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奔腾南下,流经鲁南与苏北。大运河在鲁南与苏北境内有一个复杂变迁过程,历时千年,河道先后经历了从苏北宿迁境内南北改道以及鲁南境内东西两线形成的过程,历经沧桑。
通济渠的开凿与大运河的南北改道
公元7世纪初,隋朝统一了中国。隋王朝的统治虽然两帝仅37年,但是隋文帝杨坚与隋炀帝杨广父子俩却征用民力先后开凿了永济渠、山阳渎(沿邗沟旧道)、江南运河与通济渠。其中通济渠包括今天江苏省泗洪县境内的老汴河河道。换句话说,今天残存的老汴河即为当年通济渠的一段。
通济渠分东西两段,西段起自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引谷、洛水东循阳渠故道由洛水入黄河;东段起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行汴水故道,至今河南开封市折而向东南流,经杞县、睢县、宁陵至商丘东南行蕲水故道,又经夏邑、永城,经安徽宿县、灵璧、泗县,抵江苏泗洪至盱眙县城北注入淮河。隋炀帝时代所开凿的运河,东段通济渠是最重要的一条河道,对当时和以后唐宋两代中原和江淮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唐代曾改通济渠名为“广济渠”。唐宋两代通济渠西段为漕渠或洛水,东段为汴河或汴渠。历史上,人们习惯把这段汴河称为“南汴”,而把今荥阳至开封的原古汴河称为“北汴”。
今天江苏省泗洪县境内的老汴河,其上游被后来的濉河所夺,下游入淮口的一段河道已淹没于洪泽湖水中,与湖连成一体,仅存江苏省泗洪县境内33.1公里的一段,上承濉河,下经青阳镇、石集乡、城头乡,由临淮镇注入洪泽湖。老汴河曾经作为京杭大运河最重要的一段干流——通济渠,为我国古代南北漕运建功数百年。
隋炀帝登上帝位以后,遂从长安迁都洛阳,史称东都。隋王朝十分重视漕运,以保障京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命左丞相皇甫谊与大臣辛亥,征调河南、淮北男女民工100多万人,开凿通济渠。全部工程于当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开工,八月十五日竣工。《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一书云:“(通济渠)折向东南接通蕲水,经皖北至淮阴入淮水。”此处实为误载,入淮口当在盱眙对岸古泗州治所——临淮,当时从泗州至淮安之间的淮水一段河道,实际上也成了通济渠的一部分。
由于溧河洼地势低洼,加上西部、南部为岗地,时有岗水暴发,造成航行困难。隋大业三年(607)通济渠河道又由青阳,经徐城(今泗洪城头乡)、临淮堡(今泗洪临淮镇)折向南由泗州治所临淮流入淮水。据《泗州志》载:“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沿岸栽植柳树既可护岸,又能为往来纤夫遮荫消暑。詩人白居易有《汴河柳》一诗咏之云:“隋堤柳,岁久年深尽枯朽。风飏飏兮雨萧萧,三株五株汴河口……”
通济渠的开通,给当时都城洛阳带来空前的繁华,既保证了朝廷百官和京师数十万军民的衣食住用,也促进了沿岸县邑城镇经济的发展,更给我国古代南北航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唐代诗人皮日休曾以诗公正地评价:“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通济渠沿岸地区处于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之中,河道阻塞,漕运一度中断。唐广德元年(763),江淮转运史刘晏首倡疏通河道,他采取改无偿劳役为“以盐利为漕运”的办法,把漕运船只及人员组织起来,并武装护送。行船时,十船为一纲,每纲300人,篙工50人,以扬州为中心,将江南漕粮转运到长安。由于引黄济汴,黄河水含沙量大,通济渠(汴河)淤积相当严重。汴河疏浚,迫在眉睫。宋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汴河疏浚工程,自汴京至泗州(今江苏泗洪、盱眙一带),疏深河底3—5尺。大科学家沈括也采用分段筑堰法协助其疏浚汴河。
北宋灭亡后,南宋与金国对峙,双方划淮为界,战争连年不断,通济渠上消失了往来的白帆。宋乾道五年(1169),孝宗赵慎派楼钥出使金国,楼钥北行途中见汴水几乎断流,遂于马上记下了当时的景况:“自离泗州继汴而行,至此河益湮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也有作屋其上。”畅通数百年的通济渠渐渐归于湮废,又经岁月沧桑,人间巨变,河道如今仅剩泗洪县青阳镇至临淮镇60余华里一段,俗称老汴河。
京杭大运河的改道与各个封建王朝政治、军事中心的转换有直接关系。隋朝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宋朝运河即以开封为中心,元朝运河则以北京为中心。为了加强北方政治、军事中心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连接,元朝统治者一纸号令,便将大运河由两个东西方向,改变成一线南北方向,从而奠定了今天贯通南北的基础。
元代治理运河,除了科学家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外,主要工程在山东与苏北。至元二十年(1283)开凿济州运河,自济州(今山东济宁)至西北安山(今东平县),长150华里,南流入泗水,北流入大清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朝廷采纳山东寿张县尹韩仲晖的建议,发动民工30万人开凿会通河,自安山到临清,长250多华里。
随着通济渠的消失,今江苏泗洪、盱眙境内的汴水虽然依旧入淮,但大运河航道从此北移,由来自河南变成来自山东。河道经徐州、穿宿迁,达淮安,从而取代了旧运河河道,重新担当起南北漕运的历史重任。
明代,苏北的运河段沿古黄河故道(即古泗水)南行,每每遭遇黄河水灾,徐州至淮安的运道也常常受阻。因此,明代的治水者又在徐州、宿迁与山东交界处开凿了南阳新河与泇河运河。南阳新河自鲁南昭阳湖经夏镇(今山东微山县东)到留城;泇河运河自夏镇经邳州入宿迁直河口,全长260多华里。
清代康熙皇帝对治水尤为关注,他曾把治国三件主要大事书成警语悬挂在宫内的廊柱上,一件是“三藩”,另外两件便是河务与漕运。康熙曾6次南巡,其目的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为了沟通人心、了解民情以及视察水利、督修运河。
康熙十五年(1676),黄河、淮河齐发大水,淮河下游9处决口,洪水汇入运河,泛滥成灾。翌年,康熙任命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专门治理河务。康熙十七年农历四月,靳辅到任后即与治黄专家陈潢前往灾区勘察,他采纳陈潢的建议,写下《经理河工八疏》,上奏皇帝,提出了一系列治水措施。靳辅与陈潢治理黄河、运河功垂青史,民间有口碑,国史亦有记载。他们在治水上主要有三大功绩,其中一项重要功绩就是开挖中运河。
在此之前,苏北的运河河道主要是以黄代运,就是用古黄河代替运河通航。时漕船北上,自淮阴清口(今淮安市码头镇北杨庄附近)进入古黄河后,直达宿迁境内的董沟口才离开黄河北上。后董沟口被黄河泥沙淤塞,漕船就只得取道骆马湖。时骆马湖湖阔水浅,无法拉纤,漕船经常搁浅。康熙十九年(1680),靳辅便命地方官征集民工开凿40余华里长的皂河,上接泇河运河,下达黄河。不久又开凿新河3000余丈,经龙岗岔口,将皂河运口下移至张家庄,故称张庄运口。
康熙二十五年(1686),靳辅又征民工,从张庄运口向南开一条河道,出骆马湖口,经宿迁,历桃源(今泗阳县城南),至清河(今淮安市)仲家庄注入黄河、淮河交汇处的清口,全长180华里。这条河连同皂河北上山东台儿庄的运河,统称为中运河,又名中河,下与里运河相接,并在至今30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被称为“黄金水道”。
中运河的开凿,彻底改写了大运河的历史,使濒临湮废的世界第一人工河重新通航,为我国的南北漕运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苏鲁运河东西两线的形成
开凿泇河,是明代运河整治的三大工程之一。泇河有东西二源,东泇河源于费县箕山,经卞庄而南。西泇河源于峄县抱犊崮山下(枣庄市山亭区)的东洋泉,汇巨梁山麓诸泉,南至三合村与东泇合,又南与氶水合,氶水出峄县北花盘山下沧浪渊,南合武河、汇沂水入黄河。万历年间为避黄河之险开泇河运道由此大通。因以泇河为主要补充水源,史称这段运河为泇河或泇运河。“泇运河长260里,分属江南邳州者100里,其在山东省属峄者110里,又50里属滕。”当时,京杭运河峄、滕段为160里,其主要河段在山东枣庄境内。
依托运河南粮北运,物资交流,钞关税收,集聚财力,成为封建王朝维持统治的生命线。明朝中后期,鲁南河段受黄河侵扰,运道经常阻塞。嘉靖年间,黄河于徐、沛屡决,淤徐州以北运道。为避黄河扰运,工部尚书朱衡开南阳镇至留城间南阳新河,移运河于昭阳、微山诸湖之东的地势稍高处,以诸湖作为滞洪区,使黄河水泛滥入湖行蓄。但因以地逼黄河,仍河患不断。隆庆四年(1570)九月黄河决邳州,睢宁至宿迁段阻运船千余只,总督河道翁大立请开泇河,因工费太大而作罢。万历初,都御史傅希挚又提出开泇运河,也没有准许。万历二十一年(1593)汶泗泛滥,堤溃运阻,总督河道舒应龙挑韩庄中心沟,通彭河水道,以泄湖水,泇河路始通。万历二十五年黄河又决黄堌,徐州、吕梁二洪干枯。万历二十六年,总督河道刘东星寻韩庄故道,凿良城、候迁、顿庄及挑万庄,由黄泥湾至宿迁董家沟,其后,建巨梁桥石闸,德胜、万年、万家庄三草闸,而试行运,漕船十分之三由泇运河北上。万历三十一年(1603)河决沛县,由昭阳湖穿夏镇,横冲运道,万历三十二年总督河道李化龙大开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260余里,尽避黄河之险。其间改李家港,以避河淤,开王市、田家口以远湖险,中凿郗山以拓展河渠,建韩庄、台庄等八闸,以节宣水利,泇运河开始通航。万历三十四年“总河曹时聘复大加展拓,建坝遏沙,修堤度纤,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直至清康乾年间“泇为坦途”。“粮船过洪每为河涨所阻,运入泇而安流无患。”
从隆庆年间都御史翁大立提出开泇运河,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开泇完成,历经30多年,由借黄行运,到另辟新河,乃漕运通畅的重大水利工程之开端,并给后人治运很大启示。所以,清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绩。”
京杭运河苏鲁东西线是指上自山东微山湖梁济运河入河口,下至江苏邳州大王庙的这一河段中,分别沿微山湖东西两岸开通的两条航线。根据徐从法主编的《京杭运河志》记载,最初规划的京杭运河江苏境内北段至山东的河线有两条,一条为东线,从苏北大王庙西行至台儿庄沿微山湖东岸,经韩庄北穿独山、南阳二湖,达济宁市;一为西线,从大王庙至蔺家坝船闸,北行至二级坝再北行至济宁市。东线航道为明万历年间开凿的泇河的一部分,今称韩庄运河,下通江苏邳州大王庙,南连苏北运河。西线航道是京杭运河第一期工程为配合徐州以下运河整治而开挖,可至徐州蔺家坝。
苏鲁运河西线历史悠久,其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在位时开凿的连接济水与汶水的荷水,战国时期魏惠王十年(前360)开挖的鸿沟,隋大业四年(608)开凿的永济渠,以及元代贯通京杭大运河时疏凿的济州河与会通河。这条最初称古泗水的河道,是淮河下游最大的支流。
明朝有个名叫朱衡的人,官做到工部尚书,他在任时多有政绩。明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1566年,朱衡为了国家漕粮运道免受黄河水患的侵害,根据前贤胡世宁与盛应期的主张,发动当地民工,开凿了北起山东鱼台南阳,南至江苏沛县留城长141华里的南阳新河。新河经鲁南夏镇进入徐州的黄泗故道,再经宿迁、淮安南接邗沟。数百年来,这条古老的运道时断时续,盛衰交替,伴随着东线泇河运河开成通航,较长时间被废弃不用,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再次复兴,继续通航。
蘇鲁运河东线的历史虽然只有400多年,但它开凿的背景却比较特殊。也可以这样说,东线运河的开通,是由于黄河水患所迫。自南宋黄河入泗夺淮开始,黄河洪灾害运,一直没有间断过,尤其是到了明代中晚期,这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西线的南阳运河开通后,在短期内虽然有所缓解,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这一大历史难题。并且,国家漕运常常因“黄害”而受阻,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心腹大患,于是“借黄行运”还是“避黄行运”,又成为当时朝廷争论的焦点。经过长达30多年的激烈争论,是与非才逐渐明确,避黄行运这一观点终于被朝廷采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经过几任河臣的不懈努力,朝廷方命河道总督李化龙征发民工,沿着原舒应龙、刘东星开挖的泇河旧道,开通了上自山东夏镇的李家港口,下达江苏邳州的直河口,长达260华里的泇河运道。泇河运道以其特殊的地理优势,成为苏北、鲁南运河段的主要运道。以坡避湖,又以湖避黄,不仅能遏制黄河于运道之外,而且能避开徐、吕二水洪峰的侵害。150年以后,也就是到了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泇河河道淤浅,在刑部尚书刘统勋的建议下,由河道监司李清时奉命治水,开挖了上至微山湖东岸的新河头村湖口,下至苏鲁交界处的黄林庄长达70华里的伊泇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弃南河道而夺大清河改由北道入海,遂使山东运河南北断航。清末至民国时期,这段运河几乎淤废,成为季节性河流,只有台儿庄段东线运河一直与江苏段运河保持通航。
苏北与鲁南运河的历史作用
京杭运河苏鲁东、西两线在其形成和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西线运河在历史上为国家航运事业奉献了2000余年,但在泇河运河开通之后又沉睡了400年。隋代的大运河开凿之后,历经隋、唐与北宋三朝,几百年间航运与漕运一直畅通。隋代开凿的通济渠不但发展了沿岸的经济,而且繁华了两岸的许多城市,给沿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特别是在明清大运河改道之后,苏北、鲁南始终是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的黄金水段。古往今来,为这一区域的农田灌溉、水运交通、蓄水排涝、工业用水与生态平衡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大运河沿岸的水工设施,星罗棋布的物流网点,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都成为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西走向的黄河与南北走向的大运河是亲家,也是冤家。本来黄运交汇是件好事,但自南宋以来,黄河夺泗入淮,由原先的北道入海,突然变成了由南道入海,使豫东部地区和皖北、苏北地区成了水灾频仍的黄患区,700多年间,古泗水失去了入淮的水道,黄河大量泥沙的冲击,又使淮河下游的入海道淤塞,无路入海。可想而知,黄河水夹着泥沙滚滚东下,造成了大量难民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同时,黄河泥沙对大运河的航运也造成了严重威协,大有洪水夺运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古代的一些治水专家们才想出了避黄行运、各自独立的方法,免除了黄河水为患的侵袭,从而保住了黄金水道大运河的畅通无阻,在历史上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其功不可没,其利及千秋。
南水北调工程是新中国的一大创举。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引水,基本沿着京杭运河河道逐级向北送水,并向黄河平原东部供水。东线工程自20世纪50年代便有了设想,1972年华北大旱后,国家水利部组织调研,于1976年提出《南水北调近期工程规划报告》,上报国务院。2002年12月27日,东线一期工程啟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天,江苏段山阳河、宝应站与潼河工程正式开工。经过11年奋斗,2013年8月,一期工程顺利通过了通水验收。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有人这样说过:井冈山的骡子淮海战役还要驮大炮。这话的意思是,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今天把这句话用在京杭运河身上,也很有说服力,连历代大运河的开凿者们也不会想到,千年大运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已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今天的南水北调的巨大工程中,它又立下了划时代的新功劳。
(责任编辑:刘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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