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庆典上，毛泽东主席面对天安门广场聚会的30万军民以及来宾，郑重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宣布“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短短的92天里，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做的是为共和国大厦奠基性的工作，而这关乎到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关乎到新中国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大舞台的步伐。
组阁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实际已经做着“内阁总理”的工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初步确定了“内阁”的基本框架。中共中央对此有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就是以华北人民政府的人员为主，再从各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员补充。各大行政区负责人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陆续调来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
在政务院及所属各部门中安排民主人士的工作，周恩来更是费了不少心思。他根据自己长期与民主人士的交往和社会各界的反映，草拟了一份民主人士任职的名单，这份名单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当时，要让这些民主人士在新政府任职，还有许多认识上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
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傅作义功不可没。鉴于他有过在绥远时兴修河套水利工程的经验，中共中央决定安排他担任水利部部长，同时调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李葆华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周恩来当面叮嘱李葆华，在水利部的人员配置时，“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正是因为知道共产党的胸怀，傅作义才向政务院推荐两位国民党时期的人员入水利部，一位是原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一位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北平市长刘瑶章。政务院按照傅作义的意愿，让他们分别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和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谁来担任新中国的首任农业部长呢？周恩来推荐了大家不太认识的李书城，李书城是老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时是黄兴的参谋长，参加过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经过介绍，大家接受了周恩来的推荐，李书城担任新中国的第一任农业部长。
这些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多曾拒绝做国民党的官，以示不同流合污。新中国建立后，请他们“入阁”做共产党的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典型的当算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就两次拒任教育总长，此事已成一段佳话。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手包办旧政协组织联合政府，内定黄炎培等7人为委员、部长，又被他拒绝了。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应中共之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常务委员。政务院的组建，毛泽东与周恩来都认为新的“内阁”内，不能缺少黄炎培。周恩来为表示求贤若渴的诚意，亲自登门拜访。这天是10月11日晚，也就是开国大典后的第11天。
当周恩来说明来意后，黄炎培面有难色地说：“1946年68岁时，就觉得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周恩来知道他曾有过“不为仕，不做官”的信念，有意打消他的顾虑，笑着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是啊，黄炎培也是这个“剧本”的编者之一，怎能不负责任而只做看客呢？黄炎培默然。次日晚，周恩来再次登门时，黄炎培欣然同意担任公职。
新中国第一届“内阁”的组成，周恩来思虑之周到，作风之完美，令人心悦诚服。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孙晓村说：“民主人士在中央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深感到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任人唯贤的楷模。”
1949年10月21日下午，周恩来走进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与会者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从第一次政务会议的这一天到12月30日，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13次政务会议，处理纷繁复杂的政务工作。10月25日，他在第二次政务会议上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周恩来主持政务会议，为政府工作建章立制，为机构作人事安排等等，政务院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有声有色地启动起来了。
经济
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了，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事情千头万绪，可最迫切最重要的莫过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在此之前，共产党虽然也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搞过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工作，其规模和内容远远比不上当时的经济建设。战争年代，周恩来担任过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过军事斗争，现在他的心思就是尽快完成角色转换，尽快把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在所主持和参加的各种会议上，逢会必讲经济工作。他说，经济工作不搞好，刚刚夺过来的政权也守不住。
在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在听取关于物价问题的汇报后，分析了通货膨胀的原因，并决定成立专门小组研究解决。他说：我们的困难是胜利所遇到的困难，同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是有本质的区别。他强调解决目前的困难唯有恢复生产和开源节流。他说：“（一）恢复生产。今天的工作中心是恢复生产，凡对生产有利的都要尽量发展。要想恢復生产就必须依靠农业生产，它是可靠的基础。在城市，重点在恢复工业生产。生产增加了，税收就增加了。（二）开源节流。办法是：首先，农村的负担还不能减少。第二，新解放区的城市在安定后，就应收税，要适当，不能少了，不可以使农村负担太重，城市负担太轻。第三，发行公债，将公债变成储蓄手段，使游资不动，我们用折实公债保证其信用。第四，借外债。总之，源开得越多，源与流的比重就会好起来。（三）正确运用金融物价政策。”
就在喜庆的10月里，全国的物价继1、4、7月三次大幅度上涨后，又一次飚升。上海的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大肆进行金融投机活动，导致全国的金融风潮和物价风波，他们妄想证明“共产党搞经济只能打0分”。
周恩来找来陈云，共同研究平稳物价的良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1月5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如何解决物价问题。这些新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针对纱布价格上涨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想出了一个高招，那就是由财政部拨一部分粮食给贸易公司，用粮食收购棉花，减少货币的投放，并迅速运输棉花供给上海。这一着果然妙，纱布的价格很快得以平抑。接着，中央财委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紧急措施。到了12月，平抑物价的行动基本结束，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者受到重创，全国物价已经趋向平稳。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个崭新的课题，周恩来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归纳为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如何正确地处理好这些关系，是启动和引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关键所在。他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领导农业”，“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等。
正是因为贯彻执行了这些原则方针，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才度过了最为严峻的时期，经受了考验。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这是全中国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
从开国大典后到1950年底，政务院的工作卓有成效，周恩来把它总结为：“经济战线上，我们打了一个胜仗，就是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由物价波动、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现象扭转过来了，人民生活得到安定。”这样的胜利来之不易，这是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
治水
1949年，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频发，其中尤以水灾最为严重，被淹耕地1亿亩，灾民4000万人。中央政府之所以成立水利部，就是要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造福亿万人民。11月18日，在政务院成立不到一个月，周恩来便召集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专门听取水利部长傅作义关于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汇报。三天后，他出席会议并听取水利专家、教授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意见。他在会上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为人民除害兴利。
全国大面积的水灾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作为农业大国的总理周恩来非常清楚，“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在还是基本靠天吃饭的情景下，兴修水利是农业恢复与发展的关键。
治水工作刚刚起步，老天爷就变脸作难了。1950年六七月间，河南与安徽交界地区连续暴雨，史、洪、淮、淠四条河流洪水并涨，一片汪洋，造成豫皖境内受灾面积4000万亩，灾民1300万人。华东防汛指挥部立即给中央防汛指挥部发来特急电报，报告严重的灾情，称洪水已超过1931年的最高水位。
毛泽东读到这份电报后心急如焚，立即把电报批给了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召集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等开会，专门讨论导淮问题。决定由水利部与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负责，草拟一个导淮根本方针和1951年度水利计划。治理淮河，是周恩来为解除人民的长期水患之苦，领导的第一个大的治水工程。水利部根据他的指示，于1951年9月制订出治淮工程的动员和勘察计划。苏、皖、豫三省同时于10月动工，预计工程以3年为期，从根本上消除淮水之患。
政务院工作千头万绪，哪怕再忙，但凡是研究讨论水利问题，周恩来都要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参加会议，认真听取与会者的意见。正是在集思广益，征求专家意见，并对淮河上中下游的危险水位及最大流量等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淮河的总方针：“蓄泄兼筹，上中下游兼顾，以达根治之目的。”1950年9月22日，他给薄一波、李富春和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写信，提出贯彻治淮计划的要求。
经过反反复复的调查研究，这份《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终于在10月14日，由周恩来正式签发。这个决定所体现的辩证法的思想，反映了他治水的理念和智慧。这就是“蓄泄兼顾”，“上游应筹建水库”，“中游蓄泄并重，一方面利用湖泊洼地，拦蓄干支洪水，一方面整理河槽，承泄拦蓄以外的洪水”，“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策安全”。
1950年下半年，大规模的治理江河湖泊的工程，因治淮工程的正式开工而拉开序幕。周恩来认为这是在做“大禹以来从未做到的”工作。回首一生，他非常在意自己所做过的这件工作，他说：“20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他对水利投注了心血，也结出了成果，全国江河治理的全部框架，水电工程的整个布局，包括丹江口、葛洲坝、刘家峡、三门峡、兴安江等大型水电工程，以及北京的密云水库、河北的岳城水库等等，都是在他的主持下确定并兴建的。
外交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予以承认，两国即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0月10日，周恩来同董必武、郭沫若、聂荣臻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首都群众3000余人，前往车站迎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7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致电这些国家外交部长，欢迎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照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声明中国决定同其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11月8日正式成立，周恩来出席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应该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认真整理在抗战以来的对外斗争经验，“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他说：“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而是“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新中国的这批外交官都是刚脱下军装的“新兵”，外交对他们来说是一门崭新而又陌生的课程。他告诉出席成立大会的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们：“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一切从学习开始，不要骄傲，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处理外交事务“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1947年以来，毛泽东曾经5次要求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交流中国的情况，都被斯大林以种种理由婉拒。新中国建立后，恰值斯大林诞辰，毛泽东再提此议，得到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积极回应。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参赞曾永泉的电报，告知他们毛泽东主席将于12月初访问苏联。
毛泽东出访前与周恩来商定，他先行一步，先给斯大林祝寿，然后再谈签订新条约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确定了，周恩来随后前往莫斯科，具体商谈条约的一些细节。12月6日，毛泽东乘火车启程，经过10天的长途旅行，于12月16日中午到达莫斯科。半个月后，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他在莫斯科的这两天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毛泽东十分欣赏周恩来的外交才能，特别是在具体的事务性外交谈判中的应变能力。他让中央在收到这份电报的“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这个新的条约来之不易，因为苏联曾在1945年与国民政府签订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無意废除旧约，缔结新约，为此，毛泽东与斯大林出现了意见分歧。现在斯大林好不容易被说服，毛泽东意在趁热打铁，尽快签订新约。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由北京启程，于1月20日下午到达莫斯科。中苏立即就新约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谈了中方的立场和原则。可在苏方整理出来的草案文本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这令周恩来很不满意。随团翻译师哲回忆说：“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在草拟出新的条约草案时，细心周到的周恩来提出应在条约的名称上加上“互助”二字，以表明中苏两国互惠互利，既是同盟，又各有独立性。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让师哲立即将条约翻译成俄文。1月24日，周恩来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师哲回忆说：“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
从1月24日开始，周恩来等又着手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签订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字。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离开莫斯科回国，结束了这次圆满的外交活动。新中国从这一天开始，迈开坚实的步伐走向世界政治舞台。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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