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旧闻
我的少儿时代是在苏州城内的一条幽幽小巷里度过的。那是一条东通王天井巷，西接中街路，宽只有2.5米、长只有241米的小巷，巷名为马大簶巷。
中国著名画家颜文樑，1922年创办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并任校长。1928年赴法国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颜文樑成名作品《厨房》就取材于马大簶巷16号朱葆良医师家的厨房。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口大增，幽幽马大簶巷人满为患，以致在夏天，许多人睡在路面两侧。傍晚，提两桶井水，泼在发烫的路面，让水汽蒸腾。此后，几乎每个沿街的门口都摆出了竹榻、藤椅、板凳，有的还在骨牌凳上放置了隔板，以便晚上露宿过夜。
这时，间或可以看到一两个少妇，臂挎一只竹篮，里面放着换下的衣裳，去巷东头紧傍王天井巷的小河里洗涤。如果是半老徐娘，后面必定会跟着一个小孩子，孩子手里帮姆妈提着一个棒槌，一蹦一跳地去完成他们每天的“作业”。
天还没有断黑的当口，在这里沿街打扑克、下军旗、抽乌龟、吃晚饭的……一个连着一个。有的摊开一包猪头肉，打开一瓶廉价的老酒，解解一天的疲乏;有的端了一碗稀粥，夹上一块萝卜干，边吃边与人说说当天的市井新闻……天黑下来了，做不得细活，人们在昏暗的路灯下，哼哼小调，骂骂太平山门。有孩子的人家，大人用蒲扇拍打着蚊子给孩子讲故事，把神话故事讲得活灵活现，让孩子在朦胧中美美地睡去。有时也有人讲鬼故事，讲狐狸精的倒还好，讲吊死鬼、落水鬼、鬼打墙时，听得人汗毛都竖起来，吓得不敢一个人摸黑回家。
我还记得梃船桥堍“当当当、卖情糖”的小锣声。往往是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长布衫的人站在长凳上，左手提着一面小铜锣，右手拿着一个扁扁的小木棒，把小铜锣一记记敲得“当当”响，一边吆喝一边卖梨膏糖：
老咳嗽吃仔我格梨膏糖，止咳化痰精神爽;老年人吃仔我格梨膏糖，手脚轻健走四方;生意人吃仔我格梨膏糖，生意兴隆财源旺;学生仔吃仔我格梨膏糖，读书聪明状元郎;阿爺阿娘吃仔我格梨膏糖，多福多寿喜洋洋;阿爹好婆吃仔我格梨膏糖，长命百岁保健康。
学唱第一首
《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
我们学唱的少年队歌与今天的歌词和曲调都不同。
第一首《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是在1950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上公布的，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
它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第一首《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的曲谱相当优美、流畅，好唱好记，歌词通俗浅显，不长不短，节奏感强，朗朗上口，没有佶屈聱牙的障碍，所以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想当年——“六一”儿童节，我们唱起队歌：“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清新的队歌充满了阳光，祖国河山一片大好。我们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长大，好做有道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劳动能力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在“建队日”，我们唱起队歌：“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高昂的队歌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我们浑身是劲，去迎接各种挑战。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挺住了缺吃少穿、挺过了国际封锁、挺过了苏联的刁难。我们戴着红领巾，与我们的父兄一起，在困难的时候，看到了成绩，看到了光明，提高了我们的勇气，走向了红旗招展的新时代。
在小学毕业典礼上，我们唱起队歌：“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嘹亮的队歌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形成了一种和谐友善、积极向上的氛围：我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祖国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带着老师的鼓励，我们走出了小学校园，在人生的道路上，跟着共产党，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走向了光辉与灿烂。
第一首《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在1962年被第二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代替，虽然传唱的时间不长，但是它符合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切合当时少年儿童的心理，记录了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值得珍惜。
在“文革”中偷读
翻翻手边的十几本读书笔记，我百读不厌、回味无穷。这倒不仅因为敝帚自珍，而且因为那是我在焚书、毁书之风大盛的“文革”时期积累的。
那时我失学在家，无所事事，便以书为友，自我陶醉。借此增长了好多知识，为1982年考取江苏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一次又一次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中，我学到了社会知识、军事知识、文学知识、党史知识，学会了做社会调查，还初步涉猎了哲学和文学评论。更有趣的是，我在读毛泽东著作的正文外，对文末的注解特别感兴趣。例如《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寓言故事，于是我逐字逐句摘录、翻译、推敲。不知不觉，日已偏西，我沉浸在自己的发现之中。此后，我乐此不疲，心中的快乐旁人难以想见。从这第一篇的摘录开始，我一发不可收，一一细读原著，慢慢品味摘录的注释，甚至废寝忘食。
那时可读的书不多，但是换种方式读当时允许读的书，收获也是不小的。有一本书叫做《工人医生》。我借来后，用表格的形式，抄录了《人体检验正常值——临床意义》。从此每每我和周围人的化验报告出来，我就用以对照，使病人和家属对病人的血液、大小便、肝功能、脑脊髓的正常指标有了基本的掌握。又如我从《新词林》《新华字典》等中文工具书的后面，辑录了《中苏度量衡换算表》《周长、面积、体积换算表》，为日后的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
在上山下乡之势席卷全国的时候，一些出版单位印发了《全国行政区划表》《江苏行政区划表》以及《公路、铁路交通简图》，于是我又赶紧用复写纸复制赠送给亲友。我学到了地理知识，还赢得了赞誉。
在讨论和批判《水浒传》时，我不但通读了原著，而且汇总了水浒头领108将的名称、绰号、星宿名，背得滚瓜烂熟，在人前着实炫耀了一番。我还因为细读《水浒传》的内容、人物、情节、写作技巧，与人探讨《水浒传》的时代背景、写作动机，结识了一些书友，共享读书之乐。在《红楼梦》评论热中，我不但阅读情节，学习语言，而且广看评论文章。为了方便再读《红楼梦》，我在读第三遍时，归纳了一张《红楼梦人物关系表》。其中近100个主子名称和100多个奴仆、丫鬟的名字及其相互的关系一览无遗。虽然“文革”结束后我发现市面上有《红楼梦人物关系表》在售，但是我自制《红楼梦人物关系表》，锻炼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和概括能力，受益匪浅。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毒草书目1000本》。这个目录上标明了当时需要批判的1000本书的书名、作者、出版社……这倒给我提供了引导和线索。于是我顺着它的导向，尽量寻找，一有阅读的机会就仔细地读，认真地抄录需要的内容或片段，有时还加上自己的心得评语。渐渐地，我的文学、历史、哲学知识得到了丰富。买书、借书、读书、摘书，成了我至今的一个习惯，我想，今生是改变不了这个习惯了。
结婚证上的科目章
我与妻子1977年5月23日领取的结婚证，为11厘米×17厘米的红色硬纸片。结婚证正面大红底色上烫金的“结婚证”三字，端正大方，背面是粉红色的，红星火炬图案居中，左右对称有麦穗红花为底，上面除了写有“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外，右下角盖着“结婚登记专用章”。此外，还歪歪斜斜盖有“家具票证已发给”“结婚房屋已登记”“鲜肉已购”几个图章。好好的结婚证，被弄得不伦不类，真叫人啼笑皆非。
那时，日用品十分匮乏，婚事的物质准备不像今天这样好办。
我们于春节前举办结婚仪式，别说拍结婚照、拍摄结婚录像，就是到饭店订婚宴，也得以结婚证为凭，限额供应。而家宴待客，靠每人每月半斤定量供应的猪肉，能烧出什么好菜呢？我们拿上喜庆吉祥的结婚证走进当时的“延安中心食品店”，购得猪肉6公斤，在结婚证上留下了“鲜肉已购”的永久纪念章。这些猪肉，至今回味无穷。
老夫重发读書狂
说来好笑，我当时的高考成绩只有165分、体检只要8毛钱。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会笑话，165分这是什么成绩！但是在当时我已经越过了录取分数线15分。
在录取过程和学习阶段从未听说过“电脑”两个字，因此招生简章、试卷、成绩单、录取通知等等都是机械打字和木质科目章印迹，有许多还是手写的，现在看来是土了些，但这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一个历史记录。
我于1982年3月，满怀信心地走进了位于南显子巷的苏州市第十五中学第4考场。考试科目一共是4门，分3场（历史地理合一份试卷）考试。3月6日下午考政治。3月7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历史地理。我的准考证号码是087。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原因是我至今仍保存着当年的准考证、成绩单、录取通知等等学籍档案。
三场考试毕，是焦急的等待。当年哪来的网上查分？连电话都还没有普及，只有耐心等待。经过半个月的翘首以盼，落款为“苏州市高校招生办公室”的一封信件寄到了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我急切地打开一看，是考生成绩通知单：“郑凤鸣考生：现将你参加一九八二年广播电视大学招生考试成绩通知如下：总分（不加英语）165。”以下是分科成绩：政治51、语文61.5、史地52.5。
当年我已经34岁，“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也许我还来得及。我希望自己能够大器晚成。
丁零零……上课的电铃响了，大家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班主任费老师走上讲台，先作自我介绍，接着打开收音机，一个女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甜润地说：“现在是江苏广播电视大学苏州市分校文科上课时间，今天播讲的是现代汉语……”教室里除了语言大师张志公的录音授课外，还有沙沙的笔记声。
我认真地听着、记着，忘记了自己已过而立之年，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下课了，班主任费老师来教我们学唱《广播电视大学之歌》：
不要说我在田野你在工矿，不要分谁正年轻谁已年壮。在不同的岗位上，电波引我们采集科学的桂冠;在不同的环境里，电波载我们遨游知识的海洋。啊，知心的朋友，电大的同窗，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香港回归我作歌
《它的名字叫香港》，是我在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时写的一首歌。我在歌词里写道：“在那祖国的南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做香港。它常常唤起我的梦想……”至今，我还能深情地背诵它的歌词，吟唱它优美的曲调。
1997年6月，庆祝香港回归的氛围越来越浓，我陶醉在欢乐之中。我的身边歌如潮、花如海，人们扬眉吐气、喜气洋洋。突然我来了灵感，写道：“歌如潮啊花如海，香港今天回归了，举国欢庆、举国欢庆，中华儿女扬眉吐气，喜气洋洋。”
20世纪50年代初，我才两岁半的时候，我的父亲带着苏州的特产丝绸和眼镜，去了香港的九龙做生意。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生意不好，香港当时尚未回归祖国，父亲一时回不来，可以说我是在没有父爱中长大的。不但如此，小伙伴还会骂我的父亲是“逃到香港去！”我回家向妈妈哭诉。妈妈坚定地告诉我：“你的父亲是去香港做生意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稍长，我查阅资料，想弄清香港名称的来历，竟然有多种版本，而我比较倾向于“自明代起就是盛产莞香的地方”一说。好一个芬芳的港口，不叫香港太可惜了。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砵甸乍在南京长江上的英舰上签下了《南京条约》，英国正式占有了香港。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南九龙又被割让给了英国。20世纪50年代初，大量难民南下到香港，原本自由往返省港的情景不再，我们与父亲从此两地分隔。
在与父亲离别的28年中，我和哥哥、姐姐、妈妈只等来了印有英国女王头像的来信。但是心底深处，总有那么一份惦记：不知远方的父亲，是否平安无恙。父亲的来信，也每每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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