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

　　成为一名女大学生是我从小的梦想。小时候我家住在南京察哈尔路路口一个小院内，院内有一邻居，孩子们不知为什么都叫她三姨娘。据说三姨娘家以前很有钱，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那栋楼，都是她家的，后来由房管所接管，给她留了两间大的。三姨娘终身未婚，只有一个侄女儿在外地上大学，节假日常来看她。那个大姐姐每次来，穿一身裁剪合体的藏蓝色翻领上衣、长裤，里面一件雪白的衬衣，衬衣的领子平平整整地翻在蓝上衣的外面，短发、白框眼镜，清爽、文静，那气质风度，与院子里的其他大姐姐截然不同。每当她从院子里走过，我的视线都紧紧随着她的身影移动，小小的心里满满的羡慕。大姐姐毕业后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分配去了宁夏，多年后举家返宁，住进了三姨娘屋里，还和我在同一学校任教，成了同事。和她说起当年的往事，她大为惊讶，全然不知因为她，我那时就立志一定要上大学。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的小学时代复课闹革命，常常搞大批判小分队，时不时做做战备砖。中学时一学期有半学期在学工学农，历史、地理不开，生物课改学农业机械。记得有一次，文弱的生物老师弄到一辆拖拉机，在操场上让我们学开。发动时要拼命摇那个手把，女生哪摇得动，我用尽浑身力气，不料手把突然飞脱，砸在我膝盖上，差点没把膝盖砸碎，青紫了很久。上课不正规，大学不招生，大学梦与我似乎渐行渐远。后来听说邻居家一位远在新疆插队的儿子当上了工农兵学员，大家都去祝贺。我赶紧打听什么是工农兵学员，知道是要工作或插队后表现好，被推荐才能去。暗下决心，将来工作后一定要好好表现。

　　转眼1977年夏天，高中毕业，坐等分配工作，却通知要一年以后，只能待业。百无聊赖之际，居委会孙主任找上门来。孙主任以前是位家庭妇女，因为热心居委会事务，渐渐被提拔为主任。工作做得好，但她不识字，区里、街道要她介绍经验，她写不出来，知我高中毕业，便要我去帮忙。需要时写写稿子，并陪她去发言，平时在居委会做做穿心莲（一种治心脏病的胶囊），工资14块一月。很开心啊！别人或待业或插队，我开始拿钱了。于是，写稿子、发言、晒草药、磨药粉、灌胶囊，日子一天天过。孙主任很高兴，我原来小学的校长找到她商量，希望让我去做代课老师，她也一口回绝了。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平地一声春雷，1977年恢复高考通知下来了。什么准备都没有啊！一边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候，一边手忙脚乱，报名、考试，还要预考。出了考场，料想没戏，继续灌胶囊。谁知通过了，统考通知单到手，离考试还有一星期，我不知喜忧，一脸懵。孙主任坐在办公桌后，点支烟，看着我，悠悠地说：“看来我们小何将来是要坐办公室的。”还坐办公室，我拿什么考？不用说，最后我落榜了，甚至连题目都看错了。不过这倒也给了我1978年再考的信心。

　　第二年，再次报名时，我的母校鲁迅中学（现在的南师附中）为我们这些已经离校的学生办高考补习班，历史、地理等学科都有。因为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补习班放在平日不用的大教室里，找了一些旧桌子，没有凳子，只能让我们从家里自带。回家一说，父亲指着我常用的一张方凳说：“就用这张吧！”这张方凳厚墩墩的，非常结实，是母亲当年嫁妆里的一件。母亲的嫁妆包括一张雕花大床、一个大橱、一个五斗橱、一张八仙桌、四把靠背椅、四张方凳。我的外公曾在常州有名的木匠街上开了一家家具店，据说生意不错，所以母亲的嫁妆也是用料扎实、做工讲究，全套家具没有钉子，全部靠榫头，桌凳面板也比一般家具要宽大厚重些。我上学时图清静，其中一张方凳就成了我的御用书桌，做作业时，将方凳加一张小板凳拖到角落，便不再有人打擾。父亲找来一点黄油漆，在凳的内面写上我的名字，这张方凳从此伴随我高考，伴随我成长，成了我的“幸运凳”。

　　印象中，这是我第二次自带板凳上学了。第一次是在常州武进乡下村里小学堂上一年级。我从小在乡下跟爷爷奶奶长大，到上学年龄时，父母要接我回南京，但我的生日是9月16日，上学报名生日截止到8月31日，差了半月，只能回乡下等一年。爷爷看我一晃疯玩半年，心下着急，觉得无论如何需要启启蒙，于是开春便把我送到小学堂去插班。小学堂设在以前一户大户人家的屋子里，屋子虽大，桌子却都是石条垒起来的，没有凳子，学生都是自带凳子。我每天自带小板凳坐在最后一排，没有课本，也听不太懂，基本上是做做小动作。过了两月，回南京上学，老师说：“上过一年级了？那就二年级吧。”我一句南京话不会讲，一个拼音没学过，进了二年级。母亲心忧：跟不上怎么办？好在小孩子有天生的语言能力，加上学校也经常停课，过过也就跟上了。没想到十多年后我又要带板凳上学了。

　　补习的日子是紧张的，坐着那张宽厚的方凳上课，心里特别踏实平静。历史、地理第一次听老师讲，觉得要背的东西好多。下课回家，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做习题，甚至走在路上也在背书。时值六月，天气炎热，我与奶奶住一屋，为了不影响老人家休息，我不能挑灯夜战，晚上10点前必须睡觉。我拿了一张单人草席，在父母房里墙角靠窗的地板上睡下，黑暗中默默背书，早上5点多，天刚亮，我就悄悄坐起，原地不动看书。家人起床后，洗漱、做早餐，来回走动，我心无旁骛，浑然不觉。奶奶见我每日窗下盘腿入定，完全无视身边人事，急得对母亲说：你快管管，这孩子有病了，要得神经病的。终于到了考试日，考完全部科目，算算应该差不多，默默祈祷：老天保佑！

　　刚刚考完，工作通知书到了，红卫硫酸厂。这是一家生产强腐蚀性工业用硫酸的区属大集体企业，地址就在著名的鬼脸城下。当时的鬼脸城下，是真正的荒郊野外，秦淮河西面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厂里设备老旧，生产中常出故障，造成二氧化硫气体泄露，刺鼻的气味随着风向飘。飘向西北方向，大片庄稼倒伏，厂里要赔偿;飘向东北方向，省政府领导闻到气味，立刻电话过来，停产检修。我的大学梦尚未实现，先做了工厂的青年女工。当时，我被安排在控制室，任务是抄仪表，每隔一小时，将一排排仪表盘上的数据抄下来，学徒工资，也是14块。工作不累，但是要三班倒。二班夜班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夜里11点上班或下班，从家到鬼脸城下，窄窄的小马路望不到头，伸手不见五指，拣一块石头扔出去，听见声音看不见落点，我一人不敢走，父亲和弟弟只能每天轮着接送，为防不测，自行车篓里还放个榔头。每每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就心心念念：能不能考上啊？什么时候有消息啊？但又怕厂里领导觉得我不安心工作，焦虑也不敢显露。我的师傅姓曹，是南大一个教授的女儿，温文尔雅，初中毕业就进了厂。知我高考结束等成绩，对我特别照顾。夜班不准睡觉，她悄悄找个地方给我睡，到点叫我。常常看我睡着了，也不叫我，自己去抄表。我不好意思，再不敢睡。

　　等待的日子总显得那么漫长，三个月后，十月初的一天，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兴奋地怎么也睡不着，终于成为女大学生了！就这样，我走进了南师，走进了七八（2）这个温暖的集体。至于我的“幸运凳”，尽管经过多次搬家，母亲的一房嫁妆早已不存，唯有这张方凳一直留在我身边，直到今天，60多岁的“幸运凳”依然在我的床头，享受着床头柜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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