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最使我难忘的是1949年。这年我刚18周岁,我所经历的一些往事,体现了“时来运转”、抢得先机的重大变化;展现了旺盛的青春活力,为革命生涯开了个好头,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了基础,增添了底气和力量。现在回忆起来,心里甜甜的、美美的,值得为那个年代欢呼。
一
我是1949年3月初到华山县李寨区参加革命工作的。在这之前,我曾考取华东军政大学徐州分校,当时求学心切,很想上“华大”。李寨区分委书记刘洪恩,在地下党时期与我父亲熟悉,他常到我家来,对我讲些革命道理,还拿《人民日报》《冀鲁豫日报》给我看。他对我说,华东军政大学不同于国民党的学校,训练几个月都要分配工作,现在区里需要人,不如到区里来。听了他的话,我就没有去“华大”。
我到区里报到时,是副区长孙永霭和我谈的话,交待我做文书兼事务长。刚参加工作,热情很高,叫干啥干啥,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是中学生,区里同志多数是工农干部,就是有点文化的也是自学的,我的中学文化程度在当时就是“鹤立鸡群”了。孙区长与我谈话时,鼓励了一番,还在我笔记本上写了几句话,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革命前程远大,要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他还对我说,共产党用人讲平等,只要有能力,现在做文书,将来就可以做区长……我听后一惊,哪有这个奢望,当个文书已很满足,也很光彩了。
在区里做文书,最多的工作就是代区长写介绍信或路条等,帮助上下左右联系工作。每给一个单位写信,都要先署区长的名字,使对方知道是哪个区的。写信时简单明了就行,等因奉此的陈词滥调一概没有。是党员的,信尾上就写此致布礼,其他就写此致敬礼。那时,写信也不用信封,把信纸叠成长条、方块或三角,写上收信人单位和姓名即可,这样做我也觉得很新鲜。我兼做事务长,为搞好区机关的伙食,要经常到李寨街上去买菜,同时,还管着两个组的经费,要经常到县财政科去领给养。那时县委、县政府驻在戴套楼天主教堂内,我从区到县要穿过大沙河最宽的一段沙滩。这里是过去最有名的穷地方,很荒凉,土匪多,曾有一个民谣:“夹河、临洮府,食城、包家庄,雁过拔毛。”每次走都是风沙弥漫,有时风刮得睁不开眼睛。李口村周围,更是几乎看不到绿色。现在,这里已变成了有名的“花果之都”。
没有工作时通常就学习,主要是学习毛泽东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有时还跟孙区长下村了解情况,帮助开村民会,学着讲话。我虽然是个学生,但在众多村民面前有时还讲不出话来。孙区长是单县人,教过小学,很会做群众工作。他能言善讲,个头虽小,声音洪亮,群众爱听他讲话。每逢有群众参军,区里组织欢送,戴红花、骑大马、吹锁呐,热闹非凡。孙区长亲自给扶蹬牵马,使参军者感到无尚光荣,这在当时影响很大。我很佩服他这种放下架子,甘为人梯的作风。
解放初期,收缴枪支,清剿土匪的任务很重,区里工作人员都配有枪支。书记、区长、武委会主任、财粮助理员配短枪,其他人员都配长枪。给我配的是一支日本三八式大盖子枪,口径很小,打起来声音清脆、好听,我很高兴,经常擦得锃亮,出门就扛着。这年夏季发的是灰军装,冬季发的是黄军装,穿起军装扛起枪,大家一起走出来执行任务,精神饱满,也觉得很威武。由于我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的工作,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加上我又动员好友刘守信参加工作,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区分委的同志就把我作为党员发展对象。
二
1949年4月25日,由孙永霭、蒋复生两位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了政治身份。入党前,孙永霭先教我唱国际歌,又给我看了当时的党章,我兴奋极了,一气读完。他征求我对入党的看法时,我表示了强烈的愿望,誓将革命到底,永不叛党。没过几天,他叫我填了一张表,介绍人就是他和蒋复生。4月25日,区分委批准我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一年。当时没有举行入党仪式,只是通知我参加党小组会。开小组会是一周一次,从不间断。因是秘密活动,又多在晚间。小组会的內容主要是检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之间交换意见,“无话不可对党言”。大家有啥说啥,坦诚直爽,团结的气氛很浓。同时规定,小组会上讲的事情不准向外透露,保密性、纪律性很强,这对培养锻练我的党性很有帮助。
1949年6月,华山县委在驻地召开全县活动分子会议,也就是全县脱产的党员干部大会。因为党没有公开,所以对外不叫党员干部大会而称活动分子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心情既高兴又紧张。当我走入会场,大家的眼睛都望着我这个学生面孔的新党员时,我有些腼腆。会议的内容是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我记忆最深的是这样几句: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党的工作重点将由乡村转向城市;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务必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对我来说,既是理想教育,更是启蒙教育,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毛泽东的讲话和二中全会的决议,是县委书记吴光道传达的,那时没有扩音器,也不给大家发传达文稿,他传达一句,大家记一句,硬是这样一句一句地记下来。所以会议时间多花在传达文件上。吴光道是工农干部,他传达起来,有时会碰到拦路虎——不认得的字。他也不回避,就问问坐在前台的县委其他同志。记得当时在前台的有县委委员、副县长刘修礼,县委委员、武委会主任刘化民,还有新来的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明德等同志,大家都很坦诚,碰到生字认得就说认得,不认得就说不认得,也没有谁笑话谁。这种求实作风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之后不久,县委调我到冀鲁豫区党委团校学习,区党委驻菏泽,湖西地委驻单县,要接转组织关系。我先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当时组织部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副部长赵明德,一位是统计干事宗念文,他们告诉我,团校暂时停办了,不要去了,中午留我在县委吃饭。吃饭前后,我和赵明德闲谈,向他问了不少自己不明白的问题,既增长了知识,又被他的热情、坦诚、和蔼所感动。也就这次直接接触,他对我有了初步印象。
三
在区政府工作不到半年,我就被调到区分委工作。因为刘洪恩调到金乡县工作,由李学纯担任区分委书记,住在包庄村,当时叫北组。李学纯也是工农分子,但比较精明,脑子灵活,会讲话,善于团结人。那年他已48岁,长我30岁,比我父亲还大,我很尊敬他。到区分委后,除做文书外,还分管小臧口村,要经常到村里转转,主要是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健全村级组织。区分委工作很有条理,天天早上学习,雷打不动。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吃过早饭,大家分头去各村工作,中午饭一般都是在村里派饭吃,在哪户吃就把饭票给哪户,晚饭则都回来吃。全区的工作,定期开碰头会,或开干部大会,进行研究部署。李学纯对群众工作很熟悉,对群众生产、群众情绪也都比较了解。他经常教我如何做农村调查,他告诉我,有些数据采取以点推面的方法,比一家一户的统计还要准确一些,有时我还在他授意下向县委写报告,锻练写作能力。他的帮助、指导使我得益匪浅。
1949年8月由于区划变化,冀鲁豫区撤销,建立平原省。湖西地区的丰县、沛县、华山县、铜北县划归山东省鲁中南区台枣地委领导,后改为滕县地委。在这之后,我们看报纸就看《人民日报》和《大众日报》了。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个伟大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区分委也搭了彩门表示庆祝,“庆祝国庆”四个大字是请本院房东用墨汁兑胶水写的,写后撒上碎彩纸,非常好看。这主意是我出的,分委的同志都比较满意。接到报纸后,我们就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读报这样的事,李学纯都是叫我干,不仅这次庆祝会,就是平时开干部会议,他都叫我先讲一段时事,然后再布置工作,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锻练。
这年12月底,我接到县委调令,调我到县委秘书处工作。走时区分委给我作了鉴定,褒多贬少,比较实际,并且建议可提前转正。鉴定意见和建议是区长绳昭云亲自写的,连同组织介绍信一同让我带给县委组织部。区分委这样信任和器重,使我十分感动,全家也都感到很高兴。这时我家所在的包楼村党支部已经建立,我父亲担任支部书记,妹妹参加了青年团,一家两个党员一个团员,这在当时也是进步家庭了。
四
1950年元旦,我到县委报到,分配在秘书处做内收发。组织上对我说:按照要求,内收发必须是党员,因为要管理党内文件。你是青年党员,一定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当时县委秘书处人很少,秘书是赵后君。我来后,除管理机要文件,还做一些抄写、复写、刻钢板之类的工作。初见赵后君时还有点胆怯,后来慢慢熟了,感到亲切自然。他瘦长个子,脸色有些微白,内穿灰色便装,外穿一件军大衣,像个大知识分子样子,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他的毛笔字、钢笔字都写得很好,文章也写得不错。他读过师范,教过小学,北撤时期,当过子弟小学的校长,与我村的李子光共过事,使我感到更加亲近。他主动向我介绍县委书记吴光道。当时县委书记都兼县大队的政委,大家都叫他吴政委。吴政委穿一件军大衣,落落大方,虽不苟言笑,但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非常亲和。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我感到很幸运,也很愉快。所以工作积极,乐于助人,不管份内份外的事,只要能做的都认真去做,同志们都很喜欢我。不久,赵后君调到大程庄蹲点去了,周寨区分委书记高天一接任县委秘書,兼任县机关党支部书记,他对我也很好,我们的关系很融洽。根据我的表现和区分委的建议,支部同意我提前转正。
1950年3月25日,在县政府礼堂,召开机关党员大会,举行转正和入党仪式。当时转正的有我、县人事科股长时经民、县银行股长王升品;新入党的有县银行的马德广、财粮科的徐家和等。高天一主持会议,介绍情况,我领读入党誓词,县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同志讲话。会议开得隆重、严肃,我们转正和入党的同志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那时我还不满18周岁,比原候补期提前一个月,党龄从3月25日算起。这也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亮点。
(责任编辑:吕文雯)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