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1895年出生于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字宾四,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1960年,耶鲁大学把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钱穆,他们这样评价说:“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为“当代大儒”的人,却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一生曾有过三次婚姻。
钱穆7岁入私塾,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献典籍;13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境贫困辍学,后自学。继而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立志要研究中国文化。1930年,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被顾颉刚慧眼荐才,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渐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
抗战爆发,钱穆遂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等各大学。其间,撰写《国史大纲》,阐扬民族文化史观,以激发民众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认同与情感。该书出版后,成为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被公认为中国通史中最佳著作。而钱穆当初的出发点,只是想为全民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钱穆个人的生活不像他治学那样顺遂,一生三次结婚,可谓五味俱全。
1917年秋,在长兄钱声一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俩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钱穆遭受一生中最大的打击,这年夏秋之际,妻子邹氏及新生婴儿相继病逝。长兄钱声一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累过度,旧病突发,也不幸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对钱穆的打击极为沉重,他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锥心碎骨,几无人趣。”
钱穆与长兄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长兄给取的。钱声一去世时年仅40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钱伟长,时年16岁,后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经叔父倾力培养,后来成为著名的科学家。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钱穆张罗。金松岑是长篇谴责小说《孽海花》最先的起草人,德高望重,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他先后两次为钱穆做媒。第一次为他介绍的是自己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介绍给自己一位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但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钱穆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介绍人,算是圆了这位前辈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在苏州与张一贯结婚,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张一贯曾在小学当过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北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抗战伊始,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奉母亲,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与张一贯生有三子一女。
1949年,钱穆只身赴香港,在那里创办了新亚书院。从此,与家人音讯阻隔,没有再回大陆。钱穆赴港后,张一贯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几个子女都由张一贯带大。
钱穆一生中,最后与他长期相守的是他第三任妻子胡美琦。
1952年4月的一天,钱穆应朱家骅邀请,到台湾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惊声堂”举办,社会各界400余人前来聆听钱穆讲授唐宋史。演讲完毕,在互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一块大水泥,正好砸中钱穆头部,其立即昏厥。众人将他从石块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由于身受重伤、不便行动,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4个月,直到这年8月才返回香港。
讲堂掉石事故开启了钱穆的又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因为和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钱穆到公园散步,同时还协助他搜集藏书研究。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
胡美琦,江西南昌人,出身名门,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是旧识。胡家凤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其子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甚有研究,后来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为整理,付梓出版。
1954年胡美琦师范大学毕业后,重返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钱穆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
1956年春,62岁的钱穆与比他小35岁的胡美琦在香港结婚,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婚礼,仅邀请新亚书院的同事及眷属十余人参加。他们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一套两室一厅房子作为婚房,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钱穆与胡美琦婚后暂住九龙钻石山,虽不富裕,但生活饒有情趣,夫妇俩每天偕手散步。
1967年钱穆偕夫人迁居台北,他们选择在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自建屋舍,胡美琦亲自设计绘制了屋舍图样,乃取名“素书楼”。蒋经国闻听此事,要去图纸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第二年,钱穆夫妇搬入新居,自那时起,他们在此居住了20多年。
从搬入“素书楼”开始,钱穆就在家授课,客厅成了教室。钱穆的门生中,有人坚持连续18年听课,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学生按辈分或与先生同桌,或坐在厅内一隅。钱穆一口无锡官话,口若悬河,神采飞扬,从不带课本。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定每周一下午4时至6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1986年钱穆生辰那天,他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从此告别讲坛。当年大师向围坐在身边的弟子作最后赠言的感人一幕,如今已经成为黑白影像,永远定格在客厅的墙上。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钱穆与胡美琦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携手致力于传统文化教育,静心专注于学术研究。钱穆的应酬外交与文稿订正都依赖夫人胡美琦,尤其是钱穆晚年目盲力衰仍佳作不断,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宋代理学三书随劄》《晚学盲言》等。这些丰硕成果,主要得益于胡美琦的功劳。钱穆念妻子劳苦,曾特意致信女儿:“黄棣出瓜子,勿忘带一小包给你后母一尝。”
1990年6月1日,钱穆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96岁高龄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市杭州南路新寓所。海峡这边的钱伟长惊闻叔父逝世,悲恸不已,作挽联云: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
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责任编辑:刘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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