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华

　　

　　血防”是血吸虫病防治的简称。1969年夏，我从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泰兴县农业局工作。在县人事局报到时，当时全县正组织力量在紧靠长江边的永安洲公社搞血防，新分来的大学生都要去那里参加运动并接受锻炼，因此我的工作介绍信被直接开到了永安洲公社同兴大队血防工作组。我手持介绍信回到口岸家中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去同兴大队报到。

　　永安洲位于口岸镇东南方，距我家10多里，两地间没有公共汽车可乘，父亲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同兴大队。我们沿着凸凹不平的江堤和蜿蜒曲折的田间小路走近两个小时才到达。这个大队紧靠大江边，江堤外是一片宽阔的江滩，江滩的沼泽中是一片苍茫芦苇。参加血防工作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连我共8人，5名男生，3名女生，由大队安排分别住在大队部旁的两间平房里。

　　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地区已经流行至少2000多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夫人辛追，从其尸体解剖中，就发现有血吸虫等多种疾病。截至新中国成立，全国血吸蟲病患者人数达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个亿。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人口减少，生产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家破人亡，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血吸虫病感染的主要方式是水接触，血吸虫的幼虫尾蚴寄附于中间宿主钉螺里，经过人的皮肤侵入人体，发育为成虫，寄生在人的肠壁膜血管中。轻者表现为乏力、慢性腹泻，严重者表现为明显消瘦、极度营养不良、肝脾肿大、腹水（即大肚子病），有些晚期病人因此消化道出血和肝昏迷而死亡。

　　永安洲原是长江中的一座小岛，上世纪70年代修了两条土坝将小岛与江北的陆地连在一起。境内河网密布，湿地面积广，杂草丛生，加之气候温暖，非常适宜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繁殖，这就构成了血吸虫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不少人因血吸虫而得了“水鼓胀”“大肚病”，成了全县血吸虫病的重灾区，严重影响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除大张旗鼓地宣传血吸虫病的危害及预防方法外，还对消灭血吸虫落实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建立各级防治领导组织，成立专门防治机构，培训若干从事血防的医护人员等。

　　在永安洲所属的泰州地区，1950年8月，苏北行署卫生局组织防疫大队赴高邮新民乡抢治血吸虫病人（当时高邮属泰州专署）;11月，泰州专署卫生科派防疫队到高邮参加血吸虫病的防治。1951年元月，成立了苏北高邮血吸虫病防治站。接着，成立了泰州专区血防指挥部，所属各县相继成立了分指挥部。此后，专区指挥部举办了近千人的血防人员训练班。从此，治疗血吸虫病的集中行动在全市各地展开。

　　这次在永安洲开展的大规模查螺灭螺运动就是由县政府直接领导，县卫生局具体负责，全公社沿江各大队都进驻了血防工作组，分片负责，彻查彻治。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都要投身于查螺灭螺运动，同时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在“三大斗争”中与贫下中农在一起，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我们刚去时，大队为我们新分来的学生专门办了个食堂，安排有专人烧饭，我们按规定交纳粮票和钞票。每天早饭后，我们和大队社员一起去江滩工地上工，和他们一道查螺灭螺，晚上下班后，家住泰兴城里又有自行车的同学就骑车回家，我不会骑车且离家又远，就在宿舍休息，看看书早点睡觉。

　　后来日子长了，由于我们的人常常三人两不齐，食堂的饭又很难适应大家的口味，于是改成由我们自己轮流做饭。粮食从粮店凭粮票购买，副食少量从附近农民手里买，多数由同学回家时从城里购回，柴草由大队提供。冬天雨雪天不出工时，大家就懒得早起床，有时一天就吃两顿。

　　查螺灭螺开始的那天上午，工作组将我们和全大队参加这次行动的社员召集到一起培训，由县血防所的一位女同志给大家讲解有关血吸虫病、尾蚴和钉螺的知识，重点在于教会大家如何区别普通螺蛳和钉螺。培训人员在两只玻璃器皿里各装上些普通螺蛳和钉螺让大家识别。大家边听边看，加深了对钉螺的认识。

　　查螺行动开始后，我和其他社员一道来到预先确定的地点。这里的江面雾霭朦胧，水天一色，不远处，几条渔船在撒网捕鱼，夹带着阵阵湿气的江风吹得人气爽神清。我们中的多数人虽然不是头一回见到大江，当地社员更是经常来这里，但今天肩负着重要使命，个个显得格外的兴奋。

　　查螺开始，大家在血防小组负责人的统一指挥下保持一定距离一字排开，在杂草丛生的江滩芦丛中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泥水把脚上的球鞋漫了一半，不时有尖利的芦根戳穿鞋底，疼得人直叫唤。我们每人手执一只查螺用的铁丝方框，用步子测量距离后，放下框子，在框子里仔细寻找钉螺。

　　在查找铁丝框里的钉螺时，我一低头猛然发现芦苇根基部隐藏着好多“钉螺”。“天呀！这里竟有这么多的钉螺，难怪患血吸虫病的人那么多！”我尖叫起来，惊得一旁的血防工作人员立即跑过来。她一眼就认出那不是钉螺，而是一种与钉螺很相似的常见螺蛳。

　　接着她又进一步为大家讲解钉螺与一般螺蛳的区别。经她一讲解，我才算真正认清钉螺。在培训时对钉螺只是有一些初步认识，一实践很快露了马脚。后来，我又将防疫人员交给我的钉螺样本与我捡到的螺蛳反复比对。在后来的查螺中，没有再犯过同样的错误。

　　查螺工作一直进行到秋后，其间我们还被抽去配合公社和大队的其他工作。有几次是回县里听报告。由于离家远，加之工作忙，我平时很少回家。刚来报到时天气尚暖，带的衣服被褥也少，开始秋凉，我抽空回家取衣被。家人和乡亲见到我，都惊讶地说我晒黑了人也瘦了。在我返回时，家里让我带了不少吃的。

　　查螺的成果为政府的灭螺决策提供了依据。进入初冬，县里决定在有钉螺的地方开展灭螺行动。具体方法是组织人力将有螺地面的地表土翻开，洒上从县里领回的药水，再将原土覆盖。由于翻土的地方多为芦苇草根或水边浅滩，翻起来很是困难，所以灭螺进度较慢，一直干到春节前才基本结束。

　　春节后，灭螺工作进入扫尾。参加血防工作的大学生也陆续回到县城，有的到其他农村继续接受锻炼。我则由工作组作出鉴定后回到农业局报到。整个查螺灭螺期间，我们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繁重的劳动让大家等不到收工便饿得头晕目眩，不少同学生病也不请假休息。我不小心被开水烫伤了腿，仍坚持劳动。此后的数十年里，永安洲差不多每年冬春都要开展查螺灭螺、查病治病工作。如今，血吸虫病早已成为往事。每每回忆起在永安洲的工作生活经历，我就感到十分自豪。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