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戴墨镜，穿正装。虽不是西服，但穿得很正式。下身着卡其布裤子，上衣穿蓝色中山装。昨天的上衣则是咖啡色双层夹克。前天是灰色套头衫。他每天换一套衣服，三套衣服轮着换，从不会一件衣服穿两天。她就不明白他又不出门天天待在家里换衣服干什么呢。穿那么整齐，那么干净。他的头发刚洗过，整齐地往后梳着。她坐在门口的空地上剥豌豆，四月天正是吃豌豆的季节。豌豆米从豆荚里剥出来，鲜嫩翠绿。豌豆是自家种的，就在不远处的空地里。自己种的菜吃着放心，新鲜。可是这种日子快到头了。她身体干瘦，又高，像根细竹竿儿。八十多岁的人腰背还没弯曲。他站在门槛那里，一只脚在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这时他扬起脸正对着前方。她顺着墨镜正对着的前方望过去，前面正好是围墙。她觉得难受。她说：“你把头转一下。”
“往哪里转？”
“往左边转，不想往左边转往右边转也行。”
他说：“为什么我要把头转一下？”
她想说因为你正对着围墙。但她没有说出口，她继续剥豌豆。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他把头垂下。他们住在一楼，这是栋五层小楼。当初他买房子的时候这里还很偏僻，地处幸福县郊区。两房，不到七十平米。他有两个儿子，有老婆，还有她——她是他母亲。七十平米的房子不够住，于是他在楼房旁边搭了个简易棚子。那还是好多年前的事儿。简易棚子做厨房，兼做储物间，还在里面放了一张床。大军出事前她没地方睡就睡在厨房里。东侧是施老婆子，她也搭了几间简易棚子。施老婆子老伴姓冯，以前在这里摆摊修自行车，帮人钉鞋掌。都是很早以前的手艺活儿，如今没人再干这个。冯老头子后来生了一场陡病，死了。施老婆子还活着。这地方——我说的这地方指的是河西这一带——这里大多数时候都是老头子先死，老婆子都还活着。施老婆子既然活着，当然就要吃饭，要吃饭就得找个生路啊是吧？她就在老头子摆摊的地方搭了简易棚子，开了麻将馆。一有空儿就张罗人来打麻将，收点儿茶水钱。挨着施老婆子的是罗姓掌柜，罗掌柜开了间便利店。胡三胖子开着三蹦子麻木车，专门替人送液化气罐。麻木车上印着“运气上门”几个字，他挨着罗掌柜。挨着胡三胖子的是肖大头，肖大头收破烂。蔡鳝鱼挨着肖大头开了间小吃店，小吃店只做一样菜——大头盘鳝。天长日久挨着他们家厨房竟有了这么一长条简易棚子，在河西也算是很有规模了。看上去就像是小集市、棚户区或贫民窟，成了现在这样子差不多花了十来年光景。他们的厨房顶在最西边，但是他回忆说他们不是最早搭建简易棚子的人。以前的简易棚子东一间西一间，后来才连成一片。河西要建湿地公园了，建湿地公园能提升幸福县的城市形象。这里的房子都要拆迁。得到这个消息，住在这里的人们像打了鸡血，彼此见了面就问怎么拆迁的人还不来呢？楼房要拆，简易棚子也要拆，过去这些一点都不值钱的破烂突然就有了身价。
“听说拆迁的人很快就要来了，他们每天都在这样嚼舌根。”他说，“人人都想狠捞一笔。”他戴着墨镜的脸在他说话的时候越发冷酷，穿着正装的身体腰腿笔直。她停下剥豆荚，看着他一身正气。
“可是什么时候来拆迁谁也不知道，我们倒是希望他们快点来。”她说。
“这里没有人会做钉子户，别的地方有钉子户，我们这里不会有。”他沉思着说，“拆迁的人给什么条件我们都会答应。拆迁的人不会欺负我们。倒不是这个意思，欺不欺负我们也算不清楚。他们手上有规定，有政策。关键是谁也没想到会轮到我们这里搞拆迁，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又穷又破又烂又臭。居然要建湿地公园了，不是天上掉馅饼是什么？”
“我们运气好。”她说。
“可能要赔我两套房子，至少两套。推土机怎么还不来呢？”
“别想这些了，你进去歇着吧，不要老站在外头。”
“歇什么？”他偏着脑袋谛听。
“睡会儿，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
“你要我去睡吗？你要我成天躺着不动吗？”他的语气变得咄咄逼人，“你就是这么想的对吧？你早就把我当成废人了。”
她没有惹恼他的意思，更不想冒犯他。他掏出手机盯着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到，只好又塞回口袋。“这会儿几点钟了？”他问她。
她也有手机，是他买给她的老人机，上面有时间，她瞟了一眼说：“上午九点半。”
“九点半打发我上床睡觉，这不是存心恶心我吗。”
“你还可以进去听电视呀，听新闻，听戏曲。”她发现他这几天特别喜欢戏曲频道，故意让他进去听戏曲。她怕他無聊。怕他又想到大军的事，想到大军的事他就会伤心。
“听戏曲是老年人的爱好。”他咕哝着说。
“你不要怄气，听说小军明天就回来了。”
“我不要小军回来，小军应该留在广东，我就不知道他回来干什么。”
“大军出事了，小军回来照顾你也是对的。”
“照顾我什么？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他很生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去武汉，汪洪达也是你儿子，人家不停地打电话催你，你怎么偏不去呢？住在他那儿享享清福养养老多好，比你守在我这里强多了。”
“我不去他那里。”她眼神变得温和，两只眼睛像停在花朵上面的两只蜜蜂。
“你放心汪洪达，他是教授，老婆也是教授，女儿在英国留学。有名气有钱。我不一样，我给人打工，老婆也给人打工，大儿子坐牢，被判了十年刑期。现在我又瞎了。你留在我这里不就是不放心我吗？可是我不需要你，你走吧，我不要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照顾她的瞎眼睛儿子。”
“我不是现在才愿意和你在一起，以前我就愿意和你住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啊邓洪升？”
“是啊，你叫我邓洪升，我没像汪洪达那样，我不叫汪洪升。当初我没有把邓姓改为汪姓，你怪我吗？那时候汪洪达约过我，他说我们已经成人了，我们的父亲姓汪，我们还是把姓改回去吧。我没答应他，我不想做个那样的人。我说你要改姓你改吧，我不改姓我就姓邓。”
“我不怪你也不怪汪洪达，你们改姓也好不改姓也好都是我儿子。”
“是不是改了姓运气就不一样了呢？命也不一样呢？秀芳老跟我说，你看看人家邓洪达改叫汪洪达运气多好呀，顺风顺水家境多旺啊。”
她和她是闺蜜，两人在开发区德安制药厂上过几年班。德安制药厂破产后，又在皮匠街上的昌隆超市上班。一个是导购员，一个是收银员。后来何小丽不上班了，她说古国安不让她干活儿。古国安说累得要死要活还拿不到几个钱，女人过了五十岁还上什么班啊，以后我养着你吧。秀芳说古国安真不错，我不是也过了五十岁吗，为什么还要上班？她羡慕何小丽羡慕到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睡不着，邓洪升问她有什么心事，她一转身把后背对着他。还好意思问我有什么心事，哼！古国安在武汉一家公司工作，到底是什么公司何小丽也语焉不详。管他什么公司，反正听说他们老板是个大人物。男人只要往回拿钱就行。他经常出差，何小丽说古国安走南闯北，几乎走遍了全中国。秀芳说好啊，那不是见多识广吗。何小丽擅长做菜，还擅长替人画眉毛。做得一手好菜，尤其会做鱼。活蹦乱跳的新鲜鱼她能做出臭鱼的味道，当然是那种很鲜美的臭鱼味道。我们幸福县最不要脸也最好吃的名菜就是臭鱼，比如臭鲶鱼臭鳜鱼臭黄鱼臭石板鱼什么的，只要是鱼越臭越好吃。做鱼有学问，在女人眉毛上做文章更有学问。她用剃刀把女人的眉毛刮净，然后在女人眼睛上方画出各种人家想要的眉毛。不同的脸配不同的眉毛。何小丽不是化妆师也不是理发师，可是她对眉毛却有非凡的洞察力。她知道女人的脸型、表情和服饰跟眉毛的关系。更内在更要紧的关系是眉毛与运气指数、眉毛与家势。何小丽跟秀芳解释说，你从女人的眉毛上一眼就能看出她的运势怎么样，家境如何。那时候她们还在德安制药厂上班，秀芳说你帮我画上家境兴旺的眉毛吧，让人看着不至于会知道我们家有多么倒霉。何小丽很为难，她说这种事不能随心所欲，你配什么样的眉毛我也就只能画上什么样的眉毛。什么意思？这不是明摆着暗示我不能有好眉毛吗？难道不能改变吗？秀芳带上五十只土鸡蛋，连夜来到何小丽家里。她事先自己刮掉了眉毛，她说我现在没有眉毛了，你得给我画上。何小丽很仔细地为她画了眉毛，还告诉她，画上去的眉毛和自己长出来的眉毛不一样，不同的时候我可以给你画上不同的眉毛，她的意思是这会儿画上去的眉毛并非一成不变，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得重画。她这么说不知道是在安慰她还是在警示她。秀芳站在镜子面前，她得出的结论是新画上的眉毛还是要比从前的眉毛好看一些。我以后的眉毛就指望你了。从那以后她们成了闺蜜。
何小丽住在粮道街，秀芳过来找到她的时候，她刚从菜市场买了一袋子黄鱼回来。古国安出差去了，过几天要回幸福县。他喜欢吃何小丽做的臭黄鱼。真正地道的臭黄鱼有很严格的做法，需要把新鲜黄鱼腌制几天。放在太阳下面曝晒。绿头苍蝇嗅到腌制鱼的味道，就会成群结队地飞来。嗡嗡嗡，它们落在晒着的鱼上面——就像覆盖着一片烧焦了的枯草那样黑压压的暗影。何小丽说：“这时候我只得守在旁边，拿着大蒲扇像在谷场上哄赶麻雀那样哄赶苍蝇。”
看来做一盘臭黄鱼还是要花不少功夫。她拎著黄鱼袋子一脸喜庆，“我要做最好的臭黄鱼给古国安吃。”说完自己的打算，何小丽才问秀芳：“你脸色好差啊，有什么事吗？”
秀芳说：“小丽我想在你这儿住几天，行吗？”何小丽这才注意到她还推着行李箱。行李箱是蓝色，有个角已经破损了。秀芳说：“我带了换洗衣服和洗漱用的东西。”
“你这样子像是要出差。”
“邓洪升把我赶出来了。”
“为什么？”她看她神色凝重，知道事情麻烦。她说：“不说了，先住下吧。你问我住在我这里行不行，当然行，住多久都行。”
秀芳气色不好，心绪不宁。何小丽说：“这样不行，你看着像个寡妇。像寡妇不好，很不吉利呢，我给你重新再画一副眉毛吧。”
“我也这么想。”秀芳说。她看到何小丽的眉毛也换了一种样子，和上次见到的眉毛不一样——她现在的眉毛又吉利又慈悲。“给我画上你那样的眉毛吧。”她顺嘴说道。
何小丽审视着秀芳的脸，本不想给她也画上那种。可是她心地好，不忍心让她失望，就答应她了，“好吧，你先坐下。”
画眉毛是很细致的活儿，很安静，适合聊天。邓洪升没当过兵，身上却有雷厉风行的军人做派。秀芳说他这种性格可能和他父亲有关系。画笔在她眉骨上面滑动、停顿，不像是在画，倒像是在那里戳，在那里刻写。何小丽说他哪个父亲影响了他？是他亲生父亲呢还是他继父？那还用说，当然是他继父。说到这里要多说几句。邓洪升的母亲名叫崔菊花，老了之后很多人都叫她崔婆。崔婆年轻时是个随遇而安的女人，也可以说是个很坚强的女人。到底是随遇而安随波逐流还是坚强，没人说得清。她在十年时间里先后嫁了三个男人。她嫁的第一个男人不在幸福县，在太平县。男人姓吴，是木匠师傅。崔菊花是裁缝。夫妇俩都学了手艺活儿，在那个年代到处都能吃上百家饭。隔三岔五就有人上门，请吴师傅打家具做棺材，请崔菊花裁剪衣服。来请的人头一天把他们的工具搬运回家，第二天再请他们过去。他们倒背着手慢慢走，就像是国家干部前往别人家里去做客。进了别人家第一件事便是先吃顿酒。但是好日子不长久，吴师傅有一次喝醉酒不小心掉进水塘淹死了。崔菊花在吴家待了三年，替吴师傅生了个女儿。成了寡妇后又回到幸福县，她本来想把女儿也带回来，吴家不同意，坚持把吴家孩子留在太平县。
此时，幸福县响堂镇特派员汪守成刚刚死了老婆。那时候镇里面的派出所很小，公安人员只有汪特派一个人。汪特派个头不高，挺着大肚子。逢集的日子里，他一大早就到食品所门口去维持秩序。很多人挤在那里排队买肉，闹哄哄挤作一团。汪特派嘴里喊着都给我好好排队，喊叫无效的时候，他就揪着后面人的肩头跳将起来，握着拳头击打前面人的下巴和脸颊。汪特派正在食品所门前蹦蹦跳跳，住在镇子南头的吴媒婆这时找到他。吴媒婆俯在他耳边说，有个新寡的女人你不妨看一看。他们到了人群外围，吴媒婆笑眯眯地牵起崔菊花的手，汪特派一眼就看中了她。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七年，崔菊花生了两个儿子。汪特派在响堂镇干了五年，之后调回幸福县城，在幸福县公安局做治安大队长，之后又做副局长。汪局长得到提拔后就和崔菊花离婚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女人嫁给了汪局长。她嫁给他的条件是汪局长不能带着两个儿子娶她。汪局长满足了她的条件，于是崔菊花被赶出家门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孩子，大儿子五岁小儿子四岁。
崔菊花十年间的第三次婚姻嫁给了邓爱国。邓爱国是农民，比她大十好几岁。之前邓爱国参过军，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另一个国家参加过那场著名的战争。据邓爱国说他是捡了一条命回来的。他脾气火爆，动不动就发火，爱跟人抬杠。喝酒喝得好好的，三句话不对头就把酒桌子给掀了。这可能也是他一直找不到女人结婚的原因，近四十岁了还成不了个家。吴媒婆再一次在中间牵线，邓爱国想都没想就满口答应下来，我不嫌弃她带着两个拖油瓶。邓爱国想女人想疯了，跟崔菊花结婚前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五两酒量每顿都要喝到七两八两，走路和做事都带着醉态跟酒气。崔菊花给他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大娇，小女儿叫小娇，名字好叫好记。邓家有了四个孩子。两个男孩洪达洪升是她们同母异父的哥哥。两个女孩大娇小娇是他们同母异父的妹妹。邓爱国是军人出身，对女儿一味娇惯宠爱。对儿子却是另一副嘴脸，蛮横凶狠，只要他们稍稍做错了事就会毫不留情地揍他们。
“这里面有嫉妒。”何小丽说。她每次都这么说。秀芳也这么认为，她说何小丽说得对。
邓爱国老早就认识镇子上那个又矮又胖的汪特派汪守成。之前他和他没什么瓜葛就觉得他长相难看，活像马戏团里的红鼻子小丑。“如果我有枪，如果还在战场上，龟孙子！我一定会像干掉美帝那样干掉他。”
“那太容易了。”
他恨他其实是在嫉妒他，他不能容忍他居然和崔菊花生了两个儿子。“我的崔菊花！”他想到他们的关系就会在心里加上这句话。他在揍两个小男孩的时候实际上就像是在揍那个又矮又胖的小丑本人。汪洪达（那个时候他还叫邓洪达，后来邓爱国去世他考大学时就改叫汪洪达了）和邓洪升时常在家里鬼哭狼嚎。崔菊花看见了就像没看见一样，对这些事情忍气吞声，她是个随遇而安的女人，对孩子的继父揍她的孩子压根不放在心上，他们的哭声和惨叫对她而言就像是耳旁风。她在那么复杂的家庭关系中维系着夫妻情分。邓洪升长大后问过他母亲，他说：“当时他打我们的时候你真不心疼吗？一点也不心疼？”
“心疼啊，怎么不心疼！”崔菊花说，“打在你们身上比打在我身上还让我心疼。”
“那你怎么不拦着他？”
“他的性格我知道，我不能阻拦他。我越阻拦他会越来劲，说不定他一来气会打死你们呢，即使不打死也会打残呢。”
这么说崔菊花当时不加阻拦就是在阻拦，她以这种方法来悄悄保护她的儿子。
邓洪升后来也做了父亲，开始有点不太相信他母亲所说的话。她那样解释有点牵强，会不会恰恰相反呢？比如邓爱国把崔菊花的沉默和不加阻拦当成了默认和纵容？或者就是怯懦？现在去想这些已经找不到任何头绪。但是邓洪升正是在邓爱国的拳头和棍棒下变成了说一不二的男人。他没当过兵人家却都说他像个军人。他正派，有道德感。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喜欢他。他做过多种职业，在他眼睛瞎掉之前他是个大厨。很多人都想拉拢他，把他变成自己人。河西社区的李书记多次上门，想培养他入党。李书记说：“我们基层组织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邓洪升说：“我不是公务员啊。”
这是个问题，这难题李书记也解决不了。“你可以考，考上公务员不就是了吗。”
邓洪升哈哈大笑，“我哪考得上，不要说公务员，我什么也考不上。再说我年纪也大了。”
李书记摇摇头，“那你可以做社区积极分子。”
“积极分子是个什么职务呢？”
“积极分子不是个职务。”
快过年时吴老师也来游说邓洪升。吴老师是某个秘密教会组织的秘密传教士，他说话的声音很像女声，每个字都能沁人肺腑。他建议邓洪升加入他们的组织，跟他一起传教。吴老师说只要你愿意做这件事情，肯定会有很多人跟着我们信教。邓洪升没有跟吴老师走也是因为他没有文化，他看不懂吴老师交给他的那些教义。看不懂没关系，吴老师说慢慢就懂了。邓洪升说不行，我自己都不懂，怎么去传别人？我是个粗人，还是不碰这些事吧。吴老师灰头土脸地走了。
他前脚刚走，熊哥后脚又进了门。据说熊哥是黑社会的人，他穿着西装，温文尔雅，奇怪的是他还戴着眼镜。熊哥开门见山地说：“我那里正缺人手，你跟我们干吧，我不会亏待你的。”说着，他丢给邓洪升一万块钱。一万块钱用报纸包着，像块砖头。
邓洪升很烦他，直截了当地说：“都知道我人正派，我怎么会做你那个行当呢？你看错人了。”
熊哥说：“我没看错人，恰恰是你這样的人在我们那个行当更能干出轰轰烈烈的大名堂。”熊哥极其阴险地笑了笑，“搞邪恶的事情也需要很正派的人，这其中的道理一般的人永远也搞不清楚。”
“我就搞不清楚，”邓洪升说，“所以我不去你那里。”
“你这是拒绝我了？”
“是的，我拒绝你了。”
“你拒绝我可以，”熊哥说，“那么你也不能和别人——比如说和我的对手一起混。”
“不会的。”邓洪升说。
“好吧，”熊哥说，“这钱你留着，算是保证金。”看来熊哥早做了两手打算，你跟着我混当然最好了，如果你不跟着我混，那你也不能跟着别人混。幸福县城这地方太小，熊哥和谁为敌也不想和邓洪升为敌。
邓洪升撵到门外，把砖头递还给熊哥，“我不要保证金，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在板上钉了钉。”
熊哥接过砖头说：“以后有帮忙的地方，你只管开口就是了。”
她为她画眉毛画了很长时间，经常被某个话头打断，经常要停下来说话。何小丽说尽管邓洪升有很好的名声，却并没有从好名声里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秀芳说好名声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花。邓洪升自己倒是有很好的名声，都说他人又好做人也正直，可是我们家的日子从来就没有真正好过，从来都很艰难。他在九阳餐馆给人当大厨，我呢，在昌隆超市有时卖奶品有时卖化妆品，看见有人进来就得扯着嗓门儿大声吆喝。邓大军邓小军也只能在外面打工混饭吃。现在倒好，自从邓大军出事，我们邓家不光日子过得越发糟糕，就连邓洪升那点可怜的好名声也毁掉了。邓洪升说他睡着了都会梦见全县人民指着他的脊梁骨骂他，他们唾骂他，都来看吧看邓洪升养了个诈骗犯儿子。邓洪升从睡梦中哭醒过来，他恨不得拎着一把镐头闯进监狱去敲碎邓大军的脑袋。服什么刑啊，让我直接解决掉他算了。监狱闯不进去，那地方戒备森严，敲碎儿子脑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邓洪升焦躁不安，他是个行动派，必须做点什么事情，否则他会活不下去。想了好几个昼夜，邓洪升指派秀芳到安徽六安去。六安有个金寨县，邓大军案子中最大的受害者叫范继业，范继业就是六安金寨人。
“你要去找到他，我如果不是眼睛瞎了我就自己去。”
何小丽又一次停下眉笔，“他要你去找范继业——对了是叫范继业吗？”
“是叫范继业。”
“去找他干什么？”
“他要我告诉范继业，邓大军从他那儿骗来的钱我们要如数赔给他。”
“多少钱？”
“二十万。”
“范继业是什么人？邓大军怎么能从他那里骗来那么多钱？”何小丽继续给秀芳画眉毛。
“现在不说他，他也确实让邓大军害惨了。可是我问邓洪升，我们从哪里弄二十万赔给范继业呢……”
“你去找到他，找到范继业。”邓洪升说，“然后亮明身份，告诉他你是邓大军的母亲。你要有足够的诚意。向他解释清楚邓大军的父亲没有前来的原因。他已经双目失明，这大概是他应得的报应。你就这么说，就这么告诉他。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要认领这笔账目。先认账。当着他的面认领。我们欠你二十万，这笔钱我们一定要还你。你跟他说你这次虽然没有带钱过来，可是你要给他打个欠条。今欠范继业二十万现金，欠条就这么打。”
“邓洪升让你找范继业，就为了给他打上欠条啊？”
“打完欠条，你再跟他商量还款期限。什么时候还多少，怎么还，什么时候全部还完，再签个补充协定。”
“邓洪升真是这么吩咐你的吗？”
“真是这么吩咐我的。”
“打上欠条容易，签补充协定也容易，关键是这笔钱从哪儿来？你问他了？”
“我问他了。”
邓洪升说：“不是河西要建湿地公园吗？不是马上就要拆迁了吗？我估算了一下，拆掉我们住着的房子，再拆掉门前那间简易棚子，总要还给我们两套房子吧。我们就留一套房子自己住，另一套房子给范继业。”
“范继业是六安金寨人，我们把幸福县的房子给他有什么用呢？”
“怎么没用，”邓洪升说，“他可以卖呀，卖了房子不就是现金吗？不卖也可以，他不是住在乡下吗？这里有了房子，他也可以住到幸福县城里来。”
秀芳在哽咽。
“你别哭，你哭我画不好眉毛。”
邓洪升说：“你把我想法也告诉范继业，主要看他的意思。他来这里住可以，不来这里住也可以。我们要尽量补偿人家。他可以要房子，也可以把房子变现。”
“他要我当天就去，见风就是雨，你也知道，他这人性格就是这样子。”
秀芳好歹把她前来投靠何小丽的原因说明白了一大半，另一小半尚没有说明白的原因何小丽正在问她。
“为什么你没有去六安却跑到我这儿来呢？还说要在我这儿住几天，你的意思是欺骗邓洪升——假装已经去了六安，事实上却躲在我这里，是这样吗？”
“我不想去六安，也不想去找范继业。这些事我处理不了，也不想处理。邓大军判了十年刑期，是他骗了他，我怎么能去打这个欠条呢？可是我又不能违拗邓洪升。我只能假装去了，反正邓洪升眼睛看不见，就算我留在幸福县他也没法知道。等一会儿我再给他打电话，就说我到了六安。”
“邓大军判了十年？”
“是的，十年。我这就给他打電话吧，不让他操心牵挂。”
邓洪升接听了电话。他告诉崔菊花电话是秀芳打来的，秀芳已经到了六安。他在电话里提醒秀芳要注意安全，天不早了今天就住在六安，明天再去金寨。她说住下了，他问她旅馆名字叫什么。她说叫平安旅馆，五十块钱一个晚上。他默想了一下，咬着牙说太便宜了，你可以住好一点的旅馆。
何小丽说：“我这儿什么时候成平安旅馆了？”
秀芳说：“以前在外地见过这种招牌，他问我住哪儿随口就说出来了。”
“可见撒谎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那你让我怎么说？”
“这样说挺好的，邓洪升才会相信，价格也便宜。”
接着他还跟她说小军明天就回来了，要她放心。他还说我不要小军回来，可是他偏要回来。秀芳知道他要回来，那个下雨的晚上她和小军通电话的时候就知道他要回来。
崔菊花侧着耳朵听他们讲话，她说：“六安这么近啊，秀芳说到就到了。”
邓洪升迟疑着说：“也不近吧，是高铁，方便。”
在秀芳打来的这个电话前面，汪洪达刚刚从武汉也打来过电话。汪洪达先打给崔菊花，他央求母亲回到武汉，他说只要你答应我明天就开车来接你。崔菊花说我不去武汉，我要留在幸福县照顾你弟弟。你八十多岁的人了还照顾谁呀？别人照顾你还差不多。汪洪达一听这话就来气。崔菊花不跟他啰嗦，她说完就挂了。
汪洪达没办法，又打给邓洪升。小时候邓爱国经常揍他们，邓洪升虽是弟弟，但挨揍的时候更多。崔菊花说你们俩性格不一样。汪洪达懂得圆融，知道自己给自己转弯，会认错，还会适时讨饶。到后来还会见风使舵，能分辨邓爱国的脸色，在他即将发作的时候汪洪达总能找到机会躲起来。万一来不及躲避，就试着去讨好邓爱国，拧一条湿毛巾递给他擦汗，摘一根黄瓜送到他嘴边，要是正在吃饭那就更方便了——汪洪达会为他斟上一杯酒。邓爱国爱喝酒，一天要喝三顿。酒吞下喉咙，不管有人听没人听都要在饭桌上讲一通他经历过的那场战争。为了少挨打，汪洪达在邓爱国面前极好地发展了他自己身体内部藏匿着的小人潜质。他尽力讨好他，谄媚他。小孩子刻意迎合自己的继父不过是希望少受到一点点惩罚，但却无意间提升了自己的智力，他变得更聪明更狡黠。汪洪达后来能考上大学和他小时候在心智上获得的启蒙不无关系。邓爱国再要发火，殴打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邓洪升身上。崔菊花心疼地看着邓洪升，小儿子和大儿子不同，他什么事都硬挺着。他不是邓爱国的亲生儿子，个性却酷似邓爱国。挨打的时候邓洪升不哭不叫不避让，每一下都闷哼哼地承受着，硬生生地接着。邓爱国和邓洪升之间后来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他不动声色地打他，他则不动声色地挨打。这样一种奇怪的关系致使邓爱国死去之后兄弟俩竟然长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汪洪达考上了大学，邓洪升没考上。汪洪达在临近高考的时候就到公安局户籍部门去修改了自己的姓氏，他把邓姓改为汪姓。那时候汪局长，也就是汪洪达和邓洪升的生父汪守成已经退休了，他在公安系统工作一生，权力和人脉关系还在那里，所以修改姓氏这种事还是能做到。
汪守成支持他们，他还在公安局旁边的一家小酒馆里请他们兄弟俩吃了一餐饭。汪守成在酒桌上声泪俱下，他说：“我对不起你们！可我支持你们的选择，你们改姓汪我很高兴，不改姓汪我也没理由责怪你们。”
汪洪达再一次表现出了他在邓爱国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通融、圆滑和见眼行事。他跟汪局长说：“没关系，你不要说对不起我们，毕竟我们血脉相通血浓于水。”两人还走下饭桌深情拥抱。
邓洪升这时候拂袖而去。汪洪达随后问他为什么离开，邓洪升说：“他说对不起我们，却压根儿没说对不起我们的母亲。”
汪洪达承认这可能是他的失误。但是他仍然不能理解邓洪升为什么不愿意把他的姓氏也改回去。
“我为什么要把姓氏改回去？”
“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姓汪啊。”
“我不姓汪。”
“你身上流着汪姓的血，你还说你不姓汪，你不姓汪你姓什么。”
兄弟俩爆发了激烈冲突，在那之前他们一直很和睦。崔菊花惊慌失措地站在他们中间。
“你现在要姓汪和你血管里的血没关系，你只不过想要个公安局副局长父亲，不想要个农民父亲。哪怕是个退了休的公安局副局长也比当过兵的农民强。”
“那又怎么样，那个当过兵的农民难道不是成天都在揍我们吗？”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是邓爱国养大的。你要改姓汪是你的事，我这辈子就姓邓。”说着，邓洪升把手上的一根筷子折断了，头也不回地出了房门。崔菊花什么话也没说，她在邓爱国拼命殴打她两个儿子的时候，什么话也不说，两个儿子为姓什么大吵大闹的时候，她同样什么话也没说。
邓洪升结婚后跟秀芳说：“我妈什么话也不说，但是她心里头有数。”
崔菊花长寿的秘诀可能就在于沉默。对人对事她从不表露对错。她嫁过三个男人，三个男人现在都死了，她却还活着。她有五个子女，跟吴师傅生的大女儿在太平县过着不愁吃不愁喝的安静日子。她叫吴金枝，崔菊花去看过她。吴金枝很羞涩很难为情地对她说：“你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就当我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根肠子，你就把这根肠子扯断了吧。”
那时候邓爱国还没死，吴金枝已经结婚了，她有了自己的家人。看到崔菊花那么辛苦地从幸福县辗转来到太平县，吴金枝有些于心不忍。她不光辛苦，还要偷偷摸摸地避着邓爱国。“何必呢，再别往我这里跑。”
崔菊花后来再没去过太平县，那根肠子扯断了。
幸福县的四个孩子汪洪达是过得最好的，他住在武汉。
汪洪达问邓洪升：“你把妈留在你那里干什么呢？”
“我没把妈留在我这里。”邓洪升顺着声音望向崔菊花那个方向，“你刚才不是给她打了电话吗，是她自己不愿意去你那里，不是我把她留在我这里。”
“不跟你扯这些了，你跟妈做做工作，让她来武汉住着吧。只要她同意，我马上过去接她。”
邓洪升说：“我也想她去你那里。”
“你是不是真看不见了？两只眼睛是不是全失明了？妈不愿意过来就是要照顾你。”
“我不要她照顾我，小军明天就回来。”
“这一次怎么就失明了呢？以前从拘留所出来，也说有风险。我记得很清楚，你还记得吗？那次也说你眼睛有可能失明，可是并没有失明是吧？你只不过是视力下降得厉害，还是能看见东西是吧？还是能做大厨是吧？有一种假性失明你知道吗？你患上的可能就是这种病，假性嘛并不是真的，过几天你可能突然间又复明了。我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你不要太绝望，天无绝人之路。”
汪洪达的声音在电话那头越来越远，邓洪升怀疑他的听力也在下降。他不知道哥哥在说什么，假性失明！是不是把我当傻逼？汪洪达说了很多话，中间有一段空白，就像正在放录音的旧磁带坏掉了一大截，明明录了音却什么也放不出来。邓洪升也觉得他和哥哥的对话里有一截空白。这时候他的声音又浮了上来，声音大到邓洪升能听到他在说什么。他说：“妈对我很重要，你还是让她到武汉来吧。”
挂了电话邓洪升跟崔菊花说：“汪洪达说你对他很重要，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崔菊花转身进了厨房，什么也没透露。
秀芳在电话里告诉邓洪升她到了六安，已住在平安旅馆，平安旅馆在六安城内的一个小巷子里。何小丽说：“你既然说了谎，脑子要时刻绷着弦，想着你在六安而不是在我这里，可别露馅。”
何小丽在玩扑克。她一个人玩，秀芳打完电话何小丽偶尔让她帮着切牌。切牌很重要，各种偶然性都是因为切牌。何小丽夫妇有个儿子叫古克松，小时候古克松的同伴们常常戏称他为迎客松。这孩子是学霸，长大了却不愿意谈恋爱，不结婚，三十岁了还没个对象。何小丽一有空就拿扑克牌给儿子算命，她发明了很多种很奇怪的算法，一副扑克需要很多次眼花缭乱的切牌术，才能拿到底牌。她通过底牌的点数和花色计算古克松什么时候才能遇上他命中的女人，还可以计算他命中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何小丽一直认为儿子至今没有谈恋爱是他缘分未到，时辰未到。她透过扑克牌窥测儿子的婚姻秘密倒不是希望好日子提前到来，而是确认它在，确认它就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但是何小丽从来没有得到结果，因为她总在改良算法。比如说她正在计算拿在手上的底牌，忽然醒悟到如果改变一下算法可能會更准确，于是她不得不把所有的牌又混在一起，再次重新开始。她告诉秀芳：“这是件很枯燥的事情，没有信念的人坚持不下去。”
“你的信念是什么呢？”
“儿子，我的信念是儿子。”
“我也是，”秀芳说，“哪个母亲的信念不是儿子呢？”
她又问何小丽古国安在哪里出差，何小丽边洗牌边回答说他到新疆去了。他出差的时候你们会通电话吗？通啊，他出差的时候我们经常通电话。
何小丽手机响了，不是电话，是微信提示音。她瞟了一眼说：“你帮我看看是谁。”
“是古国安。”
“我就知道是他。”她看了看墙上的钟，“都晚上八点多了，不是他还会是谁呢？他说什么？”
秀芳看了古国安发来的消息，他说，我不舒服！她转告她：“他说他不舒服。”
何小丽扔下扑克，拿过手机。她给他回话说：“多喝点水，喝热水。”
“他坐绿皮火车，车厢里人多，空气不好。古国安坐的又是硬座，他有好几次发微信说不舒服，我都是告诉他这个方法。”
“他会听你的话吗？”
“他听我的话，喝完热水他就会回复我说好点了。”
“他是不是在撒娇啊？”秀芳这样设想道，“男人有时候也会撒娇。”
“那我就不知道了。”何小丽说。她问秀芳带了睡衣没有，秀芳说带了。“好吧，那你先去洗澡。”
“你呢？”
“我等会儿再洗。”
女人洗澡比较麻烦，耗时长。秀芳洗完澡出来，何小丽说：“你们家邓洪升又打电话来了。”
“我给他回过去。”秀芳说。
“刚才在洗澡呢，没听到。”
“你吃过晚饭了吗？不能太节省，别饿着你了。”
“吃了吃了，我在旅馆门口吃了碗炒凉皮。”
何小丽看着她打电话，觉得他们两人就像是在说相声。她和那个不在眼前的男人正说相声呢，何小丽忍着没笑出声。你在旅馆吗？你还在旅馆门口吃了碗炒凉皮？邓洪升居然相信她了。秀芳不是响堂镇人，她是另一个镇子上的人。古国安何小丽和邓洪升三个人却是住在一个地方的发小儿，他们同在响堂镇邓家冲村，小学的时候还在同一个班读书。她能想到邓洪升不苟言笑的样子，他此时还戴着墨镜吗？
“那你好好睡觉，明天早晨就去金寨。记得把你的房门锁死。”
“为什么要把房门锁死？”
“安全哪，听说小旅馆不安全呢。你把房门锁死，睡觉警醒点。”
“可是我今天走错了，从武汉出发可以直接到金寨，没必要先到六安再去金寨。也就是说我来六安的时候路过了金寨，明天去金寨又要回頭往武汉方向走。”
何小丽打扑克时秀芳在网上查了一下去六安的线路，她发现那样走是不对的。她必须在电话里跟邓洪升更正一下。
“这样啊，是我让你先去六安。错了就错了，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范继业。”
秀芳把手机扔在沙发上。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范继业？范继业是我们邓家祖宗吗？范继业是我们邓家大恩人吗？秀芳突然哭起来了。哭得肩背都缩起来了。我重新画眉毛就是想去掉霉运和晦气啊。我不愿意找到范继业，就算找到他了，我拿什么赔偿他啊？是啊，他是受害人。可是他为什么要上当受骗呢？我不明白邓大军为什么要骗他，也不明白范继业为什么要受骗，这些事情到头来为什么都要落到我们头上？我们——难道我和邓洪升就不是受害人吗？
何小丽洗完澡到了九点，这个时间并不晚。秀芳说古国安又来了微信。他说，我还是不舒服。“他从来不叫唤，”何小丽说，“事情可能有点麻烦。”
她回复说：“你赶紧和火车上的领导联系。”
“火车上哪有领导。”他在文字后面还发了个咧嘴大笑的图片。
“他挺幽默。”秀芳说。
“不是幽默，他是让我宽心。”
“列车长啊，”何小丽说，“赶紧找列车长。”
古国安再没回话，两个女人盯着手机。“就近下车，随便哪个车站先下去，下去找医院。”何小丽又补了一条信息。回信来了：“新疆太大了，到下一个车站还要几个小时。”
新疆有那么大吗？秀芳说我不知道，我查一下。地广人稀。她举着手机说。然后没消息。过了一会儿，十几分钟，古国安又发来微信说：“我服过药了。”
“什么药？”
“救心丸。”
“你看到了吗？古国安服了救心丸，他的心脏不好吗？哪来的救心丸？又是谁让他服的救心丸？”何小丽挥着手，她眼睛睁得老大，客厅里的电视机还在播放冗长的电视剧。秀芳让她安静，她说你不能急，急对你没好处。可是古国安没有心脏病啊，他什么时候有了心脏病？他有心脏病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如果不是心脏病他们为什么让他吃救心丸？他就是不舒服，以前也这样，谁没有不舒服过呢？
晚上十点钟，何小丽接到电话。电话是从古国安的手机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却不是古国安，是另一个陌生男人。“你是古国安的家人吗？”
“是的，我是。”
“我非常沉痛地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
“什么消息？”何小丽心里一阵战栗，“你快说。”
“古国安刚刚去世了。”
“什么？不可能，这不可能！”
“太不幸了，我先给你打个电话，后面的事情警方将会和你联系。”
从这一刻开始，何小丽不停地打电话，不停地接听电话。她悬了起来，浮在房子半空中，死亡突然以很狰狞的面目介入了她的生活。他们的儿子古克松订了凌晨的班机，从北京直飞乌鲁木齐。儿子在北京工作，接到何小丽电话时他在看电影。他哇的一声哭了，在电影院里大声喊叫：“他怎么就死了呢？是猝死吗？心梗？”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何小丽说。
电影院吵吵嚷嚷，银幕上响着密集的枪声。陪着古克松一块儿看电影的是个女人，叫宋书琳。宋书琳搂着古克松的腰，不让他摔倒。她在他耳边轻声安抚他：“节哀，你一定要节哀啊。”凌晨直飞乌鲁木齐的机票是宋书琳订的，她订了两张。一张古克松，另一张宋书琳。她没有询问古克松，还需要询问吗？这种时候她必须陪着他。古克松跟家里人说他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但这不是真的。实际上他爱着的这个女人比他大八岁，她有老公也有孩子，不可能也没打算离婚。古克松因此从没有把这段情感告诉他们。我羞于启齿，无法说出来。古国安是不是故意以这样的死亡方式惩罚我呢？
何小丽坚持要去新疆。给我也订上机票吧，我可以从天河机场飞过去。古克松不建议她马上去，这也是宋书琳的意思。妈你就留在幸福县，出了这么大的事，家里也要有个人。可是我要见他最后一面。太远了，我害怕你也出什么意外。先让我去吧，我一个人能处理。何小丽跟秀芳商量怎么办，秀芳说按道理讲你应该去新疆。我儿子要我留在家里，家里要有人。那你就留下吧。古国安的遗体能运回来吗？估计不会，遗体怎么能从新疆那么远的地方运回幸福县呢？他们不会允许这么干。最有可能就地火化，然后把他的骨灰运回来。他们不能就这样火化他，谁有权利火化古国安？要有人签字，没人签字遗体只能放在冰柜里冻着。一直要冻到有人签字后才能推进焚尸炉。我没去，谁会签字？你儿子呀，你儿子到新疆去了，签字的人只能是你儿子。没弄清楚死因，我儿子怎么会签字？有人告诉他死因，怎么会没有人告诉他死因呢？那样的话也太离谱了。你回去吧，何小丽说我们家里遭此大难，你还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这不是正好可以陪着你吗？秀芳说，我不是有意要卷进你们家这件事里面。还不是因为你心好，让我住你这里躲几天，没想到让我遇上了。我不能回去，再说我也回不去呀。我已经跟邓洪升说了我在六安，我住在平安旅馆，怎么能现在又出现在幸福县呢？我为什么要留在家里？天快亮的时候何小丽又打电话问古克松。我要看到你父亲的遗体。古克松早就到了机场，即将登机。家里要有人啊，对了，你还要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父亲的亡魂才能回得去。打开窗户，他才能飘回到家里。要不然父亲将会成为孤魂野鬼。这些话是宋书琳说的，但是这不是幸福县的禁忌。如果幸福县也有这样的禁忌，何小丽不可能不知道。事实上它是宋书琳老家的习俗，这会儿既然记起来了就要说出来。但是禁忌这种东西不管有效无效，只要说出来了你就要去遵守。不遵守禁忌的人还是害怕那些禁忌会在未来变成现实。还有，金粉公司的人已经在路上了，马上要到我们家里去。金粉公司是什么公司？我父亲就职的公司呀。他上班的单位叫金粉公司吗？我现在才知道。我也是现在才知道。金粉公司的人到我们家里来干什么？处理善后事宜呀。了当然要处理善后事宜。可是难道不是他们更应该去新疆而不是来我们家里吗？他们可能是兵分两路了，一路人马去新疆，另一路人马去我们家。我要关机了，古克松说，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何小丽不听他的，她当然要见到古国安。她在街边打上的，直奔天河机场。家里好办，金粉公司来人了也没问题，把秀芳留在家里就行了。家里不是要有个人吗？你不是要住在我家里吗？行啊，你就替我留守吧。金粉公司的人来了，你替我接待他们。好的，你放心去吧，我知道怎么接待他们，也记得把窗户打开。对呀，窗户打开了就不要再关上。何小丽出门之前忧心忡忡地望了一眼空洞的窗框，就让古国安的魂魄早点回来吧。
那时候汪洪达能考上大学基本上一生就有着落了，那时候考上大学可以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毕业了还能由国家分配工作。那时候他还把姓改回去了。汪守成——也就是从前响堂镇的汪特派——信得过他这个儿子，他想他不用帮他他以后的日子也能过得很好。他不放心的是另一个儿子，邓洪升没考上大学也没工作。汪局长很着急，他想办法把他弄到幸福县拘留所去做临时工，现在叫协警那时候叫临时工。临时工做好了可以升级为合同工，合同工也做好了再过上两三年——如果有指标的话——还可以转为正式干警。汪局长给邓洪升规划了这么一条人生路线，他只要一步一步往前走就是了。
可是邓洪升运气不好，天生就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人。有天晚上轮到朱副所长和邓洪升在拘留所值夜班，但是朱副所长没去。他有可能在外面打牌，也有可能在他的哪个情人那里过夜。恰恰这天夜里出了事，有个关押在里面的嫌犯逃跑了。嫌犯在抓进来之前曾经暴力伤人，是个很危险的男人。邓洪升发现他要逃跑试图上前阻拦，嫌犯对准他的眼睛狠狠揍了两拳。嫌犯没打算要他的命，只吃准了他的眼睛。他的策略是只要他在瞬间失明，我就可以扬长而去。于是他挥拳砸向他的眼睛，两只眼睛被狠狠地各揍一拳。那家伙力道太猛了，邓洪升当下就蹲在地上，捂住脑袋。他什么也看不到，他的眼睛没有当时就瞎掉真算是奇迹。事实是他当时确实瞎掉了那么几分钟，至少瞎掉了三分钟或三分半钟。奇迹是他后来又复明了。可能还是因为年轻。但是即便他后来能看到东西，视力也有了很大影响，动不动就眼前发黑。他的眼睛内部受到了損伤，留下大隐患。在拘留所里这是个不小的事故，临时工邓洪升被辞退了。汪局长也保不住他。有人议论说辞退邓洪升跟汪局长退休了不在位也有关系，汪守成退休时间太长了影响力日渐式微。不过呢，邓洪升没有连累朱副所长，他口风很紧，压根没说朱副所长值班时不在所里。虽然因嫌犯逃脱朱副所长也受到了记大过处分，但是他因缺勤而理应承担的责任比这个处分大得多。如果上级知道他值班的时候没有来到拘留所，处罚肯定会更严厉，说不定也会把他清理出公安干警队伍。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完全在于邓洪升够意思讲义气，朱副所长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朱副所长为此特别感激邓洪升，早几年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还会像亲戚朋友那样相互走动。但是没过几年就渐渐断了。再到后来朱副所长也成了公安局副局长，如果再在哪个地方不巧碰了面，朱局长多半是已经不认得邓洪升了。谁都知道邓洪升在拘留所被逃犯打伤了眼睛，却没人知道他在背后帮他的领导背了锅。
他眼睛里的隐患潜伏着，随着年龄渐老那潜伏着的隐患从来就没有去除，终于在前不久邓大军被判刑之后彻底发作了。他没日没夜地躲在屋子角落里哭泣，蜷缩在床头哭泣。秀芳假装不知道他在痛哭，他不愿意被人看到，被人看到痛哭和泪水他会觉得很羞耻。他的眼睛就这么哭瞎了，那天夜里他扒拉着秀芳的身体，对她说：“我可能瞎掉了。”
秀芳咕哝着说：“你深更半夜里瞎说什么鬼话。”
他说：“真的——我真的瞎掉了。”
他这么说一定是睁着眼睛，舌头老长老长地掉下来，差不多掉到下巴底下去了。他的声音很惊恐，秀芳从来没听到过他那样惊恐的声音。当时夜很深了，天上正密实地下着夜雨，窗外一片漆黑。
秀芳这时也睁开眼睛，她同样什么也看不见。她安慰他说：“天这么黑我也看不见呢，看不见是对的，这时候看得见就不对了，那不成鬼魂了吗？”
邓洪升揪着她肩膀，“不对，不是你说的那样子。我知道你说的天太黑了看不见是什么样子，可是我现在不是那样子看不见，我现在是另外一种样子的看不见。”他手抖得很厉害，指甲掐到她肩头上的肉里去了。“真可怕，我分明就是瞎掉了，我是在黑夜里瞎掉的。”
为了证明邓洪升不是瞎说，秀芳把灯打开了。
“你打开灯了吗？”邓洪升探着脑袋四处张望，“你是不是打开灯了？”
秀芳看到了邓洪升的眼睛，她就像看到了死鱼在水面翻起它们白色的肚皮。白色。触目惊心的白色。邓洪升的眼白像死鱼肚皮那样翻在他的眼眶里。他的直觉是对的。秀芳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她甚至把墙角的电视机也打开了。事实证明邓洪升的确什么也看不见。他眼睛内部受过伤的地方隐匿着一只开关。那开关就是一根细丝，一根纤弱的神经搭在那里。他的悲伤他的耻辱触到那里了戳到那里了，把那根细丝戳断了，那只隐匿着的开关于是嗒的一声合上了，于是永远关闭了。那个逃走了的嫌犯现在在哪里呢？他还记得他狠揍过的那两只眼睛吗？邓洪升说：“真是报应，这是我应得的报应啊。谁让我养了这么一个儿子呢？”
她抱着他，只抱了不到一分钟她就松开手。她跑到外边去了，他们家住在一楼，出了门不必下楼梯就是外边。
外边雨声很大，她给邓小军打电话。她说小军我只能给你打电话，除了给你打电话我没地方打。她在电话里告诉他，你父亲瞎掉了。小军在广东东莞工作，在一家公司跑销售。两个月前他刚谈了女朋友，女朋友是个重庆女孩。邓小军听完电话后说他马上辞职，过几天就回来。你回来干什么？刚有了稳定工作，你回来怎么办？邓小军想了想说总有办法吧，我回来了可以学父亲的手艺，接他的班也到九阳餐馆去做大厨。邓小军说我哥坐牢去了，我不能再漂在外面，我就是做大厨也要养活你们。秀芳心里踏实多了，就算邓洪升眼睛瞎掉了她也不觉得天有多么黑。看来还是要养两个儿子，这个儿子指望不上还有另一个儿子。
邓洪升弓着身子，他在床上团起来，身形很像是一只反括号。他说：“我不认为你应该给邓小军打电话。”
“你知道我给他打电话了？”
“我都听到了。”
“外边那么大的雨声，我声音又那么小，你怎么就听到了呢？”
“你不知道瞎子的听觉会变得特别好吗？你现在掉一根针在地上我也能听得见你信不信？”
“我信。”
“你还是不信。”
“我说了我信。”
我知道你还是不信。要不，试一下吧。邓洪升坐了起来，你去拿一根针丢在地上看我能不能听到。一定要试吗？一定要试。秀芳找到针，她把它丢在地板上。邓洪升竖着耳朵，他说听到了叮铃一声。有那么响吗？有那么响。秀芳说再试一次。这一次她没丢到地板上，她握在手里。听到了吗？邓洪升耳朵扇动了一下，又扇动一下。没有，你没丢，针还在你手上。邓洪升的耳朵可以自如地扇动，以前不行，现在可以。从耳根那里开始——耳廓像蚌壳开启和闭合那样缓缓摇晃。现在呢？秀芳仍然没丢，她故意把针扎在自己掌心里。邓洪升说针扎在你身上了。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喉咙里轻轻地咝了一声。我没咝。你咝了，你为什么要把针扎在你身上？我疼，我心里疼。是因为我瞎了吗？邓洪升又弓起来，他翻过身，这会儿他团成一只正括号。
这是本次列车旅客也是古国安邻座罗潜江提交的证言。罗潜江保证他能在任何时候站出来当面作证。考虑到他有自己的事务要处理，警方在前期为他录制了视频。必要时可以和他本人联络。列车长谷红旗、列车员鲍慧中和乘警买买提也分别提交了证言。警方按照罗潜江那种方式也为他们录制了视频。提供速效救心丸的老头儿没能留下视频，但是他留下了录音证言。警方说如果需要，随时能找到老头儿本人。他们还提取了古国安服用的救心丸，将其作为证物保留。
古克松和宋书琳在安集海下火车，这也是他父亲古国安遗体被抬下火车的地方。安集海是个小镇子，隶属于沙湾县，沙湾县隶属于新疆塔城地区。古国安的遗体被抬下火车又被转运到沙湾县城。站台上人不多，当时罗潜江也下了火车，他作为证人陪同死者，并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录制了证词。但是现在古克松并不知道罗潜江人在哪里。沙湾县医院为古国安开出死亡证明，遗体陈放在太平间。接待古克松的人是铁路警方，金粉公司也有人先期到达这里，可能还有其他部门的什么人。他们彬彬有礼，带来了各种文字方面的文件以及视频和音频资料。猝死。心梗。沙湾县医院给出了医学结论。大家可以坐下来谈一谈，金粉公司的人非常殷勤。宋书琳在古克松耳边提醒他，你要少说话。古克松没什么要说的，他内心认定这是没有争议的死亡事件，父亲应该对他自己的死亡负责。大家都在观察古克松的表情，还好，他没有发难，所有人如释重负。金粉公司的人说古国安是个好人，相信他的家人也一样通情达理。古克松没有把他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比如他没有说父亲应该对他的死亡负责，否则那几乎就是一个声明。当时的气氛感染着他，温暖着他。他没有经验，他还年轻，他其实想说出来。可是宋书琳比他大八岁，她及时提醒他要少说话。在那样诚恳友好开诚布公的氛围里，铁路警方小心翼翼地提出火化的时间问题。亡者为大，入土为安，是不是要把火化提上议事日程呢？古克松说我妈妈何小丽已经到了乌鲁木齐，正在想办法赶往沙湾县。她说她要见我爸最后一面。气氛开始变得紧张。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何小丽女士的想法很合理。古克松又问：“我爸在哪里？”
有人回答说：“太平间。”
“我要去看看他。”
那些人都跟着古克松，宋书琳也在他身旁。古国安化过妆，他这会儿面色红润，神态安详。“你们都离开吧，我想单独和他待会儿。”
几个人在一边窃窃私语，一致认为这不是什么过分要求，可以理解。于是大家鱼贯而出，只留下古克松。
秀芳打电话给何小丽，问她到了哪里。何小丽说到了乌鲁木齐，正準备去沙湾县。秀芳告诉她金粉公司的人来过了，但是来过和没来过效果一样。与其说他们是金粉公司的人，倒不如说他们是公司请来的律师或说客。我估摸着他们是来灭火的，是来找你谈条件的。他们的目的是不让我们闹事，好像他们很害怕我们闹事。秀芳实际上是在猜测，她对两个男人滔滔不绝却又欲言又止的话语疑窦丛生。因为有疑问所以会猜测。灭火也好谈条件也好，后来发现我不是你，他们什么也没谈。我无从知道他们的底牌。他们也要去乌鲁木齐，说是去追你。何小丽不寒而栗，找我们谈条件？什么条件啊？那么古国安之死就不会那么简单了，里面会不会有名堂？要么古国安之死有名堂，要么他生前牵扯到的什么事有名堂。到底名堂在哪里呢？何小丽百思不得其解。秀芳还在说话，她说她明天就要回到自己家里去。按照她跟邓洪升编造的谎言，她的行程应该是今天下午晚一点从吴家店镇回到金寨县，那么明天上午她就能从金寨直接回到武汉。顺利的话明天下午可以到家。可是，范继业呢，你怎么跟邓洪升交代？我就说范继业不愿意见我，他躲藏起来了没有和我见面。为什么？邓洪升一定会问你他为什么要躲藏起来。我就说他害怕，邓大军坐牢难道不是因为他吗？因他而坐牢的囚犯的家人前来找他，他可能会以为是来跟他找茬的，他躲藏起来不愿意见我也不是没有道理。何小丽突然发现她的这个闺蜜很有心计，话里话外都没有漏洞。我好像才认识你，她说。明天我回去要把你们家窗户关上吗？秀芳又问。不关。对了，我们刚才说话的时候有一只绿颜色的鸟从你窗户飞进来了。绿颜色的鸟吗？是绿颜色的鸟，它就落在你枕头上，现在正望着我打电话。你不要赶它走，就让它在我枕头上。我不赶它。可是我不能再跟你说了，我儿子的电话打进来了。
古克松发现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他，自从他独自从太平间走出来就是这样。有个人对另一个人耳语说，我们让他独自待在那里可能是个错误。他们提到的那里就是太平间。古克松上洗手间也有人跟着，他蹲在马桶上呼呼啦啦拉肚子，守在外面的人才走开。他闭着眼睛想，这肚子拉得太是时候了。他给何小丽打电话，电话正占线，好在她很快就接了。“我什么也没跟他们说。”
“不说什么是对的。”
“宋书琳提醒我要少说话。”
“宋书琳是谁？”
“我女朋友。”
“你女朋友？你有女朋友吗？太好了，你知不知道你爸总跟我说他怀疑你是同性恋，他怀疑你不喜欢女人只喜欢男人。我们都很担心你呢，你知道吗？”何小丽差不多是在呼天抢地地哭着叫着，这可真是太意外的惊喜。古国安呀古国安，我们的儿子不是同性恋，他有女朋友了。
“你和我爸都不了解情况，我女朋友比我大八岁，她有丈夫有家室。不扯这个好吧。”
“好，不扯。”
“刚才我去看了我爸，我一个人守着他。只守了很短一会儿。我看到他身上有东西。”
“什么东西？”
“从他胸部到腹部那里，我看到有蜘蛛网那样的东西覆盖在上面。”
“蜘蛛网是什么？”
“就是蜘蛛网那样的颜色那样的形状，像是从身体里面鼓突出来的，也像是从上面压制上去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已经拍了照片。”
“拍了吗？”
“拍了，在我手机里面，我还转发了几个人。转发几个人是为了让他们帮我保存。我爸好像有太多的谜。我不知道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尽管有视频有证言，我还是想把我拍的照片也提交上去。”
“是啊是啊，提交吧。”
“嗯，不说了，有人来了。”
这时洗手间的隔板被拉开，站在隔板旁边的那个人说：“古克松先生，你不舒服吗？”
崔菊花还是让汪洪达接走了，汪洪达开车把母亲从幸福县接到武汉。都说崔菊花是到武汉享福去了，但是汪洪达有他的苦衷。他和辛建秀保持着稳固的却又很虚伪的夫妻关系。当然也可以说这样的关系是最为普遍的关系，最常见同时也最被人称道的关系。体面的夫妻关系通常都要牺牲一些什么东西，这个不言而喻。简单点说吧，汪洪达和辛建秀走到外面都是受人尊敬的人，可是在家里却经常吵架或者冷战。尤其是女儿到英国留学之后，更是家无宁日。他们要么不说话，只要一开口，准是针尖对麦芒。辛建秀每说一句话，都能把汪洪达顶到墙角去，逼得他退无可退。汪洪达年轻时背叛过她。可恶的是他背叛她的时间正在她的哺乳期。换句话说，她刚分娩不久还在家哺育他们共同的孩子，他就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寻欢作乐。渣男，要多渣有多渣你知道吗？辛建秀轻易得到了制高点，在未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她可以在任何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作。她叫他渣男，要多渣有多渣。汪洪达忍耐了十年之后才开始反抗。争吵和冷战也是从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他没有抵赖，也承认他做过的事情很丑陋。但是他认为她不能没完没了，需要有一个终点。你不能总是只玩一把牌。他接受死刑，也能接受有期限的有期徒刑，可是他不接受无期徒刑。现实却是她有意把对他的惩罚变成了无期徒刑，终身制。我已经认错了，而且不止一次认错。我已经忏悔过，而且不止一次忏悔。你为什么不能宽恕我呢？既然不能宽恕，你可以和我离婚，也可以和我一起封存起来。但是你不，你觉得离婚不体面。又偏偏经常提起。她很庆幸他出过轨，那是天赐良机。他认为她因此而压迫他。她在欺凌他。事实上她自己也知道她在压迫和欺凌他。知道却仍然乐此不疲。他们的夫妻生活因此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游戏。有一天汪洪达忽然发现崔菊花在场的时候，辛建秀居然变了一副样子。她和平时完全不一樣，变成了温柔贤惠的女人。她对崔菊花表现出足够的孝顺。更重要的是她对汪洪达说话也很正常，不夹枪带棒，也不叫他渣男，要多渣有多渣。还能很正常地和他商量事情，和他讨论各种琐碎的家庭计划。这太奇特了。汪洪达心生感激，却不知道要感激谁。慢慢地他才明白，关键可能在母亲那里。因为只要崔菊花不在，他的好日子也就马上没有了，辛建秀说变脸就变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汪洪达希望崔菊花能够总是留在武汉。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崔菊花成了他们婚姻的压舱石。怎么会这样？汪洪达想不通。更奇怪的是在辛建秀面前，母亲的表情有时候还会变得很严厉。
邓小军把崔菊花送到汪洪达车上，邓洪升站在门口望着他们。不是他望着他们，是他脸上那副墨镜望着他们。汪洪达又走回来和邓洪升握手。他们握手的样子很滑稽，不像是家人，不像是因为爱。他又跟邓小军握手，邓小军没有拒绝。他说：“你在家我就放心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爸。我把你奶奶接走了你不要怪我。”
“我不怪你。”
“真不怪我吗？”
“真不怪你。”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邓洪升进屋去了。
昨天晚上邓小军睡着了，大概是半夜吧，崔菊花来到他房间。她坐在他床上打开灯。邓小军这时从一个惊恐的梦中醒来。崔菊花羞涩地说：“我想看看你女朋友的相片。”
“这个呀，不知道她会不会还是我女朋友。”邓小军打开手机，她的照片他都存在手机里。她叫舒彩霞。他手指在屏幕上一张一张划拉给她看。崔菊花和蔼可亲地看着。她看她一个人的照片，也看她和邓小军的合影。
“舒彩霞不会和你断。”看着看着，崔菊花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怎么可能呢奶奶？她是从乡下出去的，好不容易在城市站稳了脚跟，怎么会为了我又跑到我们这个小县城来呢？我这种家庭出了这种事，她应该瞧不起我们，她应该憎恨我们。”
“你不要这样说，别担心小军，我从那孩子眉眼里看出来了，她会来找你，她会的。”崔菊花笑眯眯地说，像是在说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人尽皆知啊就你不知道。
“虽然我知道这不是真的，我还是愿意相信你奶奶。”
崔菊花关掉灯，她喃喃地说：“我就想看看人家的相片。”
“你喜欢吗？”邓小军在黑暗中哑着嗓音问。
她说：“我喜欢。”
“我也喜欢。”躺在床上的男孩哭着说。
“我明天要到武汉去。”她又说。
他说：“我知道。”
“汪洪达开车来接我。”
“去吧奶奶。”
“你这次回家是不是还有别的计划？”
邓小军心里猛地一惊，她怎么会这么问？难道她知道什么？周胜文是邓大军的师父，据说是个黑白通吃的人物。邓小军认定哥哥走上这条道与他师父有关系。让他不理解的是既然邓大军在坐牢，作为他的师父或者作为他的上线，周胜文怎么可以像没事人一样在外面逍遥呢？这里面不可能没有猫腻。我要找他理论，哪怕我是鸡蛋他是石头我也要找他理论。这想法埋在他心里，他和舒彩霞都没说过。奶奶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她是不是从我身上看到了某种戾气？
“没有奶奶，我这次回家没有别的计划。”
“没有就好。”崔菊花叹息着说。她在黑暗中伸手摸了一把他的额头，从他额头那里滑到鼻子那里。“别做傻事小军，千万别做！也别怕小军，小军别怕。”她的手凉凉的，从额头到鼻子，像是把他心底的念头抹掉了。
“你去睡吧奶奶。”此刻他真的动摇了，他想放弃，事实上他确实放弃了。
你知道汪洪达为什么要接我去武汉吗？不知道。我在武汉他才能过正常日子你明白吗，他的日子才会好过些。为什么？因为我拿着辛建秀的把柄，她有把柄在我手上。我在那里，她怕我说出来，她对我好巴结我，也就对汪洪达好。我不在那里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那又是什么呢奶奶？在你手上的把柄是什么？就是把柄。不知道奶奶是走出去的还是飘出去的，邓小军又睡着了。他把她送到汪洪达车上去的时候，有点怀疑昨天晚上她有没有真去过他房间，那些对话更像是一场梦境。他盯着她的眼睛说：“奶奶你放心，我不做傻事。”可是崔菊花无动于衷地看着前方，她像是什么也没听到。她那样子让他觉得昨天晚上的对话更有可能不太真实。
崔菊花上午去了武汉，秀芳下午四点回到家里。她说她是从金寨回来的，她还说她没见着范继业。邓洪升若有所思地说，没关系，你辛苦了，以后我们总能找到他的。秀芳又说古国安死了，我一回来就听说了这个事。邓洪升说我也听说了，虽然我眼睛看不到，还是有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听说他在外出差，死在火车上了。还听说有只绿颜色的鸟从他们家窗口飞进去了。等古国安骨灰运回来了，我们得去吊唁他。你知道吗？说句玩笑话，我还是古国安和何小丽结婚的大媒人呢。什么大媒人？你说的是你休学那件事吧？是啊，因为那件事我休了一年学，可那是一桩冤案你信不信？怎么会是冤案呢？你这么说太突然了。邓洪升笑了笑，一点也不突然，古国安也是当事人，因为他去世了我一时就想起了这个事。当时写古国安和何小丽结婚了那张字条的人不是我。不是你会是谁呢？汪洪达，是汪洪达。他比我大一岁，但我们却在同一年进学校读书，我们也在同一个班里。我打过何小丽，我把她的脑袋往课桌上撞，大家都知道她欺负邓大娇。我打她是应该的，既然我打过她就不会写那种字条了。我和汪洪达字迹差不多，有差异，可是差异没那么明显。都是小孩子，都是瞎写乱画。老师把我们俩一起叫去，坐在一块儿。说吧，是谁写的？你们说不说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让你们自己承认错误是给你们机会。汪洪达保持沉默，不吱声，我也不吱声。老师又问，还是刚才那些话。汪洪达还是不吱声。我就说了，我说是我。老师说，我们就知道是你。他们相互击掌，发出胜利的欢呼声。不是你，你为什么要承认呢？在那之前汪洪达跟我说了，他说是他写的，他还说他害怕。我让他别害怕。所以是他写的字条却让你休学了一年。我读书不行，这个对我没什么影响。要是汪洪达休学一年，可能就对他有影响了。就是这个原因，后来都说我是他们的媒人。如果一定要这样说，实际上他们的媒人是汪洪达不是我。正說着闲话，邓洪升的手机急骤地响起来了。电话里的男人说着很奇怪的外地口音，邓洪升勉强听到他说他是范继业。口音还是太模糊，不能肯定就是他。他大声问道：“你说你是范继业吗？”
“我是。”对方回答。
“他说他是范继业。”邓洪升望着秀芳站立的方向说，他有些困惑又明显很欣喜，“他终于找到我们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敲他们的房门。先是怯生生地敲，在没有回应之后便发力使劲地敲。砰砰砰！不像是在敲倒像是在很恼怒地拍门。秀芳很心虚地问道：“会是范继业吗？”
“不会这么快吧。”邓洪升说。
然后邓小军去开门。谁也没想到进来的人是谁。谁也没想到。邓小军更没想到，原来是舒彩霞。她是邓小军的女朋友，站在门口，满脸通红。
责任编校 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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