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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儒 行动是商”

时间:2023/11/9 作者: 钟山风雨 热度: 14702
张謇 刘金祥

  

  

  

  儒商,一般是指“儒者”與“商家”的结合体,其一方面具有儒者的才华和操守,另一方面具有商家的睿智与聪慧,儒商既是儒者的翘楚和楷模,又是商界的豪杰和精英。学术界认为,儒商往往呈具以下精神特质:注重自身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秉持儒家义利观和价值取向,弘扬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恪守商业规则和市场法度,诚实守信履约践诺,勇于竞争善于合作,富有仁爱之心和救世济民思想,承负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儒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是中国商人追求的精神形象和价值目标。但是,在现实中究竟什么样的商家才合乎“儒商”标准,目前尚无具体答案。在此笔者以一代儒商张謇为镜鉴和参照,看看这位享誉一时的近代儒商如何践行“精神是儒、行动是商”的信条,以此推演、蠡测和厘定当代儒商的标准和范式。

  张謇于1853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26年病逝于故里,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张謇是光绪十一年(1885)科举状元,他虽为文人却主张“实业救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也是南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河海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复旦大学、东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主要创始人。张謇上溯几代均为普通江南农民,是被当时称为“冷籍”的士人。为博得一矜青衫、赢取不世功名,张謇早年不得不冒用如皋县丰利大户子弟姓名经5次考试才中秀才,为之还闹出一场风波。但张謇勤勉发奋、饱读诗书典籍,终于在41岁那年于会试中一甲一名进士,成为南通有史以来唯一的状元。张謇绝非那种陷入经史、死啃书本的迂腐书生,早年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担任庆军幕文书时,就随军参与了平定朝鲜的“壬午事变”,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了《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有见地的政论文章,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的认可与赏识。考中进士那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上书慈禧和光绪,参奏弹劾主和误国的大学士李鸿章;戊戌变法时又为提携自己的翁同龢出谋划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这些都反映了他思想先进、胆识过人。仕途受挫后张謇回到南方创办大生纱厂,开始经营实业,但此时他依然关心朝政,在立宪运动中,曾组织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成为国内立宪派领袖人物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在向清政权提出最后“忠告”后改变政治立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为实现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北京政府成立后受袁世凯之邀,又出任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并为袁世凯草拟了逼宣统帝逊位的《清帝逊位诏书》,在袁世凯帝制阴谋日渐暴露时,张謇愤然辞职,斩断了与袁氏的一切联系,回到故乡专务实业和教育,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现代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被后人称为“状元实业家”。

  纵观张謇的人生经历和职业生涯,他可谓是切实坚守和着力践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且业绩卓著、泽被后世。张謇最为人所称道的当然是他实业上的成就,他自己曾宣称:“言商还向儒。”的确,他的实业活动,不只是开办了一批近代工商业,更重要的是他将儒家思想贯穿于兴办实业的全过程。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谈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时说:“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的张謇。”近代著名思想家胡适认为张謇在建设南通的过程中“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影响及全国”。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发表演说时曾指出:“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张謇在民国时期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声誉,这与他在中国实业、教育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密不可分。

  张謇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和家国情怀的文人士子,他兴办第一个企业大生纱厂时,正值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马关条约》规定外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内地设厂办企业,这引起张謇的极大愤慨和深深忧虑,他认为“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不但日本人“逐渐吞噬”中国,而且“西洋各国,援例尽沾”。由于他的家乡南通出产的棉花质地优良,他认为一定会被日本人所掠夺,假若让日本人投资建厂,日本便会利用中国棉花纺织布然后高价卖给中国人,这“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所以他兴办纱厂的目的在于“为通州生民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办厂自然讲究投入产出,但他在办厂中首先虑及的是中国资源不被外敌所用,敢于与日本人竞争和角逐,这正是张謇作为一代民族资本家值得后人赞赏和褒扬之所在。

  张謇富有远见卓识,他认识到兴实业首先要兴人才,振兴中国必须培养新型工人,所谓今求国之强当先办教育。办教育需要大量资金,他曾多次向中央及地方政府呼吁,但都石沉大海、无济于事。于是他从自己所办企业中拿出巨额利润,建立学堂发展教育。1899年大生纱厂开工,有了盈余后,1903年他即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私立的通州师范学校,实现他办教育先从基础做起、基础先从师范开始的诺言。随着张謇经营活动的不断扩大和实业的日益兴旺,他付诸教育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多,除了一大批中小学外,还有女子师范、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商业学校、卫生学校,甚至还兴办了一所盲哑学校,这些名目众多的职业学校,很多都是中国首创。在设立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张謇晚年还斥巨资成立了以工科为主的南通大学。此外,南京的河海工程专科学校、吴淞的商船学校和铁路学校、上海的复旦公学,他都积极参与创建,不仅捐献大笔款项而且耗费了大量精力。在创办学校的同时,张謇高度重视社会教育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先后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地方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公园、体育场,还辟建了开全国风气之先的新式剧场,所有这些都由其个人出资。

  张謇非常热衷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在他的精心规划和全力运筹下,南通完成了全境的测绘,修建了贯通全域的公路,购置轮船开办了轮运公司,在清末民初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南通的交通之便利居全国前列。张謇的事业为何从家乡起步?他有一个宏大远景:诸事以南通为基础和圆点,然后推广到江苏全省乃至全国各地,正如他自己所说,让企业获利旨在“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之态,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张謇设想中的“新新世界”,是打破传统的“造福桑梓”狭隘观念,是通过大举兴办实业——教育——文化,将南通由封闭型的农业社会带入较开放的近代社会,并由南通一地推向整个江苏和全部中国,这是何等远大恢弘的魄力和抱负,这也是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儒商难能可贵的优良品格。

  作为深谙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张謇,一直主张发展工业须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科技崛起推动工业兴盛。在他所置办的企业和学校中,聘请了众多各行业专业人员、归国留学生和英法日等国的工程技术人才。他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形成了一套系统而独特的见解,认为在中国兴办大学首先要兴办工科大学,以促进基础薄弱的民族工业技术的发展。张謇大力支持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团队“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学社在国内的社址是张謇亲自帮助确立的。学社第7届年会,张謇特邀科学家们来南通召开,并在年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张謇极为关心当时世界工商业发展形势,1903年他赴日考察70余天,参观了35处教育机构和30个农、工、商单位,每到一处都做了详细记录。他参观和考察的单位不求其大其新,只求切合中国实际,所参观的学校以町、村基层学校为主,所勘察的工厂也主要针对那些小型的、私营的企业。回国时,他购买了大量各式农具和纺织等轻工机器,并为职业学校聘请了日本教员。他还原计划赴美考察,后因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实现。1906年意大利米兰国际博览会召开,他负责筹款、准备中国展品并选派内行参会。尽管他创办的吕四盐场的盐在会上荣膺头奖,但从与会人员的反馈中得知中国实业与外国存在很大差距,因而下决心加速发展教育科技以尽快弥补。张謇晚年还关心关注中外实业的交流与合作,1910年美国著名实业家大赉组团访华,张謇与江浙一带的实业家不仅高规格地接待了大赉一行,还与大赉商讨签订了合办银行,共造轮船,两国商人定期互访,中国在1915年与旧金山举办博览会等协议。尽管这些协议随着清政府的迅速垮台,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剧变而未能實现,但张謇开阔的视野和超拔的眼光已高于同时代绝大部分商人。

  张謇所处的时代风云变幻,办好近代企业面临众多困难和坎坷,张謇除了引进懂经营善管理的留学生以外,自己也勤奋好学,去日本考察即为最好的例证,他善于将西方先进管理方法与当时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自己所用。在张謇文集中收录了一份写于1897年的《厂约》。《厂约》事实上是一份企业内部的管理文件,它对各部门分工有明确界定,对各级管理人员及工人职责也有细致规定,各道工序交接、监督都很严格,还有可以执行操作的奖惩制度。当然《厂约》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天然地带有封建性色彩,但大生厂在某一个时期经营状况良好,也充分反映了《厂约》是富有成效的,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

  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反映了他对近代企业集团的理解,他初办大生纱厂时鉴于原料是当地棉花,于是他又办起了垦牧公司,解决原料问题;棉花去籽后可榨油,他又办了榨油厂;油脂可制皂烛,他办了皂烛厂;纱厂成品需运往上海销售,他办起了轮运公司、汽车公司,陆续建起了码头、栈房;为扩建工厂、兴办学校,他又搞起了地产交易;为繁荣教育、文化和当地市场又兴建了印书局、造纸厂乃至旅馆、浴室、饭店……总之,他以大生纱厂为中心,通过对资源的几经整合和反复利用,使之利不外溢,以达到节约成本目的。张謇尽管没有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经营策略和管理经验,但他却以实业实践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探索了一条较为合理的路子,业已接近世界近代企业集团化规模化的经营模式。

  从上述简略的叙述和概括中不难看出张謇作为近代儒商,所具有的品格和素养是多方面的。他从事的实业活动无疑给他本人和他的股东们赢得巨大利润,但他获取利润不是终极目的,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南通一隅,他善于吸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又不简单地照抄照搬。在张謇身上,“儒”的传统顺应时代变化而增添了新的内涵,而这一切又与他的实业活动紧密相连,使张謇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教育等多项事业的开拓者和引路人。

  (责任编辑: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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