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悦

　　

　　盛世奇书遭逢乱世战火

　　编纂《四库全书》是有清一代重要的学术文化活动，这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官修丛书的命运并非止于清代，直到民国依然余波荡漾，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仍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求书，各省督抚和私人藏书家陆续进呈，共征集图书12237种，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乾隆帝倾举国财力、物力，广邀鸿学硕儒编纂《四库全书》。

　　为存放这部旷世全书，乾隆帝效仿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风格，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北京圆明园和紫禁城及辽宁盛京（今沈阳）故宫分别建造文津、文源、文渊、文溯内廷四阁，简称“北四阁”;后“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他又下令追加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行宫的文澜阁用以藏书，简称“南三阁”。

　　1782年，文渊阁《四库全书》历尽十年艰辛终告完成，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万6千余册。8年后，其余六部亦先后抄寫完成，十余年间写成七部，分贮南北，分量之重，是中国历代图书建设的空前伟业。

　　《四库全书》囊括了两千多年间，中国历史、民族、社会、政治制度、宗教、天象、地理、物产、文艺、哲学、农业、医学、工商等领域的主要典籍，并对此进行系统整理和排列，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高价值。

　　然而，在《四库全书》成书后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文汇阁与文宗阁本，先残于鸦片战争，继毁于太平天国，荡然无遗;文源阁本在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之役中化为灰烬;杭州文澜阁藏书亦损失大半;保存完好的只有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三部。有识之士担心，如果不立即刊印《四库全书》，这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很有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

　　国势衰微、社会巨变之际，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本国思想文化，主张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求优秀的文化遗产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他们积极收集编印文献古籍，如何保存并传承镇国奇珍《四库全书》，一直是近代有识之士魂牵梦萦的事业。

　　屡兴屡废的尝试

　　民国初期，许多饱学之士怀着对古代典籍的孺慕之情，为影印《四库全书》事奔走呼号，一时出现多种影印方案，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没能付诸实现。

　　最初计划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是上海犹太籍实业家哈同。1916年，哈同在中华书局支持下，打算向北洋政府借印《四库全书》，后因哈同的国籍问题遭阻，但他的所作所为触动了中国出版界和文化界，开中国官方影印《四库》的先河。

　　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风闻犹太人哈同出资印制《四库全书》，出于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他觉得此事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做，便函呈北洋政府教育部，请求借京师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影印，但很快被驳回。

　　身居高位的执政者中，关注《四库全书》者不乏其人，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徐世昌就是代表。他认为这部中华文化集大成的巨制必须由官方主导刊印。1919年冬，徐世昌授命金梁编纂紫禁城内文华、武英二殿所陈列的古物目录。内务部积极调查文物，金梁趁势提议印行《四库》，并将全书谬误、卷帙分割等问题，略作校勘，同时草拟续修书目。

　　徐氏基于“重器”观念颁布《大总统令》，强调刊印《四库》具有“保存文物”和“宣扬国威”两大目标。首先，《四库》不再只是昔日清帝国的遗产，更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与古典文化的“国粹”，《四库》不止具备文物功能，还要通过出版工作，成为国家外交宣传利器。

　　官方主动刊印《四库》，吸引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具有书画家、收藏家身份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公开支持政府行动。叶氏在欧战结束后不久，前往欧洲游历，适值“西方文化破产”论盛行，故他着意国际交流、宣扬中国文化。

　　1920年，法国内阁总理班乐卫受邀访问中国，建议以庚子赔款影印《四库》。徐世昌允诺影印后分赠法国总统及中国学院，并派朱启钤为监印《四库全书》总裁。朱启钤携带影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文渊阁藏书内影彩图12幅赴法，顺道至欧美其他国家和日本，赠送其元首及各大学图书馆，《四库全书》成为国际学界渴望一见的珍品。北洋政府决定影印后，徐世昌派学者陈垣到京师图书馆调查文津阁本具体情况，又由叶恭绰和朱启钤负责与商务印书馆联络。

　　叶恭绰主张采用文渊阁本，希望上海商务印书馆能承担影印重任。他们面临着两项亟待克服的困难，一是文渊阁本藏紫禁城内，产权隶属清室;另一是出版商慎重考虑市场收益情况，张元济强调工程太大，任务艰巨，建议由政府负责盈亏，商务代办，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否则，即使经费有着落，他也不敢应允，因为工、料两项难以预估，毫无把握。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此次影印计划又搁置下来。

　　经此失败后，张元济并未气馁，在中国逐步迈向建设民族国家之际，出版业居于关键地位，商务印书馆正系其中佼佼者，它坚持以“发扬固有文化，保存国粹”为方针，引导近代中国思潮多元发展。

　　1924年，商务印书馆为庆祝成立30周年，决定影印《四库》以为纪念。张元济既要诉诸文化理念，又要兼顾商业利益，表示愿独力斥资，并运用长期累积的人脉和社会网络，分别与北京的清室内务府和北洋政府国务院进行协商。清室慨然借出文渊阁本，装运至上海照相和印制，由北洋政府交通部铁路局负责保护，同时办理租用专车事宜。

　　但是，文化理想一旦碰触到现实政治，整个工作更形复杂。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郑孝胥负责和内务府联系，可郑氏在民国后的身份相当特殊，他忠于清室，鉴于商务印书馆的财力有限，有意援引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中的庚子赔款，故向日本学人努力鼓吹;另一方面，他认为出版《四库》宜由清室发起，故积极游说清遗民，希冀获取支持。

　　效忠清室的遗民与共和政府之间印行理念不同，其中的角力在所难免。最初过程尚称顺利，得到北洋政府批准，交通部也派出专车，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已打包装箱。

　　清室将《四库》商借他人，又把全书运沪，不免遭致社会舆论的疑虑。商务印书馆一时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外传商务馆以刊印典籍为名诳，行变卖文物之实。

　　北京当局不信任商务印书馆，又不愿清室博得美名，先是传出总统曹锟有意仿效徐世昌，由政府自印;接着国会议员李燮阳等人提出质问书，曹锟心腹李彦青向商务印书馆索贿6万元未果，乃以“爱护古籍，格外慎重”为由，阻止起运，影印计划再次功亏一篑。

　　除了中央政府和知名出版商，其他地区亦有倡议影印《四库》的文化活动。民国肇建不久，北京政府便将文溯阁本运京保存，与文渊、文津鼎足而三。1925年，奉天地方意识抬头，当地教育人士拟办图书馆和博物馆，呈请索回此书。

　　1928年秋天，张学良以“发扬国光、传播文化”为由，希望以地方政府力量来实施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的计划。该计划规模宏大，奉系政府打算大购遗书，广招名宿进行续修事业，特设立“文溯阁四库全书校印馆”，推举张学良为总裁，翟文选为副总裁，金梁为坐办筹备影印事宜，并与奉天大西关东记印刷所签订合同，最初拟印五百部，预计三年内印成。

　　这一消息披露后，引来各方关切，更触发了中央与地方间的紧张情势。当时北伐完成，南京国民政府甫建，中央政府不愿地方政府掌握政治文化主导权，在超越中央政府情况下，大规模组织影印与重修《四库全书》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立即复电张学良：“中央现正筹印此书，请勿复印。”

　　实际上，奉系地方政府召集的众多学者在校雠和重修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甚至连影印丛书所需的熟练印刷工人、印刷机械及照相所用的设备和药品等都无保障，亦不堪此大任。而后最初发起人杨宇霆被张学良枪杀，此事遂告失败。

　　民初以来，社会各界影印《四库全书》的热情高涨，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制于国族认同和各方利益相争及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影印计划几经流产。

　　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影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文溯阁《四库全书》落入日军之手，中国政府能够完全控制的只有文渊阁和文津阁两部。1933年，热河失守，日军进逼长城，平津震动。内外交困下，文物保护刻不容缓，国民政府立即将平津珍贵文物，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往南方，存贮上海。

　　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有识之士深恐《四库全书》遭遇浩劫，遂重拾影印之议。鉴于十余年来，影印全部《四库全书》屡遭失败，尚非其时，很多学者主张选印，易于操作，且见效快。时任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提议选择未刊本影印，编成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以广流传。

　　蒋复璁提议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随着1928年南京国府北伐成功，政府影响力伸展至每一角落，各项社会、经济、文化政令逐步配合中央化原则，成为国家建设的一环，影印《四库全书》便是具体事例。

　　教育部“为新都供给一研究学术之圕”，利用英国退还的庚款资金建成中国第一所国家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蒋复璁被任命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

　　蒋复璁接手后，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央图书馆的创建不像北平图书馆基础扎实，北平图书馆有京师图书馆的背景，又收藏有热河行宫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其他各类图书也是应有尽有。中央图书馆可说是白手起家，尤其是善本书的收藏更是缺乏，而外国图书昂贵，亦无力采购。

　　情急之下，蒋氏“想到《四库全书》著称国内外，四次影印不成，颇失海内外之望，影印四库，既可餍国内外之望，纪念国立中央图书馆之成立，更可藉版权所得，与国外图书馆交换，减省外汇之采购”。文渊阁四库全书是最早完成的一部，亦是最完善的，其他六阁皆抄自文渊阁。影印文渊阁本既可充实馆藏，传承中华文化;又能交换外国图书，一举多得，故有此建议。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采纳了蒋氏建议，并向行政院呈文拟将《四库全书》中未付印及绝版之珍本图书八九百种先行付印，选印方案获得行政院会议通过。

　　建议书批准后，朱家骅改任交通部长，继任者王世杰继承前任路线，依旧支持选印方案，他派蒋复璁赴北平调查《四库全书》有关情况并寻求出版合作机构。

　　上海商务印书馆素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集聚了各领域的精英，蔡元培、杜亚泉、孟森、何炳松、郑振铎、叶圣陶、顾颉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任职，专业技能在中国出版界首屈一指。商务印书馆总部在上海，全国设有36处分馆，组织规模庞大;印刷设备亦行内领先，其购置的德国造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出双面印8000张，高效率印刷为印刷大型丛书提供便利。数年内，它已编印中小学教科书、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万有文库等一系列丛书，出版经验丰富，更打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

　　当南京政府有意寻求合作伙伴时，商务印书馆以其丰沛的人脉资源和专业技能成为不二人选。蒋复璁结束北平之行，于5月两次赴上海与商务印书馆进行磋商。虽然商务馆面临不少困难，但影印四库是其梦寐以求的文化理想，雙方签订了《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合同》。

　　6月9日，该临时协议经行政院会议修正通过，6月17日，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正式签订协议，商务馆表示愿在没有政府补助的情况下独立承担影印费用，图书版权永归中央图书馆所有。

　　《四库》刊印的讯息一经公开，立即在教育文化界引发争议，南北学人纷纷在杂志、报刊上陈书，开始一场满城风雨的笔战。

　　董康、傅增湘、叶恭绰等文化界人士公开联名致书教育部，对其目录选择和版本优劣提出质疑，呼吁政府应延聘通儒，从长计议。四库草目中若干宋元著述，皆有同光后的单刊本或丛书本，在现存的图书资源条件上并非难求，建议有关学者重新审定，不可贸然出版。

　　北平多位学者随之撰文附和，以北平图书馆袁同礼为代表，袁氏于6月24日，亲赴南京陈述意见。他倡吁政府影印《四库》时应先考虑将文渊、文津阁本进行比勘，择善而从;同时强调，《四库全书》多数图书已遭清代馆臣篡改，失去原貌，不能作为选印标准，主张以宋、元、明刻本或旧抄本代替库本，即善本代替库本。

　　7月5日，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与副馆长袁同礼联名致函教育部，明确主张“以善本代替库本”，并提出具体意见：

　　1.《四库全书》虽间有采自稿本，然大多数固有刊本，今兹选印，标以“未刊”二字于名称上，似觉未妥。

　　2.凡有旧刻或旧抄足本，胜于库本可以代替者，允宜采用原帙，以存古书之面目。

　　3.拟请延聘通人或组织委员会，详为审查，严定去取，藉收集思广益之效。

　　北平图书馆地处人文荟萃的故都，集合了一批对中国典籍最有研究的学者，他们大多具有现代目录学和史学专长，运用新式图书管理学之方法，处理文献史料，学术业绩卓然有成，颇受海内外学界重视。

　　馆长蔡元培又是文化泰斗，他以在北大校长任内提倡多元化思想兼容并包闻名于世，无论是教育部前后两任部长朱家骅、王世杰，还是教育次长段锡朋，甚至提议影印《四库》的蒋复璁，都是蔡元培的门生弟子。

　　蔡氏这样文化界领袖和他背后的北平图书馆的质疑，无疑给文化知识界造成极大的震荡，令教育部深感为难。

　　面对质疑，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答复极为谨慎，他首先解释“四库全书未刊珍本”是由于“《四库全书》虽多刊本，而未刊者确有三百余种，或虽见著录刊于宋元，而流传已少，有同未刊。此次付印，即重在此项秘籍”。对于以善本代替库本的建议，王世杰虽承认四库确非都为善本，并且有删削讹误之处，“但版本追求无穷，采访尤费时日”，“若于四库中再以价值定其去取，则观点有不同，主张恐难统一。而于未刊本中重加选择，则未当选之未刊本，永沦于未刊”，最后王氏表示印行四库底本亦属要举，不妨并行，并建议北平图书馆承担此事。

　　8月14日，袁同礼在《大公报》发文，再次重申他的主张：既然选印，则应唯善是从，尽量采用最古之本。文化事业似不应因事实上之困难，而抛弃学术上之主张。

　　在选印具体操作上，南北双方分歧很大，教育部和中央图书馆主张影印库本，北平图书馆和北方学者主张有善本者以善本代替库本。双方争执关键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究竟要保存文献、使之仓促出版？还是尊重学术，精益求精，直迨善本搜罗完备后才付梓面世？

　　学术分歧的背后，则是南京与平津文化势力间的竞争，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双方各有利益盘算，对北方知识界而言，政府从故宫运载文渊阁本至南方，无疑剥夺了他们藉由维护文物以保全华北的用意;对南方来说，北方学界不支持政府决策，有损中央政府权威。

　　针对北方学术舆论界的反对声浪，首都南京的学者文人以《时代公论》《国风》等杂志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为教育部和商务印书馆辩护。

　　监察院监察委员田炯锦首先发声，他戏称那些高唱反对之调的“名流”，饱受“文人相轻”遗毒，因而产生“意气之争”，所言尽是“徒求理想而不求实行”，形如教育界的“学阀”。

　　袁同礼闻讯后立即反击，抨击田文“多属感情语，于事实相距甚远”。田又发表议论，谓袁之所以出言，其实是“意存阻挠”和“吹毛求疵”，其素来对政府措施的把关格外严苛，尤喜批评“有价值”的事。此次影印《四库》珍本亦是党同伐异的结果，他担心学界恐怕要跟政界一样彼此倾轧，造成落后与破坏，毫无建树。

　　正在南北双方笔墨官司打得沸沸扬扬之际，一个重要人物的表态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始终将印行和传播《四库全书》作为其保存和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而在过去十多年中，却因各种因素导致影印计划功败垂成。他既能理解学者孜孜追求学术真理的情怀，又能体会到政府在紧迫危殆时局下保存文物的苦衷，格外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张元济致信袁同礼，公开支持政府，他承认四库本的局限，但访求善本缓不济急，在当时局势下，保护文献才是刻不容缓的责任，而如此影印四库的事业恐怕无成功之日。

　　政府力量的介入为影印《四库全书》提供了护航作用，教育部前任部长朱家骅提倡于前，现任王世杰力挺于后。当反对声浪最大之际，王世杰告诫蒋复璁“不要说话，所有的话由教育部来讲，而实际上由你来做文章”。当时教育部与反对派争辩的信函皆出自蒋复璁之手，教育部次长段锡朋也在背后暗中支持影印计划，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目录学家柳诒征、傅斯年等名流皆悉力襄助。

　　在政界和商界的通力合作与推动下，影印计划得以实行（为平衡反对意见，教育部亦同意北平图书馆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四库》善本丛刊）。

　　1933年8月14日，教育部正式任命陈垣、傅增湘、张元济、袁同礼等17人为“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委员，编定《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专家经过反复商量，斟酌取舍，选取经部61种、史部19种、子部34种、集部117种，共计231种典籍。

　　1933年11月17日，珍本初集影印工作开始，由中央图书馆假上海故宫办事处先行摄影，然后让商务印书馆携回印刷局，再行制版编印。至1935年7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先后分四期陆续出齐。

　　珍本初集刚一问世，学界反响强烈，教育部对内要求各机关单位、学校团体的图书馆预购，对外赠送外国图书馆以敦睦邦交。德国因设有中国学院得以分赠两部，意、法、英、俄、西班牙、瑞士等國家，则各赠一部。余下的丛书很快也被国内外人士购置一空。对南京国府而言，选印四库珍本，不仅传承古典文化，更促进外交事务。

　　喧嚷一时的刊印《四库》争议终于尘埃落定，这场争论牵涉到了政界、商界、学界以及舆论界，触动了全社会的神经，各派势力站在各自立场，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政界希望弘扬文化以维护中央文教机关权威，敦睦邦交;商界虽注目经济效益，也怀有保护文化的情怀;学界则立足学术立场，忠于真理，希望影印四库能推动学术研究。无论如何，中外人士期望已久的影印《四库》愿望，总算在历经18年曲折探索后千呼万唤始岀来，这些未刊之作得以化身千古，公诸大众。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为延续传承中华文化香火，30年后，台湾商务印书馆几经磨难波折，陆续影印完成了全部文渊阁四库全书。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大陆也相继影印了文津阁和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历经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四库全书》的影印，至此功德圆满，几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文化理想最终得以实现。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