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廷华

　　

　　

　　闻一多，本名闻家骅，字友三，1899年生于湖北黄冈市浠水县一个书香门第。他一生的道路曲折，有过迷茫、有过失误、有过苦闷，在中国共产党的关心与帮助下，找到了真理，此后便义无反顾，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为追求真理而英勇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他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著名学者。

　　1912年，14岁的闻一多考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时，父母为他订了婚，对象是闻家远房姨表亲，名叫高孝贞，比闻一多小4岁。闻一多考取清华后，高孝贞的父亲认为这孩子有出息，便主动提出要将女儿嫁给他。亲上加亲，又门当户对，闻一多的父母欣然同意订下这门亲。

　　当时，闻一多埋头学习，积极参加校内各种文艺活动，对此事并没多想，到快毕业时，才不得不考虑。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公费留学美国。父母怕他出国留学就拴不住了，因此一次次来信，催闻一多回去结婚。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一位激情满怀、热情浪漫的诗人，闻一多向往的是自由恋爱，他多次据理力争，仍无济于事，只好回故乡浠水结婚。

　　结婚那天，闻一多一早又钻进他的书房看书，家人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又不见他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轎已抬着新娘上门了，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从书房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仪式。闻一多的这种态度，是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抵抗。

　　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婚妻子很冷淡，醉心于诗的研究，居然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他对这门婚姻的不满并未因结婚而消减，从老家回清华以后，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痛说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代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

　　尽管闻一多对婚姻极为不满，但对妻子仍然采取关心和负责的态度，两人毕竟从小就相识。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妻子早日回来读书。他在信中说：“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藐视此请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在他的恳求下，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从1922年12月21日起，闻一多在美国用5天的时间写成42首《红豆》组诗，献给妻子，无不充满对妻子缠绵悱恻的深情思念。如第九首：“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样看也看不出团圆二字。”

　　1925年夏，闻一多提前回国，在国立艺专任教。1926年1月，他把妻子和女儿立瑛接来北平，开始过小家庭生活。高孝贞作为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了自由，性格活泼开朗。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族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周到，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夫妻恩爱亲密，生活像诗一样充满乐趣。

　　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原因，闻一多离开国立艺专，携家眷回到故乡浠水。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此后，他陆续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又回到清华，才过上安定的日子。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家庭氛围幸福温馨，一点看不出当年闻一多拒婚的阴影。

　　如此舒心的日子只过了5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像千百万中国人家庭一样，被迫颠沛流离。

　　当时，闻一多带着三个小儿女在北平，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地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慌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于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之时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成长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因此，他有了许多为共同目标团结战斗在一起的战友、同志，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也从同志们身上得到温暖和爱。他把这种同志之间的爱看得比对妻子、家庭的爱更崇高。他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对我的家庭，我很满意，你是知道的。”他指着跟前的小女儿继续说：“我爱他们，但这种爱不能使我满足;我要求的是另一种爱，如今我找到了它，那就是同志爱。同志爱是人间最崇高、最真挚、最深刻的爱，用什么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内容呢？”他想了一想，用英文重复了一句“崇高的爱！”随后又感慨地说：“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他还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适当出路，读《离骚》，唱《满江红》，也解决不了我的具体问题。在今天……”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你看到我这两年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

　　在闻一多的熏陶、感染之下，高孝贞也从生活上的至亲伴侣，逐渐成为他的同志，他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会上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讲演》，痛斥特务罪行，并表明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回来”的决心，和“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信心。当天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孝贞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的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孝贞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白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一个秘密联络点。在高孝贞的掩护和配合下，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住在这里，高孝贞对他们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

　　1948年3月，高孝贞改名高真，带着孩子们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高孝贞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及河北省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闻一多与高孝贞的爱情没有一见钟情的开始，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互相搀扶，在艰难困苦中相濡以沫，在战火纷飞中不离不弃，谱写出一曲人间爱情绝唱。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