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讯
三月末，两个人在一次声色嘈杂的聚会上相遇。聚会设于一家四星级酒店的中餐厅，一场小型丝绸新品发布会之后。天空中雾气蒙蒙，属于回暖天后的降温。庭院地面落满早樱花瓣，粉白潮湿，每个人经过时都会不慎踩到。
在这次参会的四十二个无所事事的人里，十七个跟他一样，都是男士，二十四位女性中，十五位超他年龄太多，三位又过度年轻，五位长相普通，或者只是不对他脾胃，只有一个人吸引了他，且恰巧坐在他左边。
她穿着一件藏蓝色连衣裙，上半部分为短袖紧身针织衫，下面拼接多层雪纺半裙，一双白色尖头猫跟鞋，没有穿丝袜，白色大衣挂在椅背。她弄掉湿巾，他弯腰帮其捡起，注意到她右膝侧有一红痣，她撩起齐肩短发时，可见右耳垂也有一颗，除此之外，干干净净。
这是一次注定的邂逅。两人借此攀谈，并互加微信。回去后，他辗转难眠了两个晚上，最后还是决定给她发一条消息：
雪梨小姐，我不知道怎么说，也许塞林格的话会比我能够说出的，更为合适——爱是想触碰又缩回手。
众所周知，这句著名的情话来自《破碎故事之心》。小说不过是他买过的两本塞林格作品集里，相对好读的一则。比起这则短篇，他更喜欢《麦田守望者》，因为更有共鸣。他十八岁，读大一那会儿，曾梦想过能不费力地写出这样的故事。对于这篇小说，他记得被假设的数个开头，但没记住贾斯汀·霍根施拉格和雪莉·萊斯特这两个绕口的名字，更不用说里面一连串翻译后的滑稽外文名。他记得主角是一个混迹于纽约、三十一岁的失败者，和他同龄，却没能记住主角的职业，是油漆工还是印刷工。
失败——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做过一份能够持续一年的工作，目前月薪刚刚超过八千块（他后来在新闻上读到，今年这个城市的毕业生月平均薪水超过八千四百元，吃了一惊），二〇一六年，他试过运营一个财经公号，但仅仅做了两三期，就武断地认为错过风口，再也没续上。他没法说清，他现在究竟算一个商业记者，还只是一个软文记者，他所在的杂志社更像是一个软文制造局，单页广告对外售价奇高，但分到他手，却少得可怜。他惭于告诉她，无法拼出她的英文名，所以只能以中文打出（聚会上，他听到有人叫她Shirley），也不知道为何，头脑里蹦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为了编写这条短信，他不得不重看小说，以确定原句中间没有“的”，不是偏正结构。之后他按了发送键，并在惴惴不安中等了一个小时。
她比他年轻两岁，比故事里的雪莉小姐年长九岁。她经常怀疑自己，只要年过三十，就是一条垂头丧气、无人问津的老狗，不知其他女性是否也会这样想。她的女友安安，五年前改过身份证上的年龄，也劝过她那么做，但她还在犹豫;另外两个女友，朱莉已经于三年前结婚，为了到底要不要和公婆同住，每周会跟丈夫吵一次到两次，另外一个朋友温汀，正在筹备九月八日的婚礼，为此奔劳不休（到了五月下旬，便因为双方父母酒店选择的分歧，和相恋七年的男友忽然分了手）。而她在一家丝绸进出口公司做了快五年，薪水比刚开始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但和物价的上涨相较，依旧显得杯水车薪。从一部电影里随意找来、安置在身的英文名，不管谁读，如何读，听起来都平庸且愚蠢。她最擅长和最热衷的，是逛淘宝，或者买商场打折的包袋裙子。每晚入睡前，她会看三到五篇明星八卦，刷两小时微博，或者两集日剧，最近改成看四分钟一集的泡面番。一年中的四月和十一月，她总会动念辞职，但却从没向老板提出过。所有收入都用来还信用卡、花呗、房租以及叫外卖。一分钱也攒不下来。一分也不能。她得努力克制几次过度的消费冲动，才能买下最喜欢的那管口红。
她读完短信，深为所动，她记得那人长相（准确来说是侧脸），她知道塞林格，但还没仔细读过他的小说。她仔细读过的小说很少，但她迅速从网上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并且找到了这篇故事。读完后她发现，更有触动的，不是他引用的那句，而是雪莉小姐的自陈：
你看到的是我精心打扮过的样子。擦掉这些脂粉，相信我，我一点也不漂亮。请写信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接待访客。我想让你重新看看我。我要确信你不是被我虚假的外表给骗了。
是的，这也是她能够说出的、最为诚实的一句：如果他能够透过她的外表，会看见昂贵脂粉和精致皮囊下，一个过度自卑、孱弱、苍老的灵魂。当然，她还记得小说的结尾——她一口气读了三遍——在一个“男孩遇上女孩”的故事里，遇到总是遇到而已，就算拥有一个电光火石的开头，就算错过后霍根施拉格会整个月地想起她，但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遇到一个新女性，再把雪莉忘掉。
她当然不能允许此一情形的发生。比霍根施拉格幸运，聚会上的男士远不需要在监狱和舍友的监督中写无望的信，并苦苦煎熬，等上一个礼拜，冒着越狱和死亡的风险，才能见上一面。只要等一个小时（这个小时他烧了一壶开水，泡了两次茶，站到阳台，抽了六根万宝路），等到七点半，他就能收到一封字斟句酌、热情洋溢的回信——她用手机编纂了二百四十五字短信，短信像月亮一样，美丽且脆弱地悬挂在他深蓝孤独的屏幕上。
在结尾，她改了又改，最后写道：
亲爱的L先生：
我想自己正处在生命最年轻而又最沧桑的阶段，以前我误以为对爱情了解甚多，但遇到你之后，才发现从没真正了解过。
我一生犯过无数错误，但不希望眼下就犯上一桩。
比起胆怯的回避，我更想选择荒谬的勇气。
跟塞林格的相比，她差太远了。毫无信息量，且不连贯。她的比喻和感受至少可以砍去一半，或者效仿小说，讲讲接连的失败和不幸，以及几个处于不同困境的女友。毕竟她中学作文还受过语文老师的表扬，她应该可以写得更好些，或者更轻松些。但这都不重要，眼下他隔着十五公里，在床上欣喜若狂。他写得比她快得多，也少得多：
爱是无法遮掩的，只要一想起你，我便会觉得快乐。
他们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一个白天。到了第二天，晚上八点，他们约在市中心一家快捷酒店见面，睡了一觉。至于过程，男士颇为满意，女士则恰好相反。但勉强可算一个不错的开头。接着两人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以及第四次、第五次。过了一个月，她第一次当他面卸妆，但是趁着灯灭。又过了一个月，他抽烟时不再躲进酒店洗手间，而是当她面，把剩余的五厘米烟蒂摁进放了三分之一水的白瓷杯，直到那杯水变成黄黑，才倒进马桶。
这些不算什么，跟没有出口的真相相比，跟他们的谎言相比，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她没跟他说清楚，她有一个已交往四年的男友，两人总为鸡零狗碎吵个不停。她在每次吵架后绝望生气的晚上，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人，带她彻底走出泥潭。但她明白她已经老了，年过三十的老。不会有人像过去一样，不计一切地爱着她;自拍九宫格，连成爱心去取悦她;或者大半夜驱车两百多公里找她，只因担心她在另一个城市喝醉酒。二十一到二十五岁，她那像舞会皇后般黄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遇到他前一个月的某个晚上，她和男友为了他前女友忽如其来的电话吵到凌晨三点。她穿着男士塑料拖鞋，背着十斤重的帆布tote包和三斤重的笔记本电脑，在寂寂无人的高架下走着，后悔应该把他关门前递来的粗呢毛线混纺开衫披上，而不是出于不必要的自尊拒绝。她暗自发誓如果男友不打来电话道歉，就随便找个人睡觉。这天晚上，他没打电话，她也没找到愿意跟她睡觉的人，熬到凌晨五点，她睡着了，睡了十二个小时。一个月之后，争吵带来的伤害似乎渐已平复，她却遇到了他，并且真的，拥有了一个像爱情小说般浪漫的开头。
当然，他也不是彻底诚实。他对她说，他的婚姻已经完了，但实际这一年有所好转，至少妻子同意从客卧搬回主卧，所以他无法像其承诺的那么快离婚。
有三个月的时间，两人都很快乐：不太方便出去看电影，但可以聊天，可以讲的笑话不断。三个月过去，很多事情变得麻烦，他不能总躲在洗手间，或推迟回家，只为了接她电话。她也无法向男友解释，为什么总盯着手机，而且似在避免让他看见对话。她想过跟现任提分手，但就像她无数次的辞职决定一样，只是一个模糊固执的想法，却始终匮乏纵身一跃的勇气。
故事当然不会顺利地上演下去，他们已经在这段关系中埋下了数不清的手雷，手雷会以不同的面目和形式出现。她和别人在一起时，总会想起他，并被某种致命且疯狂的念头缠绕。而他不论是和她，还是和妻子一起，总陷于精疲力竭的边缘，试图解释什么，却永远没法解释清楚。
到了六月，朋友未能成行的婚事、外祖父的去世等等接连的坏事影响了她的心情，也有人说跟一次水逆的来袭有关，总之两人因为微不足道的观点分歧（大概是报纸上一个女性反性侵新闻）大吵一架。他这次没主动找她。过了三天也没有。到了第四天下午，她给他发消息，说正在离他公司不远处的一家咖啡店，并发去一张精心修饰了半小时的照片。过了几分钟，她仅收到了一个冷淡的“哦”。
她一怒之下，删掉他的微信号。
她忘记了他的号码，只记得昵称和头像，不管她后悔后，更换名字搜索多少遍，都只有一句相同的冷淡的提示：“该用户不存在”。她想过去中国移动查聊天记录，才发现两人自始至终，打的都是语音和视频电话。她想过问问聚会组织者，是否还有参会者的手机号（组织者正是她策划部的一位女同事），又碍于自尊和隔阂而放弃。她记得他们交换过名片，但是她在桌面拢好的大摞名片夹里，翻找半天，却没找到，在她衣服口袋、包袋，苦苦搜寻，无论如何，都找不到。
到了这时，她才发现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交往的第二月，那个周六的晚上，她曾以为他们会有一个永恒的结尾。
而他在那个像水汽般蒸发消失的下午，原本只是想短暫冷战，待她低头。看到消息后，却被莫名失败且悲观的心情笼罩，矜傲地只回复了一个字。等到下午五点，他想找她时，消息已经发不出去了。当然，只要他发送一个验证，她也可能重新回来，两人至少还能在一起半年，或者更久。可鬼使神差，他当天也并没那样做。他愤然删掉了她，就像从没见过她一样。
她在后来的一年，总会想起他。在城市西北一家灯光黯淡的火锅餐厅，她曾以为他就坐在某张餐桌。等她装作取调料，走到近前，却发现那人轮廓没他精细，肤色也过于苍白。因为没和女友说过这次短暂越轨的恋情，几个女友看她红着眼眶回来，误以为她是隐形眼镜干涩所致。其中一个递给她一款日产眼药水，她滴了，人造眼泪和她的眼泪一起掉下。但只有那一两分钟。接下来大家又浸入餐厅难分彼此的喧嚣中。
他后来倒跟朋友提起过她，像说个笑话，如果他肯抬头，越过对面朋友的头顶，越过餐厅挥之不去的混浊雾气，仔细看看，推门出去的一个女性背影大概会让他呆立许久。但他并没这样做，他只是听见了一阵开门而起的风铃声，靠门的中年男人抱怨无故多出一条缝隙，带入太多冬夜寒风。他主动起身，把门关上。
什么也没看见——他下意识地瞥了下门外，却只看见了黑暗中，过度明亮、宽阔的马路，一辆卡车快速驶过。不知为何，他感到一阵如释重负的轻松，却又充满悲伤。
故事结束了。如果一开始，她不曾欺瞒他，他也没有，两人也极为幸运地，正值单身……但他也许很难因为无法言说的痛苦，打出那句骤然击中她的话，她也可能因为涉世未深的无知和傲慢错过他。
在一则现代爱情故事里，就算男孩遇到女孩，男孩选择了主动，女孩也回应了他的追求，两人拥有众多相似处，并一度将对方视为灵魂伴侣，他们依然会遭遇心碎和失望。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遇到爱情之后，依然会丧失爱情，解决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又往复重来，如此延绵不绝，直到他们分开，忘掉对方，再进入下一个痛苦的循环。
爱情故事最优美的部分永远在开头出现，却并非他的原创——每一个读过它并且心有戚戚的人，也许都曾用它来劝告自己勿忘缩手，却一次又一次、不可遏制地飞蛾扑火般投身其中，直到再次被破碎后的幻觉割伤：他们也不过是其中之一。
重逢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来找我鬼混，也许只是别无选择——她有交往了两年的男友，看起来还将交往下去，但两人没睡过，十九岁，还是处女，她对这件事，觉得既得意，又羞耻。
当时我二十三岁，同样地，没和任何人睡过。但这对我，除了带来羞耻和自卑，没有别的。
那是一九九九年夏。眼下我试图回忆她的样貌，只能回忆大概：不美，单眼皮，要是睡眠不足或者哭得太多，会变成一种肿泡眼。近视，左眼三百五十度，右眼五百度，戴一种粉色金属半框眼镜，因为吵架摔碎过一次，我带她去重配了一副差不多一样的。鼻梁扁塌，皮肤不算好，但也不算差劲。穿衣品味奇特，无论配色，还是款式。一米七高，腿型不佳，但很长，不看脸时，可以看腿，以此浮想联翩——但是爱她这件事情，跟长相或性，一点关系也没有。
是否因为过度年轻，失去判断？或许，但不应是全部。那会儿我刚从一所工业设计学校毕业，在一家小广告公司找了份数模工作。工作当然是一团又一团巨大的混乱，无聊得很，钱也很少，六百块一个月，半个月后就不想干了，不知为何，咬牙忍耐下来。也许只是缺钱。忍到半年，再次冒出不想干了的打算，同样，再次因为缺钱，继续忍耐。我计划将三顿饭减为两顿、一顿，以存点储蓄，彻底离职，但从没能实现过。
她在隔壁学校读书，小我四岁，学的大概是工商管理，也可能不是，但看起来跟什么都没学过差不多，不管对什么都显得无知且天真。有时这点看起来很吸引人，有时则恰好相反。对于将来毫无计划，毕业论文写到一半，继续不下去，只能延期半年。和男友一周吵架三次。她骂他猪猡，他骂她婊子，吵完架就来找我，在宿舍锁门前，通常在九点半到十点间。有几次她出现时，眼部和腿部都带显著出血点，像个被撞伤的桃子，但通常过几天就好，跟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我们这样维持了半年。这半年我和她什么也没做。她叫我下各式盗版碟，然后我们一起观看，多数是恐怖片，法国的、泰国的、日本的，除了惊惧和血之外，留不下任何印象。当时我有一台用了三年的IBM，开机缓慢，十次看片六次会死机。
每当待其恢复的时间，我们便会在床上保持一种固定姿势：侧着拥抱，或者我上她下。她会忽然叹道，哎，这样很舒服，要求我一动不动，直到她觉得分量太重，受不了为止。
真正睡觉发生于她大四前夕。那天半夜她打电话来，叫我下楼接她，说，走不动路，鼻腔都是血。之前她躺在地上，被男友踹时，口腔鼻腔不断流出透明液体，感觉快死了，但最后只是弄了点呕吐物在头发上。
打电话时，她大概在走路，听起来有些歇斯底里。路人大概会听到那些诅咒，但她想必不在乎。公寓门口有一段砂石路，她在道路一头等待。见面后我背起她，整个过程觉得痛苦异常，想着得放她下来，不管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应如此，但不知为何，一直没这样做。
睡后的前几天，感觉不赖，清洗床单时想唱歌，工作陡然升起一线希望，专业技能似乎也在增加，但她态度很快冷了下来。也许因为愧疚，打她和出轨两厢抵消。她和男友重归于好，这教我怀疑那晚的发生，怀疑自己被愚弄，但更多感到一种越界的贪婪和渴望。打给她的电话被一一摁掉，或者响许久也无人应答，仿佛电话线在世界尽头，机主永远听不到。短信也没回。
最绝望的时候，她又回来了。毫不新鲜，同样是跟男友吵架，我再次去接她。
这种关系又持续了半年。
她的新住处变成嘉定，到我这边需两个半小时，出现时灰扑扑，狼狈不已，毫无形象可言。但对于正身处谷底的我来说，是仙女、公主，什么顶尖比喻都行，都不过分。
整个过程最困惑我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他们不早点儿分手。想了半天，觉得大概因为她样貌普通，而男友是本地人，虽谈不上有钱，但条件总优过我。在两个糟糕选项之间，她不是选择，是排除另一个。
想明白这点我有些沮丧。想她时我靠夜跑发泄多余精力，后来早上也需跑一次。等到我三十多，跑步卻成了提升精力的唯一办法。
她不是总那么恶劣，好时有种奉献一切的劲头，这个姿态后来我不曾在其他女性身上见到;心情不好时则会把我贴在墙上的海报撕掉。没什么理由，觉得难看大概是其一。我也懒于辩驳。她在墙壁空白处改贴她形形色色的大头照，画质模糊，两寸大小，装饰粉色廉价泡泡，比她真人好看一些，但是不够真实。
我更喜欢她真实。
到了二〇〇九年，她跟随男友去了江苏昆山，也可能是别的地方，但听说昆山台资企业很多，所以可能性较大。我们就此失去联系。
一天她忽然打电话来，说近期将回上海，能否见一面。我一眼认出其尾号，7751，她从没更换过，不免让人困惑她为何带着上海号码生活在异地，大概是为随时逃回做准备，已经快过去十年，不知她有无放弃回来的希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约在普陀区一家快捷酒店里见面。之前没吃东西，事实证明这是个失误。她已经三十二岁，跟过去一样，对于环境挑三拣四。酒店热水器坏了，我本来打算清洗一下，但只能作罢。
她的模样发生了不少变化，胸部和臀部比从前丰满，但其他方面也是，总体有种无可挽回、走下坡路的颓势，就算努力维持，依旧无补于事。
我们在床边僵硬地坐了一会儿，她没看我。我也没去看她。过了几分钟，我从背后抱住她，她没拒绝，但依然动作僵硬。我替她脱去衣服。事后她很快把衣服重新穿上。大概她很难理解这一行为颇教人心烦，虽然我明白她只是不想让我看见其腹部妊娠纹。
这会儿我有女友，谈了四年，预备结婚，莫名一再搁浅。女友是乏善可陈、平板单薄的童子军身形，齐耳短发，圆眼睛，俩人长相可以说互为反义词。但某些部分两人相似：过度的天真（也许乔装），令人厌烦的悲观，但并不真敢于撕破，状态好时，又往往误以为无所不能。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性别上的整体相似，还是别的原因。
距离退房还有一段时间，她说起现任、工作、家庭、孩子。白天，尚未喝酒，但是已经谨慎不复，眼眶通红。她说到江苏没多久，便和男友分了手，他和公司一个女性好了。她在一个十来平米的小屋子里躺了半个月，尝试自杀，但俱以失败告终，直到认识下一任才好转。回想起来，第二段恋情同样草率，因为那人也会打她。她并没在恋爱里学会获得任何教训。
也不是，她怀疑自己有受虐倾向，有些心理书这样说：受虐者召唤了施虐者的存在。仿佛在说一种合理存在的榫卯关系。
二十六岁，她因相亲之故，认识了一个大她五岁的本田汽车销售员，婚后一年生下一个儿子。三十岁时，她发现对方跟一个女顾客在一起四年。即，他们婚姻五年中，有四年时间，他处于越轨状态。
她自然想过报复，结果又跌入另一场灾难。她选的出轨对象，在一起不到半年，就消失不见，她弄不清原因，只能归结为容颜衰败，魅力无存，失却任性资本。她必须得学会自我控制，否则她将什么都完了。
确实完了——她的病。三年前她怀疑得上躁郁症，那会儿正值一个美国喜剧明星自杀，闹得沸沸扬扬，加之她婚姻、家庭连接出了问题。她细读所有可见报道，认定症状如出一辙，但是又不想求助医生，只因一个朋友去医院后，发现精神科闹闹哄哄，仿佛菜市，等了三小时，医生没让她做任何检查，就开了一些贵价药。每个人看起来都比她更糟糕。排在她之前的那人，说常听见一个女性在打字，打字声正是摩斯密码，怀疑被人监视。医生听完，给了一个建议：买一部降噪耳机。
我怀疑这句话由其杜撰，不会有哪个医生如此不负责。说完她大笑不止，告诉我她也买了一副。效果普通，但不管怎样，她在办公室的状态比之前好了不少，至少不会躲在电脑前哭泣。慢慢地，她在办公室便不摘耳机，因为可以装听不见。
比起精神，经济状况的下滑和恶化更直观。八年内她换了三份工作。生子后，她辞职休息了一年，很快粮草不继。中间她想过开餐厅、开花店，发现不切实际，且无原始资本，卖过三个月代餐粉，但砸进去两万，赔了五千。
眼下她在一个小公司做闲职，事情不多，但办公室政治复杂，每个月到手只有两三千，感觉随时会活不下去（定居在苏州还是昆山？依然没弄清）。为了增加收入，她也做兼职，却始终不说具体。也可能当时我走神了，没有听见。她认为以其年龄，每月收入得在八千到一万之间。她避免跟过去的朋友接触，为的是减少失衡。
这对病情不利。她说。
前男友找过她一次，借了三千块钱，说是急用，却没说用途。她出于虚荣借了，预备好他不还。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钱比自尊重要，于是鼓起勇气索要。对方拖了三个月，还了一千五，给她发了三张照片，炫耀二十岁的年轻女友，照片里的男性穿着不合年龄的牛角大衣。她被照片透露出来的那股轻浮劲恶心坏了。两人没再联系。
但时刻觉得会发疯，不知道是不是药的原因。她说。她一直在服用一种国产止痛药（这差不多可以解释她走形严重的脸部和身材），往往到一点才能勉强入睡。十一点多，她就已躺在床上，精疲力竭，但总有一些东西会跑进脑子，仿佛房间满是无孔不入的蠕虫，而她大脑是块柔软奶酪。
睡上一会儿就会好五分，睡不好一切归零。
没人愿意跟她聊天，沒人能长期忍受她的精神疾病。有人只是想跟她睡觉，有人则是觉得她具备一种他得关切的身份。我本想反驳，但是再一想，大概我两者兼备。
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有次在书上（具体忘了出处），说是“灵魂生着病”。比神经病听起来略为诗意。她决意以后这么讲：她是生了灵魂的病，而非其他。
一到五月、六月，随便什么事都能击溃她。阳光不好时，像一堆透不过气的烂泥，阳光好时，则像阴郁潮湿的沼泽植株，无法思考，无法想出准确的词语形容那种状态。
哦对，她甚至开始结巴了，每个句子都无法完整，注定破绽百出，注定没出口就夭折。说到这里，她斟酌了一会儿用词，说，对于生活始终有种不真实感，在梦境和现实之间，她从来无法分清。我睡着了一会儿，醒来她还在继续，关于几个似是而非的梦境，她遇到的灾难。世界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她叨叨地说。
有那么一会儿，我想起《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小旅馆重聚的场景，觉得四分之三，分毫不差，但也可能是小说带来的印象，使得我照其蹩脚演出。
一个细节：睡觉时她曾要求我大声责骂，起先我一言不发，但不知何时，我终于对眼下情况烦躁起来，开始口不择言，并且终于相信她之前说的，某种受虐的召唤。她确实具备这样的特质。差不多从那刻起，我确定今后再也不会见她——虚掷了大半生的女人到处都是，但是多数跟我也并没什么关系，也永远不应该与之有关系。
真实
他们有段时间没再写作。也不是，过去的八月，他在写一个中篇，按其说法，是一个崭新的尝试，跟之前全然不同的尝试。在他们之前达成的种种写作共识里，新鲜不同，告别陈规，往前多走一步，一定是其一。她正在写一个长篇，预计十三万到十五万字的体量，刚写完前面不算完整的两章，但出了点问题。他听完，温和地劝告她应精简和控制。这会儿他们以为生活中最大的困难都来自于写作，但其实不是。那年八月，他们还遇到了两场不大不小的事情，但因她仍身处于其中，还不能简单、贸然地说出，有一天大概可以，但如今为时尚早。
按照计划，他们将在八月初见面，但偶然到访、错综复杂的两件事，确实打断了他们见面的可能，她又总在两地奔波的路上，恰好错过每次机会。两人就像拥有两张错位的进程表，或者本质上，他们在有时差的两个世界。
一天在回程火车上，她跟他开始说起这个故事（“跟你说个故事吧”——千篇一律的开场白）。为了避免他以前批评的问题——她总是将真实和虚构混为一谈，她那些朋友的故事，实际不过都是她自己的故事，饶其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所以在她在叙述中，为了证明为真，她小心告诉了他被讲述者的名字，但故事中仍以B来代替，而她则自称为A。
B是跟她一起长大的朋友，生于八月，有一个比其大四岁的姐姐。她姐姐生得很美，很讨祖母的欢心，但不太聪明。B本不应出生，据说母亲因放环失败，才怀上她，也可能只是为了生男孩，孤注一掷，等到发现是女孩，已经错过堕胎时机，一家人就这样，不甘不愿地接受了巨额罚款。
B的父亲据说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情妇，年纪比她母亲还大，也有人说两人共育一个私生子，但没人见过，没人知道传闻真假。还有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叔叔，五十岁，未婚。简言之，B和美丽的姐姐，貌合神离的父母，强势的祖母，残疾的叔叔，奇怪又紧密地生活在一起。
B以聪慧而著称，五岁时就会打复杂的牌，能赢过大人，一年级学会编织毛衣。一年级到六年级，她都是第一名、学习委员，六年级已长至一米七。在A和B的关系里面，她记得，B始终像个长姐，A蒙其照料。
但到了中考，B忽然考砸了。当时考完回来，她信心满满，但发榜后，分数出乎所有人意料地低。B由此进入一所二流高中。A考上另一所。她们所在的城市，一流中学有两所，二流学校三所，三所之间也有轻微差异，B的那所排名相对靠后，A的则靠前。也正是从那时起，她们的关系开始产生某种变化。
高二暑假，一个占卜者来到她们家附近。那人穿一件褪色卡其工装，一条黑色长裤，手里提着一只雀笼，雀笼里有只麻雀。最开始应是A母的建议，她母亲向来迷恋占卜，除了她应该没人会主动提议算命。
小雀被放出来后，在散满方牌的桌上踌躇步行，最后挑中一张红桃K，衔进占卜者手里。占卜者说了些吉利话，大意是A的母亲晚年将大展宏图。在A几次关于母亲占卜的记忆中，她记得自己曾多次听到相似说法：晚年将大展宏图。一种包含着绝望的希望。但A的母亲还是给了占卜者一个红包，八十八块。之后是A，一张黑桃7，占卜者说她一生都不会顺利，一定蛋打鸡飞。A为此噗嗤笑了起来。
但到B母这里，占卜忽然面容严肃，说她定然活不过今年。正值六月，一年过半，气氛骤然变得凝重。占卜者迅速收拾雀笼，决意离开，不管B的母亲怎样哀求塞钱，也不肯留下。当年十月，B的母亲因为连续消瘦和腹部疼痛，前往医院，查出子宫癌晚期。十二月，她病情加重，很快去世。果然如那位神秘的占卜者所言，B母没能熬过这一年。
过了一个月，B的姐姐结了婚，嫁给了一名道士。姐姐高中毕业后没再读书，那人就是在一次轻松的葬礼上吸引了她。她嫁人后没多久，生下一个男孩，众人可以很容易从其身形判断出，她结婚时已经怀孕。因此有人说，孩子是属于姐姐曾经交往过的某个外地男孩的，外地男孩走了，姐姐只能匆匆嫁人，她的婚后生活因为穷困和婆婆，过得十分不易。
B深受打击，高考考砸，最终就读于本地一所职业学校。她读书很努力，毕业后找到一份当地商场实习的工作。起先她只负责管理一层，后来因为表现出色，负责起四层，变成商场经理。这在A和其他同学看来，都是一份体面、值得艳羡的工作。
B虽然早慧，却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一天她正骑行，一位老人始终跟随。红灯亮起，她不得不停下，老人推车过来，跟她招呼，说，你是单身吗，如果单身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个亲戚的儿子。然后给她留了个电话，约好时间地点见面。B虽觉奇怪，但还是赴约了，甚至没法解释究竟为何赴约。
她比约定时间早到半小时，想万一情况不对，就及早离开。约定地只有一名长相普通、年纪很大的男性，她等了一会儿，打算离开，一个人却在身后，拍她肩膀，说，你是不是××（B的名字）。她转过头，看见一张端正俊挺的面容。
两人几乎一见钟情。她后来才知道，老人是男孩父亲。男孩在一家家纺公司做部门经理，虽然学历不高，但是收入不错。父母晚来得子，早已退休。B嫁了过去，丈夫对她言听计从，长辈照应有加，她似乎在过去的种种磨难里，彻底地康复，并且获得了某种命运的补偿。大家对此都觉得不可思议，但也为其否极泰来而高兴，也许是母亲的护佑——谁知道呢。
说到这里，A停顿片刻。他说，挺好的，真的，你可以写出来。
她没有接话，继续说了下去：
今年上半年，A的祖父去世，她回到老家奔丧，葬礼上，那个女友，B也来了，却迟到半小时，出现时带着儿子。很多年过去，她变化不大，但儿子跟A之前看到的婴儿时期的照片全不一样，A在其脸上同时看见了B和丈夫的影子。这时她才意识到两人已经七八年没见面，真是一段漫长而令人难以觉察的时间，她想。B劝她节哀，又说，丈夫还在医院，她得去看看，所以无法等她祖父出殡，就得回去。
A没多问。过了几天，她回到上海，一个男同学找A，照例致哀，又问，B的丈夫醒来了吗？
A说，发生了什么？
男同学说，你不知道吗，她丈夫昏迷半年了。
A理所当然地吃了一惊。男同学解释说，B的丈夫去纳米比亚做建筑工程，原本进展顺利，一天却在工地昏迷不醒，送到医院，发现脑溢血。按其年纪，无论如何都不应得脑溢血。不知道是不是跟体重相关。他被连夜送回国。
A联想起当时见面，B面容平静，就跟丈夫只是患上感冒一样。
——他说，天啊。
她说，是的。停了一会儿，她说，最近醒了，她母亲一天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B的丈夫苏醒了，但没好全，据说有点轻微失忆。不记得B，不记得过去，大人一夜变成小孩。B得悉数照应。也许家庭情况因此恶化，也许跟过去一样。但从没听B抱怨过。
他不知道故事是否已讲完，故此等了一会儿，她没再说话。他说，哦，原来这样。她说，是的，就是这样，一个朋友的故事，都是真的。
他顿了顿，说，我不知道你们那还有这样的占卜。她说，后来没再见过。有人说是安徽那边过来的。你们呢，你们有吗？
他说，也许有，但我没有见过。我觉得也许有。
她说，是的，我想也是。
他说，嗯，挺好的。
她不知道好是针对哪方面，两人同时陷入沉默。
她想，他们恋爱开始时不是这样的。有段时间他们无话不谈，至少在某些话题上无所不谈。她接上之前他的提议，说，这个故事是没法写的，她得认真地想一想。他说是的，很不容易。他想给点实际的建议，关于写作，但是又觉得这些问题最终只能她一个人面对。始终得一个人。他无能为力。虽然他认为两人在同一处境当中，但他们只能在各自道路向前，他们也只能打其各自战役。
她颇为怀念早期混沌时刻，暧昧像是光线昏暗的暖水池子，包裹他们。在他过去的小说中，河水是残酷冰冷的象征，又是软弱者的容身之所。她总是会想起他故事里，绿水下微弱晃动的光线，人在水中，像在子宫，像是初入世界：你不知道将会在这个世界上迎来什么，只能坦然接受那些被赐予的。而他对她而言，则像一个啟蒙者，只是随着清醒的逐渐到来，寒意也随之将至。
她想说，她不能用别的方式讲述，是因为那关于一个真正具体的人，一个跟她息息相关的人。有些细节大概不太对劲，她也无法继续追问。毕竟不是在做报道，追问他人惨痛的细节是无礼的。她也没有办法给这位叫B的朋友安置一种结局、一种命运，那不尊重，也不优雅，甚至缺乏基本的仁慈。在真实面前，哪怕部分的真实面前，虚构显得无礼、轻佻、无力。他们从来都不曾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所以她只能讲述，B获得的，又被带走的礼物。
说出来你会好一些吗？他问。
是的，好一些。你呢？
我觉得会。他说。
但他指的是别的。她也是。她也许可以跟他讲述另外一个故事。讲述另一个故事，意义也许也一样。重要的是没有被说出的部分。但是她没再说下去。缺省的部分永远只能存于黑暗，那里永远存有未被言说之物。尽管他们成千上万次叙述，也无法穷尽、照亮。还有其他。她曾经想象过，以语言去穿过、劈裂隔开他们的帷幕，却最终发现那道帷幕原来如此清晰、坚实地存在于他们之间。她放下手机。在剩下的十分钟路程里，她都处于一种想哭却没能哭出来的状态。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她心想。仿佛在说一种没有道理又无法治愈的疾病，仿佛在说一切不可理喻之事。
责任编校 邓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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