新人的价值也未必十分清楚，这更有点儿可悲了。你是受到缪斯宠爱与机遇宠爱的，在你的身上，寄托着为数可观的诗歌青年的希望，在你的身后，倘有为数可观的同行者。我很欣赏北岛的《一切》，我感到酒精烧灼般的颤抖和一个泪眼模糊的巨人的悲愤形象，他的诗正直、阴森与风骨，正像他的全人格。心里很绝望，感到一切努力都不合时宜，所以给你写几个字，冲淡一下孤寂的心境。我的学生常常聚在我这里谈到你，你的《双桅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初版，10月第二版）出版后我一下子买了四十本，结果还有的同学为没能买到而怏怏离去。青年的心是容易相通的，你所期望的通往心灵的道路终会找到。河北省极闭塞，石家庄又名左家庄。前几天去参加河北中年诗人作品讨论会，会上众口一声要坚持古典诗歌和民歌的道路，大有空手入白刃誓与现代派血战到底的气势。令人哂笑不已。很想做你的诗友，很想。《双桅船》还有吗？请来信。我想给那些小城中买不到它的朋友寄去。如有马上将钱寄给你。”
在20世纪8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朦胧诗论争中，陈超起身为朦胧诗辩护。在喧嚣的诗坛论争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北岛等朦胧诗人的批判中陈超再次感受到空前强烈的“挫败感”。陈超放弃自认为意义不大的诗歌“时评”，为了寻找“内在的自我”和“命运伙伴”于1984年远赴山东大学访学，跟从牟世金教授研读古文论研究课程，后来转学吴开晋的“现代诗学”课，并在山东大学路凡主持的美国文学研究所听课。这种“揪心”的痛楚使得陈超最终在一段时期里放弃了诗歌写作。
80年代文学“方法论热”的潮流也强烈地席卷着陈超，在这一时期陈超阅读了当时大量的西方现代文论，尤其是20世纪的欧美文论。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处于阅读饥渴症当中：“你需要什么书吗？寄去《叙事话语与非叙事话语》不知你是否有这书，这书属‘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我想很有意思，你若需要我去为你买。这套书的另外几本有：《结构主义诗学》（乔纳森·卡勒）、《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贝内代托·克罗齐）、《诗学的基本概念》（埃米尔·施塔格尔），你若要，来信给我。”（沈睿给陈超的信）“听钟鸣说，出了《海德格尔诗论文集》，你有没有？我邮购了。《二十世纪重要诗人如是说》，不错的。还买了《托马斯、曼》、《论自然》（爱默生）、《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塞万提斯训诫小说集》等等。一套随笔丛书（《卡夫卡致密伦娜》《卡夫卡随笔》《伍尔夫随笔》《普鲁斯特随笔》），是否在河北能买到，若买不到，我可给你邮寄来。”（刘翔给陈超的信）而八九十年代，陈超则几乎读遍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三联书店，其中对陈超影响最大的是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再有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雅克·马利坦布《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鲁姆的《影响的焦虑》、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主要是哲学和社会学类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重庆出版社）。尤其是赵毅衡编选的那本“新批评”文集则使得陈超如获至宝，文本的“细读”方式深深吸引了陈超，这也是成就陈超式的文本细读的契机。
在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轰响震动整个诗坛之际，真正的对运动之中的现象和文本讨论的实为乏见，而陈超却在喧嚣中率先冷静下来。在1986年岁末完成的文章《生存·文化·个体生命》中陈超重点扫描了朦胧诗人群、巴蜀诗人群落、边塞诗人群落、第三代诗人群落等青年诗人群落的重要性。诗歌这一特殊的文体使得诗人往往易于躁动不安，而整个20世纪80年代更是诗歌追新逐异的时代，是先锋、实验、创造、革命、运动成为一浪高过一浪的关键词的时代。在诗人急于表达自我的诗歌价值诉求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口号大于内容、运动高于诗歌的不容回避的事实。然而无论是诗歌创作实践还是诗学反思，80年代也同样给我们创造了不可多得的代表性的样本。譬如对当时火热的诗歌潮流，陈超就给出了及时、准确和理性的反思，而这也是在1986年，“当我荡开一些距离，冷静地考察目前某几种流行诗潮时，我陷入了惆怅。我感到，这些诗歌题材和手法的更新，并没能在更高意义上为诗带来蓬勃的生命。当一些诗人不愿对过往诗歌追摹亟切而寻找新的审美创造方式时，却进入了一种盲目的状态，造成诗歌中‘人的放逐。”（《“人”的放逐——对几种流行诗潮的异议》）1986年所謂的新时期文学十年之际，陈超在1985年12月31日冬夜写下一篇文章《中国诗歌新生代——新时期十年青年诗断论》（《诗神》1986年第5期）。在此前的11月16日完成了对朦胧诗人再认识的论文《被遗忘的拾起》（《诗神》1986年第1期）。《中国诗歌新生代》对新时期十年的诗歌“造山运动”做了整体性的扫描，如朦胧诗、民族文化寻根诗、西部边塞诗、女性诗歌、生活流诗歌等，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则是强调青年诗人在这一时期在诗歌审美观照角度对社会、人和诗歌三位一体的深入和探索性的思考与实践上。正是出于对生命诗学的强化，陈超对这一时期北岛、舒婷、杨炼、江河、徐敬亚、顾城、梁小斌、王小妮、伊蕾、张烨、张学梦、刘小放诗歌中对“人”“人性”的命题的书写予以高度肯定。陈超这一时期的一系列相关论文已经成为如今研究者和大学课堂谈论的经典范本，如1987年2月在《诗神》（1985年1月创刊，双月号，主编戴砚田。曾拟用名《神州诗卷》）发表论文《悄然而至的挑战——论第三代诗人（之二）》，在《河北文学》发表《论青年诗人群落》，5月于《诗神》发表的《中国诗歌新生代》，6月在《山花》发表《第三代诗人的语言态度》，11月于《黄河诗报》发表《骚动不宁的调色板——论第三代诗人（之一）》等。此后又发表了系列的关于实验诗和第三代诗的文章，如《实验诗对结构的贡献》《实验诗的结构特征》《观点：第三代诗的发生和发展》《新的意味和声音》等。这些高密度、高质量的论文，视角新颖、精准，立即引起了全国诗歌同行们的广泛注意。
说到1987年，还不能不提到该年秋天，陈超担任中国作协第三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1985—1986）评选的初评委。多年后，陈超谈到了当时的诗歌生态和评奖机制：“当时评委中带有先锋派倾向的有三个人：我、程光炜、何锐，其余的基本上是中间派甚至有点儿中间偏主流的。其中有两件事值得一说。初评时我们评上了昌耀和江河，但是终评的时候昌耀被拿下来了，他们认为昌耀的诗读不懂。想起来非常可笑，昌耀的诗从政治上没有任何和主流对抗的因素，无非就是写西部那种生命力、意志力。江河也被拿掉了，这个很奇怪。开始我们提的是北岛，而那些人认为北岛的诗有‘问题，因为票数不够，所以北岛没有进入终评提名。江河进入了，就是因为他写了《纪念碑》这类的作品，但是终评的时候出现了非常有戏剧性的变化，昌耀、江河被拿掉了，北岛却上去了，得了全国优秀诗集奖。按说初评被拿下的是不可能进入终评的，而且他们可以把责任推给我们，说初评你们不评，我们想搞‘创作自由，你们自己都不搞。但是终评时江河是主流的反而被拿下来了，北岛是带有异端色彩的反而被拿进去了。所以中国意识形态有时候是‘神秘的气流紊乱的，不是像人们想象的，有时会出现很多意外和偶然。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可能透漏了一个信息，就是80年代主流思想界、主流意识形态也想搞多元化，或者说他想告诉思想界：‘我们也是要包容的。当时下来我和唐晓渡开玩笑说，看来以后我们要想到‘先锋派想象力的局限性。”（《回望80年代：诗歌精神的来路和去向》）
责任编校 谭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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