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遵远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我们不禁回想起那段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实际上，中国人民的抗战，并非仅仅是为了民族的胜利而战，更是为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维护公平正义而战！同时，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也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积极帮助和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本文的主人公——美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5月，日军进逼皖中，蚌埠、合肥相继沦陷。6月，为避日军兵锋，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迁至金家寨（当时的立煌县城）。中共安徽省工委为了坚持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安徽和大别山地区的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也于6月迁至金寨，机关设在新四军四支队立煌兵站，先驻桃树岭，后迁白水河。10月，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部也迁至金家寨。金寨成了国共两党在安徽乃至大别山地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中心。1939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中共安徽省工委，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7月，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鄂豫皖边区党委于24日撤离白水河，转移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庐江东汤池。1945年底，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迁往合肥。

　　千里迢迢来到大别山

　　1939年9月，美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应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的邀请，从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出发，通过一道道封锁线，夜间偷渡长江天堑，经庐江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舒城、毛坦厂等地，来到金家寨。

　　当时，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别山时报》记者李洛，不仅见到了她，而且采访了她。多年后，李洛回忆说：在公路一侧的大道上，缓缓走来五六个人组成的一小队人马。一匹马驮着行李、包裹和旅行袋，还有一匹马由一位戴眼镜的青年译员牵着。与他并肩走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留着银灰色短发的外国妇女，她和译员边走边谈，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位肩挎照相機的外国妇女，就是专程到大别山区进行采访的美国进步作家兼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菜。

　　史沫特莱（1892—1950）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并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1928年12月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

　　到中国后，她广交朋友。抗战初中期，她亲眼目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向世界发出正义的声音，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亲自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用行动唤醒有良知的人们。她走访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汉口，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边救护伤员和难民，一边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是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都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们介绍八路军的情况。她多次接触的约翰·戴维斯、弗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后来都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

　　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的困境上。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她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次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并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中拿走了一张巨额支票捐给山西游击队。抗战初期，史沫特莱就在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1938年，包括柯棣华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都是史沫特莱奔走呼吁的结果。

　　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在云岭新四军军部，起草一份给红十字会的详细报告，但她认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私下还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

　　次年春天，可观的援助纷至沓来。在中国同事眼里，史沫特莱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

　　把光辉足迹留在大别山上

　　史沫特莱是抗战以来亲临大别山腹地的第一位国际友人，受到立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9月25日傍晚，史沫特莱路过第21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古碑冲，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应邀即兴给安徽学生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的演讲。

　　第二天，在省政府会客厅，她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进行了长谈，详细了解抗战以来广西军队的战斗经历和抗战意识、安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情况。随后，她不停地走访、参观立煌的许多地方和单位，也多次接受大别山新闻界的采访。

　　一个宁静的下午，《大别山时报》的青年记者李洛在一个古树成荫、野花芬芳的山洼中，轻轻走进一座用石灰粉刷得洁白的草房里，见到了这位杰出的国际民主友好人士。

　　史沫特莱身材高大而健康，浑身呈现着一股革命战土所特有的英雄气概。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显露出深沉、智慧、敏锐的光芒。弯月一般的双眉下，让人窥见她那慈祥、无私、善良的内心世界。她动作敏捷利落，谈吐豪爽明朗。要不是那银灰色的短发和双眼间深陷的皱纹，很难看出她已经是年近50的人了。她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而又和蔼可亲的气质，谦和大方、光明磊落，正直机敏、刚毅果断。

　　李洛进门时，她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打字机发出“哒哒哒哒”的声响。当翻译方练白向她介绍了李洛采访的目的后，她立即面带笑容地和李洛热情握手，表示欢迎。然后，就李洛提出的问题，谈了诚挚而中肯的意见。她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而坚强的民族，永远不会为敌人所屈服。中国人民只要能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抗日主张，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反对投降，同心协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她略加思索后，又用坚定的口吻说：“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依靠劳动人民的坚强组织，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加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和领导，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她细心地观察着这位年轻“同行”的反应，尽量做到和颜悦色，以期减少李洛初次采访外国人时显露出的拘谨和紧张。

　　与她握手告别时，李洛又壮着胆子打开随身携带的记录本，有些腼腆地请她题词留念。她面带慈祥的笑容，迅速有力地提笔写了一行饱含热情又极有意义的话语：“你是中国年青的一代，要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

　　这一次采访，令李洛既高兴又兴奋。离开史沫特莱后，李洛唱着山歌返回报社。途中，他忽然感到大别山的杜鹃花分外艳丽，深山幽谷里的松柏更加挺拔青翠，史沫特莱那高大端庄的形象和铿锵有力的话语，让他久久难以忘怀。

　　9月27日，安徽省妇委会和省青抗负责人朱澄霞、刘芳、易凤英等几位同志专门拜访史沫特莱，征求她对安徽青年工作和婦女工作的意见。她很诚挚地说：“中国青年是典型的青年，中国青年的眼光远大和高度的政治觉醒除了苏联之外，是其他国家所比不上的。抗战以来，安徽的青年更表现突出。”对于从事妇女工作的同志，她寄予了很大希望，鼓励大家说，“妇女工作虽是最艰苦的工作，但是只要能耐性地坚决地努力，是有伟大前途的。”

　　29日，在金家寨包公祠后山的一座大茅草棚里，安徽省动委会组织省青抗、省妇委会、第35工作团、妇战团、广西学生军、抗敌青年剧团、少宣团、《大别山日报》社、中原出版社等社会团体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100多人举行欢迎大会。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的歌声，显示出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当史沫特莱进入会场时，场内顿时响起一片春雷般的热烈掌声。

　　史沫特莱含笑频频点头，以锐敏的眼光环视会场，接着，她发表了坦诚恳切的讲话。她说：“中国的抗战并非仅仅是为了民族解放而战，而是为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为维护正义和平而战……凡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对中华抗战皆甚同情，或予以援助。本人此后将把中国的英勇抗战及大别山的各方面表现与进步，宣扬国际……中国人民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种坚定有力的结束语，赢得了经久不息、如山洪爆发般的热烈掌声。

　　会后，她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青菜饭。她吃得津津有味，并意蕴深长地说：“你们的青菜饭，比廖主席（指廖磊）请我吃的酒席要香得多;因为那种酒席是用穷人的血和汗换来的，我不愿意吃！”

　　饭后，史沫特莱观看了青年团和少先队为她专场表演的抗日救亡歌舞节目。每当看到精彩情节时，她总是情不自禁地报以掌声。这些，都可以看出她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9月30日，《大别山日报》发表了《欢迎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女士》的评论，赞扬其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精神。

　　10月3日，她应安徽省妇委会的要求，为该会正在筹办的《妇女月刊》题词。在题词中，她阐明了妇女解放与抗日民族战争的关系，希望妇女们在战争实践中学习锤炼，增长才干、不断进步。她热情地赞扬了战斗在大别山的女同志，并题写了“在敌人的后方为了她们祖国的自由而贡献出她们全部的心力”这段题词，后于11月15日发表在《妇女月刊》创刊号上，广大妇女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金寨期间，史沫特莱为了解安徽妇女工作情况，还专程访问了省妇委会，与妇女干部们亲切交谈，并参观了立煌妇女洗衣社和难民纺织工厂。应省妇女问题研究会的邀请，史沫特莱作了关于世界妇女运动的演讲，并认真地将演讲稿整理成一篇题为《世界妇女运动的动向》的文章，由振风翻译，登在《妇女月刊》上。后来又应《中原月刊》的邀请，撰写了《目前欧州战局》一文，刊于《中原月刊》（第二期）。

　　生活俭朴、神态刚毅的史沫特莱在金寨停留了1个多月，10月28日，她带着对大别山人民的深刻印象和友好情谊，离开金寨，西行前往鄂豫地区采访。她在金寨期间所发表的演说和文章，对促进安徽人民抗战，激发青年、妇女的工作热情，争取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广泛同情和大力帮助，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人民

　　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回到美国后，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关注与支持。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一些材料。

　　1949年，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潮流中被称作苏联间谍，被迫流亡英国。

　　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不久，她的健康因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然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

　　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病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58岁。

　　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1周年时，中国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总司令为她撰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