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岚

　　一

　　因为清理书橱，在书堆中看到一部《中国来信》（Lettres de Chine），耶稣会传教士撰写的书信集。封面的洋人清官装扮。当初从书店携回后，又觉得这类“古董”不会给你生息，遂塞到高层架子的死角上，十多年来不曾碰它一下。今回重见于“江湖”，随手翻翻。打开第一封信。现在你在哪里？在中国;什么时候？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但一个中国人去听洋人向你叙述中国，该怎么说呢？康熙时代也远了，都三百多年了，眼下生活何悠哉？部头也大，足有500页之多，小型字体密密麻麻，即便为手头上的小篇章找点什么来填塞，也犯不着去折腾眼球。正要将它“回炉”，忽然看到关于广州的描写。你到底是广东人，就来了一种心情，继续看下去：

　　当你进入到广州河（珠江——笔者注），就可以看到中国的面貌是怎样的。河流两岸是种植水稻的广阔田野，像美丽的牧场般绿油油，一望无际地铺陈着，其中交错着无数的小水渠，以致你不时远远看到的来去的船只，不像是在水面上航行，而像是在绿草地上行走。远远陆地的山坡，上边种满了树，沿着河谷皆是以人手操作成的景观，像杜热丽皇宫花园的花圃。多少村庄，就错落在多姿多彩的田园环境中，你百看不厌，只可惜船只走得太快。

　　这样油绿如泼水的故乡，真抵得游子一辈子思恋。这是耶稣教会的神父普雷马尔（Prémare），于1699年2月17日，从广州写给德拉雪芝（de la Chaise）神父的信。由于知识界开始对科学感兴趣，康熙委托传教士白晋（Bouvet）回欧洲招聘专攻数学的传教士到中国，普雷马尔是应聘到中国的教士之一。信中所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印象。珠江两岸的田园景观，在他眼里跟伊甸相去不远。那个年代说远也远，说近也近，但环境变化之大，直教你做梦也回不去了。现在你就借用普雷马尔的眼睛，回过头去看看被高楼大厦，大小洋楼，交错的公路，来往不绝的大小汽车侵占了的地方。广阔的田野失踪了，小水渠没有了，村庄逃跑了……你就从这部沉甸甸的册子去寻旧，去敲敲消逝了的过去的大门。

　　二

　　北京的城墙、牌楼付拆之前，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力主北京的新建设以不破坏紫禁城，北京城墙，城楼，以及所有古建筑为原则。并提出一套都市规划方案，在城西建立一个新城。千年旧都，即使在城内起新楼，尽量在高矮方面配合，使其不失原有面貌，做到新旧两相宜。但最终方案条款绝大部分被否决，只接受保留紫禁城。一个美奂美轮的古城建筑，就这样消逝如灰烬。

　　偶然看到北京城的老照片，会忘情地进入画中世界。原来我们曾经拥有这样的楼阁玲珑，红墙琉璃瓦的故国家园。现在无影无踪了。好东西注定难逃毁灭？教士笔下的文字，给你内心一阵滞重：

　　那些城门，有些东西比起我们的还要宏大，还要华丽。它们起得极高，将一个方形城区围起来，周围起了高墙，城墙上筑有一座座美丽的沙龙，无论向村野，还是向城市的方向都一样。北京的城墙是用砖块砌成的，高度四十古法尺左右（一古法尺相当于325毫米——笔者注），以20图瓦兹（1图瓦兹相当于1.949米——笔者注）的同等距离，筑有小方塔楼，维修得非常好。好几处地方开了很大的上坡道，以方便骑兵部队登上城墙。

　　这是法国传教士洪约翰（Fontaney）信中一段文字。城墙状况与外貌，是1688年3月21日他眼知眼见。墙高四十古法尺，相当于四十三英尺，没有提及宽度，只说上头有一座座美丽的沙龙，即房屋，是各种活动的场所。其宽度给你无穷想象。且辟有上坡道，骑兵部队可以登上城墙。一队骑兵有多少？二十骑？三十骑？并排能走过多少骑？十骑？十二骑？当年林徽因的设想是因地制宜，将城墙改为环城公园，一定距离的路段筑梯级，逢交通要道开凿通道，方便车辆通行。城墙上栽花种草，放置长椅，给市民提供休憩娱乐场所。从保护文物，审美角度，或实用上的灵活变通，不能有更好的设想了。但上下缺乏共同思维。夫妇俩到处游说，写信求助，细说利害关系和变通办法，直至声嘶力歇。拆毁工程始于1953年，从拆牌楼开始。积淀了近千年的华夏文明的建筑物，象征民族灵魂的古物古风，如果毁在外人手里，我们骂上三百年不觉得累。

　　三

　　康熙治下的六十一年，被认为是政治清明，生产力稳定，文化事业有相当成就的年代。《康熙字典》的编纂，历时近百年的《明史》修撰，为后人乐道。鉴于历代修史者总是讥笑贬斥前朝，歪曲史实，既失公平，也失信于后人。康熙態度客观，要求编者立足于事实，着重良心，采纳公论，明辨是非，务使人心信服。并亲自过问明史的编纂。他平定江山后，好学而自律，思想灵活，见识过人，狄德罗把他比作古罗马和法国的两位贤帝：“从智慧而言，他是中国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从专制政治和统治时间而言，他是路易十四。”他充满信心，信心使他胸襟开放，对外来的传教士不乏宽容。17世纪末在京的传教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德国的汤若望（Schall），荷兰的南怀仁（Verbiest），都隶属于以国王名义主持的葡萄牙教会。到康熙时代，法国才有一个传教士组织在北京成立，起了教堂;他治下中国有115000教徒，159座教堂。1688年南怀仁逝世，康熙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

　　1688年3月11日，晨早七时，被恩准参加葬礼的高官抵达现场，洪约翰则以教士身份应邀出席。他看到一副巨大的厚达四英寸，外面上了釉彩，漆上金色的棺木，连担杠一起，放在大街上一个装饰极其庄严华丽的白色圆顶帐下。六十至八十人分别站立两边，出殡时用肩膀抬起棺木。教士当街下跪，行叩头礼，教徒高声痛哭。身穿白色丧服的官员端坐马背上，队伍起行时，皇帝的岳父走在最前面，跟着乐队和送葬队伍。一个高25英尺，宽4英尺的木牌，上头画着南怀仁的遗像，和漆金的中文名字。手持圣母像，耶稣像，洋烛，长条幡旗和燕尾旗的低级官员，和教徒队伍，浩浩荡荡，由五十个骑兵组成的队伍从两边框起来，向坟场走去，那里已经安葬着利玛窦和汤若望。人头攒动的市民，站在街道两旁，鸦雀无声，看着队伍走过。

　　洪约翰以两页纸来描写葬礼的中西合璧。其隆重奢侈，繁复细致，皆出乎想象。南怀仁虽然职拜大清钦天监监副，二品官，以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身份为朝廷服务，但毕竟是外国传教士，为他举行一个基督教色彩浓厚，震动京城的葬礼，必须具有足够的开放精神，坦荡的胸襟和高度自信。

　　其实早在1692年，洪约翰和刘应（Visdelou）两位教士，以金鸡纳霜为康熙治好了疟疾。康熙投桃报李，在皇城范围内皇宫附近的北堂，为传教士们起了面积宽敞舒适的花园寓所，同年颁布一道容忍传教活动的法令，这是传教士活动的黄金时代。能操满语和汉语的巴多明（Parennin）神父，颇得康熙和高层官员的信任，容忍他为苏努皇子及其家属施洗为基督徒。1722年康熙弥留时，希望会见传教士。离世前表示这种不寻常的愿望，耐人寻味。有意临终前受洗？但他身边的人拒绝让教士进入皇宫。巴多明在通信中表示十分遗憾。

　　四

　　到雍正登基，对传教士的态度与前朝大相径庭，敌意代替了尊重宽容。原因何在？反正事情闹出来了，受洗的苏努家族首当其冲。因受洗被迫害？不完全是，主要是苏努家族中的皇子有资格跟他争皇位，对他的权位有威胁。他虽然已登基，为巩固权力，对皇兄弟大肆残杀，迫害。其手段的残酷，冷血，使中国人发怵，也使欧洲人震撼。在京生活了40年，逝世于北京的巴多明，有12年时间，以每年或每两年一封的书信，将满洲皇族受迫害的事件详加叙述。

　　康熙子嗣众多。晚年见诸子争位，预感到会骨肉相残，深感不安。雍正即位后，果然为保权而操刀忙。雍正登基，疑点太多。“谋父”是嫌疑，而弒兄，屠弟，是大家眼见的。十多个兄弟中，或被投入监狱，或幽禁于府邸，未满15岁者，驱散到外地，贬为庶民。在位13年间，幽禁于咸安宫的二哥礽，死于雍正二年;禁于永安亭的三哥祉死于十年;五弟祺死于十年，七弟佑死于八年;廉亲王八弟祀死于四年，九弟唐死于四年，十弟被囚，直至乾隆二年才获释。之前大哥幽于府第，死于十二年。亲子弘时，因不满其父对兄弟的残杀，也被革去黄带，除名《玉牒》，革去宗籍，交给他视之为敌的八弟祀进行“约束”，雍正四年，在生死无人过问中去世，时年二十二。没有文献足以证实雍正亲手杀子，但父子关系恶劣有文为证，雍正曾有谕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廷。是以令为允祀之子……”从他对兄弟、亲子，和异议者的杀害，可以反证他的皇位来路不正。权力一旦失去合法性，就以屠杀、暴虐、压制作为统治手段。王权掌握了人的生死大权。但手握大权者下场又如何？雍正死因不明，成为历史谜团。历史上这种谜团俯拾即是。

　　八弟允祀，表面封为廉亲王，四大总理事务大臣之一，但很快被找岔子，指其“怀挟私心”“无功有罪”“存心阴险”“不忠不敬”，而被锁拿。九弟禟为人大气，善经商，积聚了大量钱财，经济实力雄厚，却是个明白人，声言不恋帝位，宁可出家：“我行将出家离世。”他才德兼备，受群臣爱戴，反而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罪名是，康熙去世那天，允禟突然来到他跟前，傲慢无礼地坐到对面，“其意大不可测”。遂革其黄带，削宗籍，加28条罪状，三条铁链锁拿，以木头车发配青海，在老苏努死后被抓回监禁保定。直隶总督李绂接到犯人，深谙皇意，以小人嘴脸说：“等塞思黑（即狗，不要脸）一到，我即便宜行事。”所谓“便宜行事”，就是把允禟囚在四面高墙，手脚难以伸直的囚室内，再三条铁链加身，在暑热如焚中死去。却称：“腹疾卒于幽所”。传被毒杀。

　　同时获罪的八弟允祀，也在狱中受尽折磨，允禟死后不过十天，也去世了。雍正还斥责两兄弟“罪恶多端”“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雍正帝”。如有人到灵前哭泣或叹息者，拿问。密奏。

　　1725年7月20日，雍正三年，巴多明给欧洲一位教士的信：

　　我去年寄给你的详细讯息，相信你已经整理好，那是关于在有血缘关系的皇族众多家庭成员中，所取得的宗教信仰的进展，以及关于皇子们带着天主的慈悲，他们还是新近受洗的呢，去面对失去尊严，被判处严峻的流放。但你可能焦虑不安，想知道他们是否以最初被贬谪时候的同样热忱互相支持，如果继续受苦受难，会否动摇他们的勇气。不，尊敬的神父，这些出色的新皈依的教徒的德行完全没有动摇。

　　由巴多明为他施洗的苏努，当时已77岁，作为皇室的族老，每天到皇宫早朝，参加公众仪式，平日在家料理家务，却别有怀抱，追求精神生活。从和尚道士的作品中寻找精神粮食，希望过有异于世俗的生活，但徒劳无功。偶然在书摊上找到一本《论人的灵魂》，巴多明著。回家細读，内心被激活了。遣仆人到天主堂，携回一大堆免费的书籍和小册子，于是，在情在理地受洗为基督徒。巴多明与皇室关系密切，了解情况较多。雍正残杀兄弟，为的是保皇位、保权力，他应该很清楚。但他从宗教角度来反映这件事，写道：“皇帝对他所憎恶的教徒皇兄弟进行迫害”，着意指出教徒身份是受迫害的原因，一再颂扬他们坚持对天主的信仰。欧洲信徒得到讯息后，大为感动，庆幸传教士活动的成功。在他笔下，经他施洗的老苏努、允祀、允禟及其家人在流放途中扶老携幼，妇孺蜷缩在简陋的木头车上，承受着流离颠沛风雨交加，极度艰苦的非人生活。但天主与他们同在，坚强信念使他们无怨无悔。流放途中的详细叙述，恐怕不会在中文文献里找到。讯息来源呢？巴多明在信中说明，都是朋友或仆人的所见所闻，并以直接口吻叙述。主要来源是交往密切的教徒，他们从皇子们的流亡地回来，其次是皇兄弟们给他写的信件，以及苏努家中受洗为教徒的仆人。有感于主人的恩惠，当皇子们落难，秘密地给他们帮助，带信，提供金钱和生活必需品。雍正到处布下密探，有人一进入北京即被捕下狱，审讯过程中，甚至牵连其他人。下面是流放地Fourdane一位居民的叙述：

　　看到皇子们悲惨遭遇的场面，真叫人心酸。没完没了的雨天将整个流放队伍打得七零八落。有的被迫付出一年的租金去租房子，流放者被趁火打劫;有的自己出资起屋，即将起好时，又被迫放弃一切，突然要他们撤离，有的走路，有的骑马，妇女和孩子们乘着破烂的木头车，向沙漠走去，那里没有牧场饲养家畜，没有木柴烧火，寸草不生，泥沙滚滚，想找地方起两间茅舍，业主要他们付出天价。

　　为对付政敌和仇人，雍正实行特务统治。流放队伍落脚的小城的所有城门，都贴出告示，严禁所有满洲人，蒙古人，满洲化的汉人到苏努家的茅舍，违反者抓捕送京，作谋反治罪。在极度艰辛、匮乏情况下，皇子们没有抱怨，作平常日子过，因为有天主作为信念。年近八十的老苏努，为引导家人受洗，被判一起流放，到底经不起折磨，流放中去世。随即，允祀，教名Louis，允禟，教名Joseph，在一道皇令底下，被押解回京城入狱，每人身加九条铁链，很快在狱中折磨致死，可能被杀。残酷、冷血的雍正，谋父，杀兄弟数人，欲盖弥彰，自称不辩亦不受。清史专家评曰：“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储棋局可能将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薈萃了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精华。”

　　巴多明对皇室冤案的反映，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但在同一事件上，同时研究中国问题的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两人态度截然相反。孟德斯鸠第一个认为，这是中国的无可辩驳的暴政的表现：“巴多明神父的关于皇帝对他所仇恨的皇族教徒的迫害的信件，使我们看到一个连续不断实行的暴政计划，并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即以冷血，来向人类进行侮辱。”但伏尔泰却说：“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招致了几个中国人的死亡，尤其是招致了支持过他们的两位血亲皇子的死亡。从世界的另一端，跑到一个皇族家庭去制造混乱，导致了两位皇子受尽折磨死去，不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吗？”

　　法国的哲学家当中，最欣赏中国的，无可置疑是伏尔泰。在他的作品中，中国是无所不在了。在戏剧方面，他把《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剧院上演时，采用了中国服装和道具，大获成功。小说《巴比伦公主》也别出心栽，让公主去到康巴闾（北京），既看到人口众多，也见到彬彬有礼的清廷官员，看到什么叫艺术品位，什么叫奢侈。在那里，有一位躬耕的皇帝，为子民日夜操劳，为人公道，充满智慧。在《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中，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经济，政治，文明，科学，艺术，宗教，都是在中国发展起来，取得辉煌成就的。1774年发表的抨击百科全书的文章中写道：“将中国人置于地球上所有民族之上的东西是，无论法律，风俗，文人所使用的语言，在将近四千年间，都没有改变。”四千年不变，可能吗？还有进步可言吗？又说：“在我们学会了其中某些东西以前”，中国“创造了几乎所有艺术。”他在中国找到一个理想政府，就像西方当代的君主立宪，皇帝与国家的整体代表势力，联起手来进行统治。用现代语言就是，皇帝跟民选的议会共同治国。

　　伏尔泰对中国的大肆恭维，所倚重的都是传教士的通讯资料，尤其是出自于殷弘绪（Entrecolles），巴多明，博须埃（Bossuet）。他们首先发现了中国的古老，古老得使西方的历史变得可笑。从编年学的观点来看，《圣经》也变得可笑了。伏尔泰骨子里是反宗教，反《圣经》的。中国的历史比《圣经》的历史更古老，他的“反”就有立足之地。那个时代，西方人认为《圣经》追溯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故事。但是，当传教士们接触到中国文献，发现古代中国可以回溯到更古老的年代，可以从书写文献和天文观察文献中得到证明，如月食。如果说中国人是诺亚方舟人的后代，中国的编年史就可以回溯到公元前2952年，比起西方公认的洪水期早了600年。这个发现在欧洲引起的后果是，《圣经》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的记载是正确的。尤其是天文计算日期的准确，那么《圣经》所记载的古老世界，就必须往后推，以便跟中国的编年史相吻合。这也必然引起一连串问题，古代中国人从何而来？埃及人的后代？诺亚方舟人的后代？

　　再没有比启蒙时代的欧洲人更关心中国的了，不管对中国的了解是否正确。东西方路远迢迢，一趟水路动辄半年。狂风，暴雨，浪大如山，疾病，此中艰辛唯亲历其境者自知。当时没有技术条件获得中国讯息，没有字典，没有翻译书，没有翻译人材，没有直接传媒，传教士书信成为主要的讯息渠道。而教士各人的学识、思考、观点，也影响着对客观事物的理解。隔阂，曲解，变形都可能。他们眼里的中国不可能都一样。有大肆颂扬的，有态度保留的，或贬斥的，有为投合欧洲人的好奇心而着意落笔的。教士所提供的讯息参差错落，但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只能依赖他们了，选用资料，就看你偏向哪一位。所以18世纪的欧洲，对教士的书信满怀热忱，也采取批判态度。对他们反映的同一事件，经常作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传教士的书信，首先成就了伏尔泰的《风俗论》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

　　孟德斯鸠资料的来源，最初也是传教士，尤其杜赫德（Halde）。这位教士汉学家对中国基本肯定。开始时候，孟德斯鸠也相信，清廷这种家长制的社会制度，是被法律、风俗、传统限制着的，权力被削减了，尤其欣赏其农业政策。后来遇上大名富凯（Fouquet）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后，离开中国，也离开了耶稣教会。他向孟德斯鸠表示，对传教士的所谓“书信”，必须有所保留，中国并不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此外，孟德斯鸠也参阅了《从兰格到中国之间的来往》，这部著作由海军司令安森（Anson）口述，瓦尔特（Walther）执笔，安森是彼得大帝手下的一位瑞典工程师，他对中国商人提出严厉批评。从此，孟德斯鸠改变了态度，站到相反立场上。后来在《论法的精神》的第一部分，论述了三权分立后，以整整一章来谈论中国。他十分遗憾地发现，在传教士所反映的中国政治模式中，找不到他毕生探索的理想政治。他发现传教士陷入了颂扬家长制的陷阱，跟他所提倡的理想政治毫无一致之处。在《论法的精神》的第八卷第二十一章中说，他没有发现皇家的值得尊敬的荣誉，也没有发现民主或道德。谈到王权治下的中国人，他说：“我不知道大家所谈及的所谓荣誉，除非给他们棍棒齐下，不会有别的。”结论是，雍正统治下，“中国是一个以恐怖手段统治的专制国家”。专制体制的原则就是恐怖。“一个极度渴望权力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己之私，绝非国家利益。”《论法的精神》第八章如是说。

　　五

　　江西景德镇瓷器制作的揭秘，在传教士书信中，是苏努受迫害事件以外的另一件大事。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作为商船的中途落脚点和仓库。当他们把丝绸、漆器、玛瑙、水晶、珊瑚运到欧洲的时候，顺便带去一些瓷器作为试销品，想不到有马到成功之效。欧洲皇室视如珍品，贵族争相购取，瓷器之路一下子打开了。十七世纪末，当“安菲特里特”号帆船将巴多明神父送来中国，回程时携回瓷器共181箱。目前欧洲保存的最古老的一件中国瓷器，是1541的产品。当瓷器大行其道，欧洲人自然希望知道制作的秘密。那个时代没有专利权，没有技术保密，但两国之间路途遥远，民众没有来往，只有传教士能获得制作秘密。殷弘绪是里摩日人，1698年到中国，有十年时间在景德镇传教。经过长期的观察、了解，向教徒工人了解情况，并参阅中国书籍，1712年，以第一手资料，写了两封长信给奥尔利神父，详细而准确地描写了瓷器的制作过程。两年后在法国公开发表，瓷器制作秘密终于揭开。原来关键在于从景德镇山头上开采的黏土，称为“高岭土”，掺水变成胶状，焙烧后坚硬洁白。它跟另一种具可溶性的“白丘”长石，经过捣碎混合使用。两封信成为欧洲人了解瓷器的重要文献，被各方面不断引用，收录到《百科全书》里。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利用信中所提供的数字推算人口，认为当时景德镇人口超过一百万。

　　那个时代，法国没有大型工业，没有工业中心，殷弘绪介绍了一个百万人的工业城，一万八千户人家，操持着家庭式的工场制作，三千个瓷窑终年不熄地燃烧，连锁性的手工业活动，组织严谨的，比西方超前了数百年的流水作业，使欧洲人震撼。景德镇面临昌河，河流上排列着大小船只，活动频繁，有的将烧好的瓷器运走，有的将高岭土与“白丘”混合打成的砖块运来。景德镇不生产瓷器原料。白丘是石块，必须预先捣碎，上头布满发光的微粒;高岭土则不用敲打，加水即溶解成胶状，细腻，呈白色。经过一连串加工，才打成瓷坯，涂上各种颜色的釉彩，或手绘花鸟、人物、风景，送入瓷窑。火路调节是大学问，瓷窑以木柴作燃料，不同瓷器要求不同的焙烧温度和时间，没有测量仪器，时间掣，温度计，一切就靠实践经验。一连串的操作，紧凑，准确，不能有任何延误。日间到处升起烟与火的旋涡，将景德镇的范围标志出来。入夜，像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的火炉，远远望去，整个城像闹火灾。房屋密集，街道狭窄，柴火不易控制，火灾经常发生。不久前烧毁了八百间房子，泥水匠和木匠很快着手重建，再投入生产。殷弘绪对手工业者承受的煎熬感到不忍，认为景德镇是工业地狱。到19世纪，类似的地狱也在西方出现了。

　　六

　　莱布尼茨（Leibniz）说：“我认为今回的传教活动（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是我们的时代最大的一件事，无论是荣耀天主……和对人类的总体利益和科学艺术的发展，于我们和中国人都一样;因为这是一种启蒙的交流，数千年积累起来的经验，反手间给了我们，而我们的也给了他们，这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大事。”

　　文艺复兴时期的传教士知识渊博，是教会的精英，也是社会的精英。当时贵族阶层奉行长子出家的习俗，许多教士出身贵族之家。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信念，宁可放弃舒适的生活，扬帆东渡，先去承受海上每分钟都是死里逃生的历程。使命感使他们大无畏。每一种职业的人都有使命感。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沙勿略（Xavier），就希望天主的福音能抵达亚洲。他出身贵族，与国王结下深厚的友谊，34岁即以“教皇特使”身份，独自一人启程到东印度，在印度，锡兰等地传教，再转到马六甲、日本，然后企图进入中国，未竟，1552年逝世于广东沿海的上川岛。到葡萄牙租借了澳门，传教士到中国的门户随即打开，最初只限于在澳门传教，后来逐渐北上。

　　传教士到东方传教，中国文化史上是大事，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大事。唐僧将佛经从印度携回，是采购，基督教是外卖，由传教士亲自送上门，来自大西洋彼岸，很远。开始时候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难以避免;成见，误解，敌意，非我族类之间的抗拒，甚至被指为侵略行为。传教士只能以个人的方式方法活动。深知要达到传教目的，必须进入到最高的权力机关：宫廷。一旦进入，就以天文、数学、物理、机械、自然科学、绘画的知识，使中国官员，直至皇帝产生好奇心。利用科技为信念服务。于是带来天文望远镜，天文圆规座，日晷，自鸣钟，教他们使用。欧洲的科学知识就这样进入中国。路易十四的城市规划图也给带了去，向清朝官员展示。千辛万苦扎下了根。“泛海八万里，而观光上国”的利玛窦，深知要达到传教目的，不但要走上层路线，跟知识界建立友谊，跟皇帝打交道，还要适应中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无视他人的文明，则无法推行传教事业，他说。他用中文写下了《交友论》。还要心灵手巧，懂得制作钟表，用威尼斯玻璃制成三棱镜，用一块黑色石头制成日晷，为皇帝和皇室人员画像。都还算不了什么，还要懂得编写历书，择吉日，计算闰月、春分、秋分，预告日食、月食，稍有差错，失信于朝廷，后果严重。有的教士是建筑师，广州最华丽的教堂，是传教士图尔科蒂（Turcotti）所建。战争时期，还要懂得铸造火炮，汤若望就在崇祯促使下参与了火炮的铸造。他们进入上层社会，直至朝廷，并不是因为传教士身份，而是科学家的身份。利玛窦被写入《明史》，是作为天文学家，历法学家，侍奉于明﹑清两个朝代。日后传教士所选择的，都是利玛窦的路线。

　　但从利马窦到1949年四百多年历史来看，教士们的传教业绩并不辉煌，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传教是初衷，活动过程中，不知不觉成了文化使者，从欧洲到中原帝国之间，起了一道文化桥梁，让东西方文明接触，互相惊叹于对方的文明。中国人惊叹于西方的天文望远镜、日晷、自鸣钟，西方人则惊叹于中国的考试制度，园林艺术，物产丰富。但欧洲人大抵认为，由于失去了这批科学精英，影响了欧洲的科技发展。现实喜欢作弄人，你等的人儿没有来，不等的人却来了。

　　七

　　《教士书信》供你寻旧，满足你对过去的好奇心。广州街道狭窄，铺着凸凹不平的大石，几乎不能使用马车，付出小小费用即可租用轿椅。房屋低矮，都用作铺子。独立的房子没有窗，以竹编的栏栅作门。很少女人出现。蚂蚁般走在路上的男人，头、脚光溜溜，大部分肩上负着重荷，没有工具可将出售或购入的物品搬运。

　　官员的府邸就不一样。不知要通过多少个院子，才能抵达召见同僚或朋友的厅堂。官员出门阵容可观，总督（两省总督）不会少于一百人护驾，整队人马井井有条。身穿制服的人手持各种徽号走在最前面，跟着大群徒步行走的士兵，官老爷坐在一张很大的，金光耀眼的椅子上，让六至八人扛上肩头，高高抬起走在队伍中间。出巡占去了整一条街，民众站在两边观看，尊敬地停下脚步，直至队伍走过。

　　安徒生的童话《夜莺》，说中国的御花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奇花异草，珍禽鸟兽，面积无尽地伸延到海边。安徒生的灵感来自于乾隆宫廷画师王致诚（Attiret）笔下的圆明园？现在御花园已成废墟，王致诚笔下曾是人间天堂，他说：“当你看过意大利和法国的宏伟建筑和大楼，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一切你会漠不关心，或瞧不上眼，但北京的皇宫和离宫是个例外。”王是乾隆从法国聘请到北京的画师，属耶稣会。1739年，从澳门乘船到北京，作为宫廷画师入住圆明园，在乾隆身边生活了30年，跟着乾隆跑遍帝国，画下百多幅皇帝肖像及战争场景。但拒绝接受封官，逝世于中国。1743年，他从北京寄出一封信，详尽地描写了圆明园的环境和园内生活。1749年第一次发表，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中国园艺给欧洲，尤其给英国带来新观念，英式花园从此产生。原来中国园艺是反对称的，不规则的，是看不出其艺术的艺术：“这里展示的是一个乡野的自然世界，一种孤寂，而非对称和比例规则上井井有序的宫殿。”御花园的建筑物散落在无数小山丘的山谷之间，山丘以人工堆成，其中大小运河，湖泊，池塘，海，纵横交错。大小宫殿200座，每座由一个太监看守，在屋旁筑小室居住。王致诚认为圆明园不会小于他的出生地多尔城。但偌大园子只属皇帝一人，只有皇后，各级嫔妃，太监和宫女在里面生活。皇子和大臣，只在听政厅见面，极少引进到别处。天子在园里只是个囚徒，住所周围绕着又深又阔的运河，形成一个孤岛。一旦出门，数小时前清理环境，肃静回避。为阻挡视线，周围严密地拉上幕布。偶或到鄉村，两列骑兵像两堵墙，远远走在前面。所有欧洲人，画师，钟表匠，都集中在园里，方便工作，但不能在里面过夜，晚上返回附近教堂。乾隆每天视察工作，以致他们没法缺席或偷懒，却有机会走遍花园和宫殿。参观时由一群太监带领，走路得轻手轻脚，像小偷。有一回，乾隆请他们在园子里吃晚饭。每天见到皇帝，是中国人不敢祈求的。他们工作繁忙，只能在星期天和节日向上帝祈祷。乾隆每年在园里生活十个月，御花园离北京不远，大概是凡尔赛宫和巴黎之间的距离。

　　八

　　一个三四百年前的中国朝廷，里面混着深眼钩鼻的洋人，非我族类，却身穿官服，为朝廷服务。名字不叫Jean、Francois，而叫刘应，王致诚，白晋，跟中国人一样中国。可见世道的安稳。且不管他，你只满足于在书信里回到三数百年前的故乡，登上北京城墙，游圆明园，到景德镇，当你掩卷闭目养神，却被一些问号留在了那里。洋清官头顶是否盘着辫子？普雷马尔说广东年产三造米，在哪个山旮旯？法国教士龚当信（Contancin）详细地描写了雍正扶犁，为表示重视农业，祈求风调雨顺农作物丰收，从初春二月中选择吉日，亲自下田开犁。仪式前三日，斋戒，节欲;在皇室中选德高望重的长者，到祖庙向祖先牌位禀告;开耕礼由三位皇子九位族长陪伴，选四十或五十位出色的老农出席典礼，又选四十位年轻农夫来装置犁耙，将牛套上。皇帝开犁之后，皇室人员跟着扶犁，并在田间扎帐让皇帝午餐。最后由皇帝撒下五谷种子，稻谷，蜀黍，稷，高粱，蚕豆。皇后则到民间中去织布。这些描述使欧洲人醉倒。被誉为“欧洲孔夫子”的魁奈（Quesnay），甚至奉劝路易十五以雍正为榜样，开春时也来一场开耕仪式。

　　皇后到民间去织布，史书似未见记载。雍正二年首次举行“籍田”礼，四年指示各级官员置“籍田”。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百亩，都是征用民力无偿耕种，“籍田”越多，农夫负担越重。所谓“籍田”开犁，只是天子或诸侯，手执耙子在籍田上三推或一拨，象征性地表示对农业重视。孔唐山笔下的多姿多彩，资料从哪来？法国博物学家索内拉特（Sonnerat），18世纪下半叶到访过印度和中国，他很不客气，给这个形象泼冷水：

　　当皇上走下皇座去扶犁，之前，所有一切都白纸黑字先写了出来。他们大肆宣扬这个徒劳无益的仪式，就像希腊人对塞雷斯（农业女神——笔者注）的肤浅崇拜。由于治国不力，导致千万中国人成为饿殍，卖儿鬻女。实际上是有可能保障他们的生活的。

　　教士探究中国的史实，有时也陷入思想的因循。尤其涉及判断或结论，经过观点或情绪的过滤，或文学润饰，以致跟事实产生距离。所以，瑞典工程师安森，博物学家索内拉特都指出，教士们生活在深宫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对中国的认识有限而表面，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中文的钻研，和科学知识的使用上。利玛窦和汤若望都能用地道的古文著书立说。雍正迫害事件，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作出相反结论，资料的选用是原因之一。伏尔泰也翻阅中国书籍，但他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所找到的，恐怕是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和皇帝。将一个远古的，可能是传说中的理想国度，放到一般的历史范围里，这可不是历史，而是文学。

　　横渡大洋，经历险象环生的海上之旅到中国的商人，为的是图利。传教士呢？为的是传教。冒险精神来自于信念。更严峻的考验是，单枪匹马去到一个不理解“以善报恶”的“异教徒”国度，必然会遇上的灾难和危险，这个他们知道。孤独无奈也会浮上心头。在韶州遇袭受轻伤的石方西神父逝世后，利玛窦哀叹发愁：“我在这片沙漠中失去了我唯一的朋友，他曾经是我沙漠中的绿洲。在这周围都是异教徒的人群中，我再一次感到寂寞。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何以解愁？唯有科学知识，以它来引人注目，借此在知识界和宫廷中逐步扎根。后来《明史》记载：“万历中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天球、地球等器”。这与原来的本心错了位，也只能这样了。那时候，宗教与科学并不对立，两者的发展并驾齐驱，只要你懂数学，懂天地万物存在的理由，就会理解宗教。汤若望在中国的著述中，关于宗教方面的书籍很少，只得几种，自然科学则比例较多。在《主制群征》中，如是解释自然规律：“环宇中物，无一无为者，亦无一乱为者。虽体势性情，种种殊异，或相克相伐，然即此相异相克，而公美正赖以成，匪直无损于大成而已！”他通过自然现象和事物为例，证明一切皆是造物主之手所安排。莱布尼斯就坚持以科学来证明信仰。

　　都说传教活动在中国进展过慢，汤若望自述：“若望谈道之名，反为其历学天文所掩”，其他教士何尝不如此。既然自然现象是天主向人显示的宗教真理，教士们就不曾迷路。当年利玛窦与三淮和尚辩论，最后一句话是：“我今天不是依据权威经典来跟你辩论，而是依据道理来与你辩论。”选择“道理”作为立足点，将宗教撇过一边，所谓持守公理，莫过于此矣。

　　唯是自利玛窦开始，到后来两个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对儒教的妥协让步使人费解。利玛窦是有意识地被同化的：“我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儒教着重现世的道德，重点在此岸而非彼岸，这点他们深知，但，既然儒教的天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权宜一下，大家的观点就基本一致了。利玛窦说，看过中国的圣贤书后，发现没有什么是跟启蒙思想相矛盾的。他的弟子特里戈（Trigault）还说，孔夫子的门徒所倡导的都很恰当，跟我们心中的光明是一致的，与基督教的真理是一致的。果然是这样吗？陷害汤若望几乎致死的小人杨光先有两句话，暴露了他的无知，但可以拿来作为话题：“耶稣既钉死十字架上，则其教必为彼国所禁，以彼国所禁之教而欲行之于中夏，是行其所犯之恶矣……”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分裂出来的，因教义分歧，耶稣被祭司长彼拉多判死罪，钉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罪名是“叛国”，“妄称上帝之子”。加略山目睹了人类的大恶。耶稣一身背负了全人类的痛苦。但经过百年与犹太教的逐步远离，基督教酝酿出自己的信仰中心，产生了《福音书》，宣扬救世。从《马可福音》发展为《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最后到《约翰福音》，基督教的道德训诫基本形成。提倡“爱”，“律法是一切道理的总纲”。“爱你的敌人”，你就没有敌人了。“抛你地上的财，积你天上的财”，重点放在彼岸而非此岸。耶稣之死，演变成救赎性之死，“上帝之子”为人类的罪恶进行救赎，让十字架上的痛苦不再重现。以善报恶，慈悲容忍，成为基督救世的本心。骷髅地上的大恶走出了死胡同。

　　韩非子有谓：“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西方的现代文明就这样“受事”，发展起来了。你在欧洲行走，到处可见塔尖高耸的巍峨教堂。人为神比为自己创造更起劲。精雕细琢，比皇宫造价要高。墙壁满布历代名家的壁画，以形象来抵达信念。教堂成为西洋画蓬勃发展的地方，不少伟大画家从教堂的宗教画起步，如米开朗基罗。雕塑、文学、艺术、哲学也被带动起来了。精神变物质，19世纪的欧洲静静地织造着财富和现代思想。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的西方文明。而两千多年来，星移物位，沧海桑田，自然和社会都在不断变化，唯有儒学没有演进，没有发展，始终读圣贤书，立修齐之志，君臣父子，忠君孝道，君臣伦理大义，从古到今一贯制，依旧是官场哲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利玛窦会看不到这点？但他却说，基督教与儒教是相一致的。

　　设想孔子生活于现代，会说“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类蠢话嗎？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在女权时代，想找死不成？聪明如孔子，一定会懂得与时俱进，许多话都不会这样说。是我们过于执迷。子曰诗云，使用起来太现成，太方便，免去了我们的思考。世代因循，永远保鲜，永不过期。金科玉律变成“十面埋伏”。我们裹足不前。博学而聪敏的利玛窦和教士们，也许过于热爱中国文化，自觉地被中国人同化了，就按中国人的思维来思考，来说话吧？

　　2018年10月

　　责任编校 谭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