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慧

　　

　　1999年8月3日，我走进吴江中心巷16号，采访居住在那里的一对离休干部，妻子杨晶明是苏州市唯一一位享受红军待遇的女干部，是年83岁;丈夫刘作先也是离休干部，是年84岁。

　　杨晶明一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居住在吴江松陵，与我的公婆、丈夫是同事朋友和同学，彼此相熟。我从家人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后于1998年撰写吴江烈士孙世实的事迹时，记住了烈士未婚妻的名字韦君宜，而韦君宜正好是杨晶明的二嫂。

　　于是，我对了解杨家人发生了兴趣，越来越觉得杨晶明一家就像现代版的杨家将，其中有佘太君、杨延昭、杨延琪、杨宗宝、穆桂英、杨排风等精忠报国式的英雄人物。在国庆70周年之际，我把所知道的他们家的人和事作一整理，以飨读者。

　　毛泽东说，杨家是革命之家，肖禹是革命母亲

　　肖禹，是杨晶明的母亲，1891年生于江苏扬州，其父是私塾先生，她从小在父亲的引导下熟读经书，知书达礼，16岁嫁到淮安杨家。杨家住在原西门大街石库门（即今淮城镇白铁社）内，与周恩来家相距不远，且两家关系很好。杨家是富裕地主人家，并兼营“杨元记杂货店”。肖禹自己育有4子2女，加丈夫前妻所生长女1人，共有7个子女。她30岁丧夫守寡，把7个子女全部送进学堂，大部分都进入了高等学府，如果不是战争，她的儿女都将是博学多才的拔尖人才。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战争改变了他们。

　　杨晶明排行老四，杨德基即杨述是她的二哥。

　　杨述生于1913年，1928年入淮安县中学。在学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和进步报刊，并组织“鲁迅读书会”。1931年，杨述在南京读高中，寒假返淮安，在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进步学生组织“古堡烽火社”，发表《古堡烽火社宣言》，号召知识青年起来战斗，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反帝国主义的前哨去。该社很快被查封，并有4人被逮捕，杨述遭通缉，被迫离家出走。1934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后因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被北平公安局逮捕，数月后才释放。他加入“中华民族先锋队”，编辑《北平学生》等报刊。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发挥了骨干作用。1936年，杨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清华大学支部宣传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党组织派杨述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路过家乡，他发展了3名党员，为淮安抗日救亡活动培养了骨干。到达武汉后，任“青年救国团”组织委员，并在武汉致电母、兄，动员全家老小到那里去参加革命。

　　杨述对家人的影响太深了，肖禹听从了儿子的话，毅然把家中土地、房屋、商店等财产变卖，率领在家的杨述大哥、大嫂、小弟以及侄儿一大家人先到武汉、再到成都找党组织。她遵杨述之言，招呼在外读书的杨晶明等几个子女去延安参加革命。

　　肖禹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四川临时工委的安排下，与长子杨道生慷慨解囊，租赁房屋，创办“成都战时出版社”，作為党的秘密活动地点。中共四川省委经常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重大决策，有时中共长江局领导也来参加。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人常来开会。每次有会议，肖禹亲自为他们放哨，提供茶水和食宿。她还资助了许多仁人志士奔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参加革命，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救亡母亲” “革命妈妈”。

　　长子杨道生，1910年生，原名本基。早在家乡淮安西门大街时，在二弟杨述的影响下，政治思想日益进步，并参加“古堡烽火社”，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经营的杂货店在赴沪采购杂货时，同时购置进步书刊和唱片，把杂货店变成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八一三”事变后，他与母亲肖禹毁家纾难，到达成都。根据中共四川临时工委意见，开办成都战时出版社，并担任经理，发行和出版进步书刊，中共成都市图书业支部成立后任支部书记。他组织和领导工人歌咏团和晨呼队，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后来战时出版社被国民党特务捣毁，经过一番斗争，才得以复业，但处境日益困难。于是，他转移到成都基督教浸礼会《成都英文日报》营业部，担任经理，继续掩护四川党组织秘密活动。他的党内职务变更为中共川康特委成都市城西区委书记。是时，他遵照特委指示，协助疏散四川大学创办的益群书店。

　　1941年2月13日，他前往乐山就任中心县委书记，路过簇桥被特务逮捕，先后被关押在川康绥署稽查处和省特委会看守所。他在狱中饱受敌人折磨与迫害，但都没有动摇和屈服。因为狱中发生一起“递纸条子”事件，杨道生从保护秘密支部的安全出发，把这件不是他干的事包揽过来。尽管他一直没有暴露真正身份，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仍认定他一定是“大共产党”，决定处以“密裁”。1942年6月3日深夜，一个宪兵团以破布塞住他的嘴巴，将他押解到成都东郊沙河堡野地，将刺刀刺进他的心脏和太阳穴，随即拿镪水腐蚀尸体。牺牲时，他年仅32岁。他在狱中曾写诗明志，誓死不屈，诗曰：“中原大地起蛟腾，三字沉冤恨未消。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诗文充分体现了杨道生对党忠心耿耿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游峨嵋山”和“中原”均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

　　三子杨黄霖，字绍宇，曾用名杨肇基。在淮安中学读书时受母亲和兄长的影响，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党的外围活动。七七事变后，经董必武介绍到延安陕北公学读书，1938年入党，后来在延安保卫处受特别训练，调延安交际处任保卫科长。杨黄霖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曾参与破获过国民党重庆的密电，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948年调任北京人民革命大学保卫科长，1953年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1953年任卫生部保卫处长，1960年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社长。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为党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子杨显基，1939年7月在成都入党，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在四川内江甘蔗糖试验场任技术员，以此为掩护，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47年下半年进入苏北解放区，从事文教方面的工作，之后随大军过江，在苏南公学任教员。1953年调至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动力研究所任秘书、主任等职。1966年至1973年下放至金坛河口公社，后调任金坛县交通局长。

　　长女杨婺辉，虽非肖禹所生，肖禹一视同仁培养至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与周作生结婚。周作生留学美国学习经济专业，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婺辉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直到90多岁在北京去世。

　　三女杨静，又名杨婺华，1937年在北京华光学校读书，在延安入党，历任晋察冀边区妇救主任、晋察冀边区政治指导员、晋察冀热辽军区军工厂指导员、后勤部总支书记等职。1953年转地方工作，先后任广州市外贸分局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杨静的丈夫詹才芳，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历次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成长为军队的高級将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大军区正职），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长孙杨欣，杨道生烈士之子，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1947年参军，在保卫延安和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中，多次立功受奖。后来长期在中央军委和总参的直属机关工作，历任参谋、秘书、副主任等职。

　　杨晶明还有位堂弟杨肆，担任国民党军统技研室主任，拥有少将军衔，在杨述的帮助下成长为长期潜伏在军统高层的红色电讯专家，为中共传送情报作出了卓越贡献。

　　杨道生遇难后，肖禹强忍悲痛，拒绝国民党的各种诱惑，带着儿媳、儿子及孙子流落到四川隆昌乡下，靠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为生，生活异常艰难。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八路军办事处派人找到落难的杨家三代人，并把他们接到重庆。周恩来特地去办事处看望肖禹，并说：“杨老太太，你们全家参加革命，是一个革命家庭啊！”后经组织安排，肖禹以及烈士杨道生的妻儿，由飞机送往延安。

　　毛泽东听了肖禹毁家纾国难的故事，十分感动，亲自接见了杨氏一家人。毛泽东亲切地称道：“杨家是革命之家，肖禹是革命母亲。”

　　1948年9月3日，肖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不幸病逝，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为她撰写了碑文：“女共产党人杨肖禹，江苏扬州人，笃信真理，教子革命，年四十八入中国共产党。尝毕其私蓄，为党兴办事业;殚其精力，为党掩护工作。爱子成仁而不顾，镣铐在前而不屈，险巨备经，忠贞若一。一九四五年来解放区，明年患脑溢血。方期愈可，再事辛劳，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一九四八年八月卒于河北平山，享年五十又七。呜呼，大慈大勇，吾党范型。斯人不萎，含哀永念。所生四子三女，并两媳两孙，尽在革命中人。长子本基，一九四○年被捕，不违母教，从容赴义。”中直机关党委向她敬送了花圈，挽联上写道：“您自己革命，儿、媳革命，孙子又革命。您是好母亲，好婆婆，好祖母。您是一个模范的女同志。”

　　一门10余人，抗战初期投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阵营，真是现代版的杨家将，一门忠烈，在中共党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是当之无愧的“革命之家”！

　　杨晶明夫妻，经受了信念和忠诚的考验，才采摘到爱情之果

　　杨晶明1916年生，自小在家附近读私塾，二哥杨述有位同窗好友刘作先，也是淮安人，时常来杨家找杨述，一来二去，杨晶明与刘作先也熟悉了。

　　后来，杨母肖禹做主将杨晶明许配给刘作先，刘作先大杨晶明1岁，当时两人都不满弱冠之龄。两人一商量，决定多读点书，为多灾多难的国家作点贡献。就这样，1934年刘作先到上海同济大学读书，而杨晶明因为二哥杨述考上清华大学，她也跟随到北平，进入北平光华女中读书。

　　1937年，杨晶明参加了光华女中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她深入民间宣传并担任小组长，在二哥杨述的影响下，于当年3月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杨晶明除了带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深入民间宣传抗日外，还和队员一起学习护理知识，为伤员包扎伤口。随着北平局势日益紧张，杨晶明和同学被迫来到南京“平津学生流亡招待所”避难。此时她与刘作先也失去了联系。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杨晶明等10多位热血青年认为其政策是错误的，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此时已值冬天，二哥杨述说“你们还是到延安抗大去吧”。于是，在二哥的帮助下，他们先到西安办事处找联系人，然后，一行10多人怀着抗日救国的抱负，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一道道封锁线，马不停蹄地走了10多天、900多里路，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杨晶明他们身上背着行李赶路，后来体力不支，大家一起雇了一辆马车，把行李放在马车上。杨晶明实在走不动了，同学们让她坐在马车的行李上，谁知行进中马受到惊吓，将她从行李上摔下来，腰部受伤，从此落下了腰部毛病，阴雨天就会酸痛。

　　陕北公学是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战火中的大学。杨晶明等知识青年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在陕北公学，杨晶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你们为了民族解放，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万里步行……”让杨晶明激动不已。陕北公学的课程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革命理论课，还有一些军事知识，如游击战争等，还学习一些战术动作。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在窑洞里，天气寒冷的时候，钢笔墨水都会结冰，平时吃的都是南瓜、小米粥，节日里才吃到白馒头和肉。但这些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打击杨晶明等人的革命斗志。

　　1938年7月，杨晶明服从组织分配到新四军教导队从事民运工作，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参加识字学习。

　　1940年5月，她又担任新四军五支队民运工作小组长，发动和组织农民、妇女、青年参加抗敌协会，并向他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年6月，杨晶明调任盱眙五区工作。

　　在战争年代，杨晶明遇到的险境不计其数。比如在盱眙百米岗工作期间，敌人突然来袭击距离盱眙10多公里的百米岗，杨晶明和20多位战友在那里工作，被重重包围。当时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正在前线抗敌，杨晶明他们一面组织力量和敌人对峙，一面派出报信员送信，一天一夜后增援部队到达，击退了重围的敌人，杨晶明和战友才转危为安。

　　1940年底，刘作先寻找杨晶明到了四川，遇到被捕前的杨道生，还有肖禹等人。但是对于杨晶明的下落，大家都不知道。刘作先暂由地下党组织介绍去教书。后来，他参与了党组织营救和寻找肖禹和大嫂的工作。这期间，有很多次“红娘” “月老”为他介绍女学生，但他铁了心地要等杨晶明的确切消息。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时，杨晶明已先期撤离，不然也“光荣”了。

　　1942年，敌人大扫荡，刚随部队到达盐城的杨晶明被迫转移到阜宁八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又调到淮安石塘区任区委书记。也在这个时候，刘作先偶然打听到杨晶明还活着，他兴奋异常，马上想去找，但是当时复杂的条件不允许。后经组织同意，1946年，刘作先进入华中一分区。

　　1948年，杨晶明根据组织安排，调到华中工委民运队工作。此时杨晶明和刘作先才得以相见。两人此时都已过而立之年，一别已有10多年。相见之时，真是百感交集。作为杨晶明来说，长期身处男性众多的军队里工作，追求者自然数不清，但她心中只容纳一人，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前，她不肯接纳任何一位追求者。

　　见面后，两人都在华中公学，后来改名华中大学解放区干部训练学校任职。1949年3月，组织口头通知，同意两人喜结良缘。但处在渡江战役前夕，各自忙于战前准备，都无暇顾及婚事。4月他们随军南下苏州，在苏州人民欢庆胜利之际，两人终于又碰头了。他们心情激动万分，一是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二是也庆祝他们终于可以相聚一起。两人相约走进苏州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此时他们分别是33岁和34岁了，对爱情的坚贞如同对党的信仰一样，最终采摘到了胜利之果。

　　婚后，夫妻俩留在苏州工作，1958年杨晶明调到吴江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后任县监委副书记、吴江中学党支部书记。刘作先随之调到吴江师范，后调吴江教育局工作。“文革”中夫妻俩均受到冲击，但两人对党组织和对方始终坚信不疑。两人生活自律，从不以权谋私，杨晶明作为苏州市唯一一位1937年入党的红军女干部，每次领导上门问她有什么样困难和要求，她总说没有。其实身边的女儿已经从集体企业下岗，她从不肯出面为子女的工作问题提出要求，夫妻俩最后居住的住宅也只有78平方米，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刘作先于2002年8月28日去世，杨晶明于2016年11月30日去世。

　　杨述夫妻，其妻差点成了吴江人媳妇，残酷的岁月突显了忠贞

　　杨述之妻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生于北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父魏仲衡早年留学日本，专修铁路，是孙中山手下一批年轻人之一。

　　1934年9月，韦君宜进入清华大学读书。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和杨述结婚之前，韦君宜有过一位未婚夫，两人从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相恋，直到毕业离校一起到武汉，已经准备结婚了，他就是孙世实。

　　孙世实是吴江七都叶港村人，1918年生，又名孙方，在家排行第二。父亲孙本文是当时中央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1935年孙世实考入清华大学，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他与黄华、蒋南翔等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三月余。出狱后，他作为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出席北平学联大会，被选为北平学联常委;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孙世实由上海至南京，再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宜昌，他与张清华等组织中共宜昌特别支部，后又建立宜昌区委，他任区委书记，领导宜昌、枝江、宜都、公安、石首等县中共组织的开辟工作。1938年夏，他调入中共湖北省委任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湖北省队部训练部长，不久又任省队代理队长。1938年10月，日军包围进攻武汉，孙世实随同《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人员乘坐新升隆轮。他于22日最后一批撤离武汉时，受湖北省委钱瑛委托，负责照顾身患重病的原燕京大学党支部负责人李声簧。23日，该船行至湖北嘉鱼县燕子窝江面，遭日飞机轰炸起火。他找到一块大木板，先把李声簧放在上面，使李得以脱险，而自己不幸在空袭中牺牲，年仅20岁。

　　韦君宜一本很难得被保留下的日记，记录了在1938年2月15日至11月26日这段时间里的经历。其中也包含她与孙世实的情感之旅。

　　韦君宜在11日2日日记中写道：“云小孙等坐船被炸，心又酸又痛又惊惶，已无心写下——他若死了，我不愿生！”

　　5日写道：“实已真死，不能书矣。”

　　7日写道：“两日我已哭了十多次，思前想后，方寸已焚作粉碎，前尘影事，兜上心来，不知今后我何以为生……一闻凶耗，我已决去第五战区，接以此命，丧诸疆场。……一想起小孙的死狀，可还有丝毫乐趣？伤哉小孙！痛哉小孙！惨哉小孙！他今既死，我何独生？……我爱世实，甚于一切，甚于我自己的生命！”

　　孙世实去世后，韦君宜写下了不少伤痛的文字，“到今日只恨一身多”，她也想求死，人几近疯呆，“走在街上就想喊，会在车上用脚踹踏板，我就要跳起来”。孙世实的去世是她一生不曾愈合、隐隐作痛的伤口。

　　韦君宜想到跟着孙世实一起去死，但是自杀，便宜了日军，她要上前线作战。于是，她选择去延安，途中她精神恍然，竟然将介绍信和钱包全丢了。最后她找到清华大学的同学杨述，杨述也是孙世实和韦君宜的清华同学，差不多是一起入党的，在杨述等人的帮助下，她才来到延安。到了延安，她才知道，延安是后方，不是前线。

　　1939年底，组织上送杨述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杨述的到来，事出有因。因为1938年5月，共产党重庆市委（后改称川东特委）成立，他担任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1939年5月1日，重庆市群众团体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他出席大会时被特务盯上并逮捕，在被捕前，他把党的重要文件吞入肚中，在押送途中经过党组织集会地点五月书店时，又故意高呼“共产党万岁”，给书店里的同志们通风报信，让他们及时转移。在狱中，他遭受了酷刑折磨，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后来，中共元老董必武出面与国民党交涉，要求当局释放杨述;在国民政府兼职的周恩来也亲自出面，坚称杨述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最终将他保释出来，这样党组织就把他送往了延安。

　　杨述到来后，对韦君宜关怀体贴，使她心中的伤口慢慢愈合。

　　1940年，杨述被派到陕北，在绥德师范、米脂中学担任党支部书记，兼任绥德青委委员。在此期间他与韦君宜结为夫妻。

　　杨述是现代杨家将的主心骨，是全家人参加革命的主要领路人。但他自己的路却也走得异常艰辛，但他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信任。

　　杨述曾写了一首颂扬毛泽东的诗歌：“演讲语并不惊人，大家听得味津津。中国土生中国长，道地中国一平民。从古无人比得上，他是中国的列宁。千万人民齐爱戴，他和群众一条心。平平常常书生貌，一颗勤劳大众心。”此诗遭到绥德地委某领导的严厉批评，认为这首诗贬低了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不许刊登。杨述不服，将诗寄给毛泽东，请他定夺。毛泽东看后，批示说：“小诗无罪，可以刊登。”一场风波至此才平息。

　　不久，整风运动开始，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不少干部成了“特务”。运动不断扩大化，有消息说“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现了，要追查到底。杨述曾是川东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并很快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韦君宜得知此消息后，搂着一岁多正在生病的女儿在窑洞里伤心哭泣。杨述看到后，对妻子说：“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妻子说：“我当然不会信。”期间，杨述仍以满腔热情工作，主编《抗战报》。后来工作做不下去了，他直接上书毛泽东，毛泽东发了话，他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其后他又相继在马列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工作。曾任新华社日语广播组组长、《解放日报》编辑和秘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新华社特派记者身份随中共代表团前往重庆，参加重庆谈判。1948年，调中共“青委”，筹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新中国成立后，杨述曾任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中国青年报社社长。1953年，调中共北京市委任常委、宣传部长兼高校党委第二书记。1955年7月至1961年1月任北京市委常委，后任《中国青年报》总编。1961年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教办公室主任。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文革”中，杨述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遭冷眼、被辱骂、被捆绑、被监禁，其时，夫妻俩同时遭受残酷迫害，都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他们有子女3人，其中二儿子被一些借势欺人者打坏了脑子，造成精神残疾。在此期间，韦君宜自己也一度精神失常。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杨述仍旧鼓励妻子要相信党相信政府。

　　1978年，杨述夫妻得以平反昭雪。

　　1979年，杨述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1980年9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7岁。著有《青春漫语》《记一二·九》等书。

　　妻子韦君宜，后来成为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作家。

　　韦君宜的编辑工作是从延安编辑《中国青年》时开始的。建国初期她主编《中国青年》《文艺学习》，还担任过《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文革”期间工作停止，平反后她返回原岗位，一直工作到1985年底离休。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25年，从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到总编辑、社长，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是兢兢业业，从不端领导架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她的工作效率极高、责任心极强，帮助提携了很多后起之秀，如王蒙、莫应丰、冯骥才、张蔓菱等等。

　　在“为人作嫁”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余，她勤奋写作，成为有特色、有成就的作家。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离休的告别会上深情地感慨道：“我一辈子为人做嫁衣裳，现在该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离休后她整理出版了长篇小说《母与子》，這是以肖禹和杨道生为原型的力作;《露沙的路》是描写她自己在失去恋人孙世实后赴延安，又怎样与杨述结为夫妻以及她所亲历的那个年代;另外还有中篇小说《洗礼》，中短篇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梦》等。韦君宜通过自己的笔，记录下许多回忆“一二·九”老同学的文章，孙世实、夏英喆、韦毓梅，还有与她一样辗转颠簸于革命路途中的杨述、蒋南翔、王瑶、钱伟长、于光远、齐燕铭……最后在病床上仍旧完成了她的激情之作《思痛录》，这是她亲历战争残酷现实和革命史上“左”祸诸多不堪，思痛之余，给后代留下的有益启示，她对成长着的中国共产党保持革命信仰的初心，充满信心。2012年，在她去世后的第10年，后人给她结集出版了《韦君宜文集》五卷，这是她一生文学创作和编辑生涯的总结。

　　2018年3月31日，为纪念韦君宜，由中国作协、中国出版集团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承办的纪念韦君宜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在中国现代文学纪念馆隆重举行。人们没有忘记韦君宜在中国文坛史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