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已经是我正式进入县城郊区一家工厂的第二个年头，工资也从学徒工每个月15块增加到每个月20块。但是本着居安思危兼带测试自己人生价值的出发点，我毅然加入了高考复习大军。
最难忘的，是复习备考时我的衣食住行。
衣，基本每晚都在夜半读书之后，和衣而卧，并且脚不离地，始终与床呈“T”字型，眯一觉完事。
所以，那一年的7月底，当高考结束时，我的床上还铺着厚达近尺（冬天御寒用）的稻草。
食，当时我父母早就响应上级号召，将他们自己医疗工作的重点“下放到农村去”了，城里家中就我一个人生活。我搁置下自己的厨艺（小学四五年级我就能够在周庄医院为方便住院病人家属的灶台上，做可口的一日三餐），停止了每日三餐的自炊，每顿就吃三四分钱一枚的小烧饼或者京江脐——那时候购买还需要粮票。
那烧饼和京江脐兼具三种不同的口味，咸、甜和碱。这些就着白开水，就是三餐。
所以每逢周日用餐，都是邻居和祖父母（祖父母原是让我去他们家搭“伙”的，但是我一直视他们为“富人”而我不是，所以就“格式”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必不可少的现场旅游参观项目之一，这成为他们眼里一道说不清道不楚的怪异风景。
我只知道，自己节约的不是钱，是时间。可惜我对自己的冷酷和外表上木然的努力之源，他们永远不懂，执着或者意志中人，无暇顾及困窘与羞耻。
住，一人四间屋和一个大天井。每天晚上下班回来，我会从门缝里伸手出去，从外面将大门锁上，再回到房间，用旧床单密封住窗户，这样屋子里的灯光就不会外泄。有“狐友”敲门不理，急得他们在外面哇哇乱叫：“学咂，就知道你躲在里面，不跟我们玩，装死哩”——委实“窦娥”了我，我哪是在装死，那是一种向往美好的，近似追求涅槃一般的“求生”！
行，工厂不但离家很远，沿途还没有一棵树，片荫皆无。我毅然卖掉了当时非常紧俏的“永久17”型自行车——这是在自我警醒，假如“你”考不走，就等着一辈子栉风沐雨吧。
1976年9月，我进入“扬州地区兴化船厂”。本来我是被分配到船厂的财务股做会计的，后来因为没有请厂里的一把手吃饭，就被放到车间做了一年的拉丝工。次年原来的厂长调走了，又被调到厂行政科做了一年工厂总机的话务员——它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好处不是工作的相对轻松，而是有夜班。这样对我高考复习的时间上来说，就多了许多方便。
复习备考的日子单调、枯燥而艰苦。但许多人世的温暖和友爱却让我终身难忘。
某个夏夜，夜深了，两位同厂的徐姓工友（他们和我一样都在复习迎考的状态中），发现我动作异样，扒开我的裤腿一看。我两个大腿根部内侧，各有一块烧饼大小的血肉模糊的红色创口，严重的股癣！我还傻乎乎地舍不得费时耗神去搭理它们。他们不由我抗辩分说，一边一个架着我直奔医院急诊求治。
由于治疗及时，我很快就彻底痊愈了。
后来，我们一起考上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里，家里除了我是工人，全家都是医生。但我没有一次利用过这个便利，打过一张“病假条”来方便学习，真的也不打——但是，我能够很好地发挥洋溢在自己周边浓郁的医药“基因”，将复习赶考的精气神保持在最佳状态。
有一种专治“神经官能症”的糖浆叫作“复方五味子”，在它的使用注意事项里有一条“切勿在晚上睡前服用”，于是，每當夜深人静睡意撩人而自己又想再看会书的时候，就吞几口这个“五味子”来提神。
每每这个时候，我总会阿Q般以古人“悬梁刺股”的故事来鼓励自己。
假如有时因为疲劳过度，以致想睡却又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我就会吞几口“非那根止咳糖浆”——但凡止咳药物通常含些许镇静剂，这样，深度睡眠就有了着落。
假如想睡，却因为没有闹钟，担心早起不来怎么办？
假如想稍微睡一会儿，半夜鸡不叫也能够警醒过来的话，很简单，睡前直接往肚子里狂灌生水，到时候，你充实丰盈的膀胱自然会将你“提醒”——这样，没有闹钟也可以一点都不耽误自己对时间的精准把握。
朝花夕拾，每揽须过往，小时候的作业或者考试，一直都是喜欢在60到70分左右，只有小学时一次发着烧，数学作业得了一个90，先是看得自己都不大好意思，再后来就“狗窦大开”——笑到不得动。唯有1978年的高考还算差强人意。倒不是考分有多高，而是每一门考试我都只耗时45分钟。没有复习到的，干坐那也于事无补，于是就故作“潇洒”，立马交卷走人。不像现在，要学生做不出来也等到终场铃响，才能起身交卷。
考试结果是语文81，历史86，地理74，政治63，数学49，总分353，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七八级二班这个光荣的班级。
为什么说我们“光荣”？要知道，四年当中，我们班水平镜面，海不扬波，但是当我们行将毕业离开母校的时候，在全年级四个班级里，我们考取研究生的人数，雄冠魁首。
考分是我一位出身“老三届”的表叔代查的，他到我家报信时，乐得合不拢嘴，原来他的考分比我高出好大一截。
后来，他被录取到高邮师范学校两年制大专班。
原来，那一年参加考试的“老三届”太多了，除了特别优秀的“老三届”同学外，考虑到未来的大学毕业生也要“年轻化”和正常化，所以忍痛将“老三届”考生的录取线门槛，提高了许多……
1978年9月，正是我进入工厂两周年的日子，我预感录取通知就要到了。
前一天到邮局打听到，一般省城运往县城的信函包裹是上午10：30到达县邮局，由于分拣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真正外投就要等到下午了。
第二天下午1：45，我和几个同厂同考的伙伴，准时来到位于县城中心的教育局大门口，稍许，期待中的一辆绿色自行车载着邮差往我们这边驶过来。我们加快脚步，几乎和邮差手里的信函文件等，同时进入教育局办公室。一只标注有“南京师范学院”的大信函被打开，一个写有“魏学收”的小信封正如同我期盼里的一样，跃入眼帘。
于是我撇下同来的伙伴，拿着录取通知，一路狂奔回家。
祖母立马摘下她腕上价值110元的“广州”牌手表，戴到我的手上——要知道，此前，我曾经是他们及他们身边爱屋及乌的追从者（祖父的学生）们眼里，相当不被待见的末流异类，一只木讷而丑陋的雏鸭。
再外出的时候，十多年前原来在县城实验小学教过我的老师们见到我，居然向我投射过来灼热、惊奇和爱意的目光。因为她们知道，我被录取的南京师范学院是本省培养教师的最高学府，而我的童年曾经那么跌宕落魄。
祖父自1958年从省血防研究所下放以来，整整20年没有离开过县城半步。这一次，他和祖母一道，特地专程送我去南京报到兼带旅行，小小呼吸了一下省城快乐和清新的空气。
对于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读大学将改变他们的人生，使他们成为社会精英;而对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来说，则是犹如从地下爬到了地上，升级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和平等人。
1978年，距离高中毕业已经4年，我们周庄中学1974届的高中毕业生，在这年的高考中，有5个人考上大学。我所在的近千人的工厂，也空前绝后地考走了5个人。
可以说，全国性高考制度（秩序）的恢复和安徽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起，成为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庄严隆响的序曲。
（责任编辑：吕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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