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帅帅

　　

　　近阅《战国策》荆轲刺秦一节，读至“樊於期偏袒扼腕”处，不禁心生疑窦。“偏袒”一词，不难猜度，绝非时下之“偏护”义，应是指脱去一只衣袖，露出一条臂膀。不过樊於期如此举动却令人费解，这与今日的行为习惯实在扞格不入。是随意为之？抑或是受某种文化的支配有其不得不然的道理。揆诸史料后发觉，“袒”在古人那里竟是一种意蕴丰赡的文化符号，在不同领域都有应用。现将一己所得发布如下，供读者玩味，也祈方家教正。

　　“袒”之字义，不难训释。与“裼”“裸”“裎”等同指“脱衣见体”，不过“袒”与“裼”更偏重于“露出上身”。按说，肉体为个人隐私，不可轻易示人，他人也不许强行窥视。《礼记·曲礼》中便有“劳勿袒”的告诫;曹共公更是因观看重耳裸浴，遭后者报复，险些亡国。然而，以上仅为一般情况。在某些特殊场合，“袒”被赋予了正当性，成为重要礼俗。

　　丧礼与乡射礼中的左袒

　　在丧礼之中，袒有寄托哀思的意义。丧礼之袒并非裸露整个上身，而是脱去左袖，将之插入右腋下的衣带内，即所谓“左袒，扱诸面之右”。如此安排，自有其充分理据。《礼记》对之作了精到说明。首先是为何要“袒”。理由有二：一则，“去饰去美也”，斯人已逝，我无心妆扮，将衣袖袒开可以表明“去饰之甚”，即我之无心文饰已到达相当程度。二则，“安心下气也”，遭逢这样的凶事，“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懑气盛”，不得不借助“袒”来加快外泄。那么，又为何只袒开左袖，而不全袒呢？因为“有所袒，有所袭，哀之节也”。“袭”即“掩而不开”，特针对右袖而言。左袖“袒”而右袖“袭”是在提示生者：“哀痛固然难免，但也要有所节制。”至于左袒何时进行，《礼记》与《仪礼》中有详细规定，兹不赘述。此外袒的配套礼节，两《礼》之中也有记载，谓之“冠者不袒”“免以代之”。“免”读如“问”，与“■”字相通，指“用宽一寸布从颈下前部交于额上，又向后绕于髻”的扎发方式。凡袒必须得去冠，因为冠是至尊之物，“不居肉袒之体”，但又不可披头散发，姑且用“免”来代替。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丧礼中袒免两字连用。

　　乡射礼中也有“左袒”，但一般不必露体，解开外衣即可。乡射禮中为何要袒，古人未作正面解释。考察“左袒”时发现：凡左袒都与执弓相始终，取弓则袒开左袖，弃弓则穿上左袖。执弓便成为破解左袒之谜的重要线索。私心揣测，左袒当是为了执弓的轻便。周秦时宽袍大袖，执弓易受牵绊，故而需要脱去外衣之袖。又因是左手执弓右手搭箭（除却左利手），故而是左袒而非右袒。至于全袒则实无必要。以上仅为悬想之辞，缺乏史料依据。无论左袒的最初理据如何，它最终作为一种形式固定下来，为当时的贵族普遍遵行。不过，左袒执弓仅仅存在于先秦时的乡射礼中，后世射箭则无此讲究。随着乡射礼的废弛，该现象也逐渐销声匿迹。

　　军事行动中的右袒

　　古代中国左袒的情况较多。贾公彦在《仪礼疏》中即云：“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然而，并非没有右袒的事例。最早的右袒记录在《战国策》中。齐国淖齿叛乱，齐闵王不知所踪。宫廷近侍王孙贾归家之后遭到其母“王出走，汝不知其处，汝尚何归”的严斥。于是，王孙贾走入集市，振臂大呼：“淖齿乱齐国，杀闵王，欲与我诛者，袒右！”在此号召下迅速集结起四百人，并顺利诛杀了淖齿。类似的故事在秦末也有发生。据《史记》《汉书》记载，陈胜起事伊始，便“袒右，称大楚”，汉武帝朝的文人徐乐将之渲染为“偏袒大呼，天下从风”。问题在于，王孙贾与陈胜为何要发出“右袒”的号召？对此，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时如此说道：“取异于凡众也。”将之与贾《疏》中的“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对读，疑问便豁然可解。看来王孙贾与陈胜是为了提高军队的辨识度，与后世张角之“头裹黄巾”、南昌起义部队之“臂扎毛巾”同出一辙。

　　谢罪与祭祀时的肉袒

　　古人在谢罪时也往往要袒。但这种袒，史家说得分明，乃是肉袒。所谓肉袒，则必须露出身体。既然未特意交代左右，则恐怕是要裸露整个上身。最早肉袒谢罪的是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周武王攻克朝歌之后，微子“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赦其无罪，且封之于宋。越四百年后，楚庄王伐郑，郑襄公不能当其锋，于是如微子故事，肉袒牵羊迎接楚军。至此以后，肉袒与面缚膝行等遂成为谢罪的标志性动作，为后世人所普遍采用。如夫差被勾践围困在姑苏山上，不得不“肉袒膝行”请求赦罪。西汉石奋一听子孙有过则拒绝进食，诸子“肉袒谢罪”，表示痛改后，方才作罢。晋愍帝“肉袒衔璧”出降匈奴。唐代房琯不敌安史叛军，向肃宗“肉袒请罪”……如此种种，不绝于书。那么，肉袒为什么能表达谢罪的诚意呢？对此，《汉书》颜注的说法较为允当：“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见哀怜。”不妨举一个并非因请罪而肉袒的事例来做证明。据《史记》记载，伍子胥曾“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于吴市”。伍子胥既然以乞食为目的，其“肉袒”当然是为了获取别人的怜悯。与因请罪而肉袒有着共同的用意。另外，东汉王充在《论衡》中将楚庄王赦免郑襄公的原因归结为“见其肉袒而形暴”，遂大生恻隐之心。这虽不无夸张，却足以从侧面说明，肉袒确有糟践自我，以唤起对方同情心的效果。恰可同颜师古的说法相与为证。

　　除谢罪外，祭祀之中也需要肉袒。《礼记·郊特牲》载：“（庙祭时）君再拜稽首，肉袒亲割”;《礼记·明堂位》载：“（鲁国庙祭时）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袆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门”;《礼记·祭义》载：“（庙）祭之日，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祭祀中为何要肉袒呢？《礼记·郊特牲》说是为了表现“敬之至也”。为什么肉袒可表示尊敬之极呢？孔颖达的《疏》作了进一步解释：“拜既是服，而稽首头至于地，是服之甚极也”，“心虽内服外貌不尽。今肉袒去饰，是服之竭尽也”。即是说，再拜与稽首都是表示服顺，但程度还不够，如何表现“服尽”即彻底服了呢？那就只能去饰肉袒，以外在之服尽（衣服脱尽）来表达内在之服尽（彻底顺服）。这便是祭祀需要“肉袒”的逻辑。不过，祭祀中天子“肉袒亲割”的礼节“享年不永”，汉代尚有皇帝遵行，汉以后便失了踪影。

　　君前之袒

　　先秦之时臣子面君也要有所袒。但并非全袒，仅“袒裼”即可。所谓的“袒裼”有两层意思：一为肉袒，《诗经》“袒裼暴虎，献于公所”中的“袒裼”即是;二为袒开外衣，露出里面的裼衣。这里所讲的是第二层意思。先秦时的衣服分为多层：最内为袍泽，犹如今日的内衣;次外为葛衣或裘衣（夏季衣葛，冬季衣裘）;再外为裼衣，最外有正服。臣子如果面君，必须袒开正服，露出裼衣。因为裼衣往往华美，向君上露出裼衣是表示尊重，与今日盛装出席正式场合相类似。但如果在君前袒露过度，连再内层的裘衣也一并露出，则为无礼行为，后果严重。《左传》有载：鲁哀公十七年，良夫参加了卫侯举行的盛筵，席间被卫太子“数之以三罪而杀之”。三罪分别是：紫衣、袒裘、不释刃而食。即穿了只有国君才能穿的紫衣，袒露出了裼衣之内的裘衣，吃饭时没有解下佩剑。这三项都为礼制所不许，良夫便只能去死。面君以袒裼为敬，在父母面前则恰恰相反。《礼记·内则》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就是专指在父母面前而言。即是说在父母面前除非有敬事，否则不可轻易地露出华美的裼衣。郑玄在该句之下注曰：“父党无容”意思在父亲面前不要有所修饰。这与在君主面前的“尽饰”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此项差异，孔颖达的解释令人信从：“凡敬有二体，一则父也，二则君也。父是天性至极，以质为敬，故子于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属，以文为敬，故臣于君所则裼。”确为符合情理的公允之论。

　　佛教徒之袒

　　另有一类袒，出现的时间较晚，持续的時间较长，且只限于释家弟子使用，专业名称谓之“偏袒”。具体而言，是偏露右肩与右臂。据宋代道成《释氏要览·礼数》记载，佛教徒的偏袒起自印度，曹魏时才传入中国，较之佛教的涌入晚了两个世纪。佛教徒的偏袒是服饰设计使然，本无右袖，不同于传统中国的脱袖而袒。至于佛教徒为何要袒露右肩与右臂，道成的说法是“有便于执作”，即为了做事的方便。小羽先生在《佛教袒右肩式服饰的来历》一文中对之考据尤详。他认为“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气候温热”，其早期的穿戴方式“以简单的围绕搭挂为主，裸露部位极多”，“日常活动中，人类又是习惯于右手的”，“印度人为了右手做事方便，便在围挂衣饰时大面积地露出右臂”。兹说甚为有理。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徒们遂将早期印度僧侣的服饰一并继承。偏袒装与中国传统服饰大相径庭，常常成为中土人士攻击佛教的口实。如北宋重和二年的徽宗手诏中就将“偏袒横服”列为佛门的一大罪状，大张挞伐。

　　再回到开篇的话题，荆轲献计之后，樊於期为什么会做出偏袒的举动？结合文化背景及前后文关系，不妨作出以下结论：一是念及“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不由得“悲哀志懑气盛”，非袒无以外泄，这与樊接下来说的“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相吻合;二是以外在之“服尽”（去掉衣袖）象征内在之“服尽”（彻底顺服），表示甘受荆轲驱使，于是便有随后的樊於期自刎。

　　（责任编辑：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