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军

　　潘军 1957年11月28日生于安徽怀宁，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现居安庆。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白》《蓝》《红》三部曲）、《死刑报告》以及《潘军小说文本》（六卷）、《潘军作品》（三卷）、《潘军文集》（十卷）、《潘军小说典藏》（七卷）等，并译介为多种文字。话剧作品有《地下》《合同婚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首演，哈尔滨话剧院、美国华盛顿特区黄河话剧团复演，并翻译成意大利语于米兰公演）、《霸王歌行》（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并先后赴日本、韩国、俄罗斯、西班牙、埃及、以色列等国演出）。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有《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惊天阴谋》《粉墨》《虎口拔牙》等。闲时习画，著有画集《泊心堂记》等。

　　一

　　自我离開北京回故乡水市定居，时常会接到一些朋友和同学的电话，问我这回是否就是叶落归根。我就说，北京的房子还在，但自己的工作室已经交给年轻人打理了，今后没有特殊的事由，我是不打算回去的。回想起来，我在京城居住已达二十年，但如今看上去总还像是一次逗留。京城与我隔膜久矣。更何况，我早已无法忍受日益糟糕的空气，也接受不了拥堵的交通。

　　当然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选择回省会犁城。毕竟你在犁城生活了很长一个时期啊，就算你马上退休了，但你的工作关系和社保还在这里，今后每年体检什么的，总归是要方便些。这当然没错。1978年我去犁城读大学，那时才二十岁，毕业后就落到了那座城里，一步跨进了最大的机关，前后混迹八年。我在犁城结婚生子，后来又离婚去了南方，最后才漂到北京。对犁城，我的感情显得有些复杂，说不好是怀念还是厌倦。如今孩子已定居国外，我也即将退休，再回犁城生活就显得有点可笑了。人到了这个年纪，应该找一个安静而亲切的地方安顿，父母业已离去，故乡即是家园，我当然要回到水市。这么想起来，我实际上是用三十八年的时间画了一个圈，回到了起点。直到今年春节前夕，为了参加我最好的同学王兵孩子的婚礼，这才搭乘高铁由水市前往犁城。高铁很方便，行程不足两个小时即可抵达。第一眼看上去，犁城的格局几乎完全变了，对外扩张得厉害，并且已经通上了两条地铁。但凡有地铁的城市，都会让我头晕。在车站等候王兵的那个片刻，我想起了木心的诗——《从前慢》。我喜欢那首诗。

　　王兵把我安排在奇峰酒店。这家酒店坐落在老城区，是近几年才开的，五星级，看着就很豪华，我以前没有住过。但这个位置我不陌生，因为大街对面就是城南茶楼，这是我过去常来的场所。于是就想到了一个人，沈知白。

　　我和沈知白相识于1981年，其时我读大三。那一年是鲁迅先生的百年诞辰，全国各地都有纪念活动。我一时心血来潮，根据小说《孔乙己》改编，把小说之外逻辑上可以延伸的东西添了进去，抻出了一个三幕话剧。剧本完成后，我拿给王兵看，他说相当不错，就鼓励我寄给了省话剧团。原本就没指望会有什么结果，然而有一天竟接到了他们的电话，对方一个好听的女声说剧本收到了，要我这个周末去城南茶楼，他们的沈团长要亲自与我面谈。沈团长就是沈知白。在犁城，沈知白这个名字很有影响力。他是知名的话剧演员，曾经参加过几部电影的拍摄，角色虽都不重，但这个城市能上银幕露脸的屈指可数。那天的电话是打到中文系办公室的，当时我正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论语》，系主任转下来，站在教室门口咳嗽两声，点名叫我出去，教室里就一片安静。这情形就像是突然来了一个警察，当众把我提走一样，让我紧张而害羞，大家私下里一定以为我犯了什么事。等我回来，已经下课了。王兵凑近我，很担心地问，没啥事吧？我就一笑，说沈知白要见我。消息便不胫而走了。其实那天电话里对剧本没有丝毫的评价，可我还是很高兴。心想如果没有价值，沈知白怎么会约我去喝茶呢？而且我喜欢沈知白这个名字，散发着书香气。虽然用我们授课老师的眼光看，老子提出的“知白守黑”作为一种道家的处世态度，比较消极，但我从来不这么认为，反倒觉得这四个字显示出了一种人生智慧，还十分优雅。

　　那个周末的午后我就去了城南茶楼。从学校到那里，坐公交车也就五站地，很方便。那时的城南还比较荒凉，因此这座新建的茶楼便异常突出，也醒目。茶楼完全是中式的设计，飞檐斗拱，朱漆大门的两侧镶嵌着一副米字楹联——

　　趣言能适意 茶品可清心

　　这是一副回文联，倒过来便是“心清可品茶，意适能言趣”，不知出自何人之手。里面的陈设也显古旧，四壁挂着一些三十年代的明星老照片和老式的月份牌美女，楼梯转角处还搁着一台带大喇叭的电唱机，颇有民国风情。但是生意看上去有些清淡，我到的时候，一楼几乎没有看见客人，几个服务生正在互相看手相，见我进来，便一齐把手靠到了身后，站得直直的。我找到二楼约定的包厢，里面已经有一男一女在了，一看便知是剧团人物。年轻的女人起身对我微笑，自我介绍说她叫刘倩，是演员，就是她给我打的电话;男的姓李，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三十多岁的样子，是总务科长。他们已经要了一壶碧螺春，刘倩替我倒了一杯，我说谢谢，然后就偷偷看了一下表。她显然是注意到了，说：哦，我们沈团长正在路上，一会儿就到。“儿”咬得明显。话剧团的人说话都像北京人，但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我说不急的，就跟着喝茶，继续随她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她问这茶还行吗？我说挺好，闻着香。她说这家茶楼还是蛮有情调的，我就说令人怀旧。她说估计生意很快就能好起来，如今没有文化哪成？我说是的，现在文化有点吃香了。那男的一直在看报纸，不搭腔。不一会儿，外面响起了有力的脚步声。坐在我对面的女人便像猫一样扬起了下巴，好像很熟悉这脚步声。很快，我听见身后的门开了，便随着那二位一起站起来，再回头，进来一个身材挺拔、气宇轩昂的中年男人，已经把手伸到了我的跟前。

　　刘倩说：这是我们的沈团长。

　　我有些拘谨地点点头，觉得手被有力地握了一下。

　　沈知白说：年轻啊！

　　这人的声音嘹亮，有磁性，回响也大，让你有一种置身剧场的错觉。我便想起了以前王兵跟我说起的一个段子——某个话剧演员站在大街天桥上突然说了一句“天可真他妈的蓝啊”，边上立即就有人问：“你是话剧团的吧？”“你听出来了？”

　　我是一下就听出来了。

　　沈知白脱下米黄色的风衣，扔给了刘倩，又顺手理了一下蓬松的头发，问他们二位：怎么样，谈得还好吗？

　　刘倩就娇嗔地回答：您大驾不来，小的哪敢随便掺和呀？

　　感觉跟宫里似的。不过，在犁城说沈知白是话剧皇帝也算是名副其实。刘倩拿起茶壶，先替沈知白倒上一杯，又为我续了点。我发现这女人的手形很好看，手指也长，这样的手应该去弹钢琴。

　　沈知白喝了口茶，说不错。我以为他在说我的剧本不错，耳朵瞬间发烫。但接着听见他说：这茶味道不错。放下茶杯，沈知白的眼神变得专注，这才谈起了我的剧本《孔乙己》，说这个剧本他看了两遍，尽管团里现在还没有做出排演的最后决定，但他认为剧本的基础还是不错（他总算说了剧本不错）。毕竟今年是纪念魯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嘛，沈知白说，百年大庆，各地都有相应的剧目，北京还要搞全国性的调演，是个好机会。

　　这次见面给我印象深刻，也很怪。第一，沈知白这个人看上去就是个很有范儿的演员。当然事实上他就是演员出身，只是担任团长之后演得少了。第二，谈话的气氛自始至终都是对我的鼓励，好像他们今天请我喝茶，就是为了专门栽培我。我带着笔记本，认真地记录，可是这位沈团长说话有点东扯西拉，说他这个人对演戏一直是有情怀的，对做官其实没有多大兴趣，几次都想辞职，上面就是不准。又说他打小就爱读鲁迅的小说，每个人物在他看来都是历历在目十分生动。但是，关于剧本的具体意见又几乎没有，只说让我再打磨打磨，保持联系。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次谈话进行了半小时，沈先生看了看表，说厅里还有个会，先告辞了。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接见。临出门时他又和我有力握手，说合作上有些细节让我和他们二位接着谈，同时还提醒我一句：年轻人要善于把握机会，千万不要计较一些鸡毛蒜皮，因小失大。

　　这让我陡然有些蒙，也一时分不清哪是鸡毛哪是蒜皮。来的时候我带着两个问题，剧本的修改意见和给我多少报酬，现在都没法张嘴了。我私下琢磨这位沈团长的话，他说的所谓把握机会、不要因小失大，是否就是暗示我在稿酬方面不要和他们计较——这就是鸡毛和蒜皮吗？可那时我真的需要计较这些鸡毛和蒜皮，我父亲每月给我汇款从来都不会超过十元，学校里对我这样的贫困生也只补贴八块。所以，当我接到话剧团的电话，就开始盘算他们大概能给我多少稿费了。王兵告诉我，省里目前的行情，一部大型的话剧，名家稿酬不会低于千元，有的还另有票房分成。王兵是本地人，干部子弟，据说爷爷还是“三八式”。我对王兵说，一百块总该有吧？王兵眨眨眼，说估计也就这个数了，合一般干部两个月的工资。现在我心里没底了。沈知白把风衣挽在手臂上风一样离开了，剩下的那二位也不多说，我不提，他们也没提，哪还有什么其他细节可谈呢？临别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小心地问了句：如果这事定了，是不是还要签一个合约？

　　刘倩就看了那姓李的科长一眼，男人这才说：这是后话，放心，我们是会按规矩办的。

　　这话明显带着挤兑，好像我不识抬举。我不知道这位李科长所谓的后话，将留到什么时候才说。

　　二

　　王兵给我订的是九层的一个套间，可以吸烟的。我便点上一支烟，站在朝北的窗口，俯视对面的街道。城南茶楼的门面早改了，但此刻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副回文楹联，似乎是第一次意识到，这其实应该是两副联，正反的意思是大不一样的。回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对于沈知白，他是“意适能言趣，茶品可清心”;而对于我，则是“趣言能适意，心清可品茶”——那场漫不经心且又漫无边际的谈话，我不可能适意;后来鸡毛和蒜皮的猜想也让我出门就忘记了那壶碧螺春的滋味。带着这样的感受，我回到了学校。躺在床上把下午的会谈仔细过了一遍，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后来我把剧本又改了一稿，寄给刘倩，在信中还特地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这件事可以确定？但还是没有得到回音。大约半个月后，有一天我无意中从晚报上看到一条醒目的消息——

　　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省话正式启动《孔乙己》

　　——著名艺术家沈知白导演并主演

　　消息很长，还配有鲁迅的肖像和沈知白饰演孔乙己的定妆照，占了大半个版，却只字不提编剧是谁，只说本剧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我很惊讶，怎么能这么做呢？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就跑到电话亭给王兵家里去了电话，让他看今天的晚报。王兵一看就骂了句粗话，说找他们去！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王兵不知从哪弄来了一辆黑色的老式伏尔加，直接开到学校来接我，然后就一路轰着油门直奔话剧团了。犁城就一个话剧团，坐落在西城区，与大众剧场紧挨着。远远地我就看见了那个姓李的科长在门口吃油条，见有小车开过来，那人还以为今天是某个要人光临，便立即转身跑进了剧场。伏尔加停在院子里，我在车上都能听到沈知白嘹亮的嗓门儿，在抑扬顿挫地念着我写的台词。我想下车，却被王兵一把拦住，说不急，就点上了一支烟，等。不一会儿，穿着戏用长衫的沈知白和几个演员笑盈盈地一起从剧场走出来，其中就有上回见到的那个刘倩。我们这才下车。沈知白一看，眼就有些发直，周围的人也顿时失去了微笑的表情，不知所措。沈知白很快缓过神来，那张英俊的脸上再次布上了镇定的微笑：哟，今儿怎么有空儿过来了？听着一股北京胡同味。

　　不等我说话，王兵便开口了，很冲地就是一句：你们怎么不讲规矩啊？

　　沈知白便有些茫然，问：这位同学什么意思啊？

　　王兵说：什么意思还用我说吗？剧本合同没签你们就敢对外发布消息排演啊？

　　我很紧张，也不敢正视。

　　沈知白这才做出很意外的表情，对姓李的科长招招手，姓李的就赶紧跑了过来问，团长有何吩咐？

　　沈先生一本正经地问：剧本的合同没签吗？

　　姓李的科长支吾着：最近事多，上面的拨款也没完全到位，还没来得及顾上这个……

　　沈知白点点头，转身对我们说最近团里确实很多杂事什么的。

　　王兵却火气更大：我告诉你沈知白，合同必须马上签。不签也行，那就两个下场——要不停排，要不我就到文化厅直接找你们郭厅长去，他在我爷爷跟前转悠了好多年，我就不信他会撒手不管！

　　沈知白这才起了真正的尴尬，突然就抬高了嗓门儿，对着姓李的吼道：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啊？

　　姓李的和我都吓得一哆嗦，大气不敢出。这一嚷嚷，周围的人都知趣地陆续离开了。

　　沈知白还是那么义愤填膺：合同现在就给我签了，这叫尊重人才！懂不懂？

　　姓李的说：我马上就办。

　　这时，王兵吐掉嘴里的烟头，又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张皱巴巴的晚报，递到沈知白面前，接着说：我这同学好歹费了这么多功夫，前后几易其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们却连个名字也不提，不觉得寒碜吗？这叫署名权知道不？没见过像你们这种野路子的！还对外宣称什么艺术家……

　　我低声说：算了，算了……

　　但是，沈知白嗓门儿更高：不能算！这是我们的疏忽，要道歉！必须郑重地道歉！

　　说得是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沈知白的这一番表现，让我一时间真觉得这些琐碎的事他这个做团长的确实不知道，全是那个姓李的科长一手造成的。直到很长时间过去后，我才明白这不是表现，而是表演。沈知白纯粹就是在跟我们演戏，只能说他沈知白天生就是个做演员的材料，老天爷赏饭吃。这个上午姓李的科长就和我签了合同，当场给了我两百元的稿费。那时候还没有百元的钞票，二十张面值拾元的钞票分别用两个信封装着。回来的路上，我扔给王兵一个信封，他也就收下，说替这辆伏尔加的司机谢谢我。我又问他，那位郭厅长以前给你爷爷当过秘书？他嘴一撇：我临时瞎编的——不过，我爷爷的秘书现在也是正厅。

　　这以后话剧团对我客气多了。兼任场记的刘倩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如果对剧本有什么新的想法随时可以提，他们可以随时改。到了彩排那天，沈知白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一定和王兵同学一起来看戏。我就说谢谢谢谢。不过，王兵那天正在医院陪爷爷吊水，我便自个儿去了。为了以示郑重，我用十八块钱买了一双新皮鞋。

　　那晚的彩排很隆重，整个大众剧场是座无虚席，据说连省里的分管领导也来了。大幕徐徐拉开，咸亨酒店一片喧闹，满台的人物都在喝酒说话，里面雅座坐着穿长衫的秀才举人，门外站着的都是短衣帮的伙计，秀才举人谈诗论画，短衣帮的伙计只说女人。这番暖场之后，主角孔乙己便出场了。沈知白确实是个好演员，一出场就引人注目。他是带戏出场，先是背对着观众，只看见他的一只手伸到后背，像是一路挠着痒痒，就这样摇晃着走到了台前，忽然，那只挠痒的手像变戏法似的从后背里掏出了一本破旧的线装书，这才亮相——台下“哗啦”一声，掌声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

　　我很激动，也非常佩服作为演员的沈知白。现实生活中那个风度翩翩的男人顷刻间就变作一个穷困潦倒的旧时书生，演得很传神。我不断跟着大家鼓掌，当然，我也在为自己鼓掌。

　　当晚演出之后，沈知白让刘倩带我先去了城南茶楼，让我们等他，说他卸完妆，跟几个记者说会儿话就赶过来，他想听听我对彩排的意见。我们再次走进了那个熟悉的包厢。刘倩这次在剧中扮演四姑，这是我虚构的一个唯一的女性角色，一个漂亮的小寡妇，也是剧中唯一同情孔乙己的人。戏份虽不多，但她演得很卖力，也很好，几次的眼泪都是真的流出来了，两眼晶亮，我在台下看得真切。于是便好奇地问了，演员流泪是不是需要经过训练？要不怎么說来就来呢？毕竟眼泪不是自来水。刘倩就哈哈大笑，说演员只要遇到合适的角色，全身心地投入，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她说她就是个投入的女人。这个瞬间我有些冲动，觉得身边要是有刘倩这样的一位女朋友，一定会很幸福的。正这么想着，女人的下巴又像猫一样扬起，我这才听出外面响起的脚步声。

　　卸完妆的沈知白又恢复了沈团长的模样，却让我不大适应了。他还是像上回那样，进门就和我有力地握手，然后再把风衣脱下，扔给刘倩。和上回不同的是我对这个细节的感受，我羡慕沈知白的这份排场，但这羡慕中又夹杂着男人的一份嫉妒。沈知白喝了口茶，说谈谈吧，我今天就是专门来听意见的，你的意见尤为重要。我说演得很好，真的很好……至于意见，我只提出，第二幕落幕前的一个细节处理，有点不舒服——原来一直站着的孔乙己想坐下来继续喝酒，掌柜的却从后面把凳子突然抽掉了，孔乙己便落空跌倒在地，盏子里的余酒也洒了一身，引起哄堂大笑，台下也是一片掌声。

　　这是个噱头，我说，与鲁迅笔下那个“唯一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有点隔膜，不太好。

　　沈知白说，剧场效果很好啊！你没听见掌声吗？

　　我就说，这种掌声有点廉价吧？

　　沈知白就做出了很严肃的样子，说：哦，这个嘛……我考虑考虑。

　　我意识到自己说话直率了一些，何况刘倩还在边上。毕竟我还是个在校学生，没有狂的资质。于是就把话题转到第一幕上，说他设计的几个偷书的细节特别好，几本书，各有各的偷法，比如一不留神藏到宽大的袖子里，或者把书卷起来伸往后背挠痒，再顺势滑进脖子里。这些都是天才的设计，我是由衷地称赞。沈知白就很激动，突然把手从桌面上伸过来和我握手，却更有力，说你是懂艺术的。而且，他用明亮有神的眼睛看着我，说，你这个人将来是可以做导演的。你完全具备这个素质！

　　然后他还看了刘倩一眼：你信不信？

　　刘倩就点点头。

　　很多年之后，沈知白还对我提起，说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其实对我而言，也就是得了一百块钱。不过，我至今把它视为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我不觉得这是个笑话，因为这件事改变了我，或者是最终改变了我。

　　当然，也改变了沈知白。

　　三

　　手机响了，是王兵来的，说今天他得去机场和高铁站接几批外地来参加婚礼的朋友嘉宾，可能没有时间陪我了，晚上或许能在一起吃个便饭。我说你忙你的，我想一个人到街上转转，毕竟，我很长时间没有回犁城了。于是这个下午我就去了街上，顺便想理个发。

　　老城区变化不大，街上的梧桐树是彻底不见了，换上的树名贵却一点也不好看。新建的地铁站倒是很气派。路面上过往车辆又感觉比以前更多了，行人还是不便。路过省委大院，我蓦然发现原来门前站岗的武警，已经变成了保安。这才想起，省委和省政府已于两年前迁往了新区。现在这两个院子都空着，或许很快就会拍卖掉，换来大把的银子。站在老省委大门前，面对那座灰色的办公大楼，我的心情变得有些沉重。这座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楼，虽说是前苏联的建筑风格，但今天看上去还是显得庄重。三十四年前我第一次走进这个肃穆森严的大院，步行走上这座楼的第四层，然后就一屁股坐到了最西端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八年。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却这么莫名其妙地给坐掉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唏嘘不已。

　　同学之间至今都认为，那一年我之所以能分配到省委机关，与话剧《孔乙己》的成功上演关系极大。毕竟这部戏给我带来了荣誉，也让学校有面子。不过，当初系里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却表示想去文联或报社，我不想进机关。系主任便开导我，说文联和报社都是归宣传部管的，是上下级的关系，从上到下容易，由下往上就不那么简单了。于是不久，我就到了这座大楼的四层报到，这里就是省委宣传部。那是1982年9月间的事了。

　　靠西端的两间办公室，是我所在的文艺处。这个处联系的省直单位只有文化厅和文联。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写写材料和领导的讲话稿，要不就是开会、听报告，或者出去搞搞调研什么的。其时正值党政机关大兴机构改革，中央提出要大力起用“四化干部”。新来的部长是学工科的，人还谦逊，涉及到文化界的人事，都会听听我们处的意见。所以，沈知白作为文化厅副厅长的候选人之一，我是很早就知道的。部长最近要安排和几位候选人分别面谈，让我拟一个谈话提纲，也就是提出一些问题，当面考考他们。这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必须对外保密。我拟的几个题目，连我们处长也不能知道，直接送到部长那里。一天临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话剧团的刘倩，感到有些意外。自几年前那次合作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系。为这事我还苦恼过一个阶段，我想，不主动联系她还是因为中间有个沈知白吧，虽然老沈已有家室，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看都有点暧昧。我很在乎这个。刘倩很神秘地问我现在说话方便吗，我说都快下班了，办公室就剩我一个呢。刘倩就说有人要请你吃饭呢，还是老地方。我自然就想到了沈知白，这个电话他不直接打，而是通过小刘转达，直觉告诉我，应与这次的提拔有关。我便有些犹豫，觉得这个时候和老沈见面似乎有些不妥，但是刘倩那头已经把电话匆忙挂断了。这样我也就只好赴约，免得失礼，至于我和沈知白之间即将进行的谈话，我心中有数。

　　城南茶楼现在生意果然好过以前，一楼的散客不少，显得有点儿闹。我没有发现刘倩的身影，便径直去了二楼，一打听，包厢还是原先的那个包厢，这应该是沈知白特意的安排，好让我们触景生情重述友情。我推开门，沈知白已经独自坐在里面，我倒有了几分的不自在了，腼腆地喊了声沈团长。

　　沈知白伸出手，和我有力地握了一下，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几年一过，你就成上级领导了。

　　这话听起来有些肉麻，但我也习惯了，如今这种假惺惺的话满大街都是。于是就说，我不过是大机关里的一个小职员而已。

　　你这个起点很高啊！沈知白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在话剧团跑龙套呢。

　　正说着，有人送餐来了。

　　茶楼是中式设计，送上的却是西餐，感觉不伦不类。不过看上去做得很好，每人一份火腿煎蛋和一份八成熟的牛排，外加一道蔬菜色拉和罗宋汤。沈知白说这都是刘倩的安排，简单对付一下，不介意吧？

　　我说太客气了，其实有什么事不妨在电话里说嘛。

　　沈知白笑了笑，说，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随便往你办公室打电话呢？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我这个人是能够体谅的。

　　他说得流畅，我却听得别扭——谁体谅谁呢？既然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也就开门见山，问他：沈团长是关心这回厅里的人事调整吧？

　　沈知白倒也不掩饰，说：其实我这人原来一点也不关心这个。当年我们合作《孔乙己》，那才是我内心的向往，回想起来，至今还是让我感慨万千啊！我不止一次地责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一门心思去演戏呢？以我的条件，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虽然比不上金山于是之，但在这个省，立个头牌应该不在话下。

　　他像是在倾诉，我洗耳恭听。

　　但是呢，沈知白把身体往后一靠，双手环抱胸前，话锋就转了：既然命运把我赶上了这条官道，就算鬼使神差吧，想再折回去恐怕也难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在正处级上干了八年，动一下，也不算新闻吧？

　　我就笑笑，说让一些懂文艺的人去干，总归好过外行。

　　沈知白突然就站了起来，说：这是优势，可也是劣势啊！

　　我很奇怪，就问：这怎么能是劣势呢？

　　沈知白再次坐下，眼神像是在回忆似的，然后换上一种低沉的语气说：我已经接到通知，下周部长要找我正式谈话，主要是要我谈谈工作上的想法。我就很纠结……第一，新来的部长是学工科的，他和我谈文艺，会怎么谈呢？我又该怎么说呢？

　　我知道他在套我的话，就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沈知白说：没这么简单啊——如果我畅所欲言，会不会让他感觉到我在显摆？现在有的领导是不喜欢显摆的。第二，如果我顺着他的话说，又担心他觉得我能力不够，没有自己的见解。你看，这里就有一个分寸问题了——就像舞台上演戏，主角之间的对手戏好办，彼此可以较劲，那叫飙戏;但是主角和配角之间搭戏就不容易了——配角演得不好，会让主角感觉你是故意拆台;配角演得太出彩，又会让主角觉得是在抢戏。这么说吧，两个懂行的人在一起，好谈;两个外行在一起，也好谈;不好谈的就是外行和内行之间——哦，我可不是说部长是外行啊！

　　沈知白不愧是沈知白，他深谙知白守黑这一法则。他當得起“知白”，也对得起舞台。就刚才这番话，谁听起来都会觉得他沈知白是一个见识过风浪的老江湖。现在的问题是，这位自以为是的江湖中人惦记着的却是庙堂之事，这就让我觉得有些怪怪的了。我在想，接下来他还会说什么。

　　沈知白替我倒了杯茶，说：几年前，在这座茶楼、这个包厢，你我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所以呢，今天请你过来，还想请你替我点拨点拨。

　　我便笑道：沈团长言重了。我觉得，部长这人还是爱才的。

　　沈知白说：如果这样的话，我自然可以借题发挥了。但是这个题可是他出啊，当然，其实是你出的，我没说错吧？

　　我喝了口茶，心想肯定是处里某个人向沈知白透了口风，才有了眼下这一出。不过，我是不会违反纪律的，我会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我对沈知白说：我不过是为部长提供了一些谈话思路，供他参考;最后怎么定，那是他的事了。

　　沈知白迟疑片刻，把双手握了握，指关节发出嘎嘎响，他凑近我说：我打个比方吧，今天我是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您呢（他竟然称“您”），是我的辅导老师。虽然考试卷子的题目您不能泄露，但划出一个大致的复习范围，总该是可以的吧？这也不会违反组织原则。对不对？

　　他很会说话。此刻他的眼神也流露出一种乞求，对应的无疑就是一份同情。这不禁让我想到当年他演的孔乙己，尤其是剧情到了最后一幕，舞台上的沈知白真的就用手“走”到了观众的面前，引起了台下一片唏嘘……

　　沈团长今天请我喝茶，是高看我一眼了。我说，至于你说的谈话范围，也无外是对当前文艺政策的理解和文化管理方式之类，当然你也可以谈谈我们省文化管理上的弊端，你大可不必紧张，我呢，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他连声道谢，说我这几句“点拨”，让他茅塞顿开。

　　这次喝茶就这么结束了。我能感觉得到，沈知白还是有些不满足。不过，直觉告诉我，这回的提拔，他沈知白是大有希望的。离开的时候，沈知白突然提出来让我先走，他想一个人再待会儿。我知道他是不想让人看到，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单独见面了，茶楼人多眼杂。但是我还是有点不舒服，感觉刚才是同这个人做了一笔不够体面的交易，还是逆差。我不喜欢这种鬼鬼祟祟的勾当——这算是勾当吗？后来我多次这样问过自己。

　　与沈知白的谈话几天后就进行了。部长原打算单独和沈知白谈话，那天却临时作了调整，让处长和我也参加旁听，我兼做记录。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沈知白提前一刻钟就到了，这也不出我的意料。这个人历来拿捏得很好。他先到了文艺处，同我打招呼，我便引他去了小会议室。坐定之后，我给他沏了茶，轻声对他说，放松点，比你想的简单。他点点头，额头上却渗出了一点细汗，说这几天一直在按我划定的范围在“补课”。不一会儿，处长陪着部长来了，沈知白立即像军人一样站直，恭敬地打招呼。部长也很随和，微笑着说，沈团长一看就是演员出身。这话一说，沈知白就有些不自在，口齿也显得不利索，说：是的……毕竟在舞台上待久了……

　　部长摆摆手，示意坐下，沈知白才坐下，眼神却有些犹疑。部长说：其实我是看过你的戏的，我是你的观众。

　　沈知白眼睛发直，不敢相信：您看过？

　　部长喝了口茶，说：几年前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看过你演的《孔乙己》，演得不错！

　　沈知白的嘴半刻也没合拢，说：这，这太巧了……我喜欢孔乙己这个角色，还，还因此还得了一个最佳表演奖……

　　实至名归嘛。部长接着说，这个戏在北京的反应也挺好。你们团今后要多演这样带有原创性的作品，你本人更要带头演。

　　谈话的气氛顿时就变得热烈而轻松起来。这次谈话进行的时间不长，也就一个小时，部长提了一些问题，沈知白回答得很好，他的借题发挥也相当到位，听起来既不枯燥，又不啰嗦。当晚，沈知白又和我通了电话，我原以为他想打听部长对这次谈话的印象，结果这个人却问：为什么部长今天要说“你本人要带头演”呢？还加了一个“更”？

　　这话有什么不妥吗？

　　他不会打算把我一辈子摁在话剧团吧？

　　你多虑了沈团长，我说，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为，这是部长鼓励你今后继续抓好戏剧创作呢？

　　我这么一说，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感叹一句：听天由命吧，谢谢您。再次谢谢您！

　　挂上电话，我的心情却变得不好了。今天下午一个小时的谈话，这个沈知白根本就没有提及《孔乙己》这个剧本的编剧是我，这本是嘴边上的话，可这个人就是咬住不说。他守口如瓶，却要我点拨，这也太不仗义了。我知道他是不想分散部长的注意力，担心焦点跑偏了。于是当年的不愉快再次袭上心来，那张皱巴巴的晚报仿佛再次飘到了我的眼前，就觉得沈知白这个人很自私，也太滑头了。

　　几个月后，我看到了组织部下发的人事任免文件，沈知白任文化厅副厅长。

　　四

　　理发的时候我起了睡意，好像也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就想，如果当年我不离开犁城，现在会是什么样呢？继续待在机关，像过去的那些同事一样慢慢熬，一直熬到退休前，以此换取一个自我安慰的级别待遇？记得那年想离开机关的时候，沈知白和我谈了一次话，说我的专业能力很强，机关正需要我这样的人才。他说得很真诚，我却一点也听不进去。我说机关最大的无奈，不在于你是否能干，而在于领导认为谁能干。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沈知白就一声感叹，说我们内心的感受其实非常一致。于是我接下来就说，沈厅长，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鏡子，那么，你沈厅长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他便狐疑地看着我。我索性把话挑明：我可不想为一个厅级副厅级而奋斗终生。

　　1985年的沈知白已经由沈团长到了沈厅长。地方上不比部队，没有人会在公开场合说谁是副职，见面一律都喊沈厅长。我们的沈厅长经常出席一些活动，他的新闻和照片几乎每周都出现在报端或电视上。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却渐渐疏远了。每回他来部里开会或者汇报工作，他是不会主动来和我打照面的，因为他现在不需要我“点拨”了。倘若偶然遇到，也就是点点头，说两句废话。有一次香港的一个什么天王来犁城开演唱会，我妹妹想和男朋友一道去看，但是票早已经售罄，我便试着给沈知白打了电话，可是他没接。我想他是故意不接的，这一天找他的人肯定很多。最后还是通过王兵解决了问题。王兵说，你在宣传部文艺处，居然还弄不到两张票？你不能直接去给沈知白打电话吗？我说打了，他没接。王兵就很生气，说要不是当初的《孔乙己》，姓沈的未必能到今天这个位置。王兵有些夸大其词，但也不能说毫无道理。那次谈话，当时如果不是部长突然扯到了《孔乙己》，他沈知白又该是怎么一番表演呢？这么想着，我心里确实不舒服了，心想沈知白这个人，算是领教了。可是到了1988年的秋天，一件事又让我和沈知白再度聚集，就像一首诗里说的，一阵风，把两片叶子无意中吹到了一起。

　　我们和邻省有一个合作项目，计划拍一部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记片。按现在的行政区划，这个历史人物属于我们省，编剧也是省内的一位老作家，但是投资方却是邻省，因此对方提出来要派导演和主演。两省的文化厅谈了几轮，都没有谈出结果，事情就提到了部里。部长批示，让文艺处先看看剧本。处长就直接把剧本给了我，说你喜欢创作，你先看。我自然就看了，剧本还不错，一部人物传记片的构架，新意不多，但还扎实。问题是在合作层面上我们没有优势。我告诉处长，剧本的版权已经卖了，人家出钱，话语权当然就在人家手里，即使人家不搭理你，把你撇到一边，你也没脾气。处长就说，这事现在连省委主要负责人都知道了，涉及到我们省的荣誉，还是要据理力争。

　　没过几天，部长正式通知我们，说下周去邻省参加对等谈判，人家那边也是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出面。于是就临时组团，部长带队，文化厅和广播电视厅分管副厅长参加，我和文艺处长随行。文化厅来的就是沈知白，出发之前他给我打来电话（他已经很久不與我通电话了），问我对剧本的看法。我说还可以。他接着就问，你觉得我可以演吗？我这才明白过来，这个项目之所以搁浅，可能就卡在这个环节上，沈某人夹带着私货呢。于是我说，我是小人物，说了不算，如果你觉得是你的机会，就直接跟部长谈吧。

　　沈知白有些迟疑：这个……我不好自己出面吧？

　　又想拿我当枪使了，但这回我不想接茬，我说：部长不是一直鼓励你要带头演戏吗？那次谈话我可是在场的。

　　沈知白可能听出来我带有一点情绪，便说：我就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毕竟你是内行，又能写本子。至于领导的话，也是此一时彼一时。

　　这人就是这样，什么征求意见，无非就是想让我替他出头代言罢了。我知道他很想演那个角色，说实话，他也能够胜任，只是现在这种身份开不了口，怕造成负面影响。还有一点让他头痛，对方文化厅的分管副厅长也是演员出身，也拍过几部电影，但那几部电影都很有名气，家喻户晓，所以这一点上他沈知白就处于下风了。但他坚持说电影的名气并不代表个人的能力。言下之意，就个人条件和表演能力而言，他沈知白是毫不含糊的。

　　我就哈哈，不想再说什么了。

　　电话就这么结束了。放下话筒，我不禁摇摇头，这个人什么都想要，一点好处都不落，鱼和熊掌兼而得之，天下哪有这样的知白守黑？

　　几天后我们一行就去了邻省，对方接待很热情。谈判的焦点其实是导演人选。对方文化厅的副厅长上来就表明，某种意义上，电影就是导演的作品。或者说，导演是一部影片的灵魂。所以，还是先谈导演人选。导演定了，主演遴选就是导演的工作，我们要尊重艺术规律，不能越俎代庖。

　　这话很有道理，部长就点点头，说那就先谈导演吧。我注意到沈知白的脸色在这个瞬间起了变化，有点儿发灰。他肯定在想，自己出演男主角的机会可能泡汤了。

　　对方接下来说得更为直接，虽然两个省都有电影制片厂，但是，你们省自新时期以来就没有再拍过电影，名存实亡，而他们的电影厂每年都有生产计划。这也是事实，我们无言以对。部长就看看沈知白，说你们的意见呢？谈谈吧。沈知白便站起来，或许是因为刚才那点小心思的干扰，他这次说话显得杂乱无章。一边大谈这部电影的重要性，一边又重复对方的观点说导演是电影的灵魂，就是提不出一个可以扳回一局的方案。而接下来发言的那个广电厅副厅长就显得更没有水平，只说两省合作是一件大事，更是一件好事。听得部长都有点不耐烦了。突然部长看看我，说你也说说，你懂创作。我有些不自在，但部长看我的眼神很坚定，我只好放下笔，我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说了。

　　刚才对方说得很有道理，我们省的电影制片厂确实还处于瘫痪状态。我首先承认了这个事实。但是，我接着说，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导演是一部电影的灵魂，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贵省的电影厂虽然每年都在生产电影，可至今也没有生产出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电影，这是不是可以说，你们的导演水平有限呢？

　　这个判断一出，我看见部长原本紧绷的脸上松弛了许多。

　　我有了底气，表达更为从容：既然是合作，也不意味着只能从两个省的内部去寻找资源。过去北影拍《烈火中永生》，不是还请上影的赵丹来主演许云峰吗？连八一的王心刚、长影的庞学勤这样的明星都来跑龙套呢。我觉得合作，就是资源优化整合。既然我们两个省这方面资源有限，很难物色到一个理想的导演人选，那何必守株待兔而不去北京、上海聘请呢？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思路？

　　我刚说完，部长就接着说了。他说年轻人思想很活跃，我提出的这个思路很好，希望邻省的同行考虑一下。我们合作，目的是搞出一部好作品，而不是谁抢谁的风头，谁压谁一头。部长同时还表示，关于这部电影的投资，我们省也可以出一半。对方的部长也点头称是，说这个会开得很及时，很有必要，为双方今后的合作定了基调，至于一些细节，两方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接着谈。

　　当天返回，沈知白热情地邀请我坐他的车，说路上想和我聊聊。我只好同意。在车上，沈知白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今天可是唱了一回主角。

　　这个人的潜台词是，我今天抢了他的戏。不过，事已至此我倒也无所谓了，抢了就抢了吧。自从沈知白当了副厅长，我感觉这个人身上的气味跟以前大不相同，说得直白一点，有点让我讨厌。于是我就说：部长让我说，我不得不说。

　　你说得很好！沈知白说，其实嘛，我们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所见略同。我原来也是这么考虑的，可是拿不准领导的意图，担心出言不逊会影响到两个兄弟省的关系，所以就……

　　我就笑笑，说无非就是一部电影嘛，不至于这样吧。

　　沈知白没有接话，而是另起了一个话头，问我：听说你想离开宣传部？

　　我说是，从进机关的第一天我就想离开。我一直想去文联，或者报社，我还是喜欢写写字，但不是材料和讲话稿，是小说或者剧本。

　　糊涂！沈知白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膝盖，说你没见部长今天对你说话的评价和态度吗？这是多好的机会，为什么偏要挑这个时候去什么文联报社呢？

　　沈知白这么一说，倒是让我对他有了点好感，毕竟这回他是真心替我着想。可是这个人并不理解我，当然，他也未必理解他自己。机关这几年混下来，我对自己的未来大致也看明白了一些。我才不会像他沈知白这样察言观色，成天活在对上级的揣测中。这太累。我也不想继续伺候人了，如果老天非得让我这辈子伺候人，那我就辞职回家侍奉我妈。

　　见我不吱声，沈知白又接着说了：当然啰，你确实是能写出来的，当初的《孔乙己》就写得很精彩嘛！

　　可是当着部长的面你怎么就一字不提呢？我心里又这么想了一回。

　　如果你真考虑好了，你可以来我们文化厅。沈知白说，我们也是有报纸和刊物的，随你挑。

　　我说谢谢，这事以后再说。

　　沈知白就发起了感慨：我理解你的心情。一方面作为年轻的干部，起点这么高，能力这么强，日后肯定会大有作为。可另一方面呢，又挚爱着自己的专业，不断有新作在一流的期刊上面世，势头同样不错。于是就很纠结。这又和我又相似了，虽说我如今是文化厅副厅长，但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演员，我一直很想演戏。

　　我说我不纠结，我只是不喜欢机关。我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喜欢琢磨自己有兴趣的事，就这么简单。没准儿让你沈厅长说对了，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去做导演，我也觉得自己能够干好这个活儿，我有这个自信。那时再遇到今天这类的合作，我就是一张牌。

　　沈知白便瘫下身体笑了，笑得几分赞同，也含着几分不屑，他说：将来如果你当导演，可得想着我老沈啊。我现在是无法分身，但总有退休的一天。我们必须再度合作。

　　在这场旅途谈话的十年之后，我真的就成了一个导演。

　　五

　　我好像真睡了会儿，直到理发师叫我洗头，才睁开了眼睛。我想我是有些累了，昨晚想到今天要回犁城，便想起过去许多事，就像在剪辑台上跑片似的，一些画面在眼前不断划过，自然就失眠了。洗好头，再吹干，这时，我注意到对面的一个顾客一直在通过镜子打量着我，便虚了目光，但那人却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小心地问，您是谁谁吗？我愣了一下，点点头，但我并不认识他。那人就满脸欢笑地说，真是您啊，我是您的粉丝！我在电视上看过您的专访，当时就记住了，毕竟是我们犁城走出去的知名导演啊！然后就如数家珍地报出了几部我拍的电视剧，再端起手机要和我合影，一时间把我弄得好尴尬。但我又不能像人家钱钟书那样牛逼，说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在意是哪只鸡下的呢？我只能将就着答应。那人接着又说他儿子在北电学表演，问我能不能给他一张名片。我说我没有印过名片，但给他留下了北京工作室的电话，并说可以让孩子去玩，会有人接待他的。那人连声道谢，非得请我吃饭，我说我还有事，不必客气。

　　好不容易离开了这家理发店，外面的天色开始转暗了。城市在这个时分有些无精打采，显得苍老，好像一下萎缩了许多。

　　因为某种机缘，我最终还是离开了机关，那是在1990年。但我没有去沈知白所在的文化厅，而是把工作关系转到了文联。其实文联也没有一个具体单位愿意要我，先把我搁在办公室，那里除了会计就是司机，我一天也没去过，那些日子我就待在家里，倒是闷头看了不少书。有一天，文联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通知我，说马上要搞职称评定了，想问问我到底算哪头。他的意思是，我的待遇是随公务员的行政级别，还是走专业人员的职称系列。我说不知道。我也不想参与什么职称评定。几天后我就飞往了南方，那一天正好是清明节，犁城机场阴霾四布，仿佛带有祭奠的意味。这便让我觉得是对这个城市的一次告别仪式。当飞机腾空升起，离开犁城的那个瞬间，我唯一的牵挂是我的女儿。我在南方折腾了好长一阵子，算起来前后有七八年，其实并没有挣到大钱，最后又到了北京，和几个朋友合伙做了一家影视公司。没想到的是，我们动手做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就火了，收视率和重播率在那一年都是名列前茅。而且，这部戏是我自编自导，我还客串了一个角色。对于一介书生，一时间也算得风光无限，财源滚滚。我在京城最好地段一个体面的小区买下了一套四室两厅，也买了一辆原装进口的SUV，大有一种穷苦人的翻身感。

　　这年秋天，我抽空回到犁城看望女儿，很快就接到了沈知白的电话，这个人消息总是来得很快。他在电话里恭维了我几句，说我是一鸣惊人，金子扔到哪里都会发光之类，最后明确地告诉我，要请我吃饭。我说吃饭就算了，我也就待上几天，想多陪陪孩子。于是他就提出再去城南茶楼喝茶。那可是咱哥俩的根据地啊，他不无幽默地说，老朋友好久不见，得好好叙谈叙谈。

　　我当然不会认为是“哥俩”，但也不再推辞。心下一琢磨，我离开机关，离开这座省城，已经十多年，时间不经意地就这么流过去了。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如今却奔五而去。再回头想沈知白，也该是临近退休的年岁。然后就想起了多年前他的一句笑谈——某天我做导演，别忘了给他一个角色。我想沈知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请我喝茶。这个人历来很实际，已经到了正厅级，仕途算是到顶了，那么余下的时间他想回头再做演员。这也是正常的心态吧？

　　那个下午，沈知白派车到我家里，将我接到了城南茶楼。城市近几年变化很大，盖了不少高楼大厦。这家茶楼也重新进行了装修，面目一新，风格是流行的所谓新中式，但是看上去却没有从前协调。门前那副楹联还在，重新用漆描了。我到的时候，沈知白已经在门口迎候，猛一看上去，这个人老了一些，但精气神还是那么充足，声音也还是那么嘹亮，手也一样有力。

　　我的眼光没错吧？他抖动着我的手说，二十几年前，我们在这里初次见面，我就说你是个人才！

　　这种先见之明的得意让他很享受，但在我的记忆里，他根本就没这么说过，当时他只说过年轻人要好好把握机会，不要计较鸡毛蒜皮，因小失大。我自然也不会揭穿，只是讪笑着，说沈厅长看上去倒是没怎么变化。

　　我哪会有什么变化呢？他立即接过话头，说，我早就到顶了，明年退休，退到二线，去人大政协挂个闲职，如此而已。

　　这人太能借题发挥了。

　　接下来他就放缓了语气，说好在现在时间有了，完全可以自行支配，自己又有重新走上舞台或者银幕、屏幕的机会了。所以，他十分诚恳地说，我正式拜托老弟，今后再做戏，无论如何得想着你这老哥。不是吹，只要是我這个年龄段的角色，正反通吃！

　　我就敷衍：我知道沈厅长是老戏骨。

　　他也就笑纳，颇为激动地说：我们可是最早的合作者啊！当年的《孔乙己》，那可是红遍京城啊！

　　我靠，一提这事我就添堵。这真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正想着怎么接话，好在这时沈知白手机响了。他看了一下来电显示，便对我做了个手势，出去接听，还随手将包厢的门带上。新中式的门上不得装保险锁，不容易带紧，他在外面说的话，便断断续续地送到了我的耳朵里。电话那一端应该是个女人，因为沈知白的口气现在显得十分温和，他说：别急，别急……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难道还没有数吗？你呀……你听我说好不好？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冲动……

　　我的判断应该不会错。当然，像沈知白这样的男人，关注他的女人肯定不止老婆一个。虽然年届花甲，但还残存着作为男人的魅力。这种破事我现在也见得多了，没往心里去。可是眼前却掠过了当初他把风衣随手扔给刘倩的画面，心想那女人跟我年纪相仿，也该是半老徐娘了。

　　过了一会儿，沈知白回来了，张嘴就是瞎话，说厅里突然有个急事，下面来人了，他得赶回去听汇报，实在是不好意思。

　　那就到此吧，我们握手道别，不过我说，我想再待上一会儿，就着这地方等一位同学来聊。于是他就先离开了，走得有些匆忙。下楼的时候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但这回他没有接听，而是直接挂断了。我就想，这个年纪的男人要是遇到这种事，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是会非常辛苦的。

　　我要等的同学就是王兵。本来那天是打算晚上一块儿吃饭的，既然现在时间还富裕，我就给他打了电话，说就来城南茶楼喝茶好了，这里也有简餐，很方便。王兵说他就在这附近的一家旧书店里淘书，很快就能过来。

　　王兵当时是省纪委的一名处长，所以后来当我一聊到刚才沈知白的那个电话，他就鼻子哼了哼，说老沈这方面举报材料可是一大摞呢，连他老婆都找上门了。

　　我有点好奇地问：还有老婆举报老公啊？

　　王兵就笑了，说沈知白的老婆也是个好角色——那女人是唱京剧的，以前演过阿庆嫂。她来不是举报，而是恳请组织上治病救人，好让沈知白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那女人说我是管不住你沈知白了，那就让组织上来管！那才叫一个字正腔圆。王兵还谈到一个细节，差点让我笑喷。沈家的席梦思已经买了十多年，现在是女人睡的一侧已经塌陷，而属于男人的一侧还是鼓鼓的——这个男人在家根本就待不住啊！王兵打着京剧旦角的腔调说。

　　我差点儿笑出了眼泪，递给了王兵一支烟。点上烟，然后我才说：好在文化厅只出戏子，不出票子，如果换作广电厅或电视台，那可就不是清水衙门了。某种意义上这倒是挽救了他沈知白，以他的德行，位居肥缺，是绝不会干净的。王兵说可不是，电视台的台长上个月才弄起来，那哥们儿也是从你们宣传部出来的。我说我认识那人，倒是看不出来他还会捞钱。王兵说这种事你能看得出来吗？省委一个副书记，标准的农民形象，平时抽烟都是二十块以下，谁能想到在他老家的猪圈里能挖出三千万现金？十几个蛇皮袋呢。

　　这天王兵也就聊了一会儿，本来想一起吃饭，结果他也因为急事先走了。我故意逗他，你不会也去会什么小蜜吧？王兵说他早就阳痿了，伺候不了。那时候天色将晚，我打算点一份便餐。那回沈知白安排的西餐我还有印象，就想如法炮制，可是服务生告诉我，他们早就不做西餐了，只有简单的面食和凉菜。我正考虑着，忽然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仔细一看，原来是话剧团的刘倩，这让我很是意外。女人看上去保养还不错，只是现在的情绪明显不对，气喘吁吁，好像是一路跑来的。我还没有说话，她上来就问：沈知白呢？

　　明摆着的，刚才电话那端的人就是这个刘倩，这女人和老沈就是那种关系，而且应该还是老关系了。这么想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支开了服务生，说老沈刚才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有点急事……

　　电话是我打的，刘倩说，这些天他一直都在躲我。

　　刘倩说，她知道我回犁城了，就猜到沈知白肯定会约我来这儿喝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连忙起身给她倒茶。女人的眼泪已经溢出，我又把餐巾纸递到了她面前，她说不好意思，实在是太委屈了，她已经受不了这种折磨了。我很尴尬，我不想听这种倾诉，但又无法抽身。于是就说，还是找机会和老沈好好谈谈吧，都是老同事，有什么谈不开的呢？

　　刘倩说沈知白这个人太卑鄙了，也太虚伪了！你大概不会知道，她像当初在舞台上演四姑那样很投入地说，当年你们第一次见面，其实那天我们仨是一起到的，为了在你面前摆谱儿，他特地在车里待着抽烟，非得看你进来晾上一会儿才假模假式地出现，目的就是想让你服帖，好让你免费提供剧本。

　　我心里格登一下，不禁感叹：原来老沈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演戏啊。

　　没错！女人越发激动起来，那回要不是你们打上门去要钱，肯定就白忙了。

　　这就让我纳闷了，我说，剧本的稿费本来就含在一个戏的预算成本里嘛，上面有拨款，他沈知白干吗这么抠门儿呢？

　　女人说，当时这个戏面上是以老李的名义承包做的，沈知白说是改革，其实就是他们哥几个合伙分赃。上面拨款其实很富裕。他沈知白吃肉，我们几个傻瓜跟着吃点残羹剩饭……他就是个骗子！

　　刘倩说到这里就哇地哭开了，情绪已经完全失控，说姓沈的太欺负人了，骗了她二十年，她为他离婚，为他堕胎，为他鞍前马后地伺候着，可是他一直就在欺骗她。

　　这么一来，事情便闹大了，茶楼里的服务生都听见了楼上女人的哭声。很快就来了一个保安，推开包厢的门，用略带鄙夷的眼光打量着我。我便站起来说没事，有事我会叫他。保安很迟疑地把门带上，一边嘟哝着这是公共场所。我心下一沉，这个情势给人的印象太糟糕了，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这个女人今天就是奔我而来的，是我骗了这个女人二十年。果不其然，几天后我妹妹竟然从水市打来了电话，说她听到了一些对我不利的风言风语，还问我前几天是不是在犁城的某个茶楼和一个女演员吵架。这么快，连相隔两百里的水市都知道了。妹妹带着警告的口气对我说，你真不能乱来啊，这样对不起死去的老娘！我简单地对妹妹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说这是一场天大的误会，完全就是张冠李戴。妹妹很气愤，说你最好登报声明一下。我哪能这么做呢？一盆臟水就这样泼到了我头上，这回沈知白真把我坑惨了。我还是赶紧离开犁城吧。

　　六

　　夜色弥漫开来，冬季的时间总是给人错觉。而且，起风了。新理的头发让我觉得脖子上很凉，便顺路走进了城南茶楼。这里的格局又改变了，大概茶楼的生意不好做，几经转手，现在一楼改成了小超市。二楼的包厢也拆除了，全设卡座。这种改变让我突然有些莫名的伤感，让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样子。我自觉不是一个怀旧的人，对逝去的岁月，我也不想缅怀。奇怪的是，这个茶楼总是在提醒着我与沈知白的关系，我想摆脱，却不容易。于是就点了一杯龙井，我想就在这儿歇会儿，晚上在此和王兵见面闲聊也挺好，聊晚了，过了天桥就是奇峰酒店。

　　回想起来，我和沈知白最后的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当时他刚退下来，精力却是异常充沛。他经常给我发短信，说在哪张报纸上看到了我新戏开拍的消息，又在哪家书店里买了我的几本书。总之是要跟我保持热线联系，哪怕他意识到我对他有些敷衍。那年春节刚过，有一天我接到了沈知白的电话，问我本周是否在京。我说在，这段时间都在。又问我今年还有没有档期，我说有一个戏正在策划中，目前还未确定。他说那就好，他马上会来北京找我，说省里正在筹备一个大型的电视剧，根据一位卸任老领导写的小说改编，由省电视台和广电集团联合投资，他是总策划。几经周折，他力排众议，举荐我来出任编剧和导演。这倒让我有些意外，老沈怎么突然间变得如此慷慨？我说多谢抬爱，同时提出，还是先把小说快递过来，待我看过再说。沈知白说时间很紧，书就不寄了，他会随身带来。

　　通完电话，我马上就想到，一定是这个戏中的某个角色适合他沈知白，他才如此地上杆子。怨不得我小人之心，因为我自觉太了解此人了。

　　那个周末，沈知白一行果真就到了北京。除了老沈，同行的还有广电集团的一个副总和省电视台制作中心的主任，三人都是西装革履，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沈知白一行走进我的工作室，看见四壁挂满的这些年我拍戏的海报和剧照，他再次亮出那副极好的嗓门儿，对另二位说，看看！我沈某人举荐的人怎么样？那二位就附和，老厅长的眼光还能有错？等喝上茶，正事才开始谈起。事情与老沈电话里说的一致，他们已经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版权，故事是一个回乡的大学生村官，在一位身残志坚的老村长的帮助下，经过许多的曲折，如何让一个落后的村庄变成现代化的新农村，还把生意做到了美国。老实说，对这种题材我毫无兴趣，就说，还是先看看小说吧。沈知白却说，小说写得相当精彩，书店里都上排行榜了！对他这种表达，我很不以为然。写作是一个职业，小说是一门艺术，一个卸任赋闲的老领导怎么轻而易举地就能写出一部“相当精彩”的小说呢？除非他是温斯顿·丘吉尔。说这种话的人，要不为了讨好卖乖，要不就是根本不懂。我坚持说，必须先看完小说再谈。

　　对我这种态度，沈知白肯定是不高兴的。可现在毕竟是他在有求于我，面对我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他也只能无可奈何。沈知白在我们几个面前来回踱了几步，然后点点头——好像必须要经他首肯似的，说：那你抓点紧，我们这回是想带着合同走的。

　　当晚我就把小说翻了翻，说实话，没法看下去。但我非常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买下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权。我也不打算和他们几位见面了，免得尴尬，于是就给沈知白发了一条不短的短信，明确表示小说无法打动我，我也不适合拍这类题材，让他另请高明。很快，沈知白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而且我断定，此刻他边上没有人。因为他说，这件事他是主要推动者，做了不少基础工作，好不容易进行到这个地步，希望我无论如何要帮这个忙。至于我的稿费片酬，都是好谈的。

　　他已经是在求我了。我更知道，如果我抽身，他的某些理想，比如想出演那位身残志坚的老村长，就可能落空。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我不会对自己缺乏兴趣的事情表现得眉飞色舞，更无法迁就。最后，我还得向他道歉，说今后有合适的项目再谈。

　　可以说是不欢而散。我这回不仅让沈知白丢了面子，也让他失去了预期的名利，他肯定是不痛快的。我能想象得出，来的时候他在那二位面前是多么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说一定要带着合同离开。可是我却没有让他如愿以偿。

　　这以后我和沈知白之间的联系明显减少了，但我还时常想到这个人，总想着应该给他一次补偿。到了秋天的时候，我计划中的那部民国戏进入到籌备阶段，剧中有个戏份不多但是很有情趣的旧军阀，打算留给沈知白。这回我让演员副导演主动和他联系，并将有关戏份的剧本传给他。几天后，我便接到了沈知白的电话，说角色很好，很有趣，就是戏份少了一点。我说等你进组再说吧，如果有必要，当然还可以为他加戏，毕竟我是编导合一。他连声道谢，说我够意思。从明天起我就开始做功课了，他颇为兴奋地说，我要找些书来看，找找这个人物的感觉。最后，他又说今年打算换一套大点的房子，问我能否在片酬上照顾一下。我就说，这得和制片人谈，我没这个权力。不过我表示，可以为他说说话。

　　沈知白对春天里发生的那点不愉快只字不提，这倒让我心下轻松了不少。

　　后来的事情让我始料不及。临开机的前夕，剧组通知沈知白前来造型试妆，服装都是按照他报来的尺寸量身定做的。但是，副导演却突然间联系不上他了。副导演说沈老师的手机怎么也打不通，发短信也不回。真是见鬼了，怎么突然就打不通电话了呢？于是我就找出了他家的座机号码，拨了过去，通了，却是他太太接的。我就问，老沈在吗？对方说，老沈昨天去剧组试妆了。我说不对呀，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他。对方说怎么会呢？还是我儿子开车送他去的，你们剧组不是住在九州饭店吗？

　　我顿时就明白过来了。显然是这个老江湖脚踏两只船。一打听，本省那个电视剧最后还是另找人做了，他们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不得不做。沈知白肯定就去了那个剧组，而且一定是演那个身残志坚的老村长。相比而言，那个角色戏份要重一些，片酬自然也会高一些。我很生气，心想沈知白这人太不厚道，居然连吭都不吭一声！同时，我向制片人表示了歉意，并说剧组为沈知白量身定做的那笔服装费用，从我片酬上扣除。这件事刚摆平，沈知白的电话来了，我没有接，按掉了。可是他继续拨打，不断地打，我也只好接了，上来火气就大：老沈你这么做是不是很不够意思啊？你嫌戏份少、片酬低，完全可以不接嘛，何必拿我开涮呢？

　　沈知白在那头说：您气出完了吗？能不能容我说上两句？

　　我没作声，于是他就一通解释，说省里难得出钱做一部大型电视剧，原著又是老领导，这事从一开始就是他攒的，而且，他是吃定了“老村长”，演戏是他退休之后唯一的精神寄托，连梦中都在和角色交流。如此等等，说得十分动情。

　　我这才恢复了些许的平静，说，这些你完全可以跟我明说，何必藏着掖着？

　　他解释说，原定这个戏不是计划现在开机，他本打算两头兼顾，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这部戏惊动了省委高层，要求明年国庆期间播出，开机的时间提前了。

　　我继续质问：那你有必要不接电话吗？

　　他说：我手机坏了，你感觉打通了，其实我这头听不见。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也不想再听他的解释和道歉。

　　这次的谈话让我极为不快，我想算了吧，今后和这种人还是不打交道为好。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却让我大为震惊。

　　春节前，我的戏杀青了。我刚由上海车墩影视基地返回北京的工作室，翌日一早就接到了妹妹的电话，说父亲病重，已经由水市转到了犁城，让我速回。妹妹说她找王兵帮忙，好不容易才住进了省立医院，现在安置在重症监护室。我便赶紧奔赴机场，两个小时后，顺利回到了犁城。王兵开车来接我，说我父亲暂时还没有多大问题，但这回老爷子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我母亲已经去世多年，现在父亲又是这样，想起来心里很不好受，潸然泪下。我就说，父亲还是体谅我的，如果他在我拍摄期间发病，那我可能就连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王兵见我这个样子，就递过一支烟，一边说，告诉你一件事吧，让你分散一点精力，也好调整一下情绪。

　　我就问什么事？

　　王兵说：沈知白“双规”了。

　　我大吃一惊：什么时候的事啊？

　　王兵说：就是上周，很快就要对外发布消息。

　　虽然我不喜欢沈知白这个人，但是听到这个消息，还是觉得震惊，同时也有点为他感到难过。我知道，这个人的一切都完了。于是就感慨：太突然了……前些日子他不是还在拍戏吗？

　　王兵说：问题就出在这部戏上。

　　尽管王兵没有对我透露过多的细节，但从他的零星介绍中，我还是大致知道了是怎样的情形。上个星期天，沈知白一早就去菜市场买菜。这种事以前他是不会做的，现在退休了，外面的破事也摆平了，便想做个顾家的好男人。这天沈知白买了不少菜，两只手都提着好几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等他走到自家门口，还没有来得及迈进单元门，王兵等人就从后面过来了，对他宣布了组织决定。沈知白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惨白，轻声说，各位请稍候，我上楼拿几件衣服。王兵说不必了，有人会帮他做这些，说着就把沈知白手中的菜拿下来，让人送到他家，那时候他太太正在准备早餐，刚把煎好的鸡蛋放上餐桌。

　　沈知白被带上车，直接开到了郊区的一家招待所。沈知白一进屋，看见对面三个人凛然坐着，三张桌子扇面排开，当中空置一张椅子——那是给他预留的座位。

　　这人立即就跪下了。王兵说，我赶紧从后面把他搀到椅子上，说老沈你冷静点，把问题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可是这个人意志薄弱，经不起事儿，上来就是鼻涕眼泪一把把，词不达意地东扯西拉，什么这些年自己是多么地压抑，几乎就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之类。

　　突然，位于正中的那个人把桌子一拍，厉声说：沈知白你哭什么？啊？我难道还不晓得你是个演员吗？我告诉你，到了这里就别想跟我演戏！沈知白果然就不再哭泣，呆若木鸡。

　　我虽未目击，但完全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个瘆人的场面。不过，我得为沈知白说句公道话，他的确是个演员，而且还是个不错的演员，然而那一天他的确不是演戏。这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濒临崩溃，事到如今，他哪还有这种技巧呢？人与人之间，信任和误解历来都是不大容易说清楚的。

　　就这样，父亲的病和沈知白的“双规”无端掺和到了一块儿，一齐横在了我的心头。那个傍晚，我戴着鞋套走进了ICU病房，默然站在父亲的床前。看着陷入昏迷、满身都是管子的父亲，以及那颗衰竭的心臟在监护仪上显示的微弱的跳动轨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父亲也是编剧出身，是写戏曲的，我出生那年他正好当了“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个年头。他这辈子写的几个戏在水市的票房都很火爆，还得过什么奖。父亲八十大寿前夕，我想为他出一本剧作集以示纪念，不料被他断然拒绝。父亲说，我不想再见到这些文字。沉默片刻之后，老人再次感叹道：那不是我的水平，更不是我的心声。我便有些自责，这么多年来，我出了几十本书，拍了一堆的电视剧，又有多少能代表我的水平和心声呢？或许很少，甚至没有！走出病房，我又想到了沈知白，他现在的日子肯定还不如我的父亲。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将近三十年前我们的合作，想起那一夜的彩排，想起第一幕那个他精心设计并自以为得意的噱头——孔乙己想坐下来喝上一回酒，掌柜的却出其不意地从后面把凳子抽掉了，让他跌落在地，残酒撒了一身。于是大幕便在观众的哈哈大笑中徐徐落下……

　　我曾不满意这个处理，可是现在，又仿佛在这苍茫的夜色中与这久违的情形再度邂逅，只是听不到一点掌声。或者说，掌声深藏在那些看客的心里。

　　父亲终于没有挺过这一关，在我和妹妹陪伴他十七天之后便离开了这个令他烦躁而又厌倦的世界，往另一个世界找我母亲去了。

　　幽闭中的沈知白暂时还无法见到他的太太。沈家的那张一半塌陷的席梦思换掉了吗？我竟这么想了。

　　我刚吃完简餐，王兵就到了。见面就说不好意思，委屈哥们儿了，这几天都忙晕了！我说孩子的终身大事，当爹的哪有不忙的呢？忙是值得的。王兵就说是啊，这辈子也没忙啥正经事，什么都耽误了。不像你，干啥成啥。我便叹息，跟他说起那一年我要给父亲出一本剧作集，而被他拒绝的事。王兵便睁大了眼睛，说你家老爷子可是高人啊！舍得舍得，没有舍，哪来得啊？我说父亲这辈子倒是舍了很多，却未必得到过什么。

　　接着我还是忍不住地提到了沈知白。我说以前每次回来，这个人都会在这个茶楼请我喝茶，我们第一次见面也在这个茶楼，如今想见也难了。

　　不料王兵说：沈知白早出来了。

　　我又很意外，这事可没人告诉我。当年沈知白被“双规”，继之移交司法机关，那可是满城风雨，犁城最大的新闻。如今他出来了，却不为任何人关注，想想，这世界也真够悲哀。

　　王兵说，沈知白最后被判了八年，实际上只在里面蹲了六年，据说表现不错，还经常组织服刑人员演出，多次受过表扬呢。

　　我就说，我想看看他。

　　王兵对我摆摆手，说现在不是时候。你正当红，他在落难，怎么个见法？让他对你立正，对你敬礼？你自在吗？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请他喝茶，叙叙旧，或许能给他带来一点安慰吧。王兵还是摇头，说现在不是时候。

　　当初这个人究竟得了多少钱犯了多大的罪？我想听听具体的案由。我这样问王兵。当时，我不便多打听。

　　王兵点上一支烟，想了想，说：那部戏，面上给老沈的片酬一点不多，也就十万。就这样他还拒绝，说自己只为过一把戏瘾，以此证明自己还是个好演员，同时也是对老领导尽一份心意。这么一来，就让人生疑了——用你们影视圈的行话说，老沈这回“戏过了”。于是很快就有人盯上他了，有男的，也有女的，基本上都是以前省话那帮人。结果，还真整出事来了。

　　我就问：事有多大？

　　王兵说：后来经过查实，一共三百多万。钱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做法恶劣，伤了不少人的感情。这哥们儿玩的可不是什么“阴阳合同”，那个玩法迟早要出事，毕竟另一份合同攥在人家手里嘛，拿出来就是铁证。这种傻事沈知白不会干。他玩的是另一手腕，我称之为“冒名合同”——很多合同是以别人的名义签的，但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喝汤啃骨头的，肉都拿去“进贡”了，这是一类;另一类就更损了，空设一些岗位，帽子底下没有人，钱照样还是被人冒领了，最后又都回到了老沈的兜里——他是既拿回扣又吃空饷，还不让转账，都是直接提现，再悄悄送到指定的地方。比如说，那一次，就是我开着伏尔加带你闯话剧团要钱的那天，我们见过的那个姓李的科长啥的，这次是顶着执行制片人的名目，合同上写的是八十万，但是实际上呢，他只拿了五万，余下七十五万全都半夜里送到老沈家里了，刚好填上了那塌陷一半的席梦思。反正大致就这个路子吧。

　　我就感叹道：那本小说我翻过，老村长这个角色戏份很重，怎么说都是男二号。甚至也可以算是并列男一号。以沈知白的名气和实力，按当时的行情，给他开个百儿八十万的片酬劳务，也是合乎情理的。我就纳闷了，这么一个聪明人干吗非得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呢？他是既不知道“白”，也守不住“黑”。

　　人一犯糊涂，可就黑白不分了。王兵说，不过，也情有可原，如果沈知白真的什么都来明的，这件事根本就做不成。

　　为什么？我这样问。

　　肯定会遭人嫉恨啊！王兵说，你一个卸任的厅级干部，每月到手的也就不到一万块的收入，突然间暴富，名利双收，其他人能坐得住吗？坐不住，那就得搅局，非得把这事搅黄不可——犁城人就是这操行。现在好了，沈知白锒铛入狱，按现行的广电管理条例，这戏压根儿就播不了，得，五千万都打了水漂，连个响都没有。

　　正说着，忽然听见楼下轰的一下闹腾起来，像一面墙倒了似的。

　　我和王兵便立即起身，赶紧往楼下去了。楼下的超市里一片哄闹，几个孩子在喊着“抓小偷”，边上有不少人围观，路上的行人也都近了过来。脸贴着橱窗玻璃往里打量。我看见人群当中一个满头白发的男人卧在地上，一只手捂着脸，另一只手摸着弯曲着的一条腿，正呜呜地哭，声音十分浑浊，也悲凉，像一匹受伤的狼在嚎似的。超市的小老板是个年轻的光头，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对卧地的男人恶狠狠地吼着：听好了老东西，你要是手脚再不干净，下回逮住，老子就换刀了！

　　卧地的男人在衣服里发出嗡嗡的声音：我的腿……哎哟……

　　这声音像一根刺，突然就扎在了我的指尖上，火辣辣地疼。我连忙拨开人群，正想俯身下去拿开那人捂脸的袖子，后面上来的王兵却一把拽住了我。

　　我回头看着王兵，如鲠在喉，什么也说不出。

　　王兵显得比我冷静，低沉而严厉地说：快走开！

　　就不由分说地把我推到了一边。接着，我看见王兵蹲到地上那人的身边，看了一下他受伤的腿，回頭对那年轻的光头说：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啊！

　　年轻的光头却嚷道：老东西偷了我好几回了，你是哪头蒜啊？

　　王兵回手就抽了光头一耳光，目光如炬。光头有些害怕，吃不准王兵的来路，不禁往后退了半步。这时候进来了两个警察，进门就问怎么了怎么了？

　　王兵刚一回头，其中一个警察便立即立正，对他敬礼：王处！

　　王兵拍拍那警察的肩，说赶紧的，叫120，送这人去医院。警察就拿起了对讲机呼叫起来。边上的人都不知怎么回事，一会儿看看王兵，一会儿又看看卧地的男人。我夹在人群里，已经被抵到了一个墙角，我也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但是眼泪却还是止不住地溢出了松弛的眼眶，我无法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但我知道他就是我想见又不敢见的沈知白……

　　120来了，沈知白被抬走了，一路呻吟着。小超市也宣布打烊了，围观者陆续散去，最后就剩下我和王兵，还有那个年轻的光头小老板。

　　王兵递给我一支烟，又随手扔给了光头一支，最后才自己点上。他狠劲地吸了一口，不看我，却对我说：我不想让你们互相看见……人都是有尊严的……

　　我鼻子一酸，问：他会落下残疾吗？

　　王兵说，这得看他的造化了……

　　年轻的光头这才近了过来，轻声问：那人……和你们是啥关系？

　　我冷冷地从牙缝里崩出两个字：朋友！

　　光头就低下头道歉，说对不起，自己今天多喝了几杯，犯浑了。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对光头提出：我想看看刚才的监控录像。

　　光头正迟疑着，王兵便搡了他一下：利索点儿！

　　光头便赶紧去倒腾他的监视录像机，一边问：二位想看哪段啊？

　　我说：从刚才那个人走进来那一秒开始。

　　八

　　一段时间过去，我还无法摆脱这段录像给我刻下的印象。

　　在那个晚上，录像显示的时间是2017年1月17日20点13分零5秒，西装革履的沈知白，顶着一头梳理整齐的白发，步态优雅地走进了那家小超市。他明显地消瘦了，以至于让人觉得这套西装很不合身，显得过于宽松。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这个晚上，沈知白有意选择了这套服装，因为他将要工作了。是的，我选择了“工作”这个词。

　　仔细端详，你会有这样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个人的步态不像是走在现实的世界里，而是走在戏剧舞台上，或者，是走在梦的边缘。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男人曾经是这个城市的风云人物，当然也不会有人知道，此人是刚刚走出监狱的刑满释放人员。

　　20点18分32秒，这个人走到摆放小瓶白酒和小瓶洋酒的货架前面，优雅地拿起一瓶小洋酒，看了看，然后便像变戏法似的塞进了自己宽大的袖笼里（在他的手臂上，早已绑上了两道橡皮筋，小洋酒就固定其中）。

　　20点31分17秒，这个人又拿起另外一种牌子的小瓶洋酒，借着从西装内口袋拿手机的动作，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一次偷梁换柱。

　　20点47分11秒，这个人现在停到了摆放花生米、蚕豆、凤爪、鸭胗等小吃的货架面前，顺手拿起一包蚕豆，这时，他的嘴动了，似乎在说着什么——从口型上看，他是在说“多乎哉？不多也”。

　　接着，他又神经质地猛一回头，再张开细长的五指，形成倒扣的碗状，来护着另一只手里的蚕豆，继续喃喃……

　　……

　　阳光很好。在这个春天最后的阳光里，我坐在濒临长江北岸的泊心堂——这是我的书房兼画室，静心喝着一壶铁观音，想着一篇小说的结尾。我已经停笔十年。然后就给犁城的王兵去了电话，问他这两天是否去骨科医院瞅了一眼？另外，我托他捎去的一箱小瓶装的虎骨酒是否送到了沈家？王兵说刚从医院回来，但只是远远瞅了一眼。沈知白现在可以自己转动轮椅了，王兵说，正喝着你的虎骨酒。

　　他终于可以坐下来喝酒了。

　　2018年1月20日，于泊心堂

　　责任编校 邓沫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